第三节 建立党的早期组织
一、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早在1920年2月初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之际，二人就相约要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以前柏文蔚的住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高高的门楣上方，用砖砌了一个“A”字形的门檐。
突然有一天，一位俄国客人的到来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此人正是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吴廷康），他是由李大钊介绍来的，同行的还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连斯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等人的介绍，维经斯基结识了李大钊，并举行了几次座谈会。此时恰巧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刚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对俄国来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苏联人来到了北京，大家都异常兴奋。维经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详细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与此同时，他也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看得很清楚，还很关心五四运动。并且非常熟悉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历史。李大钊通过与维经斯基的接触和了解，坚定了建立一个“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的组织”的决心，并于当月与高君宇、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维经斯基提出要李大钊领导组织中国共产党。而李大钊认为在思想界，陈独秀要比自己的号召力更强，所以介绍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联系。
维经斯基等人很快到达上海，首先与陈独秀见面，并由陈独秀介绍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达、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通过交谈，维经斯基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产业工人最为集中、力量最大。在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的罢工，又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因而上海具备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雄厚的阶级基础。而在当时，上海已经聚集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马克思主义已在上海广为传播，因此，上海又具备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便成为必然。
二、成立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5月间，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问题，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为上海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有益的尝试。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陈独秀马上加快建党步伐，并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准备。关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张申府，并要他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党的名称叫“中国共产党”。
7月14日-18日，四天的直皖战争速战速决，曹锟和张作霖的直奉联军战胜了段祺瑞的皖军，段祺瑞被迫下野。直皖战争结束的第二天，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人在上海举行了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随后，在上海又召开了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陈独秀等人积极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发起组会议是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举行的。会议明确提出了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国扩大共产主义宣传，组建共产党的任务；并商定由共产国际为此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相应的条件；并根据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宣言和决议的精神，一致主张成立中国共产党，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7月19日的会议后，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等四位革命者组成。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三个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随后，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
三、推动各地党组织的建立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建立，陈独秀即写信向李大钊介绍了有关情况，又通过张国焘、张申府由上海回北京之机，与李大钊相约尽快建立党组织。8月底，张国焘由上海回到北京，即将此意见转告李大钊，李大钊表示赞成。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任书记。除此以外，在武汉、长沙、济南、广东以及海外共产主义小组也在陈独秀的指导和参与下相继成立。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着发起者和联络中心的作用，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了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陈独秀不仅从理论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做了大量的筹建党的具体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迈出了坚实而重要的一步，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大大前进了一步。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开展实际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着精心的准备。
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并从该号起开始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全面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俄罗斯研究”专栏的开辟，使人们系统地了解了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并以事实消除了人们对苏俄的误解。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出版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该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理论阵地，除了重点介绍了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的知识以外，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及其与其他一切党派的区别，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共产党》月刊的出版，促进了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使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任务，提高了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统一了思想。
为了提高工人们的觉悟，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办了一批通俗易懂的工人刊物。1920年8月，创办了《劳动界》周刊，通过国外劳动界、国内劳动界等栏目，以生动活泼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向工人揭露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的罪恶，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工人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实践。
早在1920年2月初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之际，二人就相约要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以前柏文蔚的住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高高的门楣上方，用砖砌了一个“A”字形的门檐。
突然有一天，一位俄国客人的到来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此人正是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吴廷康），他是由李大钊介绍来的，同行的还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连斯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等人的介绍，维经斯基结识了李大钊，并举行了几次座谈会。此时恰巧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刚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对俄国来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苏联人来到了北京，大家都异常兴奋。维经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详细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与此同时，他也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看得很清楚，还很关心五四运动。并且非常熟悉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历史。李大钊通过与维经斯基的接触和了解，坚定了建立一个“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的组织”的决心，并于当月与高君宇、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维经斯基提出要李大钊领导组织中国共产党。而李大钊认为在思想界，陈独秀要比自己的号召力更强，所以介绍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联系。
维经斯基等人很快到达上海，首先与陈独秀见面，并由陈独秀介绍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达、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通过交谈，维经斯基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产业工人最为集中、力量最大。在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的罢工，又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因而上海具备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雄厚的阶级基础。而在当时，上海已经聚集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马克思主义已在上海广为传播，因此，上海又具备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便成为必然。
二、成立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5月间，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问题，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为上海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有益的尝试。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陈独秀马上加快建党步伐，并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准备。关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张申府，并要他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党的名称叫“中国共产党”。
7月14日-18日，四天的直皖战争速战速决，曹锟和张作霖的直奉联军战胜了段祺瑞的皖军，段祺瑞被迫下野。直皖战争结束的第二天，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人在上海举行了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随后，在上海又召开了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陈独秀等人积极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发起组会议是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举行的。会议明确提出了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国扩大共产主义宣传，组建共产党的任务；并商定由共产国际为此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相应的条件；并根据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宣言和决议的精神，一致主张成立中国共产党，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7月19日的会议后，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等四位革命者组成。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三个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随后，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
三、推动各地党组织的建立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建立，陈独秀即写信向李大钊介绍了有关情况，又通过张国焘、张申府由上海回北京之机，与李大钊相约尽快建立党组织。8月底，张国焘由上海回到北京，即将此意见转告李大钊，李大钊表示赞成。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任书记。除此以外，在武汉、长沙、济南、广东以及海外共产主义小组也在陈独秀的指导和参与下相继成立。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着发起者和联络中心的作用，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了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陈独秀不仅从理论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做了大量的筹建党的具体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迈出了坚实而重要的一步，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大大前进了一步。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开展实际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着精心的准备。
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并从该号起开始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全面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俄罗斯研究”专栏的开辟，使人们系统地了解了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并以事实消除了人们对苏俄的误解。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出版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该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理论阵地，除了重点介绍了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的知识以外，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及其与其他一切党派的区别，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共产党》月刊的出版，促进了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使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任务，提高了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统一了思想。
为了提高工人们的觉悟，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办了一批通俗易懂的工人刊物。1920年8月，创办了《劳动界》周刊，通过国外劳动界、国内劳动界等栏目，以生动活泼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向工人揭露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的罪恶，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工人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