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的抉择
一、新文化运动阵营分裂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也发生了分化。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直到五四运动，大体上由三部分人参加，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形成了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战线，“五四”以后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反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即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路线和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两者斗争的焦点就是是否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陈独秀被捕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他改变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初衷，改变了《每周评论》原有的政治方向和版式，亦把第26、27号编成《杜威讲演录》专号，散布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实际上是实用主义，是19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五四”时期，由胡适介绍到中国来，译为实验主义。其主要特征是：片面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地进化和改良。“五四”前夕，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威，经胡适邀请来到中国。杜威到北京后，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五次长篇演说，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扬了实验主义。
二、面对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1919年7月20日，胡适又在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提出谈主义的所谓三个教训：第一，攻击“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第三，主张一点一滴地改良，诬蔑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反对谈“主义”的目的，就是反对“根本解决”。在该文的结尾，胡适说得更明白：“‘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胡适反对的“主义”，从他当时总的政治倾向和该文的锋芒所指，是在提倡“研究问题”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也不仅如此，在该文中，胡适也反对“高谈民生主义”和“高谈无政府主义”。因此，胡适的论调立即遭到批驳。
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利用回老家避难时间，写了反驳胡适的文章《再论问题主义》，并发表于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系统批驳了胡适的论调。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而“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公开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认为一点一滴地改良是不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陈独秀由于身陷囹圄，无法及时参加到这场论争中去。出狱以后，到底是支持李大钊还是支持胡适，对于《新青年》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每周评论》已被军阀政府勒令停刊，《新青年》如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发挥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巨大号召力，确实需要陈独秀作出抉择。1919年10月5日，《新青年》编辑部在胡适寓所召开会议，决定编辑权问题。胡适反对轮流担任编辑的办法，曾在会前对沈尹默等人说，《新青年》应由他一人来编，但遭到鲁迅等人的反对。会议经讨论决定，《新青年》自第7卷第1号起，由陈独秀一人来编。这一决定，保证了《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方向。
总体来说，陈独秀虽没有直接参加主义与问题的论战，但他的态度是肯定主义的，是站在李大钊这一方面的。1920年12月，陈独秀发表了《主义与努力》的随感录，科学地论证了主义与努力的关系：“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也发生了分化。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直到五四运动，大体上由三部分人参加，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形成了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战线，“五四”以后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反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即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路线和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两者斗争的焦点就是是否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陈独秀被捕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他改变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初衷，改变了《每周评论》原有的政治方向和版式，亦把第26、27号编成《杜威讲演录》专号，散布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实际上是实用主义，是19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五四”时期，由胡适介绍到中国来，译为实验主义。其主要特征是：片面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地进化和改良。“五四”前夕，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威，经胡适邀请来到中国。杜威到北京后，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五次长篇演说，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扬了实验主义。
二、面对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1919年7月20日，胡适又在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提出谈主义的所谓三个教训：第一，攻击“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第三，主张一点一滴地改良，诬蔑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反对谈“主义”的目的，就是反对“根本解决”。在该文的结尾，胡适说得更明白：“‘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胡适反对的“主义”，从他当时总的政治倾向和该文的锋芒所指，是在提倡“研究问题”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也不仅如此，在该文中，胡适也反对“高谈民生主义”和“高谈无政府主义”。因此，胡适的论调立即遭到批驳。
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利用回老家避难时间，写了反驳胡适的文章《再论问题主义》，并发表于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系统批驳了胡适的论调。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而“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公开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认为一点一滴地改良是不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陈独秀由于身陷囹圄，无法及时参加到这场论争中去。出狱以后，到底是支持李大钊还是支持胡适，对于《新青年》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每周评论》已被军阀政府勒令停刊，《新青年》如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发挥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巨大号召力，确实需要陈独秀作出抉择。1919年10月5日，《新青年》编辑部在胡适寓所召开会议，决定编辑权问题。胡适反对轮流担任编辑的办法，曾在会前对沈尹默等人说，《新青年》应由他一人来编，但遭到鲁迅等人的反对。会议经讨论决定，《新青年》自第7卷第1号起，由陈独秀一人来编。这一决定，保证了《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方向。
总体来说，陈独秀虽没有直接参加主义与问题的论战，但他的态度是肯定主义的，是站在李大钊这一方面的。1920年12月，陈独秀发表了《主义与努力》的随感录，科学地论证了主义与努力的关系：“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