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红卫兵造反、串联、武斗，短短两年把中国搞得 “天翻地覆”。尔后，毛主席为他们安排了去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12月)。于是，1966—1968年积压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400多万人半年内分散到了各地农村乃至边疆。虽然国家给每个知识青年发放了280元安家费、0.3立方米木材，但农村不可能马上给那么多人盖房，第一批知青居住条件非常艰苦。姐也在第一批知青的行列，因为跟妈在一起，住到了农民家。同去的知青住在生产小队的库房，在那里我亲眼见过大老鼠串来串去。

        起初下乡由学校统一安排，整班集体下放，下去以后学校不再负责，所有责任都交给农村，给农村造成很大负担。我毕业的前几年，已经改成到父母单位定点的农村下乡。即城里的机关·工厂在农村建立“青年点”，把本单位职工的子弟下放到那里，并安排一名干部常住“青年点”，负责教育指导知青的生活，解决知青中出现的问题，不仅减轻了农村的负担，各单位还能给定点的农村带去一些实惠，也让城里工作的父母安心。

        常常觉得妈是一个思路活跃，能量很大的人。当年把我过继给表姑，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举动。现在为了把我办回到身边，又开始了新设想：让我随姐的单位下乡。
         姐返城后在石家庄机械局下属的汽车发动机厂当了工人。一般父母双亡的人可以跟兄姐单位下乡，我父母双全，姐在那里还是个学徒工，没有理由到姐单位的青年点下乡。但是，要办我回来，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妈开始攻这条路。

        要走这条路，需要打通3个关系：①让姐的单位同意我作为子弟去他们的青年点；②姐单位的青年点在赵县，所以要赵县知青办盖章，同意接受辽宁来的知青；③锦州知青办同意将我的安家费拨到赵县。

        妈弄清门路，没有征求我和爸的意见就开始行动了。妈在赵县南柏舍下放时认识了在那里蹲点的机械局的干部老张，妈托他去跟姐的单位说情。后来听老张说，我妈在赵县的时候动不动就把话题转到我身上，知道我妈有多么想念我，他同情我妈，就去找了姐单位的厂长。局里的人说话了，厂长也就同意了。这一关就这么轻易地过去了。

        第②关，赵县知青办同意接受的章。那时都不愿意接受外来知青，没有相当的理由就只有走后门。赵县知青办的秘书是妈的妹夫(住在太原)的妹妹(住在天津)的同事的儿子。这样绕了一圈找到了一个关系，妈让姐去办。因为姐比妈熟悉赵县，曾经见过那个秘书。姐上“三班倒”怠慢了几天，妈就向姐下通牒：“新力一天不回来，这个家就一天没有安宁”。姐到现在还常常向我抱怨妈的这句话。再说那秘书，虽然不解“怎么有个异姓妹妹”，看在他家长的面子上还是给盖了章。

　　第③关就是锦州知青办了。锦州市知青办跟锦州市团市委在一起，离我们学校很近。当时没有复印机，宣传材料都是刻钢板油印，有时干脆手抄，我常常被叫去帮忙。组织我们抄材料的女同志正好负责知青的事情，她不仅痛快地答应把我的安家费转到赵县，还让我把去时的车票和托运行李的发票一并寄到锦州市知青办，给我报销。

        尽管费了很多事，但是下乡相对容易，回城要比登天难。

        如果不接受妈的安排，留在锦州会是什么样呢？

        爸所在的前五里营子生产大队离城里近，只种蔬菜，劳动强度比大田作物的农村轻，工分值高，中学毕业生在那里也能挣出个工厂学徒工的钱。远乡姑娘托人找关系要嫁到那里，但是我不能去。

        同样是城市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却有“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之分。两者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命运将完全不同。“下乡知青”是城市户口的青年到农村去插队，将来有机会选调回城市。“回乡青年”原本是农村户口，在城里上了学而已，所以被认为“你原本是农村人，就应该回到农村去”，将来不可能有招工机会。前五里营子的孩子们都在锦州市上中学，但都是“回乡青年”，尽管我是城市户口，因爸在那里务农，我也会被看成回乡青年，为了将来，前五里营子条件再好，我也不能去。
     剩下的一条路是随我户口所在的街道或区下乡。我自己对去哪里都无所谓，爸不同意我留在锦州地区。锦州是爸的出生地，爸却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和饮食，不喜欢锦州，所以坚决要我回河北。也许妈太了解爸，知道他不会反对，所以没有和爸商量就自己行动起来了。

我就像一个包袱，从小在爸妈之间传来传去，现在又轮到姐来分担一部分重量。制度上的不公平加紧了亲属间的连带，拉关系走后门成了对付制度造成的不公的自卫手段。

去向定了，心情反而不安起来。河北赵县南寺庄公社南寺庄大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落？汽车发动机厂的青年点是什么样的集体？他们怎样对待我这个外来户？……

学校已经不上课也没有政治学习了，每天到学校老师通知一些事情，剩下的时间就自由了。到不到学校都无所谓了，我们反而更认真地上学了。每天准时到学校是为了跟要好的同学凑在一起，过最后几天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就在这最后一段时间的上学路上，遇到了我一直忘不了的三件事。  

 (1)一个懂事的男孩

     一天放学后，熊燕从后面追上来说：“新力，到我家去坐坐吧，你还记得小明吗?” 见我犹豫，她又补充道：“ 小明经常来我家打听你，他对你一直有好感”。见我不置可否，熊燕接着说“文革开始后不久，他爸爸就自杀了。他帮着妈妈照顾残疾的弟弟和小妹妹，可懂事啦，我们院子的人都夸他”。

      小明是跟熊燕住同院的男孩，跟我们一个年级，不在同一所学校。小学毕业那年冬天，我跟熊燕搭伴坐夜车，小明也跟熊燕搭伴坐了那趟夜车。因为没有坐位，三人一字排开坐在通道上，我跟熊燕靠在一起，为了不妨碍别人通行，小明坐在另一个坐位的靠背处。

     熊燕和小明去北京看奶奶，到北京后他俩走了，我换车去了石家庄。那天始终没有跟小明讲过话，以后也没有见过面。

    小学4年级以后没有跟男同学说过话，毕业之际凑到一起的话题肯定是下乡的事情。也许是因为有很多不安，我特别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去向。所以那天摇头拒绝了熊燕的邀请。

    可是那以后常常想起“爸爸自杀后，帮着妈妈照顾残疾弟弟和小妹妹”的话。文革初期，我还要靠姐照顾呢，他已经在照顾弟弟妹妹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知小明是怎样承受过来的。
 

(2)和解

      提到东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寒冷。但是，东北人冬天也吃冰棍，这是我刚到东北时最不能理解的。

卖冰棍，是没有职业的城市居民的职业，3分钱一支，利润很小，所以要靠多卖。商店门前总有装着冰棍箱子的手推车，冰棍箱子里放着几个保温桶。商店关门后，卖冰棍的拎着冰棍桶走街串巷。严冬，呼啸的西北风中夹着“冰～棍儿～”的叫卖声，听着有些凄凉。冬天夜长，加之那时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人们还真出来买冰棍打发嘴的寂寞。

小学6年级时写工作日记，打小报告，最终把我推上了路线分析会的那个“板油”小组长家就是卖冰棍的。她家大概卖的历史较长，在锦州买卖最好的地方----锦州百货大楼正门前占有一席之地。我回家去车站时必经她家的冰棍车前，如果遇到她看摊，我就绕道走，避开跟她照面。

那天没有注意，快到她家摊位前时发现板油组长站在那里。上中学后，她在二班，跟我们班不在一个方向，几乎没有照面的机会。开始还能看到她一个人早早地来到学校，后来不见了。只见她有空就帮家里卖冰棍，没见她跟谁一起玩儿过。看着她瘦瘦的两腮，寂寞地等待客人的神情，突然感到很惭愧，惭愧自己当初不该那么想着法气她，也不该在她面前故弄得意。

        她也看到了我，然后马上前倾上身用左手打开冰棍箱子，右手翻开盖在冰棍桶上的棉被，又用左手打开冰棍桶，最后用右手拿出一根冰棍，这一系列动作都非常有规则，非常迅速。接着她又用同样的速度盖好了冰棍箱子。她伸着胳膊把冰棍递给我，什么话都没有，眼神里充满了我心里正泛起的歉疚之意。我执意要给她钱，她一副“你说什么呢”的表情。

        怕挡她生意，我绕到冰棍箱子里侧跟她并排站着。毕竟小学一直是同学，彼此没有什么客气话，随便聊了几句以后，我问了一个我一直不解的问题。到中学毕业时，每个班1／3以上的人都加入了共青团。每隔几个月，学校就红纸黑字地发表一批新团员的名单，那上面始终没有见到她的名字。她是很重视这个荣誉称号的人，不可能没有努力。

        她好像正想跟谁叙说这件事一样，听了我的疑问，开了话匣子：“团组织要想吸收谁入团的时候，先发给他一张油印的表格，然后按照上面写的家庭关系进行调查，调查后认为没有问题了，再发一张像图画纸那么硬的正式表格。我呢，添了那张油印的表格”。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知识。

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你知道辽沈战役吧？”这是个设问句，没有必要回答。“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撤逃时，带走了很多民间做饭的，我爸也在里面。我爸跟着走了20多里路觉着不对头，就偷偷地溜回来了。就这点儿事，我爸档案里居然有‘国民党逃兵’的纪录。校团委说我‘隐瞒家庭问题’。我爸一直在小饭馆做饭，咋就成了国民党逃兵了呢。我气得够呛，问我爸是咋回事？我爸说他根本不知道档案里有这回事。他都不知道，我咋就知道了？完了，背上‘隐瞒家庭问题’的黑锅……”

“隐瞒家庭问题”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政治问题。替她难过，却找不出安慰她的话。她根红苗正，一向活得理直气壮，如果从她那里夺走了“红”牌，她就没有可以自豪的东西了。

   我敢保证，经历了这样的委屈之后，她再也不会给人打小报告了。那以后，她成了我惦记的人之一。

(3)张久玉老师

       校办工厂把电能转化成热能，用热能粘塑料袋。在工厂里当技术指导的是物理老师张久玉。张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寡言少语，但表情总是笑呵呵的。我们每学期都在那里劳动，女生说说笑笑吵吵闹闹，他从来不生气，埋头作自己的事情，有时会朝我们笑一下。前五里营子的朋友二凤常跟我提起张久玉老师，因为他们是亲戚。就是说，张老师最了解我的家境。

     三路汽车站到学校不到200米，靠学校的一侧又干净又清静。那天中午，快走到学校的时候，遇到了张老师，他突然停住脚，笑着对我说：“要毕业了，去的地方定了吗？”

   我最不愿人提起这件事，没想到这位从不多说话的老师第一句就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含糊了一句，张老师又说“张新力，你就作我的孩子跟电机厂下乡吧”。

    张老师如此直截了当让我吃了一惊。二高中跟电机厂挂钩，教师的子弟都随电机厂下乡。太突然了，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摇头。

    后来，张老师找到三姑奶家询问我的去向，说他放心不下。三姑奶特别感动，夸我在学校一定是太好了，才让老师这么惦记的。

     应该说是张老师太善良，太知道我的底细才有了这样的想法的。他不希望我落在前五里营子永远当农民，又怕我落到偏远山村吃苦。电机厂能给农村送去农民最需要的电机，那里的知青待遇相对好一些。
    常常感动他的善良，为一个和自己无亲无故的孩子担心，为那孩子的前途不怕给自己揽麻烦。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感到他那份善意的重量，感到他是真正履行“师之道”的老师。

    那天含含糊糊地塘塞了张老师以后，再没有跟他见过面，至今没有当面致谢，是我心中的一块痼疾。

   1976年 7月15 号，我们领到了9年一贯制的高中毕业证，离开了二高中。前几年才听说，文革后国家不承认我们那批人的高中文凭，我的同学都边工作边回学校补习功课，通过考试的人才重新领了高中毕业证。我没有参加补习，却一直自称高中毕业，谎报高中学历将近30年。  

 
(26)再见、锦州!
 

2016 爸整理自己的贵重物品，里面有我中学的学生证和最后一个月(1976年7月)买三路汽车月票的收据。他交给我让我自己保存。学生证的长度仅8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