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在柳芳心力交瘁地应付霍继成的时候，另一个危机却突然降临。

这是九月初一个周五，柳芳所工作的车间格外热闹。接下来的星期一是劳动节，加拿大的法定节日，又是夏天的最后一个长周末，人人都在议论着去哪里玩儿。有人说要去租船钓鱼，有人说去森林公园露宿，有人说要聚餐吃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

柳芳的心情和他们有些格格不入。霍继成不断地打电话提离婚的事情，搅得她焦头烂额，神情恍惚，所以她既没有参加人们兴致勃勃地议论，也没有感染到轻松欢乐的气氛，只是默默地干自己的活。

柳芳的下班时间通常是五点钟，但是这一天四点半的时候，流水线上的小头头就让她停下手里的活，说是人事部门通知她去一趟。‘人事部门’是一个很正式的称呼，厂里的人一般把它称为‘老板老婆的那间屋子’，因为厂子不大，老板的老婆管着杂事和人事，就坐在那里办公。柳芳和人事部门没有打过很多交道，面试时去过一次，报到上班去填过一次表，仅此而已。她不知道此刻叫她去干什么。

老板的老婆是一个越南华侨，不会讲国语，说一口流利的但带一点口音的英语，柳芳平时不太和她说话，总是觉得交流上有些困难。见到柳芳后，她让柳芳坐下，然后用很快速的语句没有停歇地说了一大串话，这一次柳芳竟然一字不拉地听懂了，她说由于厂里订单减少，不得不削减人员，所以很遗憾地通知她被裁员了，今天是工作的最后一天，下星期就不用来了。说着她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柳芳，告诉她这是柳芳最后两周的工资和一张开给政府部门的表格。最后老板的老婆又说，她知道柳芳是一个好的工人，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首先通知她回来上班。

四点三十五分，柳芳从人事部门出来，手里捏着那个信封。

回家的路显得很长很长。柳芳坐在公交车上，心里乱糟糟的。那个信封她早就打开看过了，一张安省统一的表格，填着柳芳的名字，社会保险号码，在该公司工作的时间，工资总额，上缴的失业保险金总额等。另一张小纸片就是支票了，不用细看柳芳也知道其数额，以往每两个星期她都收到一模一样的支票。虽然她的小时工资仍然很低，不过再低这也是她和儿子的生活费，谁想到这竟是她的最后一张支票了。

柳芳回到家里，看到霍宇刚刚踢球回来，一身一脸的汗，正在冰箱里翻找吃的，肯定是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每天见儿子，柳芳不觉得怎么样，今天细细一打量，发现霍宇比去年刚来的的时候长高了一头还多，完全像个大小伙子了。这么好的儿子，当妈的应该骄傲才是，可是现在他的爸爸就要抛弃他了，他的妈妈失去了工作，今后孩子会怎么样呢？想到这里，柳芳心里又是一阵难过，眼泪几乎流了下来，她忙把脸别了过去，怕儿子看见为她伤心。

照理说像柳芳这样有知识，有体力，又肯吃苦的人，不至于为失去一个最低工资的工作而如此烦心。但是移民初期的生活就是如此残酷，这大概就是多伦多特色吧，或者说是加拿大特色，或者说是移民特色。

在多伦多，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在本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移民到这里之后，由于他们在异国他乡没有任何根基，没有任何人脉关系，由于他们没有在加拿大受过教育也没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由于他们说一口半生不熟、南腔北调的英语，由于他们年纪已经不轻又拖家带口没有任何时间去彷徨观望，他们不得不从最简单、最低级的工作做起，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

自从大量技术移民从中国内陆奔向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以来，华裔就成了这个群体中比例最大的人种。有人形容移民为‘洋插队’，其实移民和插队有很大的不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批知青到农村去，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亲人，看不到前途和未来，很多人因此彷徨绝望。他们的生活和过去所习惯的生活比是很艰苦，但是和当地人相比，在精神上还是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觉，即使在物质上他们也不会比当地人差很多，大部分知青的苦恼正是来自对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和存在方式不认同。移民国外的人恰恰相反，他们自动放弃自己固有的生活，拖家带口奔向异乡，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更好。不论眼前多么艰苦，他们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或者下一代）过上比自己的过去更高一等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倒是用‘民工进城’来形容移民更为贴切些。有人自嘲地说：我们还不如民工，民工至少听得懂普通话，可以和城里人交流，而我们常常像聋子和傻子。正如大批民工涌入城里，使得城里人原本不愿意干的诸如护工、清洁工、保安之类的工作也变得热门起来一样，如此众多的移民进入多伦多，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调，‘累脖工’也成了人们的饭碗，也成了香饽饽。

霍继成再来电话时，柳芳就把她的处境告诉了霍继成。她的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想霍继成再怎么没良心，也不会眼看着她和儿子没有饭吃吧。谁知，当一个人的自我欲望膨胀到极点的时候，他的眼里，他的心里就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只有自己，自己，自己。

听了柳芳的话，霍继成竟然说：“柳芳，你不用吓唬我。加拿大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饿不死人的。失业了，你还可以领失业保险。再不行，你和儿子还可以申请社会救济。别他妈的用苦肉计来蒙我。”

至此，柳芳彻底放弃了幻想。但是她也横下了一条心：霍继成，既然你已经没有了丝毫情意，咱们就耗着。

离婚大战就是一把双刃剑，昔日花前月下的甜蜜，海誓山盟的宣言，同床共枕的缠绵，所有这些在心里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揭对方的丑，掀对方的疤，直至当事的双方都血肉模糊，面目全非。

柳芳最终还是放弃了。她太累了，对霍继成彻底绝望，不想再拿自己和孩子赌下去了。而在她的潜意识里，还有那么一点儿对霍继成的怜悯，就像亲妈后妈抢一个孩子，最先放手的肯定是亲妈一样，她不想让心里还残存的那点爱再四分五裂了。

柳芳独自去了一个华人办的代办离婚的事务所，请他们拟定一个离婚协议，传给霍继成签了字，她也签了字，交到政府部门，一两个月下来，离婚被批准，霍继成转给柳芳几千块钱，一段十几年的婚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