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我的家乡batu pahat要找一份工这么的困难？难道是因为曾经第一次工作的失败，就注定要受到别人的排挤，以至于给我判处死刑吗？今天我去万X补习学院面试，结果从taman soga走到那里，原本负责人想要拿表格给我添写，我就看到有一位小姐和她在那里窃窃私语几句（这种让人猜忌，对受害者不公平的“接触镜头”，我常常都看见），以至于负责人只是空手走过来对我说，你是不是已经添过履历表，然后就叫我回去等。那时候我真的哑口无言。【我不止；两次去那里“询问”，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我机会；甚至我还向他们坦诚我上次面试时的不良态度，希望他们能够网开一面。结果呢？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说，等他们的电话，要不然就是说，我们这里暂时不缺老师——真不知道他们说的到底是官腔话，还是真有其事？】。我那时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昨天说好来面试，并谈谈待遇问题；可是结果呢？只是叫我回去等电话。我个人感觉自己被耍了，心里很不服气也很不平衡。结果我就在那附近找工。一间是书店，门口贴着要请人，结果呢？店长只是告诉我要请女的。那时候我就想问她，既然要请女的，为什么在门口的布告栏上没有详加注明？这种让人误解以至于让我每一次碰钉子的“邀请贴”就是这样的不负责任。就例如有许多的补习学院（或者说我每次到的补习学院），似乎对男子格外地拒绝，只是想要请女的教师。不仅仅是补习学院如此，就连诸如普通书记，餐馆侍应生，销售人员，基本上都只是针对“女性”，而对于男性，似乎格外地“谨慎”。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就是因为这些偏颇的“条例”，就注定让我找不到一份简单的工作？还是因为我脸上的青春痘以及面上的疤痕，所以他们只能够用以上的“客套话”来委婉地拒绝我呢？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回想起我找工的经历，心里就很不爽。难道一次无知的意外，就让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生活的工作？记得2003年学院毕业，第一份工就是回到我的母校华X中学代课。那时候是我平生第一次代课，代的很乱。高一班的就常常欺负我，常常制造吵闹让我收拾。只有初二班级还可以勉强过去。那时候我给予他们的作文作业，就是给同学一定的范围，然后自己自由发挥主题——而我给予的分数，不是按照学校的标准，乃是按照同学们的构思安排来给分，有好几位同学我都给予他们七八十分，甚至有九十多分。我看着同学们开心，心想总算有一点成就。可是就有老师说我不应该给予这么高的分数。甚至当我代课完后，就陆陆续续地听到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甚至当我父亲打电话到学校追问之下，校长的评语就对我有意见。那时候我还满不在乎，毕竟这是我人生工作的第一次。后来我好几次都想回到母校教书，可是每一次校长都只是来一套官腔客套话，要不是说有需要就会找你，要不然就会说没有这样的空位。想到这里，我就气愤愤的。我还记得我在batu的TM Net要缴交电话费，那时候我就看到曾经帮忙她代课的老师。那位老师真的没有礼貌，不但没有向我打招呼，还以一个似乎不满或不屑的眼神“盯着”我，而且似乎还周身大量我一番，然后就掉转头不理睬我——这种极度藐视人的眼神，我到现在还深深地记在心里。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什么叫不屑，什么叫藐视。难道我人生第一次的失策，就注定要被“一帮人”判处死刑吗？

除了在母校代课，我也曾经在麻坡的中X中学也教过书。那时候我是交历史的。原本我还满怀热心想要将我擅长的历史知识，以一个连贯的方式交给同学们，好让他们能够容易记。但是一开始教书，我就遇到麻烦。记得有一班初三前面班的，他们一直“控制”我教书的方式。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教书，他们就告状校长说听不懂我的课。不过我个人觉得很好笑咯。为什么那时候的高一班的同学明白我讲的课？为什么就连第一次接触历史课的初一生（而且还是后面班的），就会有耐心听我的课呢？结果呢？校长竟然对我说，我的层次太高，要我放低水平教同学们——老实说，放低水平我就不会教；因为我不擅长记住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年代。我只有将个别的历史事件带入一个“大环境”（例如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我才能够领会这个事件的重要意义。那时候我还想对校长说，难道你生来就是做学生以及家长们的傀儡么？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与校长与同学们展开了一段拉锯战。他们一面告我，我就按照我现有的历史知识方式来教；结果教不到三个月，就被校长（其中也包括“同学们”）开除了。想起这件事，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失败并不是不懂得教书，乃是不懂得如何处理这种【讲究实际利益的人际关系】。我的失败乃是：我在教书的时候，邂逅了校长与同学们的“干涉”。原本我也想要再次回到那里去教书的，但是想想校长与同学们对我的“历史印象”，我个人觉得下场就像在母校时那样“判处我死刑”咯。结果我从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中，看见了人性，也看见了社会。它教导我一件事：只要你留下不愉快的经验，人们不会再给予你一次机会了。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除了以上的遭遇外，还没有告诉你们的包括大X书局，餐馆侍应生，BPMall的X司店，还有就是海X酒楼等等。我作为一个手拿Diploma的学院毕业生，竟然在广大的马来西亚里面找不到适合我工作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我的家乡Batu Pahat无法接受Diploma的学位？认为这是现在行情的特殊情况？还是因为曾经的工作单位将我在过去的工作表现到处“私下宣扬”，以至于我无法在我的家乡找到一份安身之处？我自从11月回来走遍了整个的Batu，我实在找不到工作的希望。这几天我都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离家出走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所以很难找到工作？尤其是我离家出走的消息已经成为我家乡的一个话题，这让我更加难找到工作。为什么会这样？一份Diploma文凭，一个曾经的出走经历及其社会消息，再加上我过去的工作表现——这三者似乎已经成为我的一大障碍，似乎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是因为人太现实，还是因为我已经被社会遗弃了？正如在法庭上不讲对错，只讲打官司的输赢法则；我所面对的社会，似乎就是一个只讲输赢，不讲对错的“集团”；我过去的工作表现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输家了，以至于判死刑地认为我不会在成长了。难道工作的机会只是在乎输赢，而不讲成长中的对错？如果这是铁的社会法则，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寻找工作呢？因为他们似乎无法容纳我了，似乎将我当成一个问题人物来看待。这难道就是社会的公平法则？如果这是残酷的现实社会，那么应该由谁来定义我的工作意义呢？如果社会不接受我了，不再给予我一个重生的机会，那么我为什么要容忍这样的社会的恶劣人性呢？因为他们不给予我机会生活；他们只是会给予那些懂得玩社会游戏的人一个重生的机会。如果一份工作有年龄限制，性别限制，以及“经历限制”的话，那么我可以说，所谓的工作就不再是公共的事情了，乃是成为赏善惩恶“手段”的私人事情了。而这种私人事情，并不是由我个人来决定了，乃是有那些评论我的“同事”及其老板来“定夺的”；再加上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将别人的私事或工作表现拿出来到处“讨论”的八卦性格，以至于我只能求上帝保守他们不会将我的“丑事”到处宣扬。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意义，是来自于别人的私人定义，那么我要如何期望自己能够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个人的工作表现呢？——毕竟人性不但自私，而且充满偏见。因为所谓工作，就是意味着将老板或同事们的麻烦或重担，搬过来自己承受（他们却“称为”一起承担）；他们不会帮你解决麻烦，只会看你的能力可不可以“应付”他们交付给你的麻烦或重担。而所谓的薪水，就是指你个人承担他们麻烦或重担的能力。如果这就是社会的现实法则，那么我可以说，许多人的精神病就是因为太过强调个人的对别人之工作麻烦的应付能力所致的；而不是由于个人的适应能力低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