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风景，漂泊的萍

67  【写作，像一根神秘的红丝线，连起了我与《知音》非同一般的缘分。】

生活之所以千姿百态，是因为前面永远有拐角。

我的人生便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则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捡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

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如范进中举，欣喜若狂。

为此，我最应该感谢一个人——《知音》编辑陈清贫。他也该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与知音结下不解之缘。认识陈清贫是从1995年4月开始的，那时我还在服装厂里做技术员，业余时间就是爬格子。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轰开中国最著名的《知音》杂志的大门。不仅因为它名气响，更因为它的稿费也是国内期刊界最高的。受名利的诱惑，我每期都准时去书店购买《知音》，揣摩它的风格，研究它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它的版面上。

第一次给《知音》投稿，我颇费了一番脑筋。不知道把稿子给哪位编辑比较走运。为此，我把《知音》杂志每个编辑的名字几乎都研究了一遍，最后还是决定，把稿子寄给一个叫陈清贫的编辑。他的名字给人的直觉不仅朴素、平易近人，还让人觉得他是个踏实稳重、出身贫寒的可信赖的中年编辑。

稿子寄给陈清贫后，我每天盼望着消息。十多天过去了，我的稿子像断线的气球，杳无踪迹。我耐不住了，有一天中午，趁一楼行政办公室没人，我悄悄溜进去拨通了《知音》编辑部的长途电话。可是，我要找的陈清贫编辑却出差了。

又是忐忑不安的两周过去。一个印着“《知音》杂志社”字样的信封终于落在了我的手上。信很薄，似乎没有退稿。我心里一松，迫不及待拆开信口，一张写满字的《知音》杂志社的专用纸露了出来，里面还夹着一张名片。陈编辑的字是用黑水笔写的，不潦草不张扬，像一根根土里土气的木头桩子戳在信纸上。读完这些字，我的脸开始烧灼起来，脑袋也嗡嗡作响——是给气的！

那个陈清贫编辑居然如此批评我——“赵美萍你好，读了你的稿子，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对写作真是一窍不通，既不知道用方格稿纸写稿，也不知道写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来打动编辑的心……”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陈编辑一定弄错了，因为我向来都是用方格稿纸写稿的，那些稿纸都是我从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上海明星纸厂出产的稿纸。至于不会编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我自以为自己写的故事已经够优美够感人了。是编辑眼界太高了吧！

我憋着一股狠劲，晚上一下班，就给陈清贫编辑写了封回信——陈老师，您等着，我一定会写一个优美而感人的故事来打动您的心。

人的才情很怪。有时候，心灵宁静、快乐祥和反而写不出好文章。但心情如果受到某种情绪的刺激或影响，尤其是受到蔑视或嘲讽挖苦，人的心就像一座憋气的火山，急于喷薄而出！

三天后，一篇构思奇巧、语言优美、故事耐人寻味的文章被我寄往《知音》编辑部，依然寄给了那个“傲慢”的编辑陈清贫。

两周后，一个特殊的电话打到了技术科，电话那头，一个年轻好听的男声问我：“你就是赵美萍小姐吗？”在我说了一声“是”后，他说：“我是《知音》的陈清贫编辑。恭喜你，你这次写来的故事终于打动了我的心，也打动了我们主编的心。你的文章将刊登在今年《知音》的第7期，标题是《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

哦！老天开眼！没有哪篇文章的发表让我如此兴奋！我捧着话筒，激动得简直要语无伦次了。陈编辑继续鼓励我：“你的文字十分优美，我们的雷主编还特意赞扬了这篇文章呢！希望你再接再厉。”我兀自点头称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想想那时真是自卑而幼稚，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只是与一位知名杂志的编辑说了几句话，我已经激动得满脸绯红了。

后来，那篇我在《知音》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文章被好几家报纸转载过，还被广东佛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反复朗诵。优美的文字与动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读者和听众的心。我还收到了从《知音》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

写作，像一根神秘的红丝线，连起了我与《知音》非同一般的缘分。

从1995年7月到1998年初，我在《知音》极其子刊《知音·海外版》就发表了7篇文章。其中《告别最后的伦巴》和《打工妹难嫁上海人》等文章尤其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后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便以《打工妹难嫁上海人》这篇纪实文章为主线，采访了我和其他两位在上海打工的姐妹。这是后话。

《知音》杂志社的出国笔会定在1998年3月。为此，我特意请假回了一趟老家办出国签证手续。父母听说我要出国旅游，惊异不已。继父吃惊地问我：“那要不少钱吧？”当他听我说，我不需要花钱，是人家单位邀请我去玩时，他更加吃惊得合不拢嘴。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我要出国旅游了，当然是我继父“轻描淡写”地说出去的。那时候，去海外旅游还是比较新鲜的事情。而对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农民来说，更无疑于惊天大事了。继父乐呵呵地在村里接受着别人的祝贺和羡慕，好像从这时候开始，这个大半辈子被人看不起的老农民，总算在村里有了一点面子和尊严。

为了让我出去旅游时不至于太过寒酸，川取出了所有积蓄让我带在身边，总共约5000元人民币。那时候，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我说用不着这多钱，他却说：“还是带着吧，以防万一。”他陪我去买了一个深绿色的硬壳旅行箱，花了一百多元钱。

3月中旬，我向老板张华请了十天假，开始了我的悠然之旅。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也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

那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丢人现眼的我。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几乎飞遍了全国的省会城市，但是，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虹桥机场遇到的尴尬。

在飞机上，我又遇到了让我如今想来依然脸红的事。先是空中小姐分发饮料和点心，我想，这是在飞机上，东西一定很贵的，所以坚持不要。其实我很渴，也很饿。邻座的一位女士一脸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要，我掩饰说在家里吃过了，不饿。当我发现这是免费赠送的时候，已经错过机会了。心内懊悔不迭，又不好意思找空姐补要。

另一桩尴尬事是内急。我根本不知道飞机上会有厕所。也不好意思问身边的旅客。就那么使劲忍着。两个小时后，当我到达深圳机场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向洗手间。后来想想，完全是自己的自卑在作祟，只要我开口问一问，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何至于把自己渴坏、饿坏、憋坏呢！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全国各地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在聊天的时候，有人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我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在当时，这些问题却像飞镖一样，个个射中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我想了想，带着一丝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在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说完，我感到自己的脸颊在偷偷发烧。

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

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方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把过去的阴影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