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曹操墓的消息宣布后，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学术界积极讨论，网民们也反响热烈，话题焦点集中于真假的争论上。在电闪雷鸣、刀枪并举、战火硝烟中，我忽然失去了对曹操墓的兴趣，转而关注起争论暴露出来的其它问题。

时下的国人有个已经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凡事都喜欢唱反调，特别是怀疑所谓的“定论”“铁案”。这种习惯的形成有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是从无数惨痛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受了卖糖公公骗，至今不信口甜人”。官员假话成风，学术界造假盛行，要让人不产生怀疑，难！然而，可怕之处还不在此，颠倒极端的疑信观念直接影响着社会人心。明代陈继儒曾说过，“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不再相信有好人，不再相信有真事，这是个什么社会？怎能不猜疑、戒备、防范、抵制、仇恨呢？明朝是这样，现在呢？“满腔杀机”，让人不寒而栗。

学术界造假，与急功近利、抗不住外界诱惑，不能专心学问有关。部分人的造假行为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少学术杂志收到中国来稿，总要踌躇再三，宁肯退稿，也不敢轻易采用。这是中国学界的耻辱！这里需要声明，敢于公然造假的人不多，但证据薄弱，结论草率，经不起推敲检验的“研究”成果恐怕不在少数。曹操墓的考古发掘者没有造假，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墓葬经过多次盗掘，残留物无法展现原貌，因此许多问题不能得以证明。现在一些学者和网民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了曹操墓的认定论据不足，其中不乏值得深思的意见。比如，缺少直接证据；对高陵的陪葬墓尚未探明；有关夏侯惇墓的问题等等。作为重要证据的八件有“魏武王”题识的石枕、石牌，其真实性无可怀疑，然而这种挂牌说明的特殊做法，而非传统的简策记录方式，对墓主人的身份确认则不无疑问。如果是曹操的随葬，那么所有东西都是他的，无论是生前曾用，还是死后赶制。特意标明，对曹操本人毫无意义，只能是对别人而且是后世能够看到的人有用。什么人能在葬后入内检查随葬品，只有盗墓贼。难道下葬时已经为盗墓者考虑周到，为他们提供辨识选择的详细依据？假如换个角度，该墓主人并非曹操，而是夏侯惇一类大将，那么挂牌说明的做法解释起来就显得合理多了，表示不忘和炫耀曹操给予自己的恩宠。把不同意见一概斥为无价值，这是科学研究态度吗?毕竟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随葬品严重残缺的事实。看法不同，这才是学术研究的常态。像“九大”一样，一致举手通过，不会再有了。

面对众多质疑声，认定曹操墓的专家们出来回应。回应的方法不是拿出更多无可辩驳的证据，而是首先划定提意见人的资格和用语。一要把外行人踢出去，二要把内行中不同“业”的摘出去，三要讲“业内的话”。听着像是中世纪行会的思维模式，容不得别人踏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考古界这种做法也是由来已久
，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既不让自己走出圈外，也不许别人进入圈内，专业界限划得极分明。前些时，有位历史学家积数年之力，研究秦兵马俑，认为不是一般认定的军阵，而是当时的郎官侍卫。不管正确与否，对停滞了十几年的秦俑研究都是很大启发与推动。但是考古专家们粗暴拒绝，简单否定，不屑与“外行”沟通。这种做法有利于考古事业发展吗？是现代科学必备的条件吗？除了暴露心胸狭窄，气度猥琐，不能表现丝毫学者风范。你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但不能因此排斥压制其它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会说，一旦撼及自己，立刻抛到脑后。地位够高，权威够大，更应该谨言慎行，防止一不留神跌进学阀、业霸的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