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与书有缘，有些人与书无缘。

自20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网络普及后，网络和计算机迅速取代了原本图书的大部分功能，图书已经渐渐成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今天那些年复一年地手里捧着书本读过青春的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教授，绝大多数都是些与书无缘的人。他们不过是在被社会洗脑，被制造成某种可能被社会机器需要的候补动物，因此荣幸地被社会在脑门上贴上一个标签，俗话称此标签为文凭。

他们背诵一些书，但从不真正走进图书里去。

那些与书有缘的人，是以心去读书的人。

图书隐藏和载负着人类五千多年的情感和梦想，也载荷着这五千多年里人类的苦难、黑暗、愚昧和智慧。它以人们往往意识不到的方式生产了我们的世界，并散发出文字控制着这个看似多变的世界。

我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喜欢读书，大概该算一个与书有些缘分的人，但生不逢时，时而流浪，时而当农民，时而当工人，所以，无缘像博尔赫斯那样，在文字的迷宫中穿越一生。

贺麟这个人，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不重要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概读书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不像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先生，八十多岁了还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坚定地站在思想前沿，令无数后学高山仰止。相比之下，我觉得贺麟先生与其说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了不起的书虫。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中国人需要了解西方的古代学术和思想（很长一段时期里当局禁止传播当代西方的思想），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的西方文献，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贺麟先生自己或带领他的学生翻译出来的。这好比给那些寻求远在彼岸的知识与智慧的人,修建了一座桥梁.

我大概13、14岁左右开始阅读西方的哲学文献，到16、17岁时，什么黑格尔、费希特、康德、费尔巴哈、狄德罗、卢梭、休谟等等，大凡已经译出汉语书的，都已经读了。所以，我后来不太赞成学生花太多时间去读德国古典哲学，因为读多了，后来就渐渐意识到，那只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康德只是一个幸运的弱智，他对人生的了解近乎于零，却为了编造一个完整的“系统”去写了一本伦理学。黑格尔只是一个德语语言文字游戏制造商，他在思想创造上贡献很少（大多从雅各·波莫等人处抄来），一部厚厚的《大逻辑》，用同一种方式衍编出两百多个语词概念，重重迭迭，看似高深，实属无聊。但这个德国古典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是中国学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思想的必经之路，所以非常重要。而这些文献的汉译，很多都与贺麟先生有关。所以，贺先生对我，从我十三、四岁时，就已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早期，北京的东四有个小小的中国书店，是我在北京时几乎每天必去的地方。当时书店只有两间屋子，很小，却装满了很多外文的原装原版书，其它地方都看不到的书。也不知道这些书是怎样汇集到那里去的，有20世纪出版的、19世纪出版的、18世纪出版的，等等。

书店里人总是很少。除我每日必去外，我发现有个老头儿也常去，他个头不高，体格清癯,很儒雅，穿一身蓝布或灰布衣。我们俩一老一小，都是从一本书看到另一本书、不断流览的那种很喜欢书的人。有好几次，书店里也就我们两个。因碰面多了，不知怎地就搭上话了。但我不知他是谁。有一天，到他出门了，我去付款时，不经意问了问卖书的店员知不知道老先生做什么的，店员大吃一惊，说：“怎么，你不认识吗？我还以为你们是一家人呢！他是贺麟！”我就是这样，认识了贺老先生。

我在那个书店里买了很多英文书，后来有不少人借，借了不还，又流失了。现在书架上还有的，如狄根斯至今未译为汉语的小说、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三大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导论》、华兹华斯的诗集等等，都是在那里买的。斯宾塞这个人，19世纪时名声比马克思大得多，是当时的主流哲学家和社会学的创始人，但后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流行，马克思成了精神领袖（于此，马克思本人后来对流行于世的马克思主义有过一句直接了当的评价，他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斯宾塞却被人们遗忘了。他的代表作《综合哲学》至今未译为汉语。

我这些书中，有一本小巧精装的弗兰西斯·培根的《ESSAYS》（《论说文集》），小64开本，1840年版。记得当时我从书架上抽出这本小书，不经意地问了问正在我身边看另一本大书的贺麟先生：“这本书怎样？”贺老很认真地看了看这本书说：“你要是喜欢，就是本好书。”我感觉贺老只对书的内容感兴趣，没有收藏欲一类现在流行的世态。就书的内容而言，培根这本书已经有了多个汉译本（我最喜爱王佐良先生的译本），若非执迷英语者，像贺老这样阅书如海的大师，怕是无兴趣可言。我当天买下了这本书。

29年过去了，贺麟先生已于1992年90岁时去世，他是四川金堂县人。

我刚才打开书柜，无意中拿起培根的《论说文集》，就想起了贺麟先生。他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么和蔼儒雅，穿着灰色布衣，目光深邃。他是一个与书有缘的人，他的名字和目光将永远在图书与文字的波浪中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