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在巴塞罗那开完了会的第二天，我在高迪设计的山庄公园里盘桓了大半天，然后便开始在市区闲逛。在一家小店里看中了一柄长长的重剑，剑身宽阔，青铜的剑柄上镶着暗红的宝石，仿佛是亚瑟王时代的遗物。店主人一心想做这笔交易，我也对它爱不释手，可是想到自己的行李只有一只小手提箱和一个双肩背包，根本无法装进这柄长剑，于是只能悻悻而去，并且发誓下次再来西班牙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只大大的箱子。黄昏近了，在海边的水上餐厅享受了一顿佐着红酒的西班牙大餐，然后便静静地坐在海滨广场，面对着哥伦布的青铜雕像，先看着火红的太阳一点点地从城市的西边落下，再看着一盏盏华灯将全城照亮。

晚上十点半，我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去马德里。

我买的是三等卧铺票，车厢有一点象国内的软卧被隔成一个个小间，不过每一小间里左右各有三张床，这一点又有点象国内的硬卧了。那天晚上我在的这个小间里总共有五个人：一个农民一样朴实的老汉，一个壮实的中年人，还有两个嘴唇上刚刚长出茸毛的作嘻皮状打扮的少年，另外就是我了。

火车正点出发了，一个年青的姑娘来检票。我用英文对她说我要去马德里，能否在到达时通知我。姑娘一开口叽叽呱呱如同打机关枪似地吐出一大串西班牙话，听得我一头雾水。看到我一脸的茫然，她叽叽呱呱地又来了一大串。我只觉得她清脆的声音象银铃般悦耳，却依然不懂一个字。好在这时那位壮实的中年人出来救了我：他用英文告诉我说这班火车的终点站就是马德里，所以不用担心：见到大家都下车了，跟着走就好了。我大喜，连连感谢了好几遍。

于是和中年人用英文聊开了。原来他是一位退了役的海军军官，走过不少地方，还曾经在美洲驻扎过，所以会说勉强够用的英文。当他听说我远道从美国来巴塞罗那参加学术会议，脸上颇有自豪感。

离开了灯火辉煌的巴塞罗那市区，大家都去睡了，可是我依然很兴奋地看着车窗外，虽然窗外除了远方偶尔一星半点的灯光之外只有一片漆黑。突然，黑暗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霓虹灯招牌，我定眼一看，原来是家乐福的标志。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个风靡中国大陆的法国超市，我在巴黎和马赛都没有看见它的踪影，如今却在西班牙的乡下现了形。

夜深人静了，窗外再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了，于是我也回房，躺到自己的床上。在床头一盏微明的小灯下，我插上耳机，打开随身听，然后关了灯。“爷爷，请将我带回到从前，告诉我过去的好时光......” 在Judds轻柔的歌声里，黑暗的脑海一个角落里亮起了一枝小小的蜡烛，黄色的烛火微微闪动着，象是为深夜的行路人提供了一盏指路灯。

歌声中我入眠。醒来时耳边又是一串检票姑娘的银铃声：火车已经缓缓近了马德里车站。

背起双肩背的Jansports，我再次感谢了中年人，然后和他告别。跟着鱼贯的人群从站台上走进车站，再看着他们出了车站向四面八方散去。很快，凌晨六点多钟的车站大厅里，空旷旷地就只剩下了我一个悠闲的过客。

在信息告示牌前对照着旅游手册定了一下方位，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线：趁着大早去看西班牙皇宫。

自从七十年代中期独裁者佛郎哥死后，西班牙人民选择了原先的皇储胡安卡洛斯成为新的国王，于是西班牙便成了二十世纪末欧洲寥寥可数的几个由君王实际统治的国家之一。长期的独裁统治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的发展，使这个曾经的世界海上霸主没落成欧洲的穷国。所幸的是，新国王廉政开明，掌君主之名而行民主之实，于是政通人和，国家好生兴旺。

随着马德里的上班族，我搭乘地铁来到皇宫附近的广场。看看离皇宫开放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我便进了一个咖啡馆，要了一杯热热浓浓的卡普契诺和烤得酥酥的浇着糖浆夹着胡桃仁的土耳其甜点。店里的顾客除了我只有一位老太太，隔着柜台和老板娘聊得火热。咖啡和新鲜面包的香味混合着在空气里飘散，我隔着玻璃看着窗外，让马德里的生活画卷在我的眼前展开。

转完了皇宫，在街头的小摊上买意大利香肠面包对付了午餐，我又搭上地铁，直奔以索菲娅王后命名的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

这是一个改建自十八世纪一所医院的博物馆，外观如同欧洲常见的古老建筑，但是紧贴着灰色石墙的两架钢框玻璃结构的外置电梯给它涂上了两笔重重的现代色彩。在灿烂的阳光下，古典和现代默默地交谈着，仿佛在讨论着什么秘密。

进了博物馆，看指示牌定了方位，然后便直奔楼上而去。

在楼梯的顶端一拐，便进了一条长廊。长廊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无比的黑白画。

画很不美，甚至有点丑。灰色的基调，没有任何华丽的色彩。

然而它就是我来马德里的目的：来看这幅画。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简单的线条，粗陋地勾画出门窗、灯光、烛火，还有断剑和残花。画中有诸多的生灵：人，马，牛，鹅。生灵们都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在嘶叫、在求助、在呐喊。除了那位死在妈妈怀里的孩子。

在这幅画前一站，全身心顿时感觉到一种震撼。天空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昏暗下来，空气也似乎要凝固了。隐隐地，天边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好象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将我一下子拉回到六十多年前。

1937年，西班牙内战正酣。代表着保守势力的佛朗哥将军所带领的叛军和新生而脆弱的民主政府在进行决定西班牙前途命运的生死决斗。在正义、理想和浪漫的召唤下，来自世界各地的热血青年组成的国际旅拿起武器，和西班牙军队一起直接参加了保卫马德里的战斗；海明威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叛军在马德里受挫，佛朗哥恼羞成怒。于是，一场灾难降临了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一个西班牙北方的小镇。四月的一个下午，正逢当地的集市，小镇上的人们象平时一样过着自己的生活。突然，黑乌鸦一般的轰炸机群飞临了小镇的上空，炸弹象雨点一样落到了小镇的头上。在佛朗哥的请求下，纳粹德国空军的秃鹰军团对格尔尼卡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狂轰滥炸。这个安祥平和的小镇，一下子变成了修罗场：成百上千的无辜百姓在毫无知觉中丧生；家园、店铺、学校、教堂，一切都化为灰烬。

这场毫无人性、毫无意义的疯狂屠杀只有一个目的：制造一场恐怖，来摧毁人们的斗志。

就在事件发生前不久，西班牙政府代表拜访了旅居巴黎的毕加索。巴黎万国博览会即将开幕，政府代表希望他能够为西班牙展厅画一幅壁画，而且最好以内战作为题材，从而进一步吸引全世界对西班牙局势的关注。毕加索虽然表示了对民主政府的支持，却没有明确答应政府代表们的请求，只是承诺到这一请求加以考虑。他不愿做一个卖画取酬的画匠；而且艺术家的清高使他对带政治意义的宣传画有反感。可是，当格尔尼卡屠杀的消息传到巴黎后，画家震惊了。和千千万万个爱好和平的人民大众一样，他根本无法理解这种恶魔一般的行为。现在他意识到：战争不仅仅发生在西班牙；战争正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于是，画家不得不参战了：他拿起画笔，创作了这幅7.75米长、3.5米高的不朽巨作，并命名为<格尔尼卡>。他用黑白的平面和抽象的线条表现出痛苦、挣扎、无助、暴力、和死亡，强烈地控诉了法西斯对无辜平民的屠杀和反人民、反和平的罪恶。

这幅画于1937年7月在巴黎万国博览会的西班牙展厅公开展示。可是恶魔的势力并不会被一幅画完全击退，而愚蠢的人们着眼于眼前的利益，未能真正理解画的真谛。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使全人类陷入更深重的苦海。这幅画几经辗转流离来到美国，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长驻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独裁者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有了新的民主宪政，这幅画才最终回到了她的祖国。

历史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地隐去了，但是不朽艺术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永远地向后人提示人类曾经经过的灾难。纽约州长洛克菲勒请人将<格尔尼卡>织成一幅地毯，捐赠给联合国，挂在安理会的进口，以作警示。

当我站在<格尔尼卡>面前感受着她给我带来的震撼和共鸣的时候，她使我想到将近一年前发生在大洋彼岸的另一场灾难。和格尔尼卡的灾难一样，它也是从天而降，落在纽约的上空，夺去了数千无辜平民的生命，目的就在于制造另一场恐怖。毫无理性的野蛮，在格尔尼卡，在纽约，向人类展示了同样的狰狞面目。

911事件发生的半年之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美国政府的授权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新闻记者会。站在一大幅深蓝色的背景前面，他向全世界公布了向伊拉克宣战的决定和原因。而那一大幅蓝布的后面，正是那幅<格尔尼卡>挂毯。历史总是在嘲弄着人们：正直的鲍威尔将军不久就因为美国政客欺骗了他而愤然辞职，而美国也深陷在伊拉克的泥潭里挣扎至今。

我在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面前久久盘桓，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这幅画对面，离地半米多高的墙上，有一条宽宽的淡蓝色的印记。我好奇地向一位工作人员询问究竟，他微微一笑，让我在一旁站上十来分钟，仔细观察。答案很快就出来了：每一个来看画的人，站在这幅画的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一直到背靠在对面的墙上，从而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来摄取她的内涵。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马德里看这幅画，他们大多数都穿着蓝色的牛仔裤；日久天长，墙上竟染上了淡蓝色。是啊，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在小小的格尔尼卡还是在大大的纽约，总有人会变成魔鬼。然而世界和历史也总是沿着自己的轨道而发展；魔鬼的恶行会让更多的人们去探讨其原因，从而加以阻止。正义和邪恶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每一次当魔鬼暂时占了上风的时候，人们都会有新的希望。

出了博物馆，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我心中仿佛有一种完成了一次朝圣的感觉。大学里上美术鉴赏课的时候很喜欢一个观点：任何一件艺术品，艺术家本人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要由欣赏她的人来完成。今天，我越过大半个地球，在马德里和毕加索共同完成了我的<格尔尼卡>。

傍晚时分我登上去机场的地铁。来时几乎空空如也的双肩背包现在已经塞得满满的了，里面装着我精心淘来的宝贝：特立多特产的金丝镶嵌盘，美丽的大幅西班牙织锦披肩，仿路易十四时代的象牙柄的短统火枪，还有一柄做工精良的短剑。当然，旅游纪念衫也是毕不可少的。

到了机场，买好西班牙航空公司晚上八点回巴塞罗那的机票。想到那柄短剑，于是将双肩背包交给柜台上年青漂亮黑发大眼的小姐托运了。离开柜台来到安检处，才发现自己稀里糊涂地将护照留在背包里了。赶紧回到办票的柜台想取回背包，可是背包已经经过传送带进了货场了。小姐忽闪着长长的睫毛，让我不要着急。她请隔壁柜台上的姑娘帮照看一下，然后便带着我走进七转八拐的通道去取我的包。我跟在她身后，只见她制服裙下面那双丝袜包裹着的结实的小腿灵巧地跳跃着，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她很快找到了我的包，让我取出护照。我万分感激地给了她一个拥抱，她也大大方方地在我两边脸颊上各印了一个蝴蝶吻，于是我们就互祝好运而告别了。

当我回到巴塞罗那，已是华灯绽放时。我进了里兹卡尔登旅馆，打开房间门，那只伴随我浪迹天涯的小熊嘻嘻，正坐在沙发上用憨憨的笑脸欢迎我归来。我看了看手表：不错，还有时间到对面的中国烤鸭馆去饱餐一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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