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的灭亡,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在与秦国对抗的历史中,赵国独对秦军做长期奋争。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能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元气。此后形势大变,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渐渐疏远了赵国。赵国为了联结抗秦阵线,多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却都是形聚而神散,终致几次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一击。当此之时,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初期,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是山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假若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依旧如惠文王、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颇归赵,李牧庞煖不死而司马尚不走,秦赵对抗结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然则,历史不可假设,赵国毕竟去了。
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其间隐藏的种种奥秘令后人嗟叹不已。
六国之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其间原因,历代多有探讨。西汉贾谊《过秦论》将六国灭亡及秦帝国灭亡之因,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则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北宋苏洵的《六国论》又是另一说法:“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儿子苏辙的《六国论》,则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认为六国为争小利互相残杀,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中原腹心,使六国没有抗秦根基而灭亡。清人李桢的《六国论》,又将六国之亡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更有诸多史家学者专论秦帝国灭亡之原因,连带论及六国灭亡,大体皆是此类表层原因。凡此等等,其中最为烁目者,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灭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将秦帝国灭亡归结为秦帝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方法论。这是内因论。内因是根本。尽管循着如此方法,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发掘到根本,然毕竟不失为精辟论断之种种。攻守之势也好,贿赂秦国也好,战略失误也好,不执合纵也好,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原因。
然则,内在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三晋赵魏韩之亡,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溃形式弥散华夏的开始。历史地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然则,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三晋之亡则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也就是说,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这种缺陷,其表象是一致的:变法不彻底,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然则,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隐藏在这里的答案,才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奥秘所在。
赵燕,或者以前的晋,控制了大草原北路的文明输入。好比控制了香港。北路由张家口进北京,入华北平原。分支是大同太原线。为什么只有赵能抗秦,因为赵也有大草原的海上文明输入。比如李牧很可能是雅利安人种。燕赵失败后,多有逃入匈奴者。或者说匈奴接替了燕赵生态位,掌控大草原北路,继续对抗统一。匈奴在秦汉突然崛起的背后就是大草原南北两路之争。
唐初窦建德刘黑闼到唐中安禄山史思明,逐渐使得大草原北路压过南路,北京压过西安开封。后来大航海取代大草原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上海香港就无中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