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的灭亡，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在与秦国对抗的历史中，赵国独对秦军做长期奋争。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能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元气。此后形势大变，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渐渐疏远了赵国。赵国为了联结抗秦阵线，多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却都是形聚而神散，终致几次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一击。当此之时，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初期，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是山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假若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依旧如惠文王、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颇归赵，李牧庞煖不死而司马尚不走，秦赵对抗结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然则，历史不可假设，赵国毕竟去了。
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其间隐藏的种种奥秘令后人嗟叹不已。
六国之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其间原因，历代多有探讨。西汉贾谊《过秦论》将六国灭亡及秦帝国灭亡之因，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则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北宋苏洵的《六国论》又是另一说法：“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儿子苏辙的《六国论》，则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认为六国为争小利互相残杀，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中原腹心，使六国没有抗秦根基而灭亡。清人李桢的《六国论》，又将六国之亡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更有诸多史家学者专论秦帝国灭亡之原因，连带论及六国灭亡，大体皆是此类表层原因。凡此等等，其中最为烁目者，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灭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将秦帝国灭亡归结为秦帝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方法论。这是内因论。内因是根本。尽管循着如此方法，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发掘到根本，然毕竟不失为精辟论断之种种。攻守之势也好，贿赂秦国也好，战略失误也好，不执合纵也好，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原因。
然则，内在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三晋赵魏韩之亡，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溃形式弥散华夏的开始。历史地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然则，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三晋之亡则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也就是说，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这种缺陷，其表象是一致的：变法不彻底，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然则，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隐藏在这里的答案，才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奥秘所在。
赵燕，或者以前的晋，控制了大草原北路的文明输入。好比控制了香港。北路由张家口进北京，入华北平原。分支是大同太原线。为什么只有赵能抗秦，因为赵也有大草原的海上文明输入。比如李牧很可能是雅利安人种。燕赵失败后，多有逃入匈奴者。或者说匈奴接替了燕赵生态位，掌控大草原北路，继续对抗统一。匈奴在秦汉突然崛起的背后就是大草原南北两路之争。
唐初窦建德刘黑闼到唐中安禄山史思明，逐渐使得大草原北路压过南路，北京压过西安开封。后来大航海取代大草原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上海香港就无中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