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曲奇aaa
知人论世，朴实无华，不昧良知，人文情怀。
黄宗英晚年，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时期和她病故期间，我儿子多与她接触，并参加了她的告别。我在那个时间段，几乎没有与她联系过。
是我儿子在上海工作的缘故吗？应该不是。是他们在一起能用英语聊天，有忘年交之谊，也不是。在黄宗英病重时，我儿子去医院看她，总要带一些新鲜的草莓，尽管那时她已经不能吃了，但孩子说他知道她看见草莓就高兴。
我不联系她，是因为认识她，是纯因为工作关系。工作结束了，也就各奔东西了。
知道黄宗英，应该是1974年至1976年。那时部队大院里放映一些“文革”前拍的影片，说是参考片，也不知道参考个什么。
小孩子们想尽一切办法，混进去看。孩子们最喜欢、议论最多的，是《英雄虎胆》王晓棠演的女匪阿兰，是《乌鸦与麻雀》黄宗英演的姘妇余小瑛。那时，在我情窦初开的年龄，做梦都想着，如果能见到真人就好了。
1981年，部队作家白桦写了电影剧本《苦恋》，还没有普遍上映，就受到中央重视，并要求立即停止上映。
我大学的毕业论文指导教授是黄钢，他是延安时期的著名战地记者和理论评论员。他与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首创歌剧《白毛女》）、刘白羽（总政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魏巍（北京军区作家、《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口诛笔伐批判《苦恋》，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后由于胡耀邦、习仲勋等人的干涉叫停，文化的政治方向没有转向。
我是黄钢的学生，在总参游泳馆帮助他收集台湾如《中央日报》、《联合报》等媒体对《苦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正好那时候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受到青睐，方兴未艾。
黄宗英这个名字又一次进入了我的眼帘。她那时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她在那个时代如鱼得水，成绩斐然。她前后的许多作品如《特别的姑娘》、《大雁情》等我都读过，并被它深深地打动，有的还被作品里的人物感动得暗暗垂泪。她的名字在我这里已从一个演员转化成为一名作家。
《小木屋》，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写字人。记得在大学讲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个女教授就美誉过她，说她文字和文学造诣是女性中的佼佼者。
黄宗英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差点把命留在了青藏高原。据说内地人长时间在那里，因为长期缺氧，都会留下后遗症。她在那里待了三个月。黄宗英就是的，从那以后她有了一身的病痛。
1985年，中央电视台把《小木屋》拍成纪录片，在纽约获国际大奖。
久而久之，我认为，黄宗英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不是电影，而是她的文字。
1985年，黄钢任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并改版了大型期刊《报告文学》。有一天，他给我电话，让我给在北京开会的黄宗英送一摞书和两捆杂志。我因工作关系，有一辆车在手上。那时在北京能开车满街跑的人并不多。
在招待所，我第一次见到电影明星黄宗英。尽管这时她已中年，但还是那么光彩照人，两个眼睛还是那么迷人。我本想与她多坐会儿，想好好看看她，但她有会要开，我们没聊几句就散了。
几年过去，我去上海人艺看沙叶新和访戏剧学院的余秋雨，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黄宗英。记得席间我们谈到了马兰（黄梅戏著名演员），那时她还在青岛，我总认为这事不靠谱。但黄宗英说好，她支持。
黄宗英也注意到我一直在看她，莞尔一笑，我就感受到了她的友善。
那次，我感觉黄宗英爱微笑，也真的挺能说，有什么说什么，挺透明的。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知识面好广，令人咂舌。
一年过去了，黄宗英和冯亦代也顶着两边孩子的责难结婚了。我忘了是件什么事，我到朝内小街还是新街口（我记不清了）冯亦代的家去找他。
没有想到，开门的竟是黄宗英。那天她穿了件很红簇新的毛衣，令人印象深刻。冯老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红白格子的绒绒衬衣。
屋子好小，有十二、三平米，台灯一直开着，小茶几上摞满了书，一面墙和地上也堆满了书。
冯亦代看着很老，近耄耋之年吧，白净净的脸上肉很松弛，操着江浙口音，说话也有些费力，一只手圈着，走路一拐一拐的，写字时手也抖动。他俩一会儿他在纸上写几个字，一会儿她又在纸上写几个字，很默契，两人的字都很漂亮。两个老人的爱情浪漫，一年间写了情书五十万字。我们聊天中还讲笑话，两老人心态好年轻。
知道冯老，是先知道他的原配郑安娜。她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也是因为她，冯老才成了美国文学翻译家。我是通过看他翻译的作品认识他的。毛姆、辛格、尤利乌斯、霍华德是我们那个年代文学青年追求的名字。看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是当时中青年的时尚。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傍晚了，老冯就说出去下馆子。记得是在一家上海餐厅，吃的水晶虾仁和葱油拌面什么的。
我好奇，黄宗英不是写字的出身，又是个电影明星，怎么她的文字功底如此了得，像徐迟这样的大作家都愿意与她联笔写作。
她告诉我，她没有受过文字的系统训练，完全是自学感悟出来的。她从小喜欢看书，有空就看。演戏的时候，认真琢磨剧本，看人家怎么去描写人物去故事构思。她哥哥黄宗江（八一电影厂著名戏剧家）对她的写作也有影响，那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她爱写日记，自觉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我是一个为爱情而生的人，写情是我的拿手好戏”。
那天走时，冯老送了我他的书《书人书事》，并在上面写了题字。
我说，怎么这么巧，蒋纬国先生在给我他写的两本书上，也是这样题的字。两本书是：《中道与人生》、《弘中道》。
好像是 1994年，我写的报告文学《南沙，南沙》获奖，黄宗英是评委，颁奖会那天，在北京饭店中楼我们见面了，但没机会说话。现在这个作品的第一版出版物收藏在青岛的海军博物馆。
2013年，黄宗英的儿子赵劲去世，八一厂的宋春丽打电话告诉了我。赵劲和陈冲、邬君梅都是第一批去美国学习的中国电影人。那年赵劲回国拍电视剧《雷锋》，宋春丽介绍我们认识。当时我在写一篇艺术人才在海外的文章，所以就采访了他。见了两三面，采访完了也就没有再联系过。
赵劲去世后，我联想以往写了一篇有关赵丹1980年去世前后的文章，总编看后给枪毙了。这是我预料到的。原因很简单，赵丹临终前对去看他的文化部领导说，希望党对文艺作品少管些，给作家多一些创作空间。后来这篇文章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
2020年12月，黄宗英高寿95岁去世，她对来看她的上海领导表示：我要感谢党，对我将近一个世纪的抚养和教导；我要感谢祖国，感谢人民，我鞠躬了。
前一年，上海颁发给黄宗英“上海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
黄宗英走了，我在儿子住处看到黄宗英给他的字画，看到在他的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黄宗英的文集。
这套四卷本的、橘红色封装的文集，我也有过。文集里透着黄宗英生活其中，陶醉其中，感悟其中的文字力量。
那年，我随部队的一个著名歌唱家到新加坡办独唱音乐会，当时的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文化参赞赖祖金给我了很大的采访帮助。那时我知道了他是黄宗英电影和文字作品的粉丝，后来我就把这套文集在他退休后送给了他。他激动不已。
万万没有想到，命运兜兜转转地我与她有了某种亲戚关系。
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遍1956年版的电影《家》，再次看看“梅表姐”。她那哀怨的眼神，欲言又止的举动，那就是一个大家闺秀，那就是一个富有冲击力的好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