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
爱传统
目前，三星堆很火热，各种神奇言论（或者叫做观点），纷纷出笼。归纳起来，这些奇谈怪论，大致有二：
一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西来说”，虽千言万语，可一言以蔽之：三星堆的一切光辉属于洋人，不属于中国。他们有什么靠谱的依据吗？没有。关于三星堆文明的一切“西来说”统统是拍脑袋胡诌。
二是各种为论证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而创立的“新理论”，虽万语千言，亦可一言以蔽之：夏朝不存在。他们有什么靠谱的依据吗？没有。什么“满天星斗”“多元说”之类统统是拍脑袋胡诌。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事实上，要想知道三星堆遗址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要认真读过史学入门书《史记》，也就明白了，不会胡诌了。
一、中国考古应按照史书去挖，去解释
没有家谱的文盲暴发户，才必须依赖“考古”来新修家谱。但是，因为祖祖辈辈是文盲，挖多少祖坟也找不到文字依据，一切全靠挖坟掘墓者脑补，因此，靠“考古”而编造出来的家谱，往往很不靠谱。例如，靠考古编制出来的古埃及家谱，是建立在还是茫茫大海的尼罗河三角洲之上（参阅《“古埃及”毫无存在基础，是虚构出来的伪史》）；“巴比伦”家谱，是建立在巴比伦的孩子们背着100多斤重的土坯砖上学之上（参阅《西方伪造极不靠谱的泥版文书、楔形文字，是为了画一张世界地图》）；“古印度”家谱，是建立在中国唐朝时“雅利安人”仍以贝壳作为货币的基础之上（参阅《古印度史是依据什么编撰出来的？答案是：忽悠》）。无疑，鼓吹“三星堆文明”西来说，是对文字与智商的侮辱。
中国是举世无双的历史文化大国强国，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国拥有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完整有序系统连贯的家谱。解读中华历史，必须以中国正史为基础，“考古”仅能担当拾遗补缺的角色，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在中国搞考古，按照史书记载，按图索骥地去挖，必是八九不离十；对于挖出来的东西，也必须且只能按照文献记载去解读，无法也无须脑补。
研究甲骨文，是当今中国的显学。国家为了尽快破译甲骨文，早已向全球高悬重金，遗憾的是，能破译古埃及文、楔形文字的西方专家，至今无人揭榜。
近些年来，一再有人撰文，把发现殷墟的过程写的神乎其神。其实，稍稍阅读史书就能知道，自商朝灭亡以来的漫长岁月里，历代中国文人都知道这个殷墟的存在。在《史记》里，殷墟的地理位置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殷契，（【索隐】：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天下号。契是殷家始祖，故言殷契。【正义】：括地志云：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书纪年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是旧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者也。今按：洹水在相州北四里，安阳城即相州外城也。）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史书记载的殷墟的位置，与现实的“考古”结果完全一致。
至今，某些人还在“怀疑”夏朝的存在。近年，二里头遗址已经向社会开放。这里是不是夏朝都城？其实，这根本不是问题。古文献关于夏朝的记载之多，可谓不胜枚举。和殷墟一样，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都知道这里曾经是夏朝的都城，《史记》：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正义】：……臣瓒云：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又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又周书度邑篇云：武王问太公吾将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关于“夏桀之居”的地理位置，同样是记载得清楚明白，与二里头的完全一致。
再往前便是尧舜时代。对于尧之都城，史书同样记载了明确的地理位置，还记载了尧舜时代的天文历算活动，《史记》：
帝尧者，（【正义】：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放勋。……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
又，《元和郡县志》：
晋州，平阳……《禹贡》冀州之域，即尧、舜、禹所都平阳也。春秋时其地属晋，战国时属韩，后韩将冯亭以上党降赵，又属赵。在秦为河东郡地，今州即汉河东郡之平阳县也。
于是，在这里发现了陶寺遗址，出土了尧舜时代的天文台。阅读《大戴礼记·夏小正》《史记·历书》便知，尧舜时代便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历法制度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礼法制度。
三处遗址，皆与史书所载契合。这些遗址的出土，与其说是“考古”“发现”，不如说是按图索骥而得。
二、三星堆是夏朝都城之一
三星堆也是如此。我们只要读读《史记》，就能大致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古人早就记载了这里有高大上的宝贝。
众多的古文献记载，大禹出生于这一地区。《史记》：
夏禹，名曰文命。（【正义】：帝王纪云：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大戴礼云：高阳之孙，鲧之子，曰文命。杨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按：广柔，隋改曰汶川。）
《后汉书·郡国志》之广柔县，李贤注曰：
帝王世记曰：禹生石纽。县有石纽邑。《华阳国志》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
《元和郡县志》：
汶川县，中下。北至州一百里，……广柔故县，在县西七十二里。汉县也，属蜀郡。禹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邑，禹所生处，今其地名刳儿畔。
《史记》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完整记载这一世系的《大戴礼记》更是古代读书人的必修课。因此，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都知道，大禹就出生于今北川、汶川一带的“石纽邑”、唐代称之为“刳儿畔”的地方。自古以来，大禹出生地的周边地区，一直被当地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解放前。打开地图，我们就能发现，这里与三星堆遗址相距不过二三百里。
大禹是黄帝的玄孙。蜀地是大禹祖宗的封地。《史记》：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隐】：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卢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
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黄帝与其正妃嫘祖生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均被分封于蜀地为诸侯。其第二子昌意，即大禹的曾祖父，被封于若水地区。从此，昌意及其子孙后代定居于这里。随着颛顼帝分封子孙，加之大禹登基和夏朝建立，作为夏后氏的龙兴之地，蜀地成为夏后氏至关重要的基地之一。《华阳国志·蜀志》：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蜀”之得名，很有可能与昌意有关。《说文解字》：
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
蜀即蚕。众所周知，嫘祖始蚕。以蜀为名，是对嫘祖后人的血统标志。显然，其后人也以此为傲，蜀之后世甚至有以蚕丛命名的国君。昌意为嫘祖之子，当然拥有发展蚕桑业的天然优势。自古以来，蚕桑业始终是蜀地代表性的优势产业。我以为，所谓“纵目”，正是对“上目象蜀头形”的夸张性演绎的结果，而不是真的存在什么“纵目人”。
昌意之子高阳因有圣德，得到天下拥戴而为天子即帝颛顼，是大禹的祖父。之后，大禹因其功德，被推举为天子。自此，中国进入了夏朝。以蜀地如此特殊的地位，鉴于夏朝拥有多个都城的传统，蜀地很可能是夏朝的都城之一。该都城可能历经两次迁徙：从大禹出生地迁三星堆，再迁金沙。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正好证实了这一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戴礼记》：“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郊止天子，社止诸侯”。《周礼·春官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蜀地作为两任天子的诞生地，其必然也必须按照天子规格依礼开展事天、事地、事先祖的活动。事实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三星堆出土了规模宏大的建筑和大量天子专用的玉器。毫不意外的是，一切祭祀用品，必然且必须由朝廷统一制作统一颁发。因此，这里的器物不仅与中原器物的外观形制相同，而且原料工艺也高度一致。
如此规格必然伴随整个夏朝，《礼记·祭法》：
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
夏朝灭亡后，按照中国传统礼制，仍将保留这一规格。《通典·宾礼一》：
虞舜以尧子丹朱为宾，曰虞宾，而不臣之。(书云：虞宾在位，群后德让。)夏禹封丹朱於唐，舜子商均于虞，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礼，不臣也。周武王克商，而封夏后于杞、殷后于宋，皆爵公，封舜后于陈，爵侯，以备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恪，敬也，义取王之所敬，并二王后为三国，其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按传统礼制，灭其国而不绝其祀。因此，商汤灭夏之后，位于蜀地的诸侯们仍将按照夏朝礼制，一如既往地祭祀黄帝（或是帝喾高辛？存疑）、颛顼、大禹和其他列祖列宗，而且蜀国还能享受到不臣之礼的待遇。
三星堆遗址能如此大规模地、完整地出土如此昂贵的器物，说明其从未遭到严重破坏，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掩埋，并受到很好地的保护。西周建立后，推行了新的二王三恪制度，立夏后氏之嫡于杞，而位于蜀地的祭祀制度被取缔。我估计，“三星堆”便是诞生于这一时期，大致在这一时期，蜀国迁都于金沙一带。
三、四川从来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地区之一
多年来极力鼓吹三星堆“神秘”的某些人，近些时，又开始借三星堆新出土文物散布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的“新理论”，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酋邦说”云云。
有史以来，蜀地一直隶属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统治区，不仅从来不是边地或者偏远地区，而且是在朝廷分量极重的地区。黄帝分封其正妃嫘祖所生育的儿子治理这里，颛顼、大禹先后从这里走出位居天子，便足以说明一切问题。
据《史记》，黄帝曾巡狩天下，其路线大致是这样的：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黄帝虽邑于涿鹿之阿，但终身征战考察天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建立起中央集权万国一体的政治体制。自此，中国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大道。
颛顼时朝廷所辖的版图范围是：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尧舜时所辖的版图，在《禹贡》之中表述得十分清楚：“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
近些年来，考古工作十分活跃。从红山遗址到良渚遗址，从陶寺遗址到石家河遗址，从石峁遗址到三星堆遗址，其出土文物无不饱含同样的精神内核，一样的外在表现。同样的礼制，一样的文化，乃至同样的制作工艺和一样的艺术形式，这绝不是所谓的“满天星斗”所能解释得了的；如此广袤的国土上的无数“遗址”和不可胜数的出土文物，更不是舶来品的“酋邦社会”所能承载得了的。毫无疑问，中华文化的起源，远早于黄帝时代，她成就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时代。
据《禹贡》，大禹根据的天下各地的土壤条件和物产，颁布了赋税标准和贡物内容。蜀地的赋税标准是：
其土青骊，田下上，赋下中三错。
明确了贡品的具体内容：
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
规定了向朝廷上缴钱粮赋税的交通路线：
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如前所述，蜀国参与武王伐纣，随即成为周天子的“奉王职”的诸侯。东周天下大乱之后，蜀侯率先割据称王。《华阳国志·蜀志》：
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
阅读《汉书》我们就能发现，汉初的蜀地，人文、科技、经济均十分繁荣，毫不逊于中源。天文学家兼文学家有扬雄；文学家有司马相如；著名学者有严君平、赵宾；著名官员有王褒、何武；至于工商业，“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如果放在巴蜀庸大地来考察，更是人文鼎盛。正如《华阳国志》所说：
蜀自汉兴至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感于帝思。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戋戋乎梁、益之乡。而西秀彦盛，或龙飞紫闼，允陟璿玑；或盘桓利居，经纶皓素。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杨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李仲元湛然岳立，林公孺训诂玄远，何君公谟明弼谐，王延世著勋河平。其次，杨壮、何显、得意之徒恂恂焉。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华也。
如此盛况，如无千载之文化积淀，是不可想象的。
夏朝存在吗？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人品问题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离骚》
屈原说：帝高阳是我的始祖，我的父亲是伯庸，我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父亲给我取名为正则，字为灵均。
帝高阳是谁？查阅《史记•五帝本纪》可知：帝高阳，即帝颛顼，他是黄帝之孙；黄帝逝世后，他即位为帝。黄帝与嫘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玄嚣，即青阳；另一个叫昌意。高阳就是昌意的儿子。
这就是说，屈原自称黄帝之后。
屈原是楚王宗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记•楚世家》详述了楚国王室世系：“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显然，屈原不是吹牛。
上过中学的人，都学习过《邹忌讽齐王纳谏》，对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当不陌生。齐威王（约前378年－前320年）也坚称自己为黄帝之后。他留给后世一个青铜器“陈侯因齐敦”，其腹内铸有铭文：
“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齐曰：皇考武桓公，龚哉大谟，克成其烈，因齐扬皇考邵统，高祖黄啻（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诸侯贡献吉金，用乍（作）考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万世子子孙孙，永为典尚。”
大意为：六月癸未这天，我铸此器向父亲报告：我将继承先祖黄帝之德，弘扬父亲您的功业，并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大会诸侯，以光宗耀祖。我将以此敦年年祭祖，愿祖先庇佑齐国万万年。
根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史记•陈杞世家》，春秋初，陈国君主厉公之子陈完逃难到齐国，世代为齐国高级官员，后来篡夺了齐国君之位。齐威王是陈国开国之君胡公满的二十三代孙。陈胡公是舜的后裔，而舜是帝颛顼的第七代孙。
也就是说，齐威王和屈原同是帝颛顼高阳之后。
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黄帝是春秋战国时期编造出来的人物？
谁能编造出一个人物，能让齐国、楚国的王族共同认做祖宗？须知，各诸侯国不仅拥有自己的史官，而且都有专门负责王族事务“宗正寺”，高度重视血缘、谱系的王族，会随意认祖宗么？
祭祖，是古人的头等大事，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人绝不会像当今的“公知”那么不要脸，乱认祖宗。
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历史学家，没有把握的事情，绝不落笔。
在《史记•三代世表》中，司马迁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於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於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意思是说：商朝及以前的诸侯，没法详列世系；周朝以来诸侯们世系比较清楚，所以，孔子作《春秋》，所涉各诸侯国都详列时间，而《尚书》却没有，估计是孔子慎重吧。我读过关于黄帝以降历史的“谍记”，其中记载了每个帝王在位的时间。但是，我发现“谍记”中帝王之“五德”，与其它资料所载各不相同。我根据《五帝系谍》、《尚书》等，做了一个自黄帝到共和时止的《世表》。
屈原、齐威王、司马迁所说，可靠吗？
汉朝紧承春秋战国。由于天下太平，且不断以国家力量征集以前流散于民间的古代文献，所以，汉朝人手头的历史文献很多，学者们据此整理、编撰了不少史书。
汉朝学者认为，《史记》是对历史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撰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故谓之实录。”
《世本》，大约是战国初完成的一部史书，幸运地传到了汉朝。《汉书•艺文志》说：“《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遗憾的是，这部书在宋朝末年散佚，后世学者费尽千辛万苦，搜集古人引自《世本》的只言片语，形成辑本出版。
司马迁逝世360余年后，晋朝太康二年 (公元281年)，因为一次盗墓行动，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史书出土了。据《晋书•束皙传》：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
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作为魏国国王的随葬品，显然是魏国官方所修的史书。该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该书记载了从黄帝到周隐王十六年（472 年）的史事。遗憾的是，该书于宋朝散佚（今有辑本）。
学者们以之与《史记》对照，可以说高度一致，仅少数事件在细节上有所出入。
《史记》、《世本》、《竹书纪年》三者高度吻合，那么，它们所载内容是否可靠呢？
在“疑古”成癖者看来，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汉朝人不会伪造《世本》么？晋朝人不会伪造《竹书纪年》么？即便《世本》、《竹书纪年》真是战国传下来的，难道战国人不会伪造以前的历史么？即便《世本》、《竹书纪年》是原文照抄古代史书，难道古代史书就不是胡诌的么？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在小人眼里，天下人皆为小人。在小人“学者”眼里，除了洋大人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小人“学者”跟着洋大人说：商朝王室（商人）是“异族”，反正不是中国人，甚至是来自西方的啥子民族。
近些年，中国出土了太多太多的高大上的商朝文物，所以，对于小人“学者”来说，“证明”商朝是“雅利安人”、至少是商朝文化来自“雅利安”，非常重要。
司马迁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遥，战国人离商朝灭亡也有几百年。据《史记•殷本纪》，契，是商朝王族的始祖，他是帝喾高辛氏的儿子，生活于尧、舜、禹时代，因为“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司马迁从契写起，直至商朝灭亡，详列了殷商世系，时间长达千余年。
在《史记•殷本纪》中，商朝建立前，大致伴随整个夏朝，经历了十四代，世系为：“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最后这位成汤，就是起兵造反，消灭夏朝、建立商朝的商汤。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数以万计的殷墟甲骨文献先后被解读出来，证明了司马迁对殷商世系记录的高度准确性；证明了《史记》不仅对商代记录准确，而且对属于夏朝的诸侯国的商君世袭传承记录也是可靠的。
如果我们还要怀疑夏朝是否存在、五帝是否存在，只能说某些人的大脑出了问题。
抛开近乎弱智“古希腊罗马史”不谈，倘若以出土的文字资料、遗址和出土的器物、传世文献三者相互印证，作为证明一段“信史”的标准，那么，考察一下当今流传的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有几分可信性，不知这三国的历史，会“缩水”、“空白”多少年！如果有哪一位慕羊犬不服气，有种的话，就试试看，首先把英、法、德三国近千年的一个个“大王”的墓找到并挖出来，给大伙瞧瞧。
中华历史悠久，不是吹出来的。《汉书•艺文志》说：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了史书的价值。中国有一个优良传统，为了督促自己谨言慎行，并教育后人以史为鉴，不仅皇上身边始终跟着史官，定期形成“实录”保存到档案馆，而且，一个朝代建立，便着手为前朝修史，忠实地记录了前朝历史。
更为宝贵的是，中国还建立起了地方修史制度，郡有郡志，县有县志；民间还有数不清的家族谱志。
夏、商、周三朝朝廷均设有史官。《吕氏春秋•先识览》：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 ，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居三年，晋果亡。”
夏朝即将灭亡时，夏史官将有关史书带到了商；商灭亡前，史官将史书带到了周。晋国灭亡前，晋史被带到了周天子那里。史官受到欢迎，可见其地位之高。
“司马氏世典周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叙述自五帝以来的司马氏世系时说。司马迁的父亲去世前告诉他，司马氏祖上在虞夏时代便任史官；到了周朝，则世代担任周王室太史；父亲对司马迁最大的期望，便是完成《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匆忙逃离的王子朝，到底带走了多少、什么样的典籍，是否包括《逸周书》之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先人重视史料可见一斑。
《世本》、《竹书纪年》中如此准确的殷商世系，无疑来自于朝廷的史官，也证明《吕氏春秋•先识览》所言不虚。
中国古代教育十分发达，因此，精通历史的人士无以计数。在春秋战国时期，商朝建立前帝王的世袭传承，这是当时的历史常识，学者、政客们在谈天说地中，一不小心就随口说出来了。《荀子•成相》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国语•周语下》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同样的，黄帝的事迹，也是春秋战国时代全社会的常识。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著作中，我们可以轻松发现一个生动的黄帝履历。《国语》说：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与炎帝；《管子》说：神农氏没落，黄帝兴起；《左传》说：黄帝力量日益壮大，在阪泉战胜了炎帝；《庄子》说：黄帝在涿鹿擒杀蚩尤；《左传》说：黄帝设官治理天下，以各色彩云制定官名；《管子》说：黄帝制定礼法，教百姓务农畜牧、生火做饭，百姓安居乐业，故无为而天下治；《庄子》说：黄帝周游天下，到过大隗具茨山，上过崆峒山，登过昆仑山，在洞庭湖之滨弹过琴；《国语》和《礼记》说：舜和禹每隔五年隆重禘祭黄帝……
诸子百家会共同编造出黄帝的故事，然后以一个假故事作为论据，相互展开论战？只有那些“疑古”小人，以难以想象的龌龊心理，才能想得出来这样的“层累说”。
尊崇祖宗，饮水思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春秋时期，黄帝已经成为世人高度崇拜的神人，民间传说黄帝在位三百年。孔子的弟子宰我不解，于是，在《孔子家语 •五帝德》中有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则予之问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典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叡，庄敦敏诚信，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服牛乘马，扰驯猛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生死存亡之说，播时百谷，时是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孔子在描述了黄帝的功绩之后，解释说：黄帝制定礼仪教化百姓，教百姓播种五谷、蓄养家畜，因此他在位时，百姓得以寿终正寝（百年）；他死后，百姓终身（百年）供奉他的神主；后人终身（百年）推行他的教化，所以说黄帝在位三百年。”
据《史记•封禅书》：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上（汉武帝）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後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汉武帝在北巡朔方(今河套地区)后祭奠黄帝陵。
自汉武帝在陵前筑台祭奠以来，历代帝王在清明节期间，常派祭陵钦差前往祭扫。民国以后，国民政府多次派员祭奠。
1937年清明节，毛泽东亲自撰写了祭文，中共中央派林伯渠为代表到黄帝陵举行隆重的祭扫典礼。
台湾台北县的淡水镇，每年四月五日为黄帝圣诞，举行大祭，并以西元前2734年起推算年数。
但是，最早祭祀黄帝的君主，并非汉武帝，而是舜和禹。《礼记•祭法》：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段话包含丰富而复杂的古代祭礼。简单说，舜（有虞氏）和禹（夏后氏）在祭祀黄帝时，都是使用最高礼仪；而商朝和周朝，则是世代用最高礼仪祭奠帝喾，而帝喾是黄帝的曾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