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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并生:对张维为教授电视中谈及的《雅典宪章》莎草片的进一步解读
【按】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2019年5月6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17期节目中质疑古希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里对其谈及的《雅典宪章》即纸草131 进行进一步解读。
张教授在讲座中对《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版本来源于哪里提出质疑，他援引史学界专家的或说：“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残片是德国考古学家在1890年所发现的写在纸草上的文献，叫做《雅典宪章》。这个编号是叫纸草131，很有名的Papyrus 131。”
依照张维为教授所介绍的这位史学界专家的话说，德国学者发现了纸草纸版本的《雅典宪章》，时间是在1890年。
按：这部所谓的纸草纸文献《雅典宪章》，中译本书名译作《雅典政制》，实际上并非残卷，而是一部基本完整的“古希腊著作”（开卷部分略有残缺），发现者也不是德国学者，而是大英图书馆的一名毛头小伙。
话说历史到了1891年，突然大英博物馆出版了一本纸草书摹本，说是在埃及发现的，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英国一位年轻图书管理员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对它进行了编辑，这就是《雅典宪章》（中译本书名为《雅典政制》）的初版。
据说亚里士多德曾对158个希腊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最重要的大概就是雅典的政体，这是唯一传承至今的政体。“全部纸草书的摹本于1891年由大英博物馆出版。”[1]
“莎草纸”
“莎草纸”与“羊皮纸”
西方“古典时期”，可能作为文献载体的两种材质，一种是埃及出产的“莎草纸”，另一种是所谓的“羊皮纸”。
先说羊皮纸。
“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Parchment这个词系指用羊皮做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纪至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2]
“羊皮纸”出现的时间据说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3]
羊皮纸成本高，抄写一部《新约圣经》大约需要三百张羊皮[4]。《新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约为22万5千字，而《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为70万5千余字，是《新约圣经》字数的三倍多，《新约圣经》用三百张羊皮的话，《旧约圣经》就需要九百张羊皮，新旧约合计则需要一千两百张以上的羊皮。
张维为在演讲中说：哪来那么多羊呀，古希腊也不产羊啊！
“莎草纸”不是“纸”，只是“草”
“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5]
从加工流程来看，“莎草片”没有任何蒸馏、化合的过程，只是简单的进行整形处理，还是“草”本来的形态。
“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猫液，使草片相互猫结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6]
埃及的这种“莎草片”实际上并不稀奇，在欧洲人没有来到美洲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用树皮作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一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以后以石磨光。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作书写材料。
太平洋各岛屿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锤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岛屿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可统称之为“树皮毡”。[7]
美国造纸专家的鉴定
“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8]
中国造纸专家潘吉星对“莎草片”的体验
“1981年笔者旅居弗吉尼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9]
这种“莎草片”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甚至难以承受陆路运输的颠簸。[10]
“纸草片”和“羊皮板”用什么“笔、墨”写画？
“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例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无论用什么东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种阿拉伯胶之类的黏合剂，即一种阿拉伯树的水溶性树液。把这种混合物晒干，制成小块。在准备写字的时候，就用湿润的笔在墨水块上刷一刷。文士们也常使用红墨水，那是铁的氧化物、红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矿物质制作的。”[11]
“最早用来在纸莎草纸上写字的笔更像是小号油画刷，用生长在沼泽中的灯心草或小植物制成。这些笔的长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间（6到15英寸）。文士们把笔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细小的纤维，将其制成纤维的刷子。……新约时代，人们用芦苇削成尖头的管状笔。”[12]
用这种“笔”（灯芯草等）和“墨”（锅底黑），在这种“纸”（莎草片）和皮（羊皮、兽皮）上进行书写，其物质形态为有机基质上涂抹炭素汁，在自然条件下会很快降解，归于澌灭，难以长久保存。拿美国独立宣言的羊皮原件来说，用上好的羊皮、精选的墨汁，加上顶级的保存条件，从1776年到现在两百多年大部分已经漫漶不清，模糊难识了。
《美国独立宣言》的原件目前馆藏在现今的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而其草稿件则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内。此为《美国独立宣言》原件的正反两面扫描件（此图为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官网展出内容）[13]
“莎草片”上的《雅典宪章 》
“莎草片”难以长期保存
在欧洲的绝大多数气候条件下这种“莎草片”都难以保存。在古希腊的气候条件下，保存不到几十年就会发霉、粘连，不可能有片纸流传下来。在埃及，所谓“古代莎草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残卷。[14]
我们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会碳化。无论在何种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种颜料，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十年间逐渐褪色、劣化、解体、澌灭，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的材料。
无论是埃及的“莎草片”,还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诸岛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涂以何种植物或矿物的墨汁或颜料，在自然的条件下，都不可能长期保存。中国纸“纸寿千年”人们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纸草”的说法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莎草片”是西方中心论伪造文献的工具
“莎草片”开始出现大约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后、即相当于蒙森晚年时代；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尔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没有莎草纸的踪影。在此之前，说到“纸”就是“中国纸”、以及将“羊皮片”混同为“纸”的概念，称之为“羊皮卷”。
无论是1793年“纸草文献”现身赫库兰尼姆[15]，还是古罗马时涉及“莎草纸”制作方法的文献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后世所伪造。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伪莎草纸文献”的西方学者之一。[16]他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主张，自公元前六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他的根据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一段话。[17]然而，被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唯一“传世”著作《历史》原本是一部伪书。凯尼恩还列举了许多莎草纸古典文献的例子，可是作为最早伪造“古典纸草文献”的嫌疑人，其所述内容不足为信。[18]
莎草片制造技术19世纪仿造中国造纸术“复原”
埃及工程师哈桑•拉贾卜（Hassan Ragab）利用1872年从法国引种回埃及的纸莎草，重新发明了制作莎草纸的技术。
哈桑•拉贾卜（Hassan Ragab）是工程师、军人、外交家、科学家，还是实业家。他参加过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的革命，获得过一级共和国勋章并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先后出任驻中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大使，曾与埃及共和国历史上的三位总统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有过亲密接触，并三度为他颁奖。
出使中国期间，他受到当时中国造纸系统的启发，并对古埃及纸草造纸术萌发出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对中国家庭作坊式的小造纸业系统进行研究，认为这非常适合纸莎草纸制造业，并建议埃及政府发展类似的造纸系统。不过，对于他的建议，政府并未采纳，于是，他决心自己创办这一系统来拯救古老的纸莎草造纸术，潜心钻研，查阅历史书籍，与专家们进行交流，认真学习古墓画，细心观察从法老古墓中发现的纸草文书的纹理，并借助中国家庭造纸作坊的传统工艺进行实验，终于找到了古人的方法！货真价实的纸莎草纸重新被仿制出来，阔别久矣的纸画重获新生。在发掘造纸工序的过程中，拉贾卜俨然成为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画家，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纸莎草纸的再生之父。[19]
《雅典宪章》是什么货色？
书归正传。我们知道，基于纸草书的特性以及气候条件，纸草书非常难以保存。然而，在1890年西方学者却有了“重大发现”！这回倒应景，需要什么“发现”什么，而且是完整的重要的“古希腊著作”——《雅典宪章》（《雅典政制》）！从时间上来说，正值十九世纪末，当时欧洲列强正在如火如荼地打造西方中心论，这项重大发现正好是“欧洲中心论者”们最想得到的内容，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造伪嫌疑人：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的简历[20]
1863年1月，出生于伦敦
先后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新学院
1883年毕业后，入牛津大学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
1889年，成为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
1891年，27岁时发表《雅典宪章》（《雅典政制》）摹本，附有序言和注释
1898年，晋升为写本部副部长
1903年，凯尼恩公布为柏林皇家科学院修订的《雅典宪章》（《雅典政制》）版本
1909-1931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
1912年，被封为爵士
1913年，担任古典学会会长
1917年，兼任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
1918年，兼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古代史教授
1919年，兼任希腊学研究会会长
1920年，凯尼恩的《雅典宪章》（《雅典政制》）最后版本在牛津发表
1931年，退休
1932年，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进行了3场专题讲座，
并将3场讲座内容结集为《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出版
1950年，《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第2版（增订）出版
1952年，去世、享年89岁
（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一译“佛勒得里克·刻泥嗡”）
《雅典宪章》（《雅典政制》）出现于1880年
英译者拉克汉在其所作《雅典政制》英文版序言中说：
“这些有关政制的论著，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代书目中，据说有一百五十八部。……到了中世纪，这些论著在《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已经无存，直到五十年前为止，近代学者所见到的只有后来作家所作的许多引证和引文而已。
但在1880年，在埃及沙漠中曾发现了两小页破损颇多的纸草，后来经学者鉴定，这两页纸草就是从所有政制论著中最重要的一部——《雅典政制》的抄本中来的。这两页纸草，现在存于柏林博物馆。古文字学家认为它们是公元四世纪的东西。”[21]
大英博物馆毛头小伙“发现”《雅典政制》（《雅典宪章》）全本
“十年之后，图书馆管理人刻泥嗡（F.G. Kenyon）在不列颠博物馆从埃及得到的纸草卷中认出有四页是几乎包括全文的抄本。这几页纸草两面都写着字。正面是埃及赫尔摩波利斯城（Hermopolis）附近一个庄园管理人狄底穆斯（Didymus）当味斯琶西阿努斯（Vespasianus）第十年和第十一年，即公元78和79年，为他的主人厄辟马库斯（Epimachus）保存的一些收支帐目。背面便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文；它没有开头部分，因而此书的第一页是空白的，这说明它是从业已破损的该文抄本转抄来的；最后一卷是十分破碎的断片。论文的各部分是由不同的人手抄写的，一共有四人；据说，由字体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当在公元l00年左右。”[22]
这里描述道：“这几页纸草两面都写着字”，原来新发现的这部《雅典政制》（《雅典宪章》）全本，写在两面都写着字的莎草纸上？而且是写在一些收支帐目的背面！不料谎言在这里穿帮……
古文字专家指出：莎草纸只能单面写字！
“由于莎草纸的易湿性，所以通常只在一面书写……”[23]
“莎草纸虽然是轻便的书写材料，但也有很大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缺点是：莎草纸容易发潮，正面和反面不一样平，因此只写它的一面；莎草纸脆而易碎，因此它的每页不能对折，也不能折叠……”[24]
辨伪及结论
细节上《雅典宪章》（《雅典政制》）存在问题举隅
《雅典政制》作者“自以为曾批判应用他所引用的作品（VI.， XVIII.4， XXVIII.）；可是他自己所用的年代和在细节上的正确性却已经被人反驳，例如关于珀西斯特剌图斯的时代，关于塞密斯托克利斯在公元前462年之出现于雅典（XXV.3）。”[25]
《雅典宪章》（《雅典政制》）所述政治体制纯属乌托
从“莎草片”《雅典宪章》（《雅典政制》）内容来看，里面充满了现代的概念。
如：宪法制度、公民权利（第8页）、政党政治（第18页）、民主宪法、陪审法庭（第13页）、民主政治（第24页）、氏族和胞族（第29页）、五百人议会（第30 页）、人民领袖、人民群众（第35页）、弓箭手、骑士（第33页）、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第36页）、爱国公仆、守法公民、为国效劳、公民义务（第38页）、决议案、修正案、公共安全、委员、主席、动议、付诸表决、违法法案、申诉、传讯、程序（第39页）、五千人集团（第40页）、抽签选举（第41页）、会计检查、司令官、骑兵司令（第42页）、宪法权利（第48页）、公有财产、大赦、法庭答辩（第49页）、人民执掌政府、宪法改革、公平合理（第51页）、公民权、公民在十八岁时在他们村社的名簿中登记（第52页）、上诉（第56页）、最高权力、民众会、主席团（第57页）、注销、拍卖（第58页）、市场监督（第61页）、主席团书记、列席（第65页）、法定年龄（第68页）、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第69页）、故意杀人、非故意杀人（第70页）、提起公诉、不法程序弹劾（第71页）、投票否决（第72页）、信任投票（第73页）、投票箱（第76页）、“人民大众的权力一直在增长，人民使自己成了一切的主人。”（第52页）等等，俯拾即是。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2000年前的概念，到今天大部分已经时过境迁，其中一小部分与今天的概念类似还容易使人理解；而这里竟然百分之百地与现今的观念一致，说明造假者缺乏基本的做旧常识。19世纪末，当时人们知道那是假的，是西方中心论强权的做派，无可奈何；令人不解的是，如何连中国的学者也会上当受骗呢？西方殖民者的“东方主义”真是屡试不爽啊！
被选举出来的总主席一天一换？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雅典政制》（《雅典宪章》）的造伪者，将“雅典民主制度”推向了极端，设计出了需要每天开会的“议事会”，“议事会实际上除假日外每日开会。”更有甚者，为了限制权力，选举出来的总主席需要一天一换，“主席团有一个总主席，由抽签选出：他任期一日一夜，不得延长，也不得再度任职。”[26]
这样一来总主席就不需要做任何实际工作了，每天专注于选举，同时马不停蹄地交接工作就成了总主席的全部工作。
《雅典宪章》（《雅典政制》）的消息来源于另一部伪书
“《雅典政制》在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中的地位，我们是由《尼科马库斯伦理学》那部书的结尾一节中得知的。”[27]
《尼科马库斯伦理学》是什么东东呢？原来这部作品是在亚里士多德名下的另一部伪书。简单来说，第一，《尼科马库斯伦理学》来历不明；第二，《尼科马库斯伦理学》抄袭《中庸》等中国文献的内容，一望可知。[28]
靠伪造文献为西方中心论“建立功业”
这位毛头小伙、《雅典宪章》（《雅典政制》）的炮制者弗雷德里克·凯尼恩，凭借这项成绩，后来担任了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1909年）以及古典学会会长（1913年）、希腊学研究学会会长（1919年）。
实际上这是当时的常态。同样的事例非常普遍，例如大名鼎鼎的谢里曼，本来是一个军火商，并无古典历史方面的学养，因其个人兴趣，发现了特洛伊遗址，从而“证实”了荷马史诗的真实性，因此被奉为“西方考古学之父”。然而，谢里曼晚年自己也承认，他所发现的遗址并非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29]
近1800年前的“双面莎草片”文献？愚弄“学者们”的智商……
1890年凯尼恩“发现”《雅典宪章》（《雅典政制》）全本，“由字体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当在公元l00年左右”，就是说这份“莎草片”文献已经有1790年的历史了。
我们知道“纸寿千年”的常识，中国纸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记录文字的载体，按照质地最好的中国纸来说，其极限大体也不过可以保存千余年而已，何况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的“莎草片”！
更有甚者，这位毛头小伙所发现的“莎草片”文献两面都写着字，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章》（《雅典政制》）是写在“背面”！后来的专家们得出结论，莎草纸并不能够两面书写，因此在这里就难以圆谎了。
这位当时大约27岁图书管理员凯尼恩，居然在近1800年前的“莎草片”的背面完全释读出了属于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古代方言拼音字母的确切含义，并将其摹本在短时间内公诸于世！不知“草（莎草）残字不残”是如何做到的？而且，这个文献并无传世文本供其参照，又如何可以完全释读？
这个伟大的谎言，不料在这里露出了完全的马脚……
《雅典宪章》（《雅典政制》）中译本的出版情况
1957年三联出版社出版了日知、力野以罗布丛书版《雅典政制》英译本为底本的中译本，1959年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颜一后来又根据同一底本将《雅典政制》再次翻译为中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十卷）。2013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了冯金朋中译本，该译本以四个希腊文本（Kenyon, Sandys, Rackham, Rhodes）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几个英译本翻译。看样子，中国学者在这本书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啊……
参考文献
商务印书馆 《雅典政制》中译本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凯尼恩《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译本
大象出版社 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
山西人民出版社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
2019年5月13日
[1]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7页及注，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2]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3]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4]“哥腾堡活字版印刷术发明时，第一套书，就是用欧洲自制纸与羊皮纸印的新约圣经，据说每本用300张小羊皮。（注：Dard Hunter：《Paper 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台]陈大川《纸由洛阳到罗马》第98页，财团法人树火纪念纸文化基金会、民国102年10月第1版
[5]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6]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7]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8]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9]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10]参看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11][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2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12][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3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13]见https://k.sina.cn/article_1988754133_p7689fad502700522h.html?wm=13500_0055&vt=4，潜行吧豆子Kevin微博
[14]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15][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版第130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
[16]炮制所谓亚里士多德《雅典宪章》（《雅典政制》）的正是此人。
[17] 见[英]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译本第10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那段话是这样的：“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见[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第1版下册第37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
[18]详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19]铁马冰河陆川客《“莎草纸”不是纸，“纸草书”不靠谱》，见朝千里新浪博客2017-12-06
[20][英]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译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2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英译者序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2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英译者序言”第2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23][苏]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王荣宅中译本第1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24][苏]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王荣宅中译本第3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2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英译者序言”第4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2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第54-5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2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英译者序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28]参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库斯伦理学》中译本相关内容，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
[29]说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另参看林鹏、诸玄识、董并生《作为伪造“古希腊”工具的“西方考古学”》，见[何新文史]公众号2018年10月1日-3日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