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加州的海边,院子外面是一条弯弯的石径,通向一片静谧的沙滩。海浪每次拍打岸边时,我都听见一种古老的呼吸声,那不是风的呼吸,而是人类历史深处的叹息。多年冥想,我学会了用静坐去观察世界的脚步,却始终无法忽视来自遥远东方的那股沉重味道——一种叫作“唯利是图”的势利气息,从人到人,从城到城,像雾气一样弥漫开来。
这种文化,不是某个时代突然降临的,它像细雨渗入土壤,一代一代地滋养了某种根系。起初,人们说它是生存智慧,是在动荡中保命的手段。后来,它变成了习惯,习惯变成了规则,规则变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钱成了秤,秤的一端是黄金,另一端是人心。
我记得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这种文化的锋利,是在一次返乡途中。那天在老城的街口,我遇见一位童年好友。他穿着一件亮得刺眼的皮夹克,手里拿着一串钥匙,不是为了开锁,而是为了晃动时发出声音。他寒暄几句,目光已经在我身上来回打量,像在计算我身上的价值。当得知我在海外生活,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但立刻又暗了下去——听说我没有做“大生意”,只是静心修行。他嘴角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失望,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不再是两个人的对话,而是两件标了价的物品在比对标签。
势利的可怕在于,它不只是外在的炫耀,它会悄无声息地进入教育。学校里,成绩本应是对知识的衡量,可在一些地方,它却成为攀附权力的通行证。家长不是问孩子“你学到了什么”,而是问“你考第几”。孩子也学会了,如果能和有势力的同学做朋友,就可以省下很多麻烦。久而久之,他们习惯了用别人的资源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等他们长大进入社会,这种思维被完整带进职场:选择工作不是看使命感,而是看名片上印的头衔和薪资数字。
这种文化甚至渗入家庭。饭桌上的对话很少关心真正的幸福,更多是比较谁家的孩子买了多大的房,谁的亲戚在什么部门做官。亲情被一种看不见的天平称量着,似乎只有换算成可以炫耀的数字,才配被当作值得传颂的故事。真正的温暖和理解被压在角落,慢慢发霉。
我曾在一所乡村小学做过义工。那里的孩子眼睛清亮,可家长会时,教室外总是围着三三两两的家长,他们不问课堂上学了什么,只问老师:“我家孩子有没有机会进城里的重点中学?”他们的焦虑不是为了孩子多读书,而是为了能在牌局上有一句足够分量的炫耀词。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像铁丝一样扎在下一代的心田,让他们过早地明白了一个残酷的“公式”:只有当你能被利用时,你才有价值。
在组织与社会层面,这种文化更是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算计。会议桌上,表面是合作,背后是交换与交易的清单。人情、承诺、合同、甚至微笑,都被精确换算成利益。当所有人都在精于算计,社会表面可能繁华,但内部的信任成本却高得吓人。你必须花一半的时间去提防,另一半时间去证明你值得信任,而真正用来创造的时间,所剩无几。
有一次我在电视里看到一段剧情:一个穷小子拼命讨好权贵,换取一份临时的工作。他以为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可那位权贵只是在用他完成一个琐碎差事。差事完结,他就被丢在路边,像一双破旧的鞋子。这情节像极了现实中许多人的遭遇——当你被当作工具,便注定会在任务完成的那一刻被弃用。
冥想的日子里,我常想到古老的教诲:人心若只向外索取,便会枯竭;若能向内滋养,才能丰盈。可在“唯利是图”的氛围里,人们很少有机会向内看,他们被不断推向一条狭窄的路,路上只有赢与输、得与失。久而久之,一个民族的精神变得单薄,创造力和包容心也随之凋零。与欧美一些社会相比,那些地方虽也有利益交换,但规则更透明,公共信任度更高,人们敢于投入时间在不立刻见效的事物上,比如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公共服务。这些缓慢而深远的投入,最终累积成国家的厚度与竞争力。
有人问我,这种文化能否改变?我想,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需要从个人开始,从家庭开始,从那些最日常的选择开始——比如,教孩子先去关心别人,再去关心自己能得到什么;在工作中先去完成价值,再去谈回报。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这么做,势利的根就会慢慢松动。
多年之后,我再次走在老城的街头。那位童年好友依然站在熟悉的街口,只是皮夹克换成了更昂贵的款式。他看到我,笑容依旧礼貌,但眼神已不再停留太久。我知道,我们之间那道由势利筑成的墙,还在。但我心里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沉重,因为我明白,墙外的世界,始终有人在用另一种方式生活——不急于计算得失,只愿在风声和浪声中,让心保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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