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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者的悲剧

(2021-07-20 10:10:55) 下一个

公元前200年,西汉初年。韩王信谋反,刘邦亲率大军讨伐。刘邦连连报捷,韩王信急了,于是去勾结北方匈奴。刘邦大怒,为了摸清虚实,派去使者查探。匈奴首领将计就计,把精兵强将隐藏起来,军营内外能看到的都是老兵瘦马,刘邦一向小心多疑,前后派出了十几拨使者,得到的报告均是:“匈奴可伐。”

刘邦满心欢喜认为平定中原指日可待。为了稳妥起见,刘邦最后派娄敬最后去一趟。意外的是,娄敬出使回来浇了一盆冷水:两国相持,匈奴应该展示肌肉才对。但是匈奴的军营里连一个壮丁都看不到,此必有诈。依老臣看来,匈奴不可伐。”刘邦本来信心满满,已经费心费力策划了好几个月。听到娄敬的报告,忍不住破口大骂:“你个老匹夫,就会呈口舌之利!妄想用一张嘴就堵住朕的二十万大军。”于是,娄敬被打进大牢,刘邦率大军出征。后来便是:刘邦中了匈奴的埋伏,被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史称“白登之围”。要不是陈平临时使出了变相的美人计,刘邦恐怕就饿死在白登山上了。

整个事件的过程其实就是刘邦执于自是,仅从自是中构想自己想要的部分,完全没有从对峙双方客观地分析两国全况,而娄敬,他就并没有让自己的视角局限于敌我的任何一方。所以才能透过表象看出破绽。

幸运的是,刘邦并没有像袁绍一样愚蠢的自是到底。他逃回来之后,亲自去大牢里认错检讨,还把娄敬敕封为建信侯。也许刘邦并非是诚心改悔,只不过是一番作秀,但这倒也使后来汉王朝的朝堂上,站出许多敢于提反对意见的人。

美国的历史学家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在《林肯与劲敌幕僚》一书中写道:美国历史上的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八名内阁成员中,竟然包含了他曾经的四位政治死敌。这四位政敌还被他任命了一些最高职务:国务卿,威廉·西沃德;陆军部长,爱德温·斯坦顿;财政部长,萨蒙·蔡斯;首席检察官,爱德华·贝兹。

这四位政坛老将可都是专门跟林肯唱反调的人,即使他们进了内阁,依然对林肯冷嘲热讽,甚至掀桌子大骂都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林肯为了避免自己变成井底之蛙,为了避免自己做决策的时候陷入“自是”,选择了忍辱负重,兼容并蓄。这就是一个优秀领导者的政治远见和胸怀。

戴尔·卡内基在写《人性的弱点》一书的过程中曾经对美国著名的“星星监狱”进行了深入的访问和调查,他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杀人犯还是黑帮头目,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罪有应得,有的人甚至会认为自己为社会做出了某种贡献。比如,著名的黑社会教父阿尔卡彭则自豪地声称:“自己为社会的边缘青年提供了一份谋生的工作。”他们的逻辑虽然听起来荒唐不经,但并不难理解。因为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是统一的。如果发生偏离,人就会感到迷茫和手足无措。就好像机器人的指令和行为如果不统一,也会陷入瘫痪的状态。所以,人一旦发生“认知失调”,就要立即校正。思想和行为更容易被调整的是思想。因为投入行动的成本,一般都远远高于思考的成本。根据行为经济学的“沉没成本”效应,投入的越多,就越不容易放弃,这就是人们往往“死不认错”的经济学原因。

所以,越自是的人,越容易犯错,而且越不会认错。罗素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麻烦就是:傻瓜和狂热分子对自己坚信不疑,而智者总是充满疑虑。”

由此可见,智者的思想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人不断地打破“我执”的过程。释迦牟尼讲经的时候也曾经说:“佛法如金:金不怕火,法不怕疑。以火验金,以疑证法。”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怀疑,那他根本就不会有真正的信仰。而反观现实中那些“自是”的人,往往就都对自己的理念一信到底,坚定不移,对自己的偏执绝不正视,最可怕的是,他们还往往不允许别人质疑。

希特勒就是一个极端自是的人,而极端的自是必然会造成极端的犯罪。因为在他的决策团体中,只允许不折不扣地执行,从来就不允许出现不卑不亢的质疑。

他的一位忠实追随者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偏离了现实。很快就会被周围的人发现并且批评,从而能得到改正。但是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中并不存在这种矫正的机制,它完全是与世隔绝,与外界隔离的。所有的人就像是置身于一个四周都是哈哈镜的大厅之中,你的任何一个表情,都只会被放大并且反复确认。在哈哈镜里,除了我自己,我什么都看不到。”

希特勒在二战期间屠杀了至少六百万无辜的犹太平民,但他从来没有一天怀疑过自己的正义性和正确性。“自是”到这种地步的他最终熄灭了人的良知之火,堕落到黑暗的世界中不可自拔。

而做为普通人的我们呢?

 

(改编自紫狼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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