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邑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
正文
回乡路上道道关
作者：郎伦友
第一关 皮尔逊机场
离上次回国探亲已经三年多了，张罗了许久的回乡之旅终于在2012年夏天成行。女儿怕我们老两口旅途劳累，买了中国海南航空公司的联程机票，而且还是商务舱，可以把座位放下来躺着睡觉。
女儿带着我们的外孙送我们到加拿大皮尔逊国际机场，看着我们取了机票，托运了行李，到安检口排队后，才告别离开。
在女儿才离开几分钟的时间，可能还没把车开出停车场，就有一位机场安检人员过来把我叫到一边，用探测器把我周身扫了一遍。没有问题，他就返身与几个同事聊天去了。
在我排队期间，这个安检人员既没有检查过我前面的人，也没有检查我身后的人，唯独检查了我自己。
老伴把我嘲笑了一番：“你瞧瞧你，不管走到哪都得被人家检查。”
老伴的话是有来历的，我在职的时候经常出差，在火车站几乎每次都被查验身份证。即使在北京站，在上下车的人流中只抽检一小部分人，那也少不了我这个重要人物。
第二关 家乡小区
回到家乡小镇的当天傍晚，我背着双肩包从内弟家出来。内弟家所在的小区很漂亮，很干净，再也不是过去的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了。原来的小河沟现在修上了护坡，两岸正在修仿大理石的护栏。还没等我欣赏够呢，一个小伙子就凑过来问：“你是本地人吗？”
“是本地人，不过这几年是在外地。”我回答说。
“你要去哪？”他又问。
我以为他是问我要不要打三轮车。家乡的机动三轮车很多，不少下岗职工和待业青年就是靠开三轮车谋生。“我不打车，我喜欢走走。”我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你原来是哪个单位的？”
这时有四个警察也过来了，看上去年龄都不大，也就20上下。这时我明白了，第一个年轻人是个便衣警察。他们既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
我说我原来在局机关教育处工作，并且报上了姓名。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中国的警察还没有亮证的习惯，不过我觉得他们不像是冒充的，也就没要求他们。但我的身份证在亲戚手里，为的是原单位有事情时好用，护照在老伴那里。老伴做头去了，护照也拿不出来。我无奈地向他们进行解释。他们提出看看我背包里的东西，我只好让他们看，都是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
“你刚才是从谁家出来的？带我们去看看。”那个便衣说。
此时我只能服从。上了四楼，内侄把门打开，他们可能认识他。再看看放在客厅里的行李箱，还都捆着，带着行李标签。
“这是我大姑父，亲姑父。”内侄说。
“不好意思。”那个便衣说。“我们以为他是传播法轮功的呢！”
这件事就成了我回到家乡后酒桌上的下酒菜，惹得有些人直喷饭。这么大的小镇有几个不知道你出国的，怎么偏偏就都被你遇上了？
第三关 首都机场
好容易回来一趟，亲戚轮流请吃自不必说，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老邻居也跟着排号，几乎天天都不闲着，转眼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回程路上，在北京首都机场，我这个人又被特殊关照了一番。当然我心里有底，不怕他们检查。
也是在排队等候安检的时候，一个警察走过来向我要机票和护照，说要核对一下。他把机票和护照一拿走，我就开玩笑说：“坏了！准是潘长江出事了！”
这又是我的典故。在国内时有人说我像潘长江，到了加拿大后，在英语班，开始我说我叫潘长海，是潘长江的哥哥。有个东北老乡半信半疑，等他知道这是开玩笑后，便说：“别说，你还真有点儿像潘长江。”
话说回来，在首都机场平安无事，机票和护照物归原主。这次我还是空前绝后，在我的视野里，仅仅是我一个人被核对了机票。不管怎样，我顺利地登上了海南航空公司直飞多伦多的航班。
回到多伦多，我上网看到有消息说，国庆节长假期间以及长假前后，中央几位主要官员亲自坐镇指挥，堵截企图外逃的贪官。据说他们有一个黑名单，结果有数百人被拘留。
我什么地方像贪官呢？我怎么就没觉出来呢。当然，贪官什么长相的都有，许多也是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看来中央还真有人想真反腐败，不过这种扬汤止沸的办法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还记得有位大领导曾经说过“权为民所授”，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不提了，但愿他还能想起来。真正做到“权为民所授”，就会少出贪官，出了也会及时发现，及时清除，不至于隐蔽了20多年，官至十亿人之上，几人之下才被惩处。
第四关 又是皮尔逊机场
乘了13个小时的飞机，在北京起飞是9月24日15时，到多伦多还是9月24日16时。时差让我的年龄减了半天，如果能用这个办法把年龄减去10岁岂不快哉！
在北京首都机场恰巧遇上了在加拿大的邻居，不用说就这一个航班。因为她儿子的公司忙，约定她下飞机后再打电话给儿子，这样可以少浪费儿子的时间。而我们已经约好女儿按航班到达时间来接。于是我们提议不用她儿子来了，她搭我们的车就行了。
到了皮尔逊机场，我和老伴顺利过关，但那位邻居却被要求去开包检查。我说了一句，我们是一起的。这下可好，机场海关人员要我们俩也跟着去检查。我后悔莫及，说这话干什么，到海关外面等着不就没这个麻烦了嘛！
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去接受检查吧。因为老伴说我点儿低，总是遭到分外的关照，所以尽管亲友们热情相赠，拿不准的东西都没带。在临回来之前，我还让一个朋友给他在海关工作的朋友打电话询问可以带什么，不可以带什么，而且还问了几样具体的东西。尽管如此，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据说海关工作人员的心情也很重要，高兴了事情就简单，不高兴了事情就复杂。还有人说，一旦你被检查过，在机场留下了纪录，下次，再下次，次次检查你。
我心里忐忑不安，老伴也神情紧张，那个邻居更不用说，除了紧张，还一个劲抱歉，说连累了我们。
还好，我们三个人把入境卡和护照一并递给检察官后，我说了一句“We will take the same car.”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地道的英语，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起了作用，那个检察官把我和老伴的入境卡看了看，放到一边，拿起邻居的入境卡问：“Do you have any food?”邻居听懂了，说了句“No”。仅此一问，顺利放行。我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过后老伴得意地说：“怎么样？与我一路同行，逢凶化吉。”可不是，以前在敦化六顶山，有个看手相的说我老伴手心有个痣，出门在外逢凶化吉，与她同行的人也跟着借光。是命运还是巧合，姑且信之！
【本文写于2012年11月9日】
从现在起到死，俺就是再也回不了那个愚昧落后野蛮的民族，俺也没什么好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