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言说者

杜延林 1963年出生 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曾因组织发动并领导某地“动乱”被当局处分,曾参与发课税案(艾未未案件)等维权活动,多次因围观被抓,曾于2015年六四纪念日到天安门静坐被刑拘。业余从事学术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哲学,存在哲学及转型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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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演进与自由民主

(2020-01-15 16:51:49) 下一个
杜延林 思想言说者 2019-09-15

西人描绘中国皇帝监督行刑

今天简单讲一下文化、素质与自由民主的关系是什么。分成两大方面来讲:一是文化有没有先进落后之分,这涉及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关系。另外,文化的各个方面,比如宗教、哲学、道德、法治等等,在走向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哪些在先哪些在后;这里要借机批判一下各种先行论如素质先行论、信仰先行论、法治先行论等。

首先看第一方面,文化有没有先进落后之分。

我们有针对性地来对比一下,西方的文化和文明,跟古代中国的文化文明,以及现代中国继承下来的文化文明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谈到中国文化的辉煌,我们一般就是往前追溯,追溯到先秦。中国最辉煌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时期。那个时候的人是心怀天下,很少有所谓的国家的概念。我们知道,古代的“国”就是“城”的意思,国家其实就是诸侯城邦。所以那时候孔子的主张不仅仅是为了鲁国服务的,他要跑到各个国家,哪个国家用我,我就为哪个国家服务,没有什么爱国主义这一说,是心怀天下。

雅斯贝尔斯把那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跨度的时代叫做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从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上出现第一个先知琐罗亚斯德到希腊化后期这段时间,全世界同时出现了不同的文明。

最早是美索布达米亚文明。随着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的发展,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上的一群人,被称为雅利安人的,跨过了伊朗高原,进入了印度。印度在这之前也有文明,但是最辉煌还是雅利安人进入后出现的印度文明。在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上同时有巴比伦文明,非洲有埃及文明,希腊半岛上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等。

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跟外界联系不是那么紧密,所以中华文明比较独特。所以说整个古代轴心时代的文明,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华文明,是没有经过融合的一种文明,一部分是经过了融合的其他文明。

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一直到克里特文明及迈锡尼文明,最后融合生成希腊文明。希腊文明又经罗马文明,一直发展到近代。可见,除了中华文明以外,其他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是交汇融合碰撞的一个结果。

中国介绍西方科技的《海国图志》(日译版)

如果对希腊文明有所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希腊文明肯定是远远优于中华文明的。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从实际结果来看,希腊文明是最早进行抽象思维,对宇宙本体和人生进行抽象思考,并且用逻辑来进行论证的一种文明,它有庞大的哲学传统和体系,比如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等等。

中华文明有没有系统的哲学体系?我们有老庄,有孔孟,有墨家等等,但它远远谈不上哲学体系。老庄哲学中代表作是《道德经》,读完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论证,是类比。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等等这样一些很通俗的道理去类比,而类比推理,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你如果去读一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你就发现他们是严密的逻辑论证。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这是我们现在形式逻辑的最基本的论证方法。所以,希腊文明产生了对世界、宇宙本体、人生进行抽象思维的哲学体系,同时发明了逻辑方法。

另一面,中国文明是非常实用的文明,比如说它有比较先进的天文历法,有比较先进的计算方法,非常实用。天文历法、计算丈量,是因为农业需要;但没有抽象成一种数学体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初中数学课本有一个勾股定理。中国古人只是发现了勾三股四弦必五这样一个特殊的比例规律;这个定理正统的叫法叫毕达哥拉斯定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直角三角形,它的两边的平方之和一定等于斜边的平方,并且毕达哥拉斯用逻辑的方法证明了这个定理。像毕达哥拉斯这样的数学家,其实是哲学家,他是把数学的数当作宇宙本体的本源,去找寻它们的和谐关系,进行逻辑论证。到了欧几里得时代,产生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它有一个相当严密的体系。他的第五公设,都认为并不自明,欧几里得本人不想用它作公设。后来有人想证明它,证明不出就反证,结果反证推出了两个几何体系:一个是罗巴切夫斯基几何体系,一个是黎曼几何体系,这两个几何体系分别成为微观世界和宏观大尺度空间里的物理学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有完备的数学的逻辑论证体系,这一点中华文明没有。

再者,古希腊哲学从开始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存在主义哲学传统,谈人的存在,关注自己。另一种是谈自然界的构成,自然界的本体,就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后来亚里士多德由它分出了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中国有技术,但是没有自然哲学体系。为什么?除了前面讲的中国人不爱好抽象思维以外,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没有发明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是自然科学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分析方法,就无法进行后边的推理。古希腊的科学、哲学体系,中国没有,只有一些实用性的学科,比如说伦理学,像儒家实质上就是伦理学。本来墨家是可以产生出逻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的萌芽的,可惜墨家没有得到重视。道家是想探讨自然界本体规律的,但探讨的初衷还是实用的,就是为了活得更有技巧一点,更犬儒一点,更智慧一点,所以大量的东西没有去深究;更多的是类比,对自然界的规律用“道”去进行说明。其实在中国古代,最后被发扬光大的是法家,也就是非常实用的行政管理技术——酷刑或者酷法,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最发达的是伦理学和行政管理。

从制度多样化来看,古希腊有民主制度,有共和制度,有贵族制等等。雅典是民主制的代表,斯巴达是共和制度的代表。西方的文明一直在发展,后来是罗马的共和制。其实罗马在征服希腊世界之前也有它的文明,但是它吸收了希腊很多东西,建立了罗马的共和制,包括罗马法典等等。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法典类的东西。在美索布达米亚平原文明初期,也就是公元前4000到3000年这个时期,就有了苏美尔法典。后来的巴比伦法典,发展到了雅典的索伦立法、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等等。总之,西方文明后期一直在发展,一直在融合,包括后来的基督教文明,犹太教的产生也是轴心时代一个文明的成果。犹太教发展到罗马时代,出现了耶稣,变成基督教,不再是犹太人本身的宗教,变成为普世宗教。罗马的统治者认为这个可以利用,它就成了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我们通常认为中世纪是黑暗世纪,其实这种说法是有偏见的。从哲学体系上讲,中世纪的基督教,把一个天启的信仰通过与希腊文明的结合,变成了一个带有很多理性色彩的信仰。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这样的经院哲学家,把希腊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融入了基督教信仰,增添了很多理性的因素或者哲学的因素,产生了基督教哲学。中世纪在技术上、在自然科学上也有很多发展,孕育了后期西方的科学革命。通过文艺复兴,从伊斯兰世界或者说阿拉伯世界,把失散失落的希腊经典又找了回来,欧洲重新希腊化。然后经过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西方文明逐渐步入现代化。从大的尺度来讲,西方文明可以说是除中华文明以外的其他古代文明融合发展而来。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演进到现代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它使得基督教世界解释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垄断权被打破。启蒙运动发现了人的价值,使人得到了解放。通过这样的融合、碰撞发展而来,整个西方文明是活的文明。而中华文明恰恰相反,它是越往远古越辉煌。一般一讲就是先秦,往后就越来越被统治者利用,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衰落。后来无非是解释经典,利用经典为统治者服务,而文明在逐渐衰落。有的文化学者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留存下来的古代文明,其他文明都灭绝了。这是完全不懂文明的演化史。除了中华文明以外,其他文明通过融合、杂交、选择、淘汰、发展,成就了现代文明。

以上是第一方面的问题——文明是有先进落后的,我们必须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的,应该谦虚地向西方学习,而不要抱残守缺。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好的政治体制,或者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由哪些主要因素构成?

福山认为,一个理想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社会应该有三大因素:法治、民主和治理能力。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法治是一种很重要的传统。法治传统是怎么来的?这个比较复杂,西方古代很早就有一些法典,比如说苏美尔法典、巴比伦法典,索伦的立法、十二铜表法等等,这是一个来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宗教的律法,宗教的一些信条。宗教是凌驾于任何人之上的,它的律法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所以有宗教传统的地方,法治一定是有基础的。不管是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不管是《圣经》还是《古兰经》,它本身就是法典。像印度社会,有一个种姓制度,雅利安人建立的种姓制度,第一阶层不是武士,第一阶层是婆罗门、宗教人士,这些人其实没有掌握国家世俗政权的能力,他们没有武力。古代印度社会很多国家互相吞并征战,但武士却不是社会最高层,他是第二层,第一层留给了宗教人士。宗教人士并不掌握国家权力,也没多少财富,甘心做精神层面、宗教方面的事情,但他被尊为第一阶层。所以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法治传统的。

中国有没有法治传统?没有。中国古代原始宗教早就衰落了,古代的神话没转化成一神教。中国既没有宗教传统,也没有留下类似于法典这样的东西。中国古代第一阶层是谁?一定是武士。征战胜利的人,就变成皇帝了。所以说,中国从战国以后就完全是一个丛林法则的社会,没有一个约束它的东西。印度有约束武士阶层的东西,就是种姓制度,这是宗教的法规。西方的任何一个国王、皇帝,都必须跟罗马教廷搞好关系。教权与王权,始终存在着权力的制约。但是中国古代没有,中国古代一直就是胜者为王,一直就是丛林法则,谁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所以越来越中央集权,越来越专制。一个国家缺乏法治传统,未来的民主化是有很大的缺陷的。有人据此提出法治先行,这点后面再谈。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民主。民主包括几方面:一是选举,这是最直接的,就是民主在协商解决不了的时候,通过投票来解决;第二,民主还是一种沟通、追责的方式;最后,民主是权力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一个国家未来的制度好不好,跟有没有民主有极大关系,而民主的本身涉及参与投票者对民主的理解。

第三个方面,按照福山的说法,一个理想的体制也应该有治理能力。这一因素,中国传统中不缺,中国是文官制度发明者,中国是最早研究治理的。由于战争的需要,由于水利工程的需要,由于调动人力物力的需要,中国很早就变成了中央集权体制,有丰富的治理经验和能力。

非洲大陆有很多民主国家,但是民主的质量怎么样呢?参差不齐。有好一点的,但是大部分质量不高,为什么不高?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非洲在西方人去之前大部分地区是没有国家的,只有部落。他没有国家治理能力,没有国家治理的传统。跟中国一样的是,非洲也没有法律的传统或惯例,即没有法治传统。西方人走的时候给他留下了民主,他们就仅仅把这个民主继承下来。非洲有了民主体制,没有法治,没有对基本人权的保障。他们民主的口号是:该轮到我们了!像胡图族跟图西族两个民族互相屠杀,胡图族上台屠杀图西族,图西族上台再杀回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他们民主制度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缺乏对少数人的保护,是一种多数暴政。非洲也没有国家治理能力。比如南非,经过民主革命以后,曼德拉上台,曼德拉下台以后换上其他的黑人总统,整个南非肯定是落入黑人手里。在南非这样一个民主制度国家里,按照多数规则,白人一旦失去政权,就很难再执政了。非洲原来缺乏治理传统,据说南非政府现在搞得一塌糊涂。

法国《人权宣言》

讲这些,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素质、文化、信仰、法治这些因素,跟民主有没有关系?跟民主的质量当然有关系,一个高素质的民族,一个文化比较先进的民族,一个从古代就开始有法治传统、有自由传统的民族,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从古代就保有法治传统,就有了《大宪章》这样的东西,他们有强烈的个人自由的文化根基,所以他们宪政民主的质量就会比较高。而像非洲这样一些国家,缺乏法治传统,缺乏治理能力,甚至缺乏文化传统,硬性移植民主制度,质量就会降低。但是不是在非洲这样的土地上,民主不如独裁呢?显然不是,独裁体制更可怕。总之,素质对民主是有影响的,特别是高质量的民主体制、理想的社会秩序,是需要素质来作为基础和铺垫的。但是,这个不能放在前边。因为,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由、发言权,自然就要求民主,这显然非常天经地义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天赋人权。人权不会以其他东西为前提,不能说我只有素质提高了,才有权利去要这些东西。无论素质多低,即便像非洲那些没有文化的部落,他也照样可以搞民主,只是质量会差一点。不管是法治传统还是文化积淀,不管是宗教信仰还是公民素质,都是搞好政治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它不是优先的因素。因为,政治权力、政治诉求、民主本身就是文化中最直接的东西、最世俗的东西,所以它应该排在前面。也就是说,素质优先论是错的。有人会抱怨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这个观念肯定不对。但是,中国人需要不需要提高素质?当然需要。素质一定是通过政治历练,包括政治反抗、政治诉求、政治参与提高的。几千年都身处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非要求公民有很高的政治素质,逻辑上说不过去,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锻炼,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另外一个要批判的是法治先行,这是很多法学家的观点。弗朗西斯·福山也对中国提过,说你们最好是法治先行。法治先行当然有好处,如果一个国家先法治化,再开放民主,当然是好的。理论上,现代的法治就是保证个人的权利,通过一个公平的法治体系,让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这也是罗尔斯政治哲学中权利优先的原则,就是宪法要保证这些基本权利的公平,然后再一步一步落实政治参与,落实普选,落实机会均等,这样社会就会有序发展。

我们回顾一下英国的发展历程,你不能简单说它是民主在先,还是法治在先、自由在先,但是它历史上一直在进行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从贵族这个角度,几百年来一直在跟王权作斗争。英国把民主权力落实到所有公民身上是很晚,19世纪末英国还产生了宪章运动,英国工人阶级要求选票,要求普选,被议会镇压了,但是没过几十年,二十世纪初英国人就实现了普选。可以说英国是法治先行的例子,但不是顶层设计,而是抗争的结果。

美国是一个移民建立的自治社会,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宪法,像弗吉尼亚宪法等等。但是普选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实现,比如黑人的实际的权力是通过民权运动,通过马丁·路德·金的反抗才争取到的,特别是南方各州。如果法治能够先行,民主道路会更稳定。

但为什么要批判法治先行?第一点,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说,从法理上讲法治应比民主优先;所有的法治先行,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在目前的中国,提法治先行的人一定是没搞明白,法治先行一定是统治当局主导立法,主导建立一个法治体系和宪政体系,然后开放选举。但这可行吗?显然是不现实。既然不现实,那么要达成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靠什么呢?靠民间坚决地要求自己的权利,靠坚定抗争。通过抗争才能迫出让步,才能一点点地争得权利,才能走向宪政民主。

还要批判一下信仰优先。我不反对人人有宗教信仰,或者某些人有宗教信仰;我甚至认为有信仰的人可能更有底线,可能会更好地遵守民主政治体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但是,我不认为只有有了信仰才能有民主、有自由。一些基督教民主人士宣扬信仰优先论,把美国或者西方先进的东西,都说成是基督教带来的,是这样吗?肯定不是。西方现代的自由民主理念,是启蒙运动的直接成果,是洛克个人自由、个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根本诉求的自由观的体现。有些人动辄把所有先进因素都归结于基督教,甚至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显然是对文明史的无知。翻一下美国开国先贤的论证,很少直接拿基督教来说事,是因为他们谈世俗的东西,一定不会涉及太多的宗教信仰;当然,他们在谈相关原则的时候会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具体层面一定不是拿这个来操作。

宗教是关于超越的一些看法,所以像这种东西你要拿来强迫别人接受,并且把它搀到政治里去,那必然乱套。中国目前异议界的基督徒,谈着谈着就谈到信仰,说中国不能走向民主,很重要的是信仰缺失,只要解决了信仰问题,只要大家都信上帝,而且都信基督教的上帝,问题就解决了。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或者统一信仰是一个相当漫长甚至不可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说,信仰先行肯定是错的。

【互动】答网友问·有关中国古代皇权制约问题

中国古代没有法治传统,但它有治理传统。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道统,统治者会有一些惯例性的东西留下来。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如此,顶峰大概是明朝的相权,内阁的权力非常大。朱元璋上台后,一度废除了内阁,废除了相权,他觉得相权跟他争权。但是后来没有办法,明朝的内阁权力非常大,发展到跟皇帝较劲的感觉,但是它并不是利益的制约,不是一种分权,而是一种道统,一种传统,是皇家或者治理结构的一种传统,为了使皇帝不至于脑子一热干傻事,所以要有传统来制约皇帝的随意性。大臣们依据的是什么?就是道统,就是用道统来制约皇帝。比如在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上,像立太子、礼仪、祭祖等等,明朝的大臣是有很多话语权的。为了钳制各级官员,皇帝也设置了钦差大臣,或者是一些御史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内部制约的一种机制,跟真正的权利主体、利益主体之间的制约,像西方的皇权与教权的争斗、贵族与国王的争斗,实质上不一样。西方是契约性的关系,西方的骑士、贵族,跟国王是契约关系。而中国古代的大臣与皇帝之间是依附关系,是一种完全的雇佣关系。而且,这种雇佣关系还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劳务协议下的雇佣,而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皇帝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大臣可以有所谓的分权、制约或进谏,但可能要“冒死”,皇帝有杀你的权力。这跟真正的制约是不一样的,差别太大了。明朝就很典型,如果皇帝一意孤行,那么大臣会死谏,但这种死谏皇帝可以打你屁股,这个是侮辱人格的东西。打完屁股,还可以发配,甚至可以杀头、满门抄斩。中国古代儒生抗命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是为了什么?为了名节,不是利益之争;所以它的制约力不强,跟真正的制约是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制约,依据就是道统,依据的是皇家留下的祖宗之法——规矩,比如皇帝到了年龄要选太子,不选太子大家就说你违反了祖制,就开始提意见上书。这种约束都是非常软的约束,如果被约束的人能够接受,遇上一个明君,比如说像李世民,像清朝的好多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这些皇帝,这些制约都会起作用。如果遇到明朝那些皇帝,就不起作用了;当然它会让皇帝干事的时候很难受,不管是万历还是嘉靖,皇帝对大臣恨死了,但是没有办法,有道统在这摆着,有时候皇太后还会干预一下,但那种制约绝不可能演化成有效的制约制度。像这样的制约,跟西方传统的制约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西方那个制约是你死我活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争斗。比如说教权跟皇权的争斗,它是平等的,很难说谁比谁大,即使贵族跟国王之间也是契约关系,一旦有一方违背,另一方可以起来反对,讨说法。最典型的像约翰王被贵族联合起来打败,然后签了《大宪章》。后来英国的历次革命,都是贵族阶层跟国王的利益和权力斗争,而这种斗争是建立在几乎是平等的主体之上。他们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国王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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