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梁 : 左宗棠与湖南人的精神

杨东梁 : 左宗棠与湖南人的精神

2017-08-30 杨东梁 左宗棠研究会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院原馆长杨东梁教授发言

一、什么是湖南人的精神

所谓“湖南人的精神”是指中国历史上在湖南地区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民性、民风。这种民性、民风是湖湘地域文化特殊性的表现。当然，除这种特殊性外，湖湘文化也必然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经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后，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超越地域的普遍性文化价值。湖湘文化也就成为一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相融合的文化，而“湖南人的精神”也就成为具有湖南地域特点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精神气质”包含道德精神与心理气质两个层面。在悠久的地域文化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湖南士人，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既有民性、民风的“气质”特性，又有士气、士风的文化特质，故而成为了“湖南人精神”的代表。

那么，“湖南人的精神”又包含哪些内容？对此很多学者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也是我所认同的。今天再结合自己不成熟的认识，把这种精神归纳为四点：

1．爱国情怀。

屈原画像

湖南人的爱国情怀是有历史传统的，战国时代的屈原就是我国古代第一位杰出的爱国诗人。当然，那时中国还没有统一，屈原爱的是他生活的楚国。到了近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湖南的志士们更是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为祖国独立、民族复兴呼啸着前进，直至献出宝贵的青春乃至生命。从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到为变法流血的谭嗣同，再到为辛亥革命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陈天华、黄兴、宋教仁，直至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等，无不是从爱国的基点出发，走上了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道路。

2．忧患意识。

魏源画像与《海国图志》

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是湖湘士人历来所追求并践行的一种精神气质。越是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种意识就表现得愈发强烈。清代嘉、道以降，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湖南一些有志之士更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态走上救国之途。邵阳人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忧时之作，他在该书的“叙”中明确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晚清爱国将领左宗棠青年时代也曾立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维新志士谭嗣同（浏阳人）在甲午战后，有感于民族危机的深重赋诗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辛亥烈士陈天华（新化人）在《敬告湖南人》一文中警告说：“今日中国之亡，岂仅亡国，实亡种也！”“我湖南人岂非十八省中最有价值之人格耶！何以当此灭亡之风潮而无所动作也？”

3．负重奋斗。

曾国藩像

说到湖南人的性格特点，史书多有记载和评论。《晋书》说湖南士人果烈、坚勇；《隋书》说：“其人率多劲悍决烈，天性然也”，以后宋、明历朝多有此类评介，认为湖南人具有勇悍、刚直、艰苦奋斗的精神。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记载了元兵进攻潭州（今长沙）时，岳麓书院书生奋起抵抗，“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在近代，曾国藩也大力提倡“刚气”、“倔强之气”、“忠义血性”，他生平立志之诀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陈天华在蹈海殉国前写下遗书，要求中国留日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抱负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的一生堪称负重奋斗的一生。

4．通变求新。

谭嗣同像

在中国近代，是湖南人最早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而在洋务运动中，又是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首先成为引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佼佼者，在维新变法时期，谭嗣同“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梁启超：《谭嗣同传》），提出“利变法之用”“严变法之卫”，“求变法之才”；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黄兴（善化人，今长沙）、宋教仁（桃源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湘潭人）、刘少奇（宁乡人）等，无一不是通变求新、力倡社会革命的先驱人物。

二、湖南人的精神在左宗棠身上的体现

左宗棠像

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是最能体现“湖南人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甚至可以说，“湖南人的精神”在左宗棠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左宗棠秉承湖南人的爱国传统，并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让湖南人的精神闪烁出燦烂的光辉。面对张牙舞爪的西方侵略者，他毫无畏惧，勇往直前，“锋颖凛凛向敌”（《清史稿·左宗棠传》）。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他表示“至马革桐棺，则固非所计！”无论是抵御沙俄，还是东南抗法，他都身临前敌，决计以身殉国。

左宗棠还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居家读书时，他就撰联明志，该联语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豪情壮志。在鸦片战争爆发时，左宗棠虽只是身居僻壤的一介书生，却极为关注时局的发展，抱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出主意，提方案，但换来的却是无人理睬，报国无门，满腔爱国热忱，只能付之东流。而一旦身居高位，主政一方，他立即把这种忧患意识转变成挽救危局的实际行动。

左宗棠身上“湖南人精神”的另一种体现是他的负重奋斗，也就是所谓的“骡子精神”。左宗棠一生坎坷，青壮年时三次会试不第，宏伟抱负无从实现。进入湘抚幕府，又因“樊燮案”险遭杀身之祸。他一生最为得意的收复新疆之役，更是面临许多困难与险阻，正如时人所说：“朝命甫下，人人皆为公危。又西土苦寒，诸将校多不愿往。公独毅然率二、三同仇，提师由秦逾陇以达关外。”（杨毓秀：《平回志·序》）危局面前，躭心者有之，讥笑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但左宗棠甘当负重的“骡子”奋勇直前，终于取得了收复新疆的伟大胜利。

再有，就是左宗棠一生颇具通变求新的意识。他年轻时就超凡脱俗，喜好经世致用之学。壮年后，又摆脱“闭关锁国”思维的束缚，力倡“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全集》书信三）。进而倡办了近代企业——马尾船政局和兰州机器制呢局，不但开启了“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也唱响了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这种通变求新的精神启迪了后人的开拓意识，鼓舞着来者去披荆斩棘。

 三、时代呼唤湖南人的精神

“湖南人的精神”是几千年来湖南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的共同成果，也是全体中国人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苦难深重，命运多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而实现这个梦想，就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精神支柱。当然，其中也包含了“湖南人的精神”。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应该把湖南人精神中的优秀遗产发扬光大，让它更具时代特色，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