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水成金者
问君何来独枝秀，一涧春水细长流。
兰州：被遗忘了的左宗棠和消失了的左公祠
直江兼续重光
甘肃兰州：被遗忘了的左宗棠和消失了的左公祠------------“一个人激活了一座城市”
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敕建左文襄公祠”，今天只存在于澳大利亚人莫理循1910年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中。上世纪初期，莫理循自北京取道洛阳、西安，经过兰州考察河西、新疆，拍摄了大量照片，留下了清末西北社会、名胜、生态环境的影像资料。
一直以来，致力于民俗研究的邓明总是用“弥足珍贵”来形容莫理循的这些资料照片。“这是因为，近百年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使得照片中的绝大部分事物早已不复存在了。比如我们兰州的左公祠。”邓明说：“左公祠是一座敕建的祠堂。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终年74岁，当时他是督办福建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病逝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令在左宗棠出生地湖南及他立功的省份建祠。1886年，甘肃遵敕就在兰州府文庙东侧建成左文襄公祠，老百姓口头上称‘左公祠’。”
相对于兰州城那些消失得没有一丝痕迹的祠堂，左公祠还属“有迹可循”的。自清顺治年间起，兰州城就建了多座祭祀有功德官员的祠堂。据载，这样的祠堂有10余所，如祭祀顺治时山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的孟公祠，祭祀康熙时兰州卫指挥张丕猷的张公祠和甘肃巡抚齐世武的齐公祠，祭祀乾隆时武英殿大学士阿桂的阿公祠等。百年间，它们全没了踪迹，没有留下一片瓦砾。
“祠堂作为崇拜先祖与崇拜神灵的产物，是先民精神和英灵栖息的殿堂。作为中国民间保存最好的一种古建筑群体，祠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而祠堂文化是一种相当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它既蕴涵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深厚的人文根基……为此，有这样的说法：千秋功过，于祠堂可见一斑。”甘肃省档案馆研究馆员陈乐道介绍说，像左公祠这样的由官方或民间为国家和地方名人建立的纪念性祠堂，它有别于宗族祭祖的姓氏祠堂，一般在这里不进行族姓的祭祀活动，不设神主龛、神主牌，也不修族谱，仅为弘扬历史名人的功绩、品德、气节等。 “这样的专祠虽然在数量上无法与姓氏宗祠相比，但其历史意义却远在一般宗祠之上。”
能被莫理循纳入镜头的左公祠，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建筑?“莫理循照片中的左公祠，是在旧时的兰州内城南大城门里面，那时的兰州城有内城和外城之分，具体位置在兰州府文庙即今天的兰州二中东面的曹家厅路西，坐北向南。”
邓明是老兰州人，对兰州城的变迁了如指掌。他说，莫理循的照片显示，左宗祠的东侧为四楹三间牌坊，为斗拱歇山顶，进牌坊右拐是大门，为青砖券门三座，均有题额，为砖雕仿斗拱硬山顶，进大门是正堂，正堂之后是戏楼和祠堂的主体建筑卧龙阁。“左宗棠曾自比诸葛亮，时人称其为‘今亮’，卧龙阁一名也由此而来。”
毋庸置疑，风格古雅、气势宏大，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祠堂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种重要表征。在独特的祠堂建筑文化形式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宗教观念、宗族制度、伦理道德及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方面的许多特点与个性。
左公祠能成为兰州城中名气最为响亮的祠堂，按邓明的话来说就是“少了些‘神’气，多了些人气”——在这里发生过一些与甘肃近代史有关的事。”除每年的春秋祭祀之外，左公祠更多时候是当时甘肃官绅宴请交际及招待外宾之所。“按现在的话来说，它就是那个时候的星级宾馆，整个祠堂建筑独特而气势非凡。”
芬兰探险家马达汉于1908年1月29日从新疆进入兰州，3月17日离开。在兰州的40多天中，习惯每天记日记的马达汉，在后来在他出版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记录了政府大员在左公祠宴请外宾的事。
1908年陕甘总督升允宴请马达汉、天主教传教士万·迪克、比利时在兰州参与新政建设人员林阿德等。“在城堡南门附近，一座为纪念以往一位著名的陕甘总督左宫保而建的庙宇内，摆放了一张欧式长桌，桌旁围坐着主宾18人。宴会厅美丽地装饰着地毯和灯笼，两排廊柱支撑着天花板，半圆形的后墙上开着大窗户，靠前有一个半圆形的高台，台上放了几张矮小的茶几，在茶几之间是一排铺着红色垫子和狼皮的座椅，接着是相对铺红垫子的直背靠椅，一直延续到门口。靠门口的一堵墙边有一个舞台，舞台上装饰着幕布、灯笼和地毯。”马达汉在日记中记载，当时道台以上的全体官员都出席了宴会。
除了升允，当时甘肃按察使陈灿、劝业道彭英甲等都在场。宴请的菜肴主要是西餐，西餐是由当时在甘肃矿物学堂化学教习比利时人贺尔慈的厨师烹饪的，喝的洋酒是由林阿德提供的，林阿德当时是比利时参赞兼翻译。”邓明说在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宾主间的交流是伴随着秦腔演出的一种很惬意的气氛中进行的——升允向外宾介绍了自己出使俄国的见闻，还介绍了甘肃实行新政的情况，宴会整整持续了五个小时。
到民国，左公祠更演化成了一个激励大众激进的场所。1912年11月，国民党甘肃支部成立大会在左公祠进行;1916年，兰州民众在左公祠为黄兴和蔡锷举行追掉大会，以此纪念这两位推翻帝制的斗士……
盛极一时的左公祠在张广建任甘肃督军时代后期逐渐衰微。原因是会馆的兴起。“史料记载：凡公宴演剧，率假坐于此(左公祠卧龙阁)。自皖江会馆兴，众咸趋之，此阁遂冷落。”邓明说据考证，皖江会馆原来是清代左营守备署，1915年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变卖清代衙署，在兰州做官的安徽江苏人购买左营署后将其改建为会馆，因为规模宏大，建有剧场，随即成为省城官绅公宴喜庆的场所。
到1936年留美博士赵元贞将兰州府文庙的西庑、尊经阁及左公祠辟为校园，建立志果中学(今兰州二中)，存在了50余年的左公祠就此谢幕。“一个人激活了一座城市”。用这句话来形容左宗棠之于兰州，并不过分。坊间曾流传，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尚在世之时，以省城官绅为代表的兰州老百姓给左宗棠建了生祠，地点在五泉山清晖阁(今清虚府)，第二年左宗棠进驻兰州督署后，认为这样做不妥，随后，他将生祠改为泉神雹神祠，以祭祀惠泽生民的泉神和肆虐庄稼的雹神。
“左公病逝噩耗传至陇上之时，民士皆奔走悼痛，如失所亲。”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会长张克复说，左宗棠在陇上民众心中的地位很高，受到非常高的尊崇。“不仅修建左公祠，还将兰州城的西关大街命名为‘宗棠路’，将兰州城的西稍城门命名为‘宗棠门’。还有，抗战时期将新辟的城南公路(今白银路)命名‘左公东西路’。”“提江南江北书数千里扫荡之师，靖陇上烽烟，修明礼乐;愿关内关外亿万户弦歌之士，学湘中豪杰，旋转乾坤。”兰州翰林刘尔炘书就于五泉山的这一副楹联，可谓是对左宗棠在西北的功勋的高度凝练。
“垂暮之年的左宗棠抬着棺材西进，怀着马革裹尸的坚定信念去抗击入侵者。”张克复说，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让护卫抬着一口棺材，亲率6万大军翻天山，穿沙漠，历时两年，收复新疆全境，是晚清历史上最扬眉吐气的大事件，也是抗拒外来侵略的光彩一页。“左宗棠驻扎兰州，并以兰州为大本营光复新疆，这是兰州之幸。他先后创办兰州制造局、甘肃织呢局等，进行了兴办近代工业的尝试，因为他，这个往日风气闭塞、死气沉沉的边陲古城，闪现出一缕近代工业文明的光华，并在全国最早迈入近代工业文明的殿堂。”
在柏敬堂这样的老兰州人眼中，左公的功绩就像“左公柳”一样深入人心。“老百姓说起左宗棠最为乐道的就是左公柳，其实，左公柳是种植在驿道上的，在西征途中，他下令军士种植杨柳，据说，等到几年后左宗棠离开时，左公柳已蔚然成林了。”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因《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牵连撤职查办的浙江巡抚杨昌浚把左宗棠比作甘棠，写下了《恭颂左公西行甘棠》的诗。诗中的甘棠典出《诗经·召南》，周朝的召公经常到民间访贫问苦，有时候干脆就在甘棠树下现场办公，从此后人把那些心系百姓、惠民亲政的官员称为甘棠。
“可惜的是在民国十八年的大旱灾中，左公柳被饥民伐毁殆尽，几乎是‘十里不逢一’了。”张克复说，“左公柳已成为西部历史的一个标记。而今，它虽已化为一缕缕历史的残片，但它折射出的民族大义、爱国情怀及环保意识，却与世长存。”编剧杨晓文直接以“他就是个艺术”来形容左宗棠。他说，左宗棠在经营西北时为甘肃做的大事好事太多了，单纯一个甘肃贡院的建立就足以用“伟大的左宗棠”来定位。1875年在甘肃贡院建成之前，甘肃学子参加乡试得去陕西，路上就要花去三四个月的时间，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遂上奏《甘肃分闱疏》得到批准，自此，陕甘分试。杨晓文说，纪念一个人、感觉一个人，是在纪念这个人留下的精神，没了祠堂，可在老百姓心中，左宗棠还是那个“活着”的伟大的湘人：洋务派首领之一，晚清著名军事家、政治家。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120年后纪念左公，岳麓书院的那一联语，仿佛告诉了我们产生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