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36)
看到一篇文章，想起一桩疑惑已久的事情，即所谓上世纪50年代初兰州大学“教授罢工事件”。两个版本对当年事件的表述，差之甚远。
一。张又普的版本，初见于去年2月，《张又普：兰州大学1954年罢工事件 zt》。 原文叙少议多，叙议不分，好在不算很长，为避断章取义之嫌，全文照录如下：
1974年，两位兰州大学地理系的青年教师来到我家，拜访我的父亲。他们两人都是于1960年代初期毕业于西安市西北大学地理系，是我父亲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1974年两人到西安出差，顺便拜访当年的恩师。那时，我已经成年，全程旁听了他们之间的交谈，使我终生不忘。
自满清末期，西学渐进，中国开始出现了许多西式大学，从那时开始直到1957年为止，中国的大学与西方一样，都是教授治校，以教学和科学研究为大学的主要工作。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由于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极低，一时无法插手大学教育，那时，各个大学的校长们仍然是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超一流学者。从1949年开始到1957年为止，共产党花费了8年的时间，逐渐地夺取了大学的领导权，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共产党首先公开在在各个大学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并派遣了党委书记。但在老一辈知识分子心目中，那时的党委书记类似于今日的秘书，只能帮助校长抄抄写写，发些文件，没有任何教学和科研的权利。并且，也有一些不会为人处世的老教授，瞧不起那些没什么文化的党委书记。校长和党委书记之间是有分工的，校长负责教学科研，党委书记则负责政治运动。那时的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整人整得越来越惨、越来越狠，不知不觉中，学校的领导大权就逐渐地从校长手中落到了党委书记手中。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一块里程碑，从此以后，中国所有大学的权利都完全落入了党委书记手中，中国的大学也全都变成了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场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校长教授们当然没有能力反抗，因此，在这场权力交接的过程中，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不过事情总有特例，这就是兰州大学。兰州大学的校长教授们与党委书记们的关系非常恶劣，夺权过程比较暴力。1954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校长为首，兰州大学上百位教授们集体罢工，前往北京教育部，要求撤换党委书记。当时的教育部挂名部长是老资格的高级学者吴玉章。吴玉章凭借着他的名望资历和影响，竭尽全力和稀泥，说服众教授们回校复工，并将党委书记调走。整个事件以教授们暂时和表面上的胜利而告结束。话说到这里，所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就都可以猜到此后的结局和下场了：胆敢向共产党挑战，这些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像共产党这样的政权，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挑战！1957年反右斗争，校长及主要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送劳改，几乎尽数死于极为残忍的精神和肉体迫害中。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1966年文化大革命，兰州大学是打人最狠的大学之一，所有参加过1954年罢工事件的人，无一幸免，几乎全数被打死。
从兰州到北京要路过西安，1954年罢工时，有很多人都顺路看望过我父亲，我父亲当时就知道这些情况。事后我曾问我的父亲，那你为什么没有劝告他们，须知向共产党罢工是要杀头的。我父亲回答说，时代不一样，想法也不同。那个时代，工厂罢工、学生罢课是常有的事，没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且，党委书记不过是一些不起眼的小秘书，教授们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换个党委书记有什么了不起的。谁都不是神仙，谁都没有想到1957年之后共产党党委书记的权力如此之大，更没有想到一场小小的罢工事件竟然能让如此众多的校长教授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我曾经专门到兰州大学的网站去查询了一番，那里面没有任何1954年罢工事件的情报，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似的。当事人已经全数去世，其家属们不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了也不敢说，敢说也无处发表。如果我要是也保守沉默的话，这件事情大概就会永远地消失在茫茫历史的大海之中。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此事曾经发生过，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能拿出证据来，不过，我还是想把这个罢工事件写出来，并借用《华夏文摘》的一角，公开发表，留下一份永久的历史记录。如果能借此引起一些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深入研究，那将是本拙笔最大的荣幸，也是我抛砖引玉的最大目标。
二。王天定的版本，见于王天定的新浪博客《从萃英门到夹边沟，化学家陈时伟走过怎样的路》将其中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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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伟和左宗杞此前已是颇有成就的化学家，由于有曾昭伦（“伦”系“抡”之误——西北东南）先生的推荐，到兰大伊始，颇受辛树帜校长重视，陈时伟担任了理学院院长，左宗杞则出任化学系主任，夫妻俩人筚路蓝缕（应该是筚路褴褛——西北东南），为兰大化学系此后的卓著声誉开始了艰辛奠基工作。兰大的萃英门时，都没有自来水，化学实验用水量大，左宗杞经常带着学生赶毛驴车到黄河里拉水，拉回来倒进大缸里，加明矾沉淀。
但是，陈时伟夫妇在辛树帜校长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不足半年，1949年8月，大军进城，山河易色，新政权于1949年9月派员接管兰州大学。据《兰州大学校史》记载：
“辛树帜校长对兰州大学的发展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因有人反映他有比较重大的政治问题，故未能继续留任，不得不离开学校。”
代表新政权接管兰大的辛安亭先生，是中共党内深孚众望的教育家，《兰州大学校史》中说他带员进驻兰大后，“为人和气，务实低调，很快获得了全校师生的尊敬和爱戴。”谅非虚言，辛树帜离任后，他以校务委员会主任身份执掌校务两年，在他的主持下，整个接管进行得应该算平稳有序。
但是，1949，于国家和兰大，都是石破天惊，不可能波澜不兴，加之辛树帜校长被政治抹黑后黯然离任，兰大原有平衡被打破，师资派系矛盾很快激化，张克非主编《兰州大学校史》中记载说辛树帜校长离任加据了兰大师资的不稳定：
“1950年8月，还发生了多名教授和老师因职务安排等问题集体离校去北京上访的事件。”
而在1957年，在反右最高潮时，《甘肃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陈时伟在兰大想干什么？》（记者顾雷）的一篇文章，说：
1950年暑假时，兰大发生了以陈时伟、左宗杞（化学系主任）为首的几个教师出走的罢教事件，企图使学校开不成课，煽起学生对党的不满……
通过多方资料综合判断，兰大校史中记载的50年教师时京上访事件，与《甘肃日报》报道中提到的这起事件应该是同一件事。反右时的官媒报道，当然要极尽抹黑之能事，这几位老师利用暑期进京上访，应该说不存在罢教问题。笔者也从兰大一些前辈处得到证实，1950年时，确实有过一次“五教授进京上访”（具体人数说法不一）事件，据这些前辈讲，当时陈时伟等从中央大学毕业的教师受到一些派系的排挤。此事过去很多年了，笔者始终没有看到更多具体的材料，但是，至少当辛树帜校长离任后，陈时伟夫妇在兰大境遇逆转，工作非常不开心，一度萌生去意，看来应该是事实。
“进京上访”事件，在当时颇受当局重视，江隆基还曾以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来校调停处理。而在8年之后，他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上调任兰州大学，这是后话。
1951年3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曲正代理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代理兰州大学副校长。
这项任命是在陈时伟夫妇等教授进京上访事件发生半年之后，应该隐含有抚慰之意，到这年1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式任命曲正、陈时伟担任兰州大学正副校长。算下来，陈时伟是兰州大学建国后首任副校长。
这年，陈时伟44岁，他似乎走到了人生的一个新高度。
王天定，在兰大工作过多年，几年来对兰大历史，特别是反右等问题相当关注。写过一些文章，有几篇是写建国后兰大第一任副校长陈时伟教授的。曾经听信于某些人、某些书本和文章，2015年写过“陈时伟死于夹边沟”一类不实之言，后来发文时否定了。从上文中看，对50年代初的这个事件，他是查阅了一些资料、询问过一些兰大老人的。对当年事件的叙述，比较谨慎，言之有据。
张又普的版本，所说的“事件”，来源于他父亲的两个学生拜访恩师时的讲述，时间是1974年（张说，当时他本人已经成年），他是旁听人。
这俩学生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从西北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的。对于兰州大学50年代初事情的了解，当然也只能是‘听说’，很有可能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听说的，其真实性、准确性存疑；1974年学生转述给恩师，被其子听到；四十年后，老师的儿子再凭当年印象写成文章。
偏偏张又普对于自己几十年前听到、可能之前已辗转了N手的信息、留存在他脑子里（关于50年代初那个事件）的印象竟然有十足的把握，还真让转贴的人和一部分读者相信不疑。而且，张文是夹叙夹议，看不清楚哪些是他听来的事件经过和因果，哪些是他自己发的议论。
初见张文时，就觉得文章里写的，关于“教授罢工赴京请愿事件”，有几点特别令人生疑。两相比较，就可看出不同。
1。事件的规模，被张文夸张到（按一般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 ”兰州大学上百位教授们集体罢工”之类。不了解张又普，但他是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莫非是副校长张教授？）之子，对西北地区高等学校里的一般情况不会没有了解。
相比之下，王天定文中说，根据他向兰大前辈们的了解，”1950年时，确实有过一次‘五教授进京上访’（具体人数说法不一）事件“。实际涉事人数大概不会到两位数。
2。张文所认定的所谓“教授罢工事件”发生的时间，很可能不对。
张文非常肯定地说事件发生在“1954年”，查询而不得，便认为自己写的就是“孤证”了。似乎从来没有再想一想，当年来人（父亲学生）说对了没有？自己听清了没有？记错了没有？
“我曾经专门到兰州大学的网站去查询了一番，那里面没有任何1954年罢工事件的情报，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似的。当事人已经全数去世，其家属们不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了也不敢说，敢说也无处发表。如果我要是也保守沉默的话，这件事情大概就会永远地消失在茫茫历史的大海之中。”
对比一下，王天定文中说，据校史记述，事件发生在“1950年 8 月”；1957年反右期间，报纸发文罗列陈时伟“罪行”，说事件发生在“1950年暑假时”。二者是相符的，应该大致不差。
3。张文对事件的后续结果，也写得过于夸张，不合逻辑，可能偏离事实。
”1957年反右斗争，校长及主要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送劳改，几乎尽数死于极为残忍的精神和肉体迫害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兰州大学是打人最狠的大学之一，所有参加过1954年罢工事件的人，无一幸免，几乎全数被打死。”
相比之下， 王天定的文中写了当时事件受当局重视，不久之后就有新的人事任命。1951年，正式任命曲正为校长，陈时伟为副校长。王文没有强调，后来的反右、文革与1950年的事件有直接关联。
事实上，去年写那篇《由教授名单说开去——教授、副校长、右派、夹边沟、解救》博文时，我已了解到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由于当时甘肃省委领导长期的极左思想和政策，兰州大学的反右斗争被极度扩大化了，划了很多右派分子。
副校长陈时伟教授（可能是当年“赴京请愿”事件的主要代表人物）被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被发送到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劳教。夹边沟开始大量饿死人之前，被转移到酒泉机械厂监督劳动，1962年初，被时任校长江隆基解救回校。同时被解救回校的，还有历史系教授赵俪生先生。赵先生是1958年才从山东大学调来兰大的，他的极右分子帽子，是山东大学“追戴”过来的，赵被发送到甘肃另一劳教农场劳教。实际上，兰大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员工总数，大大超过50年代初“教授罢工、赴京请愿”事件的涉事人数，很难说，与50年代初的事件有什么直接关联。
文革中，兰大许多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员工学生遭受错误批判、斗争，不少人被残酷折磨、殴打，校长江隆基等人被迫害致死。但是这些，不一定和50年代初的事件有什么关联。
回顾历史事件、探讨政治、社会问题，讨论者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多下些功夫，凭良知写作。认真的转贴者也要负些责任，还是那句话，网上文章千千万，自己要先读一读，有所了解，初步甄别一下，起码叙事要大体真实才好。努力不使自己成为以讹传讹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参看：
《张又普：兰州大学1954年罢工事件 zt》 ， 2016-02-16，
链接：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941320.html
《从萃英门到夹边沟，化学家陈时伟走过怎样的路》 ( 2017-07-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