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王先生
年龄一把，事业全无，头发不多，毛病不少。
隆隆炮声中的蔡家大院
1949年年底，解放军以崔古拉朽的气势，向成都步步逼近。隆隆的炮声，时不时从北面不远处传来，沉闷，震颤，让蔡家大院的住户们感到惊恐不安。
蔡家大院，成都东门近郊的一个农家大院，是我家抗战以来避险的居所，从1942年起就一直留住下来。房东叫蔡清渠，是个拥有几十亩良田的地主，还是当地袍哥组织的龙头（舵把子），人称蔡大爷。蔡大爷的这个院子，是个典型的农村三合院，坐西向东，前后总共有二十多间屋子。他自家住了七间屋子，其余租给十几户外人居住，其中有种田为生的农民，也有在城里行走的居民。作为全家十几口人的‘战略后方’，我们租住了两间厢房，坐北向南，外加屋子外的一条不宽的回廊，总面积大概有四十多平方。
那个时候，我只有八岁，上小学三年级。我生性顽皮，好奇心很强烈，对于当时所处的敏感环境，既感到疑惑丛生，也有一点莫名的焦虑。我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也从周围社会的变化中，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事态严重，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情一样，但对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心里全然不知。看着大人们愁肠莫展的脸色，我也有些许的不安，但也不完全，好像不安中也夹杂一丝好奇，想看看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玩。
战事临近，蔡家大院的住户们，除了不安的情绪外，也在暗中积极储备物资。院子里，住在我家隔壁的罗家，买了好几口袋大米回来，还买回了一车柏木柴，是用鸡公车送来的。另一户邻居朱家，是编织毛巾的个体户，他们好像拉回了好几车棉纱。对我而言，最现实的变化是，家里买了一担（大约三百斤）大米后，原先早餐的稀饭，改成了干饭，三顿干饭，管饱管够，舒心极了。家里有两个大青花瓷坛，装了满满两坛猪油，也是为了‘备战’。买不到菜的时候，对付着吃点猪油合酱油饭，也很惬意。
12月底前一个多星期，力田小学宣布停课放假。我永远记得上最后一堂课时的情景，班主任孙嘉顺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一些她之前从未讲过的大话题，什么国家呀，人民呀。那节课我听得似懂非懂，老师讲了些什么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破天荒地第一次非常认真听课，第一次没有在课堂上接嘴（成都土话，意即‘插话’）。下课后，我心里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沉重感，一种我内心从未有过的情感体验。孙嘉顺老师，是个女性，对学生很好，像个妈妈一样，同学都很喜欢她。后来知道，孙老师是地下共产党，她那节课讲的话是话中有话，只是我们这些少不谙事的学童，没有听懂而已。懂虽不懂，但情绪总是受到了很大的感染。
战事归战事，但玩的事情是不能耽误的。不上学了，没有了学业的束缚，我成天出去和玩伴们东游西荡，玩得‘天昏地暗’。有一天，我和房东的儿子蔡家讚路过新糍粑店，吃惊地发现糍粑店茶铺隔壁，平时存放消防器材的小屋子，变成了自卫队的办公室，像卖打药的店铺一样，门口插了一些关刀长矛之类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发现，自卫队队长就是我们认识的抗德成，他家住在蔡家院子对面的潘家大院。抗德成，人长得牛高马大，背微微有点佝偻。看他一天到晚跑上奔下的，似乎事情十分紧急。 这类武装，肯定属于反动组织，解放后立即被解散了。
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也增添了我的不安。有一天，我从家里步行到我家开在水津街的柴铺去，走过双槐树街时，发现街的两头都修了一道木栅门。木栅门，是用直径十五公分左右的原木修建，三根原木用几道铅丝捆在一起，还有两扇用同样原木做成的门。我走到水津街后发现，原来水井街，水津街和天福街都修建了类似木栅门。木栅门处，有持枪的自卫队守卫，早上打开，晚上关闭。我进城走过城门洞，发现东门城门洞还修起了两个碉堡，碉堡前面有一排沙袋垒砌的墙，两个当兵的端着枪，在那里站岗，检查进城出城的车辆。
日子一天天过去，形势也愈来愈紧张，这一点，我从周围发生的事情就分析判断出来了。蔡家大院的竹林深处，突然出现了五、六个掩体。说是掩体，那是军事术语，其实就是一个不怎么规整的土坑，有两三米长，一米多宽，一米多深，足足可以隐藏一家五口人。隔壁杨家林盘中，也有五、六个。我们难得去林盘中玩耍，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啥时候挖出来的。我和几个玩伴发现了这些坑，觉得好玩，想试着下去玩玩，但终究是胆太小，都不敢下去，害怕下去爬不上来。
说明形势紧张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有一天，我出门去玩，突然发现离蔡家大院不远的地方，‘裕华纱厂’（后来的‘成都纺织厂’前身）、‘四川大学工学院’以及‘成都造币厂’（后来的‘蓝光机械厂’前身）后墙上，都突然标出本单位的名称，正楷字，很大，一个字就占满了一幅墙，颜色很醒目。后来上水津街，路过王化桥街，发现那个火柴厂，也在墙上写上偌大的‘成都火柴厂’的几个大字。我回家听家长解释后才知道，如果有战事和警报（空袭），军人和飞机师就能看清，那是民用目标，不是军事单位，这样就不会被误打误炸。听了家长的这番话，心里反倒觉得更害怕了。心想，我们蔡家大院没有围墙，更没有写字，会不会被轰炸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担心也好，不安也好，生活总是要进行下去的，蔡家大院大人们的日常工作，还是在照常进行，农人照常下田劳作，买卖人照常进城做买卖。蔡大爷，绰号‘歪人’，也照常进行每天的‘骂人秀’。蔡大爷有个习惯，每天早上起床抽了早台大烟后，要用二十分钟时间，在回廊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扯起嗓子骂人。骂人的主题不断变化，骂的对象也不固定。‘你妈P, 喊你们不要去买，不听，糟蹋了老子两斗米的钱’，这是在骂他两个已成年的女儿；‘昨天我看还好好的，妈P 今天就把老子五根竹子砍走了，日你妈，拿去吃了屙痢打标枪（拉赤痢的意思）’，这是在骂偷偷砍了他林盘竹子的人。从来没有人回应他，他骂够了时间就自动结束。
时间到了1949年12月下旬，有些事情更不对劲了。原来空空荡荡的静居寺，突然驻进了二、三十辆美国造的十轮大卡车，每天从糍粑店的马路上进进出出，轰鸣声震天响。蔡家大院的人都在议论，但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只觉得时局越来越危险，大战马上就要来临。后来才听说，那是成都北面战场上，败下阵来的胡宗南军队的运输队。而且，可以印证这一点的，还有两件事情。一天，来了一位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人，要在蔡家大院租房，转了一圈后，觉得不满意，走了。隔了几天，又来了一位说湖南话的军人，戴着船形帽，不像前面那位戴一顶大沿帽，官衔可能比那位要低点。他也是来租房子的，而且是为他的家庭，除了太太，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女儿。
院子里叫叶九松的一个农民，从他家里腾出了一间屋子，租给了他。来人叫胡汉民（和国民党一位元老同名同姓，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是个军车司机，人很和善随和，很会和大家相处。胡的到来，也给蔡家大院的住户们带来了很多消息，知道胡宗南的部队正在节节败退，可能会撤退到西康一带去。胡每天去驻扎在空军医院（现在的解放军425医院）汽车运输队上班，每天都带回来一些有关局势的新消息。在蔡家大院，他家一直住到解放后，他在新政权下找到了新的工作，为新成立的西南民族学院教务长张汉卿开小车，我们还曾经去他那里玩过，这是后话。
随着形势越来越吃紧，蔡家大院住户们的心也越来越收紧，大人们凑在一起议论形势的时间，也多了起来。但对于解放是怎么回事，大家还是一无所知，反倒是，国民党散布的谣言满天飞，有些谣言把共产党描绘得十分恐怖，这更增加了大家的不安和惶恐。在这种不安和焦虑中，突然有一天，胡汉民几天没有上班后从城里回来，欣喜地告诉大家，成都和平解放了。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好事，大家开始并不完全相信，怎么经过这么些担惊受怕的日子后，就突然没事了？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的？
后来的几天，获得的消息更多了，胡汉民消息的真实性也得到了证实。原来，四川的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三个人在彭县联名通电起义，解放军和平接管了成都。这时候，蔡家大院的人们才松了一口气，绷紧的神经，也立马松弛下来，对即将到来的解放，有疑惑和迷思，但更多是期待。
不久之后，学校通知我们返校上课，蔡家大院那段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也在出人意外的平静中结束了。我心里的心事消解了，但宽慰中还有些许的失落，原来想看看打仗是什么样子的希望，也落空了。但是，一座历史名城没有毁于战火，得到了保护，成都人民免却了战乱之苦，这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