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杂谈

       我一生的从业经历既不幸，也有幸。不幸的是，当了一辈子教师，从未涉足过其他职业，不知道从事其他行业 – 譬如当个不大不小的部门领导，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幸的是，我的教师生涯十分完整丰满，贯通了教师职业全流程。1996年5月，我在纽约一家香港人开办的私人学校教几个华人学童学习唐诗，这勉强可以算是小学教育，正好填补了我教师职业的空白。之前之后几十年下来，从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一直到博士，各个学历阶段的学生我都教过，可以妥妥当个“师爷”了。

       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参加过的考试，数也数不清。学生阶段，是接受老师的考查，每次考试总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当老师后站在讲台上是去考查学生，认真应对严肃不苟。考过来考过去，不是被“折腾”就是去“折腾”别人，都不好受却又不得不受。当监考老师的情况不说了，当学生时，就曾经有过被考试搞得身心俱疲的经历，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忘。

       那是1963年大二上期，英语实践课（包含说读写）期末考试。考试头一天晚上，因为过度紧张而失眠到凌晨二点，能想到的抵抗失眠的方法都试过了仍然睡不着，后来索性不睡了，起来到校园去溜达一会儿。

       校园里皓月当空，中式大屋顶风格的教学大楼在月光下映出的黒黝黝剪影，梦幻而美丽，四周静谧得只听得见地下的虫鸣声。不想，在学校的荷花池边上，遇到隔壁寝室的一位俄语专业男同学，一问，也是遭遇严重失眠。两个同病相怜的同学，夜半无人相遇后在一起互诉衷肠。我们俩一块儿绕着池子转了几圈后，才猛然发现东方已现鱼肚白。第二天，恍恍惚惚地踏进考场，一开始还走错了地方，坐到别人的位置上。还好，我并未在考场上睡过去，考试的结果也算不赖。

       其实，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学生是不会拒绝考试的。考场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也是大多数考生的常态。可是，也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持才傲物，视考试如游戏，不惧不怕，来去自如。 广西出了个吴善柳，从2000年高中毕业，到2014年考上清华大学为止，他一共参加了九次高考，次次考上后又放弃，被他睥睨弃学的学校中，不乏像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这样的985名校。

         汪曾祺先生在他的散文《泡茶馆》中说，抗战时他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求学，有一年的“哲学概论”的期终考试，他就是把试卷拿到茶馆里去，一边泡茶馆，一边做考题做好了交上去的。好像这并未影响到他日后的毕业，以及再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人生发展。这种随随便便完全不讲究规矩的考试，要是放到现在，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现在的正式考试，都要放在考场里进行。考场，尤其是每年的高考考场，会布置得很正式庄严。无论是考生，还是监考人员，一踏进考场，就让你感受到一种严肃神圣的气氛。再说了，考试的后面还有很多惩罚措施等着，你想不严肃不守规矩都不可能。

       考试后的评卷，也是一件马虎不得的事情，这会影响到考生的成败命运。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样的考试，是学期考，还是毕业考还是升学考。也有老师对待一般考试，不那么认真，甚至很随便很马虎的。一位朋友曾告诉我说，某大学某系某老师，对学生学期考试评卷时，不看内容，不分优劣，从拿到的第一份试卷打68分开始，依次打69，70，71，72……一直打到85分，然后再掉头回来打84，83，82，81……打到68分再回头。这样，老师既省时省力，又能保证人人及格，师生关系也可以维持在一个良好的层级上。

       不过，也有因为考试，师生关系弄得很僵的前例。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一书的“红楼点滴二”中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因为某个学术观点分歧，在课堂上顶撞起来。老师在那学期期末考试中，恰好就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考题。该学生在答卷中坚持己见，被老师判为不及格。第二学期开学补考，师生双方仍然互不相让，考题依旧，答案依旧。按校规，补考需67分或以上打九折后才算及格，该生卷面只得了60，不及格。再补考时，考题和答案仍然不变，不过这次考试，老师放了学生一马，及格了。事后，有人问老师为何判学生及格，老师答，学校规定补考打九折计分，没有说再补考打九折。

       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允许年龄不受限制的成年人，像年轻人一样回到学校学习知识或技能，这是我国继续教育（或称终身教育）的发端。所以，后来的考场上除了学生面孔外，也能见到很多成年人了。有个四川仁寿县的商人，从1983年他16岁开始参加高考，一路考到他54岁的2020年，一共参加了25次高考，次次落榜，次次不服输雄起再考，他被称为“中国第一铁脑壳”。不过，他的这种不服输的顽强精神，还是应该得到夸赞。我曾经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门罗分校，见到过一位来自新加坡的留学生，我们都叫他Dr. Gan，他是来自新加坡某大学的华裔退休教授，那时他已经是72岁的耄耋老翁了，是我见过的年龄最大的学生。

       话说回来，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位高龄学生，1992年8月我去美国留学时，年龄已经逼近50岁。作为一个高龄学生，我不惧怕考试的难度，但是我惧怕世俗偏见产生的心理压力。为留学，我参加过托福和GRE考试，特别是1992年考托福那次，我遭遇到的尴尬场面，刻骨铭心，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首先，进入考场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你就会比别人多一份局促和不安。走进考场时像做贼一样，害怕遇到熟人，帽沿会压得很低，头也会埋得很低。站在考场门口，往里面抬头一望，全是豆蔻年华的青年学子，青春靓丽，踌躇满志。你到自己的考位坐定后，让你更难堪的事情才一件件接踵而至。周围人向你投来好奇目光，好像在观赏动物园的稀珍动物。更有好事者，哪只脚疼踩哪只，冲你问一句：“你是去做访问学者吗？”。“唔”，你只有支吾其词地应付一下。接着，让你最尴尬的事情发生了，一位走上前台分发试卷的监考老师，恰好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个是满脸肃杀的考官，一个是战战兢兢的考生。两人都心照不宣地默默做自己的事情。

       要说，世界上最会考试的人，非我们中国学生莫属。中国学生聪明勤奋，学业坚实厚重，在考试中成绩优异出众是意料中事，有例为证。从1977年到2020年的43年间，一共举办了36届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队一共获得了19次团体冠军，2次并列冠军，排在第二的美国队仅获得了5次团体冠军。中国人真是牛气冲天，你不得不服。还必须要说明一点，获得冠军的美国队成员中，华人面孔并不少见。可见，国内的中国人厉害，走向世界后的中国人也一样厉害。

       时间回到1971年，我当了十几年的学生后，角色变换，第一次走上讲台当起了教师，到成都一所中学去教授一群十五六岁初中学生的英语。那个年代的文化没有现在值钱，学生厌学，考试的事情也不像现在做得这样严肃规范。考场上，纪律有是有，但不是那么严格。因为那个时候学生的首要任务，不是好好念书好好考试，而是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至于学校培养出的学生，怎样才算得上优秀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老师心里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只知道，不能让学生出乱子，尤其是政治上思想上的乱子。可是，料想不到的是，我们的学生没有出乱子，老师出了乱子。出事的是我们教研组一位女老师。

       某次考前复习，这位女老师布置学生课后练习将英语肯定句变为否定句和疑问句。她选择句子时，不小心选了一些语法上可以、但政治上不可以变否定和疑问的句子 – 譬如这句China is a great county  with a long history（意为：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她选的句子比这句要敏感很多）， 被家长举报到学校。在那个阶级斗争喊得架天响的年月，这是轻松就可以上纲上线的问题，全组老师都有些忐忑不安。万幸的是，出事的老师是位印尼归国华侨，明里暗里享有一点特殊礼遇，校长只在教研组会上口头批评了几句，提醒大家今后多加注意就算了事。

       说了几句有点跑题的话，即便是这样也不打紧，文章题目一开始就说好的，是“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