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王先生

年龄一把,事业全无,头发不多,毛病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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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忘却的纪念

(2019-02-26 08:46:03) 下一个

                                                          不敢忘却的纪念 

       今年八月二十二日,是邓小平的116岁冥诞,作为他的四川同乡人,我想写点纪念文字。 

       我们这位小个子的老乡睿智、果敢,实在。他平素说话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寡言少语,但他不说假话大话空话,要说就说真话实话和有用的话。在他说过的话中,有两句话让我记忆了一辈子,也让我感动了一辈子,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很久以前,闲暇时我喜欢阅读坊间流传的一些历史资料。一次,读到一篇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回忆文章,文中称,有一年毛泽东去外地视察,邓小平在京主持书记处工作时,下文在全国农村解散了公共食堂,这在当时可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当时的农村公共食堂,被誉为是“人民公社的心脏”,人民公社又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解散了公共食堂,那就是要了人民公社的命。但是,事实是公共食堂完全摧毁了农村的家庭生活方式,尤其是公共食堂的大锅饭,很快就消耗殆尽了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库存,后期的公共食堂更是造成农村普遍饥荒的原因之一。可以说,邓公解散公共食堂的举措,其无量功德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重点还不在这里,而是另外一件事,是邓小平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对其他领导人说过的一句话:现在救人要紧,顾不得他的面子了。文章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平平淡淡的一句话,暗示了严峻的形势,显示出说话人当机立断的智勇和挽狂澜于既倒的钢铁意志。一个人,要有多大的胆识,要有多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精神,才敢违拗最高的意愿,做出如此‘胆大妄为’的决定;一个人要有对黎民百姓多大的慈悲情怀,才愿意置自身的政治前途于不顾,去拯救亿万苍生于倒悬!在当时的中国,敢于做出此种事情者,唯有邓公!能够做出此种事情者,也唯有邓公!

       邓小平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我没有在官方媒体中见到过,无法证实真伪。不过,这句话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当时以及后来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是一位有战略眼光、有政治智慧和有办事魄力的政治家,尤其是他对人民有种深切的爱,他说得出这种话。这让我想起邓小平说过的另一句见诸过报端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公的这句话完全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证明了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四零后就是人证。

       说话的当下,我和老伴在家里讲中国话,吃中国饭,看中文电视节目,仿佛生活在中国。但是推门出去,小区内停放着各色各样的轿车,不远处碧绿的高尔夫球场上的红色小旗在迎风招展,周围的白人、黑人或者拉丁裔邻居,不是讲英语,就是讲西班牙语我们现在实实在在是生活在美国,这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市罗德代尔堡。

       三十多年前 ,我在成都一所中学教书,打铃上课打铃下课,经年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生活单调且少趣。那时候,没有人会相信,三十多年后我一个中学教书匠会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这个与中国有太多爱恨情仇的国家学习和生活。别人不信,我也不信,打死我也不信,我说这个话是有由来的。

       我是属于个人档案经不起政治审查的那类人,倒不是我有过什么偷鸡摸狗或者勾引良家妇女的不端行为,是我家三叔四九年跟随老蒋去了台湾。他这一走不打紧,我的档案中就多了一些其他人没有的材料。平时还好,这些材料躺在人事部门的档案柜里没声没息的,可是一到什么入党入团呀,升学呀、分配工作呀这些关键时候,这些东西就蹦出来搅事了。所以,1960年高中毕业时,成绩即使算班上头几名,我也上不了一所真正大学,害得我1962年不得不重新参加一次高考。也因为这层台湾关系,1968年的大学毕业分配,是我的又一次过不了的政审‘大限’,被某个中央单位拒收,只好到贵州一个煤矿挖煤一年多。

       1978年中央开了一个重要会议,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家庭成份和政审也不再成为决定一个人前途的最重要因素。而邓小平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主导者和推动者。他的这一伟大举措,从人性、人道和人权上解放了亿万中国人,尤其是像我这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中国人。

       1992年8月12日,我经过千辛万苦,一路战战兢兢地通过了护照申请、学校政审和海关检查,顺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出境,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然后再飞到了美国路易斯安那门罗市的东北路易斯安那大学自费留学。要是没有改革开放,很难想象,一个家庭有台湾关系的人,高考时任何一个保密专业都没有资格填报的人,成都东郊生产电阻电容的8字头工厂都进不了的人,能够得到机会到美国去留学深造。

       以文革语言和家庭成份划分标准来描述的话,我们大学班进校的三十人中,大体上是‘红五类’,‘黑五类’和‘麻五类’各占三分之一。出身成份有时候还在其次,最怕的是家庭直系亲属中有被关、被管、被杀和跑港台的。我自己不幸落入到最危险的那一档,而且据我所知,班上有这种关系的同学并不在少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些人无论成绩有多好表现有多好,毕业后的唯一出路,恐怕只能去基层当一名中学教师。学的是外语,工作却很难和外事,外贸或外交沾上边;专业是英语,这辈子想到英语国家去学习或公干,也绝对是痴人做梦。没有改革开放,我班的李xx同学,父亲在文革中不明不白地死去,他因此也不可能考上研究生,更不可能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还有一位曾xx同学,地主出身,她纵使有千般优秀万般努力,也入不了党提不了干,更不可能当上大学的校级领导。

       现在,我们大学班的同学现在都是年过古稀的人,都早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大家四十年来的经历可能千差万别,但是如果没有邓公主导的改革开放,每个人的人生际遇和发展机会一定会逊色很多,这一点是铁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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