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王先生
年龄一把，事业全无，头发不多，毛病不少。
第十二章 高龄学生工
我们那个年代，自费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钱’是最大的问题，学费要钱，吃饭要钱，住房要钱，买书要钱，如果解决不了‘钱’的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公派留学生，每月有中国总领事馆教育处寄发的政府资助，学费有人缴，衣食有人管, 哪怕在离开祖国万里之外，他们也有组织罩着，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上。自费留学生就没有这种福气了。他们的一切费用，只能靠自己想办法。
那时候，邓小平刚刚南巡归来不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还未见到实际效果，大部分中国人的奋斗目标，还在解决温饱问题。有的人家收入只够勉强维持生活，甚至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的人家，也不少见。我当时在大学教书，妻子在中学教书，每月总收入还不到三百元人民币，属于中等水平。全家三人吃穿不愁，但要说供我自费赴美留学，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家庭资助式留学，还完全不具备条件，中国的自费留美学生，主要靠大学各种名目的财政资助。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中国留学生是拿着家里的钱来美国留学的。长期生活在贫穷中，就算温饱不愁，也绝对没有能力去美国这样的头等富裕国家留学。当时即使最富想象力的人，也根本不敢设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会有大量中国人有实力一掷千金，送子女出国自费留学，时代发生了多么大的变迁啊！
因此，当时想留学的中国人，能否得到学校资助，就是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记得出国前，我从《600所美国高校便览》和《Peter‘s Guide》上选择申请学校时，特别关注学校的‘资助情况’一项。很多资料中都有一项是‘新生获得资助率’，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因为入学第一年没有资助，哪怕第二年的资助高得‘令人垂涎欲滴’也无济于事，这第一年再紧缩开支也无法过渡到第二年。至于那些根本不提供资助的学校，哪怕它把学校的师资力量吹嘘得再好，把校园描述得再美丽如画，我们都根本不会心动。为之心动的只有一个字：钱。
我在ULM留学时，财政来源主要靠学校每年提供的研究生资助（graduate assistantship）。这种资助形式，能够提供给学生的生活费不多，全额的每月也仅有400-500美元。资助的高低，视各个学院的经济实力而定，财经类和艺术类学生较高，教育类和文科类较低。但是如前面所说，这种资助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一旦获得资助，抑或只有半额甚至四分之一资助，学费就全免。一个外州学生缴一年学费，也得一万四千美元左右，一旦免除，就去掉了一个最大负担。这种资助，虽说是每年要经过renew（重新申请），但往往一旦获得，就会让你连续拥有，直至毕业，除非你多科考试不及格。
经过我们后来的细心观察，才发现美国大学提供财政资助，是有一定‘路数’的。除了藤校和一些顶尖大学外，一般大学为外国留学生提供资助的专业，大多是所谓‘pure science’（纯科学）的学科，比如物理，化学，数学，要不就是历史，文学这些文科类学科。像所谓‘applied science’（应用科学），比如医学，计算机，E&E（电子电器），乃至MBA这些学科，一般是不提供资助的。美国人是出色的精算师，他们才不会傻到为那些容易找工作的学科设置资助，让外国学生毕业后在人才市场上来和美国人竞争。文科和纯科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和美国人‘抢饭碗’的事情要少很多。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国人懂，美国人也深谙其道。
但是，我所在的ULM，与其他美国大学有些不一样，总体上更为‘宽松’。ULM有大量外国留学生能够拿到艺术类，教育类，乃至于财经类专业的财政资助，这在其他大学是不多的，这是其一。新生入学后，托福成绩不到600分的，要先在ESL补习英语，ULM甚至为这个阶段的新生提供全额资助。这种‘老鼠掉进米缸’的大好事，在其他大学是不可想象的。也许，ULM地处路州中部，在全美大学排名较为靠后，想以此吸引更多优秀外国学生，这是我的猜想。至于现在ULM的留学生资助政策，是否还是这样呢？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获得的研究生资助，是学费全免，外加每月400美元生活费。学费无忧，生活开支有基本保障，是否就可以‘甩开膀子干学习’了呢？且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拿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我们获得资助的一个条件，是每周替系上干20个小时的文案杂活，服务对象是系上各位教授，这就是所谓的‘学生工（student worker）’。这种为学校提供有偿服务来换取学费和生活费的形式，我把它称之为美式勤工俭学，和中国上世纪初出现的‘赴法勤工俭学’，以及之后各学校开展的勤工俭学，性质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这里所谓‘文案杂活’，其实范围很广：批改试卷，批改作业，登录分数，打字复印等，属于学术类；送递信函、文件或材料，图书馆借还书籍等，属于杂务类；外购物品，为住宅花园修枝剪草等，属于生活类。这最后一类，往往安排在下班之后，而且是付费服务。这三类活中，第一类占的比重最大，第三类最小但最受欢迎。
学生工的工作地点，除了在‘老板’的办公室和计算机房的‘现场’外，也有自己的专用场所。那是一间大房间，系上专门为学生工们设立，大约有三十几平方米。房间沿三面墙壁用隔板隔出一间间booth（小间），每个学生工分配一间，总共有十几个booth，都配有书桌、椅子、抽屉，各就其位，互不干扰。
我上班第一天走进这间办公室时，系主任Dr. Jelks把我介绍给大家后，响起了‘同僚’们热烈的掌声。我一瞭望，发现里面就坐的，全是我这样的学生工，也都全是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学生。同僚中有过白人，黑人，男的，女的；也有过西班牙裔和加拿大学生，但中国人只有我一个，属于‘高龄’学生工的也只有我一个。
入学第一学期，我们这间办公室里总共只有五个学生工：三个白人女性，其中一位较年轻的叫Diana（名字和英国已故王妃戴安娜一样，容易记住），一位叫Jessica（因为身世特别，也容易让我记住名字）中年妇女，另一位女士的名字已经忘了。她们先前都是教师，来读学位以谋求职业进一步发展；另一位中年男士，也是教师，学期中只在这里露过几次面，不知道他的名字。经常来办公室的，就只有Diana、Jessica和我。大家相处得倒也融洽，经常一起交流工作经验，或者谈论一点人生经历。我是初来咋到，不懂的东西甚多，需要经常请教她们，大都会得到热情帮助。
学生工中，我最了解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那位Jessica。她年过四旬，性格耿介，跟我的年龄最为接近，平素和我接触也更多一些。我有什么对美国社会不懂的，都会向她请教。记得刚到ULM时，一到周末，校园中就来了很多银行代理，设点为学生申办信用卡。开始时，我对美国信用卡用途和使用方式一窍不通，以为申请得越多越好。反正手续简便，对学生特别优惠，根本不需要除护照和社会安全卡以外的任何法律文件，更不需要资产证明。我一口气就申请到了American Express（美国运通）和Discover（发现卡）。
有一天，我和Jessica谈及此事时，她开始有些疑惑，以为我想使用信用卡透支，然后用来做其他投资。我告诉她，我没有投资计划，只是以为信用卡越多，生活越方便。她这才发现我步入了误区，或者说上当受骗了。因为，美国运通卡是要收取很高年费的，交易手续费也高。后来，我在她的指导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张运通卡cancel（取消）掉了。因为信用卡公司，绝不会轻易让你取消一张卡，会对客户死缠烂打，揪住不放。由此也可看到美国信用卡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当然为的是钱。这是两句题外话。
有了研究生资助，学费全免了，并不等于说就此可以高枕无忧直至毕业了。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听说Jessica未被系上续聘后。我们都感到有些吃惊，也不好去打听。我们只知道，她如果付不起学费，就只得中断学业去先找一份工作糊口，因为她先前是辞掉工作来读学位的。她失去了这份研究生资助，失去了在ULM的机会，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Jessica是位单亲母亲，带着一个十二岁的女儿生活。有一次，她女儿到办公室来等她母亲，我见到了她。让我吃惊的是，她女儿有着一身黝黑的皮肤，好像是黑白混血儿，这在白人世界是少有的现象。后来听Diana告诉我说，Jessica前夫是个黑人教师，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这让我对Jessica的身世，产生出些许的同情，对她的未来产生出更多一些担忧。她失去在ULM的学习机会和这份研究生资助后，母女两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呢？自那以后直至我离开ULM，都一直没有见到过Jessica，我只能在心里祝福她们母女俩能顺利翻过这道坎。
当学生工，为教授们服务，虽说存在一种雇佣关系，但大多数教授，对我们也很尊重，彼此关系都处得相当融洽，绝对没有某些中国老板那种颐指气使的霸气。每天规定的4小时工作时间，大多数教授都只会安排2个小时左右的活儿，完成后即可离开。安排的工作多比较琐碎，但并不难做，需要付出的只是时间和耐心。当然，万事都有例外，也有对学生比较苛严的，阿维?皮尤博士（Dr. Ava Pugh）就是这样一个人。
皮尤博士是教授science（科学学科，包括物理，化学与生物学）的老师，对待所有学生工就比较苛刻，真有‘老板与雇员’那种味道。她的工作安排非常饱满，学生很少有时间休息，工作时间只会超出，不会不够。此外，不像其他教授对学生要求宽松，她的要求特多，工作稍有不对，就要返工重做，使学生经常到点不能下班。她的这种态度，不仅让很多学生工对她‘退避三舍’，不愿意分配到她那里工作，也让其他一些教授私下对她颇有微词。系上有人透露，说她离婚后独居多年，膝下无子，身边仅有一条狗相依为命，生活中难免孤独寂寞，性情乖张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学生工干得最多的，是为教授们打印各种教辅材料或文件，去得最多的地方，除了系上的复印室外，就算是教育学院的computer lab（计算机房）了。计算机房和学生工的工作密不可分，需要多说几句。
机房位于学院所在的Straus Hall大楼三楼，是一间五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布置了三十多台老式显像管计算机，机子品牌多为IBM。机房虽然隶属于教育学院，实际全校师生都可以无偿使用，因此在那里可以经常碰见其他院系的中国留学生。
管理机房的，是一位叫史密斯太太的白人妇女，四十多岁，工作认真，对人热情诚恳。此外，还有一位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在那里勤工俭学，作史密斯太太的助手。他们的工作重心，就是为使用计算机的人提供支持和帮助。那个时候，计算机在美国还没有普及，学校计算机房用得最多的办公软件，不是微软视窗，而是苹果公司的Macintosh。我们刚接触这个软件时，使用不熟练，经常发生问题，每次请教史密斯太太时，她都非常耐心地给予指导。为了帮助来机房工作的学生尽快熟悉Mac, 她还经常举办一些讲座，普及计算机和Mac知识。我在ULM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会去机房工作一两个小时。可以说，我最初的计算机知识和技能，除了从选修的一门计算机课程CSCI-591获得外，操作技能主要来自在机房的工作和斯密斯太太的帮助，使我至今对她心存一份真诚的感谢。
学生工的工作，也并非完全属于‘为公’性质，有时候也要为教授们干一些私人性质的文案工作。对于这一点，系上好像也不太过较真，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策略。比如，某位教授有个小包裹，要你去学校邮局为他托运，前后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这类性质的工作，学生们也都乐意去完成。不拒绝，不仅是出于与教授搞好关系的考量，而且一般外派工作所需时间更短，完成了即可下班回家。被教授的某件‘私事’死死缠住，长期不得脱身的事也是有的，我在这方面就有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我遇到过一位教授，叫JoAnne Welch（不知道如何翻译她的姓名，为保真实，使用英文原名），白人女性，四十大几（比我年轻），娟娟修竹般的身材，面貌姣美，一个典型的美国blonde（金发碧眼女人）。她当时还只是一个教授教育学的讲师，办公室门口的名牌上，还只写着‘Mrs. JoAnne Welch’。就是为了要把这张名牌改写成‘Dr. JoAnne Welch’，她的艰巨努力自不待言，我也为此付出太多时间和精力。
她开始攻博时，年事已高，不但要工作，还有一个大家庭需要照顾。她报考的是距门罗270多公里外的新奥尔良大学，必须经常往开车返于门罗与新奥尔良之间。一个半老徐娘，要忙碌工作，要服侍一家老小，还要常年奔波求学，亚历山大可想而知。
我被分配给了她服务的那个学期，她把我用得一点也没有客气。平时，她要忙其他事情时，便丢给我一摊子活，让我一个人慢慢忙乎，到点自己下班。有时候，要我批改学生作业，登录成绩，又要赶在上课时发放，到点下不了班是常有的事。最忙的时段，要数她赶制博士论文的那几周。这种活虽然属‘私活’，但都是在工作时间内进行，我们也不好拒绝。
开初，我以为会很快完成，后来才知道是一项‘任务重，工期紧’但又延续很长时间的项目。上百页的论文，反反复复修改了若干次，每修改一次都要重新打字一遍。整个下来，我总共打字在四十万字以上。每天一上班，我便一头栽进计算机房，直至中午十二点或者下午一两点钟。中间上个厕所，去大楼饮水机喝口水，都常常需要小跑步，为的是节约时间赶工作进度。等到她论文制作完成，去新奥尔良把论文正式递交给导师后，大家才长长舒了一口气。那天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上午九点，我正在学生工办公室做其他工作，她走进来把递交论文的事情告诉了我，掩饰不住一脸的兴奋，然后说：
“弗兰克，我没有什么东西拿来感谢你的”。
“我很高兴为您服务”，我对她说，完全是一副程式语言。
“来，咱们来个hug（拥抱），怎样？”
为了奖励和感谢我的忠诚服务，她决定送给我的一件特殊‘礼物’--一个热情的拥抱，这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俗。一个中国‘准老头’，要让一个比他更年轻的‘洋妞’来拥抱，我有些‘难为情’和犹豫不决。迟疑一两秒钟之后，出于礼貌，我还是尴尬地接受了她的‘礼物’，虽然姿势有点生硬，符合‘被拥抱’的定义。
第二个学期，我离开了她，去为另一位教授服务。有一天，我偶然走过她的办公室门口，用眼睛扫视了一下里面，发现她正在伏案写着什么，我没有走进去打扰她。就在我短暂驻足的时候，猛然举目间，见到她门口的名牌已经换成了‘Dr. JoAnne Welch’。真是心想事成，她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这张锃亮的新铜质名牌，镌刻着她的博士头衔和大名，也展示了她曾经进行过的艰辛努力和成功后的荣誉。铜牌闪着黄橙橙的光辉，让我想起我当时为她忙碌的那些日子，以及那个热烈的‘礼物’。
教育学院从系主任Dr. Ann Jelks到普通教授教师，一共有十几个人，都是我们这些学生工的服务对象。我前前后后‘伺候’过的人，总共也有七八个，当然其中‘伺候’得最多的当数我的导师米勒博士。他们中大多数和我的年龄相仿，五十岁上下，也有几个比我还年轻。开初，我也有一些心里障碍。总觉得，他们是‘老板’，我虽然年界‘高龄’，但仍是学生工，相处起来会有些别扭。一个本来已经在‘授业解惑’指点别人的人，现在倒要听别人来指点，脸面上总归有那么一点点挂不住。但是，在教授们那里，年龄根本不问题，指点也好，‘被指点’也好，都做得平实自然落落大方。在教授们那里工作时间长了，心里也慢慢平复了，到最后就完全忘了自己的高龄。
几年的工读生活下来，与教授们的耳濡目染，与环境的亲密接触，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了解美国学校、家庭和美国文化。既为我赚来了读书的机会，赚来了身上衣口中食，获得更丰富的人生体验，感觉很是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