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王先生
年龄一把，事业全无，头发不多，毛病不少。
第十一章 是导师、老板，还是朋友？
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每一个人都会由系上指定一个导师。导师的职责是在学术上给学生以指导，并为学生提供学习上的咨询和建议，帮助他们顺利拿到学位。
学生们喜欢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原因很复杂，其中既表达了学生与老师的师生关系，也包含了某种‘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在美国，一个研究生的导师具有很大的权威，‘生杀予夺’说不上，说握有决定你毕业与否，甚至‘饭碗去存’的权力实不为过。导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选修哪些课程，论文过不过关，考试记不及格。这些又直接影响到各门功课成绩的好坏，影响到你能否继续学习，以及能否继续拿到研究生资助的结果。
再说‘饭碗’，也就是研究生资助的问题，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自费留美学生的‘七寸’要害。你是否能够保住资助，导师有很大影响力。如果一旦饭碗不保，其他一切学习和生活都‘归零’，剩下来的事情，恐怕只有卷被子走人。因为，没有了学校的资助，每年光叫你自己缴纳近2万美元的学杂费一项，就会让你傻眼。在ULM, 只要一个学生获得graduate assistantship (研究生资助)，哪怕只获得四分之一资助，全年的学费就全免。所以，资助再少，它像‘杠杆’一样撬动起学费的全免，意义实在非凡。
最后，导师还可以决定你的论文是否过关，论文过关后你是否可以毕业，这些都是关系到一个留学生学业成败和去留的重大问题。我的一个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杨振宁博士任教的学校）。等到他念完了学分，通过了论文，马上就可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导师就是不让他毕业，让他继续做实验，实际就是继续为导师打工，害得他比别人整整晚了一年才毕业。
除了学习，有些导师还进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成为学生的朋友，彼此关系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有少数甚至还发展成为情侣和夫妻关系。我就知道，来ULM留学的一个北京医学院（现在叫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女生，留学两年后‘英雄虎胆’，跨越了年龄的巨大差距，和大她近二十岁的导师结成了连理。所以，美国大学的导师与学生，关系复杂微妙，很难完全说清，学生对导师的情感上也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当然，导师中大部分是很不错的，学问上‘满腹经纶’，著述等身；教学上严格执教，诲人不倦；生活上为人正直，对学生也很照顾。美国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和自己的导师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甚至彼此把对方视为知己，互相关怀。ULM有一个攻读刑事科学（Criminal Justice）的上海学生，简直把他年届六旬的导师当父亲般对待，经常去导师家嘘寒问暖，帮这帮那。他的导师也对他关怀备至。导师经常在经济上接济学生，把自己一辆性能尚好的汽车送给了他。我知道在ULM其他院系，像他们这般亲密的师生关系，还是闻所未闻的。ULM的导师与学生关系，一般说来都是不错的。毕业后，还长期互有‘书信往来’的师生，也不少见的。
我的导师叫哈里?米勒博士（Dr. Harry Miller）。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大有讲究的。‘哈里?米勒博士’，是最正式的称呼，铭牌、名片或其他印刷材料上，必须这样称呼。‘米勒博士’，是同事、学生或其他工作上有关的人士的称呼。只呼‘哈里’的，是他的家人或很亲密的人。外人对他的称呼中，头衔‘Doctor’（博士，有中国人以这个英语单词的谐音，戏谑地称为‘大狗头’）是不能少的。他是这样，其他拥有博士头衔的教授也是这样。这倒不是他们爱慕虚荣，这个头衔可以彰显他们是‘饱学之士’以及在学校的地位。
据说，杨振宁博士不喜欢别人称呼他‘杨振宁博士’，他喜欢‘杨振宁教授’。在美国博士遍地跑，失业或者转行当蓝领的博士屡见不鲜（我就的确在田纳西州亲见过一个干电工的博士），而‘教授’却一定是在大学有教职、饭碗端在手上的人，可能原因就在这里吧。这是几句题外话。
米勒博士，是一个时年六十出头的白人老头。他出现在我面前时，总是西装革履，衣服折皱是愣是显，头发溜光一丝不乱，很配合他的博士头衔。不过，上天给了他一个高达一米八的魁梧个头的同时，却让他走起路来右脚稍有颠坡，也算是一种平衡吧。
我学习的专业是Reading（阅读）, 属于教育学院（国内称‘师范学院）范畴。米勒博士是教育方面的专家，不仅因为他有个博士头衔，他也曾经长期在小学任教，还当过小学校长，著述颇丰，教学实践经验十分丰富。 我原本就是想系统地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理论知识，也想对美国的基础教育做一些实地的田野调查。我感觉能够遇到米勒博士做他的学生，也是我的幸运。
在美国，带研究生的教师，在开设课程数量和选课学生人数上，学校都对他们有一定的要求。这是要和教师的晋升和职称相关联的。如果某教授开设的某门课程，选修的学生人数未达到一个额定人数，可能就会取消这门课程。尤其是当一门课程（多为2或者3字头课程）有若干教授同时开设时，‘争夺’学生就会成为必然趋势，哪怕只是在暗中进行。处于竞争不利环境下的教授，晋升和发展必然受到影响。有的教授因此而黯然退场，转到其他大学谋职。美国大学里的这种‘残酷’竞争，客观上推动了学术的良性发展，推动了教授们不断进取，受益的是学生和整个社会。
在米勒博士的指导下，我选修了11门major（主修科目）课程和5门minor（辅修科目）课程。像其他导师一样，他也要求我尽量选修他开设的课程。选修他的有些课程，也是我的研究生计划中必须的，当然也有些是我可选可不选的。在选课上尽量配合我的导师，也说不上什么利益交换，也许说它是一种人情世故更合适吧。
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一样，有的教授对学生要求严格，铁面无私，甚至到不近情理的程度。教授我们EDFN-581研究课的霍兰博士（ Dr. Glenda Holland） 就是这样一位老师。这位中年白人女教授，身材瘦小修长，似乎有点弱不禁风。但这个小巧的身材里面，包藏了一颗坚硬的心。她执教严格，工作中从不徇私，上课从不迟到，作业和考卷都批改得很仔细规范。她要求学生也是这样，她的课堂纪律严明，不准高声交谈，不准吃零食（有些教室门口贴有‘NO FOOD’, 严禁带食物入内，为的是警告那些上课管不住嘴巴的学生）；每堂课必点名，迟到超过15分钟的学生不准进教室，late paper（晚交论文）一律判不及格。
当然，事情也总有反面，敷衍塞责的放水教授也不少见。我知道ULM一位北京来的陈姓留学生，真有点‘留’而不学，在这所学校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学的是教育技术专业，一读四年还未结业。为什么呢？上课时间，他经常出去打工，为他在德州攻读学位的老婆积攒学费。到头来，导师居然确认他出满勤，导师名下的所有课程成绩全数为A，也包括他很少去上课的课程。可见，美国教授职业道德良莠不齐，也并非是铁板一块。
我的导师米勒博士大概居于这两者之间吧，该要求的一定会要求，该是什么的也一定是什么。比如我选修他的六门课程，他不会做顺水人情，全部给我A，其中两门也是B。他带过的研究生，也并非人人过关。据说，在他手上，曾经有过一位巴西来的留学生，因为三门主修课不及格，被他fail（判不及格）后未能拿到学位的。
我能够在两年内拿到硕士学位，也要部分归功于米勒博士的帮助。首先，他帮我设计了一个攻读计划，针对性很强，很切合我的实际。因为11门课程中有好几门是实践性课程，而我是已经有着二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教学实践和经验已经很丰富了，这些课程学起来比较轻松。第二，我研修他的课程多，有不懂得，我可以直接找他请教，不费太多时间。
在生活上，他对我也比较关心。刚到美国时，没有钱，没有车，想去一些地方看看也不可能。他知道了这一点后，经常带我出去参加一些业务活动，比如西边的什瑞夫波特（Shreveport），纳斯顿（Raston）和南边的亚历山德利亚（Alexandria）去开过会，也顺便去看看那里的景点。在什瑞夫波特，他还专程带我去参观过那里著名的美国空军博物馆，大开眼界。
另一方面，我也帮过他不少忙。他家要重新粉刷房屋外墙，他爬上高高的梯子在上面刷，我站在下面一点的梯子上为他递工具递油漆。他的儿子从外地搬家到门罗，我找几个中国留学生帮他儿子从车上下货。我和我的导师之间的互相帮助，基本是出于友情，完全不是什么交易，更不是什么‘等价交换’。因为，我和他经济能力上十分悬殊。他帮我完全是免费的，有时还要‘倒贴’，比如出去无论公干还是游览，吃饭都是他请客，反过来，我帮他做的事情都是有偿服务，虽然‘收费标准’远低于市价。可见，我和米勒博士之间的关系，工作中是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生活中已经成为了朋友。
直到现在，我和米勒博士还保持着电邮往来，时不时收到一封他寄来他在孟菲斯新家的照片，或者发来一张生日贺卡，感觉十分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