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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王朝循环原因论

(2019-07-31 13:22:08) 下一个

中国历史是王朝循环的历史,革命起义、宫廷政变,总是走不出王朝循环。中国历史上只有三个人,对打断王朝循环作出过贡献,一是孙中山,二是蒋经国,三是邓小平。孙中山的努力,加上蒋经国的明智,今天在台湾结出了果实,没有人能够终身执政。邓小平做得不彻底,不到四十年,邓小平一九八二年宪法规定国家首脑「限任制」的努力,就被废除。探讨王朝循环的原因,在今天中国,仍然有重要意义。

零一二个王朝           
          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并不都像中国一样王朝不断循环。王朝循环不是世界历史上普遍现象。美国从未有过王朝,也就是「0王朝」,没有王朝循环。日本从古至今,只有一个王朝统治,也没有王朝循环。日本皇室的家徽是十六花瓣的菊花,所以日本王朝称之为「菊花王朝」。公元前六六0年,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在日本建国即位,至今已传承一百二十五代天皇。二0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在位三十年的明仁天皇就要退位,但王朝依然不变。  
         只要存在终身在位、掌握最高权力的国王、苏丹、沙皇、天皇、皇帝和各种称号的君主或国家元首,就有王朝(Dynasty)。王朝是一个国家實施终身统治或世襲統治的歷史時期。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部分君主国中,仍然存在王朝。而一些名义上的共和国,由于国家首脑掌握最高权力并终身在位,实际上也形成王朝。如列宁、斯大林和后继者的苏联,是苏维埃王朝。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苏维埃王朝宣告灭亡。当代朝鲜,名义上是共和国,实际上是世袭君主国。今天的中国,是继「大清王朝」後的「红色王朝」。        
         有六百二十三年历史的、现已灭亡的奥斯曼帝国也只有一个王朝,这个王朝称为「奥斯曼王朝」。
        俄国建国在公元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爆发十月革命,被蒙古人统治了二百四十年,在一千多年时间内,只有两个王朝,即留里克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阿拉伯帝国从公元七世纪到公元十三世纪,存活了六百多年,除了在一个短时期内有四个不同家族的哈里發统治外,经历了伍麥葉王朝、阿拔斯王朝兩個王朝。
                   层出不穷的王朝更迭
        世界上许多国家,有过三个或更多个王朝,王朝反复更迭。王朝更迭的原因有多种,有的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关,更多的与国内矛盾和冲突,包括宫廷内部、王室与藩镇之间、官府与平民之间的冲突有关。在西亚、中东、欧洲,战争使国界频繁变动,王朝也随之更迭。大国争霸、大帝国的兴亡,都引起了一连串国家的王朝变动。
        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埃及、赫梯、亚述在中东争霸、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帝国的兴亡、公元一至四世纪罗马帝国的扩张分裂、阿拉伯帝国和其后奥斯曼帝国的兴亡,都使世界地图发生大变化。从一个地区来看,古代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而灭亡,后来的萨珊王朝(224-651年),在内乱和阿拉伯帝国军队的攻击下灭亡,当阿拉伯帝国的王朝更迭和国势衰落时,波斯地区的割据局面,使得波斯土地上大大小小的王朝迭起。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军队横扫亚欧大陆,又使许多王冠落地和新王朝的建立。
                   C:UsersWolf  CreekDesktop①终身制与限任制②311波斯萨珊王朝(224-651)疆域.jpg
                                                      【图】波斯萨珊王朝(224-651年)疆域


 

           英国与日本一样,是一个悬浮在欧亚大陆边上的一个小岛,但日本从来不受亚洲大陆军事威胁,处于「过度安全」状态,而英国频繁受到北欧和欧洲大陆攻击和影响,英国王位更迭多次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分不开。从公元九世纪英格兰建立第一个王朝到二十一世纪今天的温莎王朝,共经历了九个王朝。诺曼底王朝(1066-1154)、金雀花王朝(1154-1399)、兰开斯特王朝(1300-1461)、约克王朝(1461-1485)、都铎王朝(1485-1603)的建立都与争夺王位的政变、战争分不开。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是伊丽莎白一世,她从一五五八年继承王位,到一六〇三年,在位四十五年,她终身未婚,她的姐姐、弟弟都没有子嗣,因此他指定她的表侄的孙子、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为王位继承人。詹姆士属于斯图亚特家族,因此,新王朝就称为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年)。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後,英国君主成了没有大权的虚位元首,从此的王朝更迭不再与革命、起义、政变、战争相联系。一七一四年,因为詹姆士一世的曾外孙、德意志汉诺威选侯乔治继承了英国王位,新王朝就称为汉诺威王朝,现在英国的温莎王朝,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顺应英国人的反德情绪而将英国皇室名称改为温莎而形成的。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与亚洲西部、中东和欧洲相比,地理上的「中国地区」不受西亚和欧洲战争的影响。国内战争和王朝内部因素对王朝更迭起了重要作用。公元六年,中国西汉王朝一个皇后的侄子王莽,在皇帝十四岁病死後,把另一个只有二岁的婴孩扶上了皇位,两年後,王莽自己就做起皇帝来了,废除了舊王朝,建立了新王朝。新王朝的国号就叫「新」。王莽推行新政,限制豪强兼并土地,把很多产业收归官营,强化市场管理和货币管理,最后在农民起义中被推翻,王莽的新朝只存在了十六年。「新朝」灭亡後,新王朝的统治者刘秀,与王莽前的西汉王朝,属于同一家族,刘秀建立的王朝就被称为东汉王朝。王朝的改变也有和平方式进行的,但一般与宫廷阴谋、政变、杀戮、战争分不开。由于王朝与王朝之间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变动,新王朝对舊王朝来说往往有许多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并不都是进步,许多新王朝为了巩固王权而充满杀戮和倒退。       
         古代埃及的第一个王朝建于公元前三一〇〇年左右,到公元前五二五年波斯帝国征服埃及,期间经历了二十六个王朝。每一个王朝,都历经若干个国王的统治。埃及第一王朝就有八个国王,第二王朝有十个国王。
         古代罗马经历了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罗马共和国历时近五百年,没有王朝,也没有王朝循环。罗马帝国从公元前二十七年屋大维称帝开始,到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也历时近五百年,经历了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安敦尼王朝、塞维鲁王朝、君士坦丁王朝、瓦伦丁尼安王朝、狄奥多西王朝。西罗马帝国灭亡後,东罗马帝国存在了近一千年。在罗马共和国灭亡後,欧洲、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除了中世纪欧洲出现了几个城市共和国外,所有国家的政府形式都是君主制。由于君主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宫廷杀戮、争夺王位的内战、国与国之间的王位继承战争,司空见惯、层出不穷。动乱和起义也经常打乱王位继承的习惯做法。在同一个国家,舊王朝灭亡了,新王朝接着出现,这就是王朝循环。     
                     王位更迭的四种类型     
        所有王位(或皇位)更迭都涉及两个因素,一是王位的更迭是在一个家族内部,还是在不同家族之间;二是这种更迭是和平的,还是通过暴力进行的。按照暴力介入的程度不同,王位更迭可以分为选举更迭、继承更迭、政变更迭、战争更迭四种类型。在一个家族内部更迭,与在不同家族之间更迭,都会发生阴谋、杀戮、政变、战争。
          在不同家族之间发生更迭,有时也会以威胁、逼迫的方式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生暴力冲突,表面上以和平方式进行,美其名曰「禪让」。中国上古时期尧、舜、禹三人,属于三个家族,王位在他们之间传递。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禪让」 。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建立初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哈里发是由选举产生的。在长达二十九年的时期内,先后四位哈里发在位,他们分别任职二年、十年、十二年、五年。这种王位更迭,接近于「禪让」。
         在中国历史上,后来不少手握军事大权的武将或大臣,用武力作为后盾,胁迫皇帝放弃权力,也被称为「禪让」。公元二二〇年,曹丕夺取东汉王朝皇帝刘协的皇位;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夺取魏国皇帝曹奂的皇位,建立「晋朝」;公元五八一年,是南北朝时代,中国北部国号为「周」的辅政大臣杨坚夺取了年仅八岁的皇帝宇文阐的皇位,建立了「隋朝」。杨坚(公元581-604年在位)当了「隋朝」皇帝八年後,公元五八九年,消灭了中国南部的「陈朝」,用武力统一了中国,杨坚就是结束了中国三百年南北对峙局面的「隋朝」开国皇帝。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王朝到唐朝,有两次王朝更迭。隋朝是年仅八岁的北周王朝皇帝宇文阐禅位给他父皇的岳父杨坚而建立的,唐朝是隋炀帝被叛军杀死後,十四岁的隋恭帝杨侑(605-619年)禅位给李渊而建立的。从公元五七八年北周王朝的皇帝宇文赟算起,到六一八年开国皇帝李渊建立新王朝——唐朝,只有四十年,北周王朝、隋朝、唐朝是三个王朝,实际上,这三个王朝的三个皇帝,就像是一千四百年後的中国,从一九七八年到二〇一二年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样,相互熟悉,而且北周、隋唐三个王朝、他们之间还有婚姻血缘关系连在一起。北周王朝皇帝宇文毓的皇后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皇后的姐姐,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又是北周王朝和隋朝两个皇后的外甥。由于周静帝(宇文赟之子宇文阐)、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三个不同姓的皇帝之间的皇位更迭,加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所以,人们把从五七八年到六一八年之间的四十年,看作发生了两次王朝的大变动。
                             C:UsersWolf  CreekDesktop①终身制与限任制②311北周、齐、陈 并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jpeg
                      【图】公元6世纪,隋朝(581-619年)统一中国前,北周(557-581年)、
                                    北齐(550-577年)、陈(557-589年)三国并存的局面。


 

          公元九六〇年,当时掌握「后周」军权的中央禁军的统帅趙匡胤,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轻易夺取了「后周」七岁皇帝柴宗訓的皇权,建立了「北宋王朝」。宋太祖趙匡胤的弟弟赵光义,是「北宋王朝」的第二个皇帝。九七九年,宋太宗赵光义把北汉王朝灭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国。
         公元二六五年「晋朝」的建立、公元五八一年「隋朝」的建立和公元九六〇年「宋朝」的建立,都是掌握了军事大权的前朝功臣宿将,通过逼迫前朝懦弱的皇帝让出皇位,而成为「开国皇帝」的。而「宋朝」以后「元朝」、「明朝」、「清朝」的建立,都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军事征伐的结果。中国王朝循环没有什么特色可言,在世界范围内,所有舊王朝的灭亡和新王朝的建立,都与暴力革命、战争杀戮、宫廷阴谋、军事政变有关。一个「王朝」之所以称之为「王朝」,只是「王朝」内部的王位更迭,绝大部分在一个家族内部、较多地按王位继承规则进行;而舊王朝的灭亡和新王朝的建立,往往离不开暴力革命、战争杀戮、宫廷阴谋、军事政变。当然,就是在一个王朝的存续期内,王位更迭也充斥着宫廷阴谋和残杀。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从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222-235在位)死,到奥勒良皇帝(Aurelian,270-275)登位的三十五年中,有三十七个皇帝先后登上皇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死于非命。这一时期,按罗马帝国的历史分期,属于同一塞维鲁王朝。
        王朝循环是指一个地域范围内,一个王朝灭亡後,另一个王朝兴起,然后又灭亡又兴起这样的反复循环现象。中国与欧洲、中东地区的国家地理范围和存在时间有所不同。在欧洲、中东地区,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疆域都跨越欧亚非三大洲,而且,存在时间有几百年到一千年,在近现代都消失了。埃及的历史比中国更为悠久,王朝循环比中国早了一千年,但多次沦为其他大帝国的一个行省或组成部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不同在于,在亚洲东部,尽管中国的疆域在每一个王朝也反复变动,但中国的历史在五千年中持续存在而没有打断,所以,中国的王朝循环就显得比其他国家有典型性。
        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转型,既可以从百年、千年的「大尺度」来观察,也可以从大转型关键时期的若干年的「短尺度」来分析。从「大尺度」分析,古代埃及从公元前三一〇〇年到公元前三三二年,历经二十六个王朝,这二千七百六十八年漫长的时间内的王朝循环,几乎只是长期的反复。但在公元後,王朝循环除了反复,还有向前进步的现象。从「大尺度」看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两次大转型,既存在着长期反复,也可以发现有缓慢的向前运动现象。这两次大转型,每次大转型历时数百年。
                 中国历史的两次大转型
        中国历史第一次大转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漫长准备,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完成,这次转型,改变了中国分土封侯的政治传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的统一国家。从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朝建立起,中国历史出现了长达二千年的王朝循环,在一个王朝灭亡和另一个王朝兴起之间,多次出现了大大小小王国或军人政权分裂割据的状态,也就是说,「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构成了中国这二千年历史的「大尺度」时间结构。
C:UsersWolf  CreekDesktop①终身制与限任制②311中国历史朝代年表.jpg         
                              【图】从中国历史朝代年表看到,中国历史存在「王朝循环」和「统一分裂循环」
        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王朝洋务运动起,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没有完成。洋务运动是十九世纪中国的「舊改革开放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是中国的「老宪政运动」。辛亥革命是要把秦始皇以来的传统的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度,把中国改造成为富强文明的中国。一百五十多年来,宪政、自由、民主、共和思想已经广为传播,中国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的中国,正在四十年改革开放巨大力量的推动下,到了关键时刻,如果向前继续转型,就可以结束两大循环;如果向后倒退,中国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王朝时期。从二十一世纪的大趋势来看,中国必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完成第二次大转型。二十一世纪中国大转型不只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关系到在全世界如何结束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包括个人独裁、一党专政、宗教专制主义的大问题。        
         第二次大转型从清王朝洋务运动算起到今天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了,而第一次大转型结束到第二次大转型开始,已经历时二千年。一百五十年与二千年相比,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正是由于二千年的积习,使一百五十年的第二次大转型曲折反复。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世凯帝制复辟、北洋军阀的统治、共产主义的兴起、日本入侵和抗战胜利、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有时有力地推进了大转型,有时又拉向後退。如果说一九一二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已经大体上脱离了二千年传统的专制君主政治,那么。可以说,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在最高权力的集中上,更多地像一个传统的王朝,毛泽东、邓小平就像历代皇帝一样统治着人民,与传统王朝不同的是,皇位不是在一家一姓中更迭,而是在一个党内更迭,也就是「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这个国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都有任期,而且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刘少奇、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至今没有一个人担任国家元首职位超过十年。这使「党天下」的王朝又表现出一点辛亥革命残留下来的共和痕迹。
           从中国第二次大转型的曲折反复可以看到,中国王朝一次次灭亡,又一次次再生,是有深刻根源的。王朝循环灭亡的原因与王朝循环的原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当皇位继承中,一个无能的继承者登上皇位後,或者王朝内政外交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时,王朝的灭亡就开始了。历史学家蔡美彪说:封建王朝有三个基本职能,一是为维护统治,镇压农民使之服从;二是对外作战保卫国土;三是调节社会关系推进生产建设。「三个方面能不能协调地实施往往是治乱兴衰的关键。」经济繁荣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是「三个方面能不能协调」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王朝土地集中、贪官横行、财富分配两极化愈来愈严重时,社会公正的原则遭到践踏时,王朝的更替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但资本主义会使两极分化加剧,特别是权力和金融扩张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专制王朝,权贵对民众的掠夺、土地和财富的集中、使贫苦农民无以为生,这样就引起一次又一次的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胜利的后果,就是新王朝的建立。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种传统比存在终身制的王朝传统更为悠久, 没有任何一种惰力能超过存在终身制的王朝的惰力 。 无论是一次又一次波湖壮阔的农民战争, 还是层出不穷的宫廷政变、藩镇之乱和外敌入侵,都没有能使最高职位的终身制得到废止,都没有能打断王朝的循环。纵观中国的历史, 曾经有许多著名的封建帝王和封建政治家, 在他们终身在位期间内, 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强大起来, 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  等封建盛世, 然而, 当这些封建帝王和封建政治家去世后,接踵面来的王朝往往为无能的、 昏庸的帝王所败坏。数千年来,终身制所造成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反复出现, 中国人民就是这样地在王朝的兴衰、 更迭和循环中生活、希望、憧憬和呻吟着。终身政治下的各种阴暗和腐败现象——神化个人、奸佞专权、朋党之争、杀戮功臣、冤狱迭起、争夺皇位以及形形色色的宫廷阴谋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现。 每到王朝衰败时, 中国人民身受的封建压迫和剥削更为沉重,军阀割据和混战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痛苦的灾难。当一个新王朝建立起来后,或者因出现了「明君圣主」而使王朝获得暂时的「中兴」 、以往的灾难似乎成为遥远的过去时,当人们在安定、繁荣的「盛世」中认为灾难再也不会降临的时候, 一场新的浩劫或许就在表面的安定和繁荣下酝酿,中国就是这样地为周期性的灾难所折磨, 社会生产力就是这样周期性地遭到破坏和毁灭。当西方一些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却仍在王朝兴衰的循环中徘徊;当老大的中华帝国在「天朝上国」 的威势中自我陶醉时,西方列强的大炮开始轰击着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中国人民蒙受了无数屈辱。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 中国再也不能在终身政治和王朝循环中徘徊不前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 。
       军阀的武力不能消除「终身制」,不能打断强固的王朝循环, 农民的革命造反,也不能消除和打断它们,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几千年是专制统治,整个社会不能使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观念萌发和成长。在一个长期在专制统治下的国家,民主政治的产生有赖于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观念普及。在大多数人缺乏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观念的国家,当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时,人们有两大选择,一是革命造反,二是期盼好皇帝的改革。革命造反的结果,不是被镇压,就是新王朝的建立,而「好皇帝」改革的结果,是王朝中兴。两大选择,仍然不能走出王朝循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由于在实际上存在着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随着领袖威望的提高,发生了权力愈来愈集中的现象。经过「反冒进」、「反右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终身制」的弊端日益显露。人们总认为,这些运动能加速中国的进步 。然而, 历史本身有它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 任何人都摆脱不了他那个时代所给予他的限制。文化革命的灾难后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识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的口号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种数百万、数千万、数万万人的非常运动。红卫兵、红语录、红海洋、宗教式的狂热弥漫全国,武斗代替了说理,骚动遍布大地。文化革命的狂潮把人们撹得头昏目眩,昨天的「副统帅」和「接班人」,今天却成了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过去後, 愈来愈多的人们理解了自己周围的一切。人们透过种种表面现象终于认识到,被称作「文化革命」的时代, 是一个专制主义空前泛滥的时代。「文化革命」的浩劫和灾难喚醒了中国人民,他们终于认识到了「废止最高領导职务终身制」的必要性。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都明确地提出了「废止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问题。继承毛泽东的邓小平,有两个儿子邓朴方、邓质方,邓小平从没有想让他们以「血统论」继承皇位。如果没有一九八二年宪法,今天的国家元首就是邓朴方,江泽民、胡锦涛,根本就没有份。
                   王朝循环的四大根源
         纵观中国和其他一些君主制国家,王朝循环有四大根源:
         第一,国家政治制度中始终保留着最高权力不可分割和不可转让的因素,也就是存在皇权和皇位;所谓皇权,就是一种最后集中到个人手里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最高国家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和武装力量统率权,虽然有部门划分,但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里时,这种最高权力,实质上就是皇权,就是专制君主或专制国王的权力。凡是有皇权或专制君主权力的国家,就是王朝。所谓皇位,就是没有任期限制的、有一个人终身掌握最高权力的职位。在中国,一次次农民革命推翻了舊王朝,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仍然是王朝,其根本原因是,皇权和皇位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建立新政权的那些农民领袖心中,根本没有「最高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的观念。
       王朝循环的第二个原因与军队隶属于个人,本国的军事将领、以本人享有他国王位继承权为借口的外国军事统帅、农民起义的军事领袖,集中在他们个人手中的军权是他们夺取皇位或自立为王的工具。当君主年幼无能或丧失威信、军队不服从君主时,即使没有发生严重冲突,也会导致王朝的灭亡。公元十世纪中国「後周王朝」的灭亡和「北宋王朝」的建立,完全是年幼的七岁皇帝不能掌握军权,最高军权已经集中到大将赵匡胤手中,在没有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就顺利地实现了改朝换代。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中,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信扫地,禁卫军拒绝向人民开枪,尼古拉二世企图从前线调回军队来首都彼得格勒镇压起义时,彼得格勒附近的军队已经起义,沙皇镇压起义的部队被阻拦在半路。导致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
         王朝循环的第三个原因是,在这些国家,政治权力是取得财富的工具,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官场腐败广泛存在,在经过若干年或十数年後,社会矛盾的积累,必然引起皇位更迭,这种更迭,在近代和当代,可以穿上民主和选举的外衣,当选举的背后有无所不在的军力、警察力量的威胁时,当选举人和候选人都是由官方提名和控制的时候,这种由「官方选举人」选举「官方候选人」的选举,完全不能表达人民的意愿,而成为皇权继续存在的根源。只有在社会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社会动乱、革命、政变会造成舊王朝的覆灭和新王朝的诞生。
        王朝循环的第四个原因是,长期的专制统治,使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观念难于萌发和成长。             
 
——香港《前哨》2018-12        
 
   中国父母向来有“望子成龙”的情结,而这种情结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光宗耀祖”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们将教育变成了一种攀比。他们在乎的是孩子是否上名校,而不是孩子是否适合上名校。在某种程度上,孩子成为了父母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他们过的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父母希望他们过的人生。
   
   名分等级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压抑
   
   中国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的确很愿意付出,然而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相对比,这种付出不是一种伟大,而不过是一种势利。
   
   最近,两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
   
   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也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管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选择专业多来自父母安排
   
   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龙”,也想儿女去尽可能好的学校,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与收入,能够一辈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就有了众多中国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头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离开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国外陪子女上学。
   
   也为了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经常想尽办法找关系、开后门,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在专业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专业,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专业。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
   
   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
   
   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来。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
   
   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经常有朋友咨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我就想女儿读完大学,立即读研究生,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完成学习任务后,再去工作、结婚成家。”
   
   我就问:“为什么非要有读硕士、博士的任务呢?为什么不能大学毕业后先工作几年,让他比较一下工作和读书的差别,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欢工作还是学习,喜欢什么专业、什么工作呢?”
   
   他们当然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读硕士博士”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大家都要子女读研究生,所以理所当然自己的孩子也要读。他们没想到也许自己的子女根本就不适合读研究生,也可能对学术和读书没任何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他们去读书,对子女是劳命,对父母是伤财,对社会是浪费资源。
   
   这些朋友就说:“万一他去工作后不再想回学校读书了,那不就不好了吗?”我说:“如果是那样,那就更说明大学毕业后先工作是对的!否则,他们会浪费那么多青春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
   
   在物质产能过剩、物质这么丰富的今天,温饱不再是个问题。父母可以给子女最重要的礼物是给他们提供经济条件,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选自己有激情的事业。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子女的父母显得太自私、太不尊重子女,这包括学校、专业、工作和婚姻恋爱。
   
   世界是由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
   
   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五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
   
   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
   
   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传统社会秩序压抑个人成长
   
   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也当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听长辈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
   
   由于三纲五常,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最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我们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美国社会是另一极端,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龄大小压人,所以,就更加促长美国人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
   
   印度则是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绝对,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是更加讲理,以理服人。这些文化特点是上面三个硅谷实习生故事背后的重要原因。
   
   中庸逻辑要求你不能声张,不能过多表达自己,什么都要适度。即使是讲道理、辩论,也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打破沙锅问到底”,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当然倾向于不会表达,即使表达或者争辩,也不会太认真,否则,内心会感到不自在,会内疚。
   
   我这些年经常在中国生活,发现许多做母亲的不知道溺爱会害了孩子,让自己孩子永远长不大。比如,在我原来任教的一个大学里,一位中国教授已经30岁出头,没有结婚成家。尽管他已经拿到终身教授职位,但还是不成熟,因为他母亲还是每天跟着他、盯着管着他的一举一动,结果她儿子就没机会长大成人。
   
   根据六年前我女儿用的一本美国中学教材的一些研究估算,中国大学生的成熟度平均比美国同龄人要低3.5年左右,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和中国父母育子方式,在该放手的时候不能放手让孩子独立。
   
   而成熟度跟领导力又高度关联,没有成熟就无法有领导力,就难以竞争谷歌、微软、花旗等公司的CEO岗位。
   
   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不能更成功、中国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时候,都喜欢以中国人英语差、印度人英语好作为主要理由。
   
   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语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这个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压抑,任何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以至于等我们长大成型时,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作声的人,只有干苦力的“硬本事”,没有“软本事”。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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