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 chapter19-1

19. 结论

鸦片战争是一段非常不体面的旧事，也许它已从你的记忆中溜走？但它无疑不会从中国的记忆中溜走，它仍在不断地被诠释。

                                                                                                                                  《卫报》 2010

2009年12月28日，一辆囚车穿过乌鲁木齐冰冻的街道，将一名中国监狱里的囚犯送到拘留中心，第二日一早约6时30分，他被叫醒。早饭是一碗薄粥，然后让他刷了牙，到了上午10时，他在武警的押送下，被送进一部“流动面包车”，绑在推椅上，注射了一剂毒针。

在某些方面，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死刑这事实在是平淡无奇，每年，它会处死1700到10000名死刑犯。在公布的浅显的细节上，这个判决是无可争议的：走私贩卖50克以上海洛因就将面对死刑，而该死刑犯带入中国一装有超过4公斤毒品的行李箱。

但在其它方面，这是一桩不寻常的案件。此人名叫阿克毛-沙伊克（Akmal Shaikh），是一巴基斯坦裔英国公民，因而是在近六十年里第一位在华被处死的欧洲人；此外，他也是一位在有疑问的罪案上须负法律责任的英国人。他的家人和朋友强烈地抗议对他的判决，英国辩方争辩说沙伊克患有精神疾病——躁郁症和狂躁型抑郁，（在2007年，他最初到中国是想要成为一个流行歌星，以他那首发、单曲无调的“进来，小兔”，为世界带来和平；他本人在中国法庭上的陈述，则是不连贯和杂乱无章、颠三倒四，以致于被法官嘲笑。）英国政府的代表要求由中方独立的机构对沙伊克进行心理鉴定，这一坚持数月的要求被负责该案的法官无情地拒绝了。

沙伊克的死很快地变成一国际事件，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声明：“我强烈谴责对阿克毛-沙伊克所执行的死刑，我对我们持续地要求赦免的请求未被准予而感到震惊和失望。”外交大臣伊凡-刘易斯声称他“极度恶心。。。对英国和全世界所有对公正有一丁点同情或承诺的人来说，这是个非常压抑的一天。”

中方的观点以同样程度的愤怒进行回应，对照是非常明显的：这是英国试图干预中国司法对一起鸦片走私案处理的新尝试。媒体和网络沸腾着，将其与1840年及诸如此类联系起来。一篇政府官方的回应写着，“在中国，历史上所带来的痛苦回忆。。。公众对（鸦片走私）有着特别强烈的痛恨。在最近的网上调查，99%的公众支持法庭的判决。”“处决沙伊克有如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的虎门销烟”，一位学者分析说，“然而这一次‘炮舰外交’无法成效。”一位匿名的网络评论则怒火冲天的写到，“英国对华发动过鸦片战争，它有‘极度恶心’过吗？。。。刘易斯与查尔斯-义律和亨利-璞鼎查站到了一起：都是中国的敌人。“‘英国’和‘鸦片’这些词语就等于‘鸦片战争’”，一位博客解释道，“是中国受欺压和羞辱的现代历史的开始。英国人忘记了在1840年，他们的前辈以鸦片炸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中国人仍感到剧烈的痛楚。”“杀，杀，杀，杀”，另一位匿名的网上评论的总结。值得指出的是，并不仅是中国人对鸦片战争有着记忆，一群英国人也有着同样的看法，其中一人谴责此小题大做为“虚伪和麻木不仁”。

这是2009年十二月从中国传出的第三件令人警觉的新闻。第一件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高峰会议的失败，紧接着是欧洲参与国希望能将减排与协议绑定，因未能达成而极度失望，四处寻找责备对象，于是中国成为责备对象。一位激动的环境学者透露：“中国毁掉了会谈，故意羞辱巴拉克-奥巴马，坚持一个可怕的“协议”，如此以来西方国家领导人不得不退出，从而承担责备。”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唯一目的，是要确保自身的经济掘起（依赖于随意使用肮脏廉价的煤），与此同时，促使正在减少煤炭使用的西方也大量使用。此外，中国总理不仅未照安排与西方领导人——包括巴拉克-奥巴马，同处一室，而是安置一跑腿，在会谈过程中以电话方式请示及汇报。对于任何有一点历史记忆的人，这一幕像是一不祥之兆，好似中国又回到自大、以中国为中心的外交作法，这种行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临战之前，曾激怒像律劳卑和巴夏礼这样的人，因为皇帝的大臣们拒绝与他们面谈，而是以倒楣的“洪官”商人来代表他们。

随之，在圣诞节那天，共产党政府（尽管强烈的国际观注，在数月非法拘留后）以“颠覆国家罪”判处老资格的著名不同意见者刘晓波十一年监禁，作为对他网上请愿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和人权的“08宪章”的报复。（之后不到一年，一群挪威人授予刘晓波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以抗议对他的判刑，这一事件使中国暴跳如雷。）在较早一些的十一年前，比尔-克林顿在北京，亲身对中共演讲，数落它的人权记录。而今天，“我们正在掘起”的曲调似乎正从北京传出：从现在起，你们最好习惯按我们的方式来做事。

英国报纸惊恐万分，《每日电讯》外交政策的编辑很快制造出入侵场景：“2050年，中英间的一起外交争吵面临着上升到一场全面的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精英黑客部队，快速准确地敲着键盘，对英国的计算机系统发动了高科技地进攻，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他所得到的结论：最近的冲突，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国对外部世界态度的冷酷现实，

不是选择成为一个西方可以信任的伙伴。。。中国人表明了他们默认的立场，即是北京真正唯一和首要的是照看好自己的利益。。。中国极不情愿在双边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建设性地与西方互动的许多原因，可追溯到十九世纪的鸦片战争，英国炮舰随意地羞辱了当时的中国政府，使这个国家在战争中遭受到心理创伤。。。为保证再不会有外国强权以免罪特权欺压中国人，今日的北京政府在科技发展上投资巨大，这些科技有朝一日可将西方的军事优势化为乌有。

毒品、复仇和中国人谋划统治世界：整个又是“黄祸”论调。

在文化冲突的陈词滥调表面下，情况更加复杂。英国评论员们匆忙地臆测中国的强硬派是专门针对他们，但北京政府在哥本哈根、刘晓波和阿克毛-沙伊克事件妥协上不感兴趣，深层次里是国内的问题。中国的统治者们，在可能妨害经济时，做事情非常精神紧张（如减少使用廉价的煤的排放），是有很好的原因的：他们的绝对权力主义者的权力，基于他们能否为他们的十三亿臣民带来富裕。中国共产党对国内的反对力量神经紧张，显现在荒唐可笑地对待刘晓波：中国因特网上沸腾着潜在的异议和组织起来反对政府的潜力，刘晓波只是当代中国颇具规模、令政府尴尬的一族中的一个代表。

我们也不应忘记对阿克毛-沙伊克的判决和处决都在乌鲁木齐——2009年当地穆斯林居民与汉族外来人口暴力冲突的中心，那次冲突造成14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在2010年1月，它仍处于武警的紧张控制中。许多年来，中国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将经中亚到新疆的毒品走私，与伊斯兰分离主义分子的恐怖主义相挂钩。并且，在阿克毛-沙伊克的处决的两个月前，中国报纸广泛刊登着全国上下共产党的法律和秩序不起作用的迹象：至少5起发狂般的血腥杀戮，其中数起关联到谋杀多位本身家庭成员——一种在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下，社会道德结构似乎正处在解体的现象。当他们在阿克毛-沙伊克事件中坚定立场，中共试图告诉它的属民：看着我们，我们能维持国内外的秩序。西方重复所见到的故意、挑战性的蔑视之处，中国政府也看到了内部安全问题，整个过程有如另一场并行的鸦片战争：在貌似与西方进行着战争的同时，中国也同时在与自身进行着战争。

尽管如此，这是令人担忧的，它凸显了西方和中国在以超级大国的状态较力时，在根本上，关系是多么紧张；及在高度政治化的历史记忆下，这些关系仍是多么困扰。

非专业人士在报道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时，许多陈词滥调中最为俗套的就是中国在不断变化，而且非常之快。但经过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至少两件事令人放心地一成未变。一是共产党不知疲倦地要求领导国家，另一个是该党在1920年到1930年间所建立的让人窒息的现代中国史（在国民党极大帮助下），用来撑起自身的合法性及要求中国人民贡献自己：亦即现代中国史是中国深受帝国主义之害（只有共产党才能将国家由此中解救出来）的历史。

尽管在1980年，这个熟悉的叙述无人要听。当然，教科书仍是老调，如：“令人羞耻的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可怕的苦难”，及“中国人民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的决心”，但这是这个政府在劝导任何人去接受任何事均会遇到困难的十年。对于许多中国人，突然180度地从文化大革命中转向，对于这个想要维持它曾有的信誉的政权，是太过戏剧化了：过去人民的敌人突然平反昭雪；原来不遗余力地恶毒迫害和羞辱他们的狂热被作为不幸的错误；数百万城市知识分子需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数年时光被重新定义为浪费时间，甚至在1981年声称被神化的毛泽东也仅有70%正确性。

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中的心态主要变化是承认要向西方学习——或者至少，部分要学习西方是可以接受的。尽管政府尽心地挑选引进它所需要的——外资、科学和技术没有问题，民主就不太行——但控制证明较难做到。“一旦你打开窗户，”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的著名讲话，“很难不让苍蝇和蚊子飞进来。”当党试图挡住某些输入时，荒唐可笑的事情出现了。1980年早期，它集中精力根除“精神污染”：不仅是色情和走私，连没有犯罪表现的长发、喇叭裤、略微现代且意思不像路牌那样清楚的朦胧诗均被禁止。在这个程度下，尽管这样的运动仍能镇慑对文化大革命仍有记忆的中国人民，但实际上远不能让任何人信服。许多大城市中国人回忆反精神污染运动时，认为它是摧毁人们对中共最后一丝理信尊重的一个单一事件——通过它在小事如发形和衣着上纯粹的吹毛求疵。“今晚我们到那里去受污染？”杨宪益，中国最著名的文学知识分子之一，当他在人民日报主管宣传的朋友抱怨“庸俗的个人主义” 的污染时，在电话中对他的朋友开玩笑地说。被运动盯上的作家则通过建立西方支持来回应，“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厌恶中国，厌恶政府，”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一位著名的、以英译毛泽东之后时代的文学的翻译家、1980年代旅居北京的学者，清楚地记得，“人们总是找我帮他们争取外国邀请。。。他们想出去。”西方不再是中国的问题的根源，而是救赎主。

当局也似乎失去利用宣传，张扬他们从不犯错，或诸如此类对大众洗脑的兴趣。许多事在1980年代被允许公开质疑：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否适合自由经济；政府的下一步批判在文章或讲话里会是怎样怒火冲天；下个月食用油会涨到多少钱。但当中国在磕磕绊绊地转向市场经济，伴随着通货膨胀如火箭一样上升时，一共同的判定在不断增长：政府的改革不能奏效和领导阶层尚未找到方法来说服大众他们能够领导。在这十年里，好像几乎每件事，每个中国人都会去嘲弄和攻击，而且经常是来自政府内部。1988年，当批评的热浪高涨，中国中央电视台，不仅一次而是两次，制作了六集纪录片《河殇》，鄙夷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嘲笑了国家民族的象征（如长城和黄河），称颂了西式的贸易、自由、资本主义、科学和民主，最前卫的异己——如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臆测中国如能像香港一样经历殖民化才有可能会有“伟大的历史变革”。

与鸦片战争相关的行业在走下坡路。十年里荒弃着纪念中英冲突的旧址，座落在北京西北荒废的圆明园的遗址，就是一绝好的例子。在毛泽东时代，圆中的绮春园成了小偷小摸的农民的取宝地，他们寻找石材和砖块来搭建猪圈和其它适用的建筑。几个游客注意到，整个1980年代，圆明园管理部门堆满了“成堆的垃圾、菜地、猪圈和豆腐坊。。。水沟中滋生着大量蚊蝇。”管理极其松散，都没人来收取入圆费。1980年代小说般的回忆录回顾到一新式、颇具创意地使用这一破旧的管理区：作为附近的清华和北大寻求私密和性饥渴的学生的浪漫约会地点。

政治教育的荒废直接影响了公众对中共合法性的看法，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每年，中国的大城市会被学生的抗议活动造成停顿：抗议政府缺乏透明；抗议食品价格上涨；抗议寝室老鼠太多。固然，有些抗议似乎因排外的情绪所引发：最为臭名昭著的是1988年南京暴发的骚乱，因非洲学生勾搭中国女孩所触发的种族主义怒火而引起。但在最深处，这些排外情绪的爆发，是受尖锐的国内紧张局势所驱动的。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对国内隐隐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应如何应对，领导层甚至无法在公开场合达成一致。在1986年到1989年间，胡耀邦和赵紫阳­——邓小平所指定来管理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人，被解除职务，由于他们对不同政见处理强硬不够（政府现在称不同政见为“小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在1989年4月的突然死亡为学生的不满提供了一个关注点，直接导致了该年春夏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赵紫阳对邓小平决定派军队来对付学生而感到震惊，他在随后的十六年里（直到他于2005年去世）处于软禁状态，只能偶而出来到一家北京的高尔夫球场去打高尔夫球。

1989年4月26日，当三位学生领袖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的梯阶上跪下，向共产党领导层呈交他们的民主改革请愿时，他们没有想到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抗议活动，在最终血流成河地结束之前，会使广场完全为绝食的抗议者占领，抗议传播到全国所有主要城市，迷住了全世界的媒体，并且几乎使他们国家的政府垮台。（当运动进一步发展后，事情变得很明显，学生非常明确他们的几个目标，包括民主——许多人很明显对给予未受过教育的国人选举权并不热情。）但无论他们如何预测，没人会想象到——以传统上共产主义的宣传如此强调鸦片战争，已使其置于较之西方侵略者更高的道德标准——这个政府对其公民最为暴力的公开行为（6月4日对抗议的镇压），会将鸦片战争重塑为其旧有、最为显著的民族伤痕的耀眼的地位。

1989年6月4日刚过，在人民解放军低下他们的枪口，对着人们的胸膛，随意地向北京市民射击后不久，那是中国政府的一段繁忙的日子。军队需要在电视台欢庆他们“镇压反革命”的胜利；民众的尸体需要从街道上清除；尚未潜逃出国的主要的抗议者需要围捕。但也是领导阶层反思在过去十年中，意识形态上出了何种问题的时刻；反思为何中国广大民众似乎不再相信共产党所告诉他们的；反思为何中国城市处于向政府宣战的边缘；反思为何政府的喉舌——人民日报的员工，加入抗议的人流，高举着“别逼我们造谣”的横幅，在大街上游行。

两个答案——一用于公开，一用于私下。公开的解释是中共可靠的优选：动乱是外国势力操纵的结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北京市长陈希同解释道，“一直试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逐渐地将这些国家置于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之下，并将它们推到资本主义道路上。这是他们长期、基本的策略。”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解释说，串通勾结这些国外阴谋分子，从他们那里收取了上亿美元用以分裂国家。

然而，在这些中国强硬派较为诚实的时候，他们也许认为所有这一切是他们自找的。自从毛泽东在国民党宣传部开始其政治生涯，中共一直对自身的掌控力，对自身在政治上的理解——表象重要过内涵，感到自豪。（1935年，一路逃避国民党军队追击的破烂不堪、饥肠辘辘的共产党残余军队，刚刚一瘸一拐地到达中国西北的新总部，毛泽东就下令下属着手他们长途跋涉的英雄故事，将其原本一年之久的大败，改造成克服逆境的大胜利：长征。）但在整个1980年代，为给中国社会带入新鲜空气，这些功课被迫让位：较之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控制公众的观点似乎不是那么紧急。1989年春，当不满达到最高峰，党主管宣传的负责人异乎寻常地解除了最初禁止报道游行的媒体禁令，指示报纸编辑们去呈现“实际情况”——让人们自己来判断决定；按照此指示，新闻记者们全拥到广场上示威去了。

这一教训被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了，“多年来，”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严肃地说，“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政治）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这次参加过游行、绝食的许多人思想转变过来，要好多年，不是一两个月的补课就行的。”邓小平的副手江泽民——他靠强力压制1989年上海的抗议活动，从而攀升到该职位，则急切地显示所有一切已回旧貌。他的前任，失去权力的赵紫阳，连全国宣传会议都未能出席；而江泽民不仅确保出席了每次会议，而且作了主题讲话。

然而失误一经确认，问题却是如何填补这个宣传真空。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邓小平宣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间接地将思想扔出了窗外（也许是苍蝇和蚊子飞进来的同一窗口），失去了共产中国的“精神支柱”——政治性的、用于将一切粘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造成如此结果。但现在人民解放军的枪口曾对准过人民，向大众灌输无产阶级理论，非常现实地说，将会是困难的——直到1992年就连党内的保守派也持否定的态度，此时他们忙于计划回到旧时的毛泽东思想。

政府中一些精明人想出另外一个主意：将对西方的指责反击与重造的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将1989年后的党塑造成捍卫国家利益，反对西方试图抑制一个正在掘起的中国的政党。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成功的大胆计划：一个就事论事的旁观者在此时会理所当然地问，这个党怎么可能劝说得动它的民众——它刚在1989年6月公开地屠杀过他们——它，事实上，是将国家从邪恶的西方阴谋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示威饱浸鲜血的控诉，是一个国际和国内的公共关系的大灾难：此时西方政治家和海外华人号召对中国实施经济和政治制裁；汉学家思忖着是否更换学科来抗议；港澳、台湾和西方城市里，数十万人华人眼噙泪水，走上街头抗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纳粹德国相类比，在国旗上喷上纳粹标志。由此看来，实实在在地，是不可能回转的。

但至少有一个历史的偶然，似乎对这一努力微笑了。1989年镇压的后续，正好落在吉祥的纪念年：鸦片战争150周年。在1989年6月之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开始了工作。在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相继垮掉之时，中国学者型的雇佣文人们，在写呀，整理呀，然后再写更多，直到新年来临，他们终于准备完毕。1990年，中国政府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通过可以说是十余部文章、研讨会、及新出版的与鸦片战争相关的书籍，提醒中国人民中国所受西方压迫的历史。

“鸦片战争”， 书名为 屈辱与抗争—— 是一年的纪念研讨会的汇总——“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它不仅是中国饱受屈辱的现代史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所第一次留下的光辉篇章。鸦片战争不仅铭记成无数中华儿女心中巨大、痛苦、无法忘却的记忆，但也为后代的反思提供了价值不菲的一课。”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深受（西方造成）苦难，然后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它始于”无耻“及”肮脏“的鸦片战争，战争的目的是要“奴役我人民，窃取我财富，将我独立数千年的国家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人民也要牢记，“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逐渐觉醒，在许多失败的探索后，他们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近年来，一些爱国主义的敌人，叫嚣要‘全面西化’。。。这是极为不寻常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自从鸦片战争”，另一会议则进一步强调：“历史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是革命胜利的核心力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和振兴中国。”

1990年的鸦片战争周年纪念盛会，是毛泽东后时代，共产党最为成功的理想运动和爱国主义教育，一个精心设计的征战——如人民日报1994年所述：“激励了民族精神，增进了凝聚力，培养了自尊心和自豪，巩固和发展了爱国主义联合阵线。。。将群众的爱国热情集中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来。”此运动包括三个理念：首先，向中国人灌输中国具有独特、辉煌、数千年之久的“国情”，尚不具备实行民主；其次，提醒他们曾在西方人手上所受的苦难；最后，突出共产党的天才领导力。具体上，这意味着用振奋人心的电影，赞美的颂歌，百名顶尖英雄名录、百件伟大事件、百例最著名战役排名和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所造成“一个世纪以来的耻辱” 的令人头脑麻木的案例，夸耀中国人民、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总是精明地滑过中共自己的残暴行为（毛泽东时代期间，1960年代初期的大饥馑；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镇压）。《求实》，党的主要政策期刊写到：“我们应当怎样教育年轻一代爱国主义？教育他们了解历史的必然性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自从鸦片战争。”1989年刚过不久，中央宣传部称中国近代史是个具有‘意义深远的安全课题’。（2001年，中共党史正式地将党的发展准备期追溯到1840年，“以便解释中共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众多有关国耻的书籍喷薄而出：国耻的愤怒；国耻字典；国耻简明字典；不忘国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的历史课本作家在2007年回顾说，“在1990年前，当他们将鸦片战争放进教科书来增进爱国主义教育时，高中没有教过鸦片战争。”正当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理想已死，专业和业余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们，预测中国享有盛名的宣传系统已处于危机，而这架机器正为新的通知全力准备着。

1989年后的中国，开始用崭新和修缮后的纪念景点来展现它的愤怒，这些景点是用来纪念外国入侵所造成的恐怖。中国政府终于调集起了意愿，开始变现圆明园残垣的宣传价值，将猪圈和成堆的垃圾代之以新讲解牌，讲解牌散布整个园区，提醒参观者们该处曾是何处，如果英法未曾烧毁和抢劫的话。满清皇帝对凡尔赛宫的仿建的残墟，当然，仍在原处——数支雕花立柱显现于印象深刻的残砖乱石间——仿佛1860年就是昨天。在游客们散开照相之前，今天的中国导游们会确保他们的收费有所值：“这不是历史，这是民族灾难。”我偶然听到导游对一个旅行团如是说。在庄重缓行于园区的残迹后，参观者们抵达长廊，约五十呎长的廊道边，排着一张张图片板，板上详列着园区各处在1860年被掠夺走的珍品，这些珍品现又为那家外国博物馆所收藏（‘园中残垣被羞辱的心灵持续迫切地反射着历史’），一庭院展馆以高亢的声音循环播放着50分钟长的纪录片，颐和园的变迁： 一部受惠于1970年代作品价值的社会主义者现实性的尖声杰作，强硬地喊出它的结论，“不忘历史！复兴中华！”（自然，不会有在政府全力鼓励下，特为被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毁坏的历史遗迹，公开设立残垣保护区；或公布那些为红卫兵砸烂和偷窃无价艺术品的清单的。）

不可避免地，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宣传，也得益于1990年代对广州和南京的鸦片战争遗迹的重建所引发的爱国主义的蓬勃发展。在该年代末期，一座新的海战博物馆，犹如一巨大的藤壶壳，屹立在广东的海岸上，控诉着1841年英舰摧毁保卫至广州水路的至关重要的炮台。中国在1842年8月29日同意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时地址——南京城外的庙宇，早已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摧毁，在其原址上再建成了南京条约纪念馆，赶上1990年所有重要的周年活动。1997年，为纪念香港回归（江泽民宣称，英国统治香港是‘中国在近代史中所受耻辱的缩影’），向公众筹措了6百万元捐款，铸造了一巨大的“警世钟”，现矗立在该建筑入口：“洪钟长鸣， 毋忘当年“。同一年，一部有关鸦片战争的大片——片中满是强硬、充满正义的中国官员和残酷、淫猥的外国人——在影院上映。

200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名为《复兴之路》的纪录片，年史纪录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历数所遭受的痛苦，直到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才带来的快乐。同时，同名展览在北京令人压抑的斯大林式建筑的军事博物馆举办。在入口，巨大的闪烁图片——《中国人民的历史耻辱》，以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估计所造成中国损失数百万盎司的白银，震撼着人们心灵；与此同时循环播放着视频，对照着展示赤裸可怜的中国儿童与全身着装整齐的外国士兵。对共产主义的错误则最简短的提及，展览仅一处提及大跃进——毛泽东中1957年的狂热农业改革，最终导致1960年代初期人为的大饥荒，致使约三千万人死亡；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用三维形式展出的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来将其掩盖。1989年的事件则以八十年代中国人民欢快地购买电视机的情景，及接着九十年代更为欢快的农民、计算机和摩天大楼，给抹杀掉了。展览在结束时号召：“铭记耻辱历史，开创美好未来”。

陈希同，1989年春夏之时的北京市长，表示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似乎已产生效果。1995年对万名青年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期待中国的地位在接下来三十年间会大幅提高；那一年，在中国青年价值观中，爱国主义上升到第二位，而仅在十年前，它仅是第五位。2003年，在对约5000名青年学生所进行的调查中，差不多一半的人表示，对中国在二十年间，应该且会成为世界领先的军事强国有信心。普遍性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示威从1990年中期开始频繁发生。1999年5月，接近天安门对峙十周年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拥到各大城市的大街上，高声怒吼；他们不是要求民主，而是因北约轰炸了贝尔格莱德中国使馆，他们要求对美国进行报复。“反对侵略！”一幅标语写着；“以血还血！”另一幅如是写着。吓坏了的美国政府忙不迭地道歉（它的大使馆被抗议的民众包围着），声称是由于中情局情报出错和效率低下而造成的误炸，不是针对中国。中国公众似乎被训练成对西方只期待最坏的对待，这样的事件随即按下了“鸦片战争”的按钮。《人民日报》评论说，“这不再是以几艘炮舰就可以横行世界的时代了。。。不再是西方武力可以随意掠夺故宫。。。和强占香港的年代了，有着超过150年反抗帝国主义历史、富有理想和气节的中国人民的满腔热血，流淌在中国人民的血管里。北约最好记住这一点。”这和偶然性没关系，这是本能的推断——这是早就有的、针对他们国家的外国阴谋的最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