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蓝图(乔舟人)连载-CHAP08 勤工学考博士

遇美人，思爱妻，教授筑鹊桥

勤工学，考博士，导师荐蓝水

 

时间过得很快，一周后的星期三下午，又是我和美编荷嫣然小姐、文编欧阳梦凡小姐见面的时间了。我的第二堂录音课开始了，我又开始漂游在记忆的海洋里??

 

我初到日本时，课余时间大多是呆在会馆房间里泡那台彩电。上课听不懂老师的日语让我压力很大，课余时间就拼命泡电视，顾不上眼酸耳朵胀。这样的生活很枯燥，但电视新闻的内容更增添了我的压力：关于中国的新闻大多是偷渡啊、非法劳工啊等等负面信息，这些信息一点也不能给我亲切感，只让我倍觉屈辱。我直觉地认为这是故意抹黑中国，但却悲哀地发现自己没有渠道找到正面的信息或数据来反驳这些抹黑。不过人也怪，明明不喜欢这些不友好的节目，我却偏偏不换台，而是心里骂着，眼睛看着，耳朵听着。这些负面信息及其带来的屈辱感，就硬生生地冲击进我的脑海。我暗暗告诫自己，身在国外，我不仅代表个人，还代表中国人，我得用优异的成绩向日本证明中国的优秀。

我们那一代是在无孔不入的政治教育氛围中长大的，到了国外更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民族使命，大家都努力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校园里，衣冠楚楚，一脸轻松的不是日本人就是西方来的游学客，中国留学生给别人的印象是不讲究穿着，不懂享受，拼命学习。

过了一年，中国留学生会的老会长要回国了，会长换届选举，哥儿们便怂恿我竞选会长。大家觉得我待人热情，有服务精神，受群众欢迎，领馆也能接受。我也想多做点事历练自己，就欣然接受建议。没想到选举那天，主持人却只让另一位临时决定参加竞选的人发表演讲，并将那人的优点说得天花乱坠，我们都懵了。

结果当然是那个唯一的演讲者当选，我虽然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倒也没把这次莫名其妙的落选当什么大事。事后有哥儿们打听到那个家伙是某省厅级官员的儿子，领馆推荐的会长人选。开后门我在中国就知道，但为了一丁点儿个人利益开后门开到国外来，经手的还是代表国家的领馆人员，国家形象在他们心里究竟算个什么？我的一腔热血被现实浇冷了。我是抱着为国拼搏的热情出来的，但很明显，天朝影响所及之处，自古拼搏不如拼爹，我对政治的兴趣也自此越来越淡。

从中国大使馆到横滨国大会馆时，同行的两位男士都分配去了男宿舍楼，到我这里男宿舍用光了，我被分到女宿舍楼，虽然是单人房间，但进楼出楼眼前总有美女飘过，裙袂翩然，娇语莺啭，美不胜收。都说好花要有绿叶配，我那时情境堪称万花丛中一叶绿。

我所在的研究室有个台湾来的女生，高我一个年级，算是我的学姐，住处与我的房间相隔不远。她是我最早熟识的女生。我很享受与她并行往来于研究室和宿舍的时光，可以听到她娇柔的细言软语。我以前没接触过台湾女生，竟不知道女生讲话原来可以这么温柔！读博士的人，又学建筑，怎么说也是个女强人了吧，说起话来还是软绵绵娇滴滴，待人处世也不强势。我是在文革熏陶中长大的，听广播新闻时无论男声女声都是铿锵有力。重庆妹子更别提，重庆话腔调本来就硬，重庆妹子大多长得娇小可人，然而一开口，就成飒爽英姿的女民兵了。平日里见到的姐姐妹妹个个大嗓门，除了电影中的国民党女特务，没有人把话说得这么妩媚。可是学姐语调自然，丝毫没有电影中女特务的造作，可堪比美的唯有新婚离别的太太情到浓时的绵绵情话了。

这位温柔贤淑的台湾女生唯一让我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她的“爱国”。学校或留学生会馆组织活动，她每次自我介绍总不忘说“我是中华民国台湾来的”，我听了十分刺耳。这大概是因为她是在老蒋和小蒋教育下长大起来的一代，她心中的中国是中华民国，而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观念上的差异使我们相处很不方便，终究不能成为好友。其实回过头来想想，她也十分难得。因为中日建交之后，1981年起，日本政府奖学金不再给台湾留学生，而只给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了。台湾来的留学生日渐稀少，她在那样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仍能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份柔中带刚其实是令人钦佩的。

在留学生会馆混了一年后，又有新人到来。在一次晚会上，我认识了女主持人。她是中国来的自费生，家政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本以为学家政读到硕士级别，应当是淑女得够专业水准了吧，便很想看看大陆的女生淑女起来是个什么范儿，于是纠合了几个中国来的小伙伴，时不时到她的工作室帮忙——帮忙吃她的作业作品，比如蛋糕点心菜肴什么的，也同时帮忙她画画图。女硕士做蛋糕点心是要做研究报告，画曲线图的，这对她而言是难事，但对工科大哥来说简直是小儿科。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熟了的结果是淑女成了哥儿们，我们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山吃海喝胡说八道。

东京的上野公园樱花烂漫的日子，我们一起去赏樱。坐在樱花树下，吃着女硕士做的寿司，喝着清香的美酒，说说笑笑。这叫“花见酒”，十分唯美。满园粉骨嘟嘟的樱花唯美地开着，汇成无边的温柔云海。我记得有几枚樱瓣毫无道理地迎风飘落，女硕士轻轻捡起来，放在纤纤玉手中无语端详，怜香惜花的痴范儿快赶上林黛玉了。

哇！美女见酒，不浪漫就太浪费了。美女调皮地收拢玉手，将花瓣置入酒杯之中，盈盈相劝。我咽了一口清酒，趁着酒壮英雄胆，半醉半笑地说要追她。拍女孩马屁的绝妙境界便是和她调笑，不是么？

美女显然也很受用。她豪气干云地一扬手一拍大腿一声低吼：“好说！先离婚，再排队！”吓得我赶紧警惕地看看四周，见没有敌情发生才稍微松了口气。当下心里不由暗叹：真可惜了这双调酒弄花的美手，怎么拍起大腿来了？

公共场所如此放肆，这哥儿们真是太有才了！要知道那个时候，美女作家音乐家柳索拉还没命令她的前夫“要复婚，后面排队去”呢，“排队”的发明权当属这哥儿们。

后来哥儿们嫁给了一个香港人。那位香港先生艳福如何我不敢说，口福是一定有的，女硕士是美食作品科班出身，秀雅精致，风味绝佳，确实够专业。

婚我是不会离的，排队当然也就免了。紧张的学习、美女的说笑都不能终结我的寂寞，我开始给太太写信，邮资贵也顾不上了。我着魔般地回忆我们的热恋，诉说着对她的思念，而每次读她的来信，都如吸白粉似的欲罢不能。

太太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月，我就开始思考该怎样浪漫一把。我给重庆电台写了封信为太太点歌庆生。我本想给太太一个惊喜，没想到她也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当《月亮代表我的心》在重庆空中飘荡的时候，我也准时收到了太太的来信，信纸上只有一首歌《万水千山总是情》。读着读着，一句“但求有山水共作证”让我鼻子酸了。我想方设法找到这首歌，学会了它。

自费生多了，来自中国的本科小女生也开始活跃在留学生会馆里。小女生年纪小小，聪明灵秀，可塑性强，到日本没几天就学着日本女孩卡哇伊上了。有个卡哇伊女孩常找我教她数学，我也心甘情愿被她利用，当她的免费家教。助人为快乐之本，帮助卡哇伊女生是一种享受。卡哇伊女生在我面前眉来眼去的，真是让人心软，教起课来当然有耐心。偶尔她还会在我的宿舍里为我煮方便面权当学费。她的这种小甜心似的可爱漂亮与我太太沉静璀璨之美完全是两种格调。她后来好像嫁给了一个台湾男人。“让漂亮的外貌成为你的资本，在需要的时候使用一下。”资深美女杨蓝就是这样教导女儿的。卡哇伊女生在我面前不过是使用了一下自己的美貌，这一点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爱情的白粉越吸越上瘾，思恋日浓，我越发寂寞入骨。信越写越频繁，还啰啰嗦嗦地越写越长。有一次，我寄了一张温泉泡汤时的浴袍照给太太，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太太寄来的彩照。那是她专门到照相馆照的：照片上的太太明眸皓齿，白衣胜雪，身后樱花繁茂，恍若京都。

那天我独自喝酒，喝到最后，仿佛看到了樱花树下太太的倩影来回晃动，一个声音犹如空谷回音，在脑海里回响：“既然想，就接来吧，就接来吧，接来吧??”

我开始计划着接太太来日本。有好心人用亲身经历劝我，太太还是放在中国放心，费心接到日本来搞不好反而会弄丢了。我没理这个茬：夫妻本是一体，我在哪里，我的太太就该在哪里！

我的导师君永教授伸出了援手，1987年底，在我快读完硕士课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之时，他做担保，让太太来日本陪读。分别两年的新婚夫妻，终于在日本团聚了。

我非常感激君永大教授，虽然说我和太太都是守法良民，不会给担保人惹麻烦，但我那时已经知道，谨慎待人的日本人是绝不轻易为人作保的，君永教授如此帮忙实在非常难得。

 

了却相思苦后，我终于可以安心学习了。

日本大学的研究室除导师们和一名全职事务助手外，皆由若干名大学院生（研究生）和若干名本科四年生（选该研究室作毕业设计的学生）组成。

1986年春天樱花开过之后，研究室的六个毕业本科生，有四个就职跨入社会，有两个想读硕士的继续留在研究室，与我一起正式成为大学院院生。同时从本科三年生跨入四年生又有五位选择了君永研究室，其中一个男学生陆桑是香港来的留学生。

陆桑从本科一年就在横滨国大读起。他偶尔向我请教力学问题。他对大陆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普通研究生为什么力学概念清晰到不亚于日本教授的程度大感惊奇。其实他不清楚我大学是“力学师资班”专业毕业，是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十年文革造成大学老师青黄不接，专门量身订做的，毕业就可作大学老师的一批怪才。我们大学前两年学的是纯数学专业的数学和纯力学专业的力学，与一般土木结构即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理论基础岂可同日而语。

因为陆桑与我是君永研究室仅有的两个华人，且年龄接近，久而久之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原来他父母是普通香港商人，他是所谓自费留学生，在留学生会馆外独租一小公寓，且有一辆二手货的本田车，有一个台湾留学生女朋友。陆桑课余也打工。他劝我抽业余时间去打点工，买辆二手车。他认为只乘地铁的人和驾车的人视野会不一样，例如有了车，你打工时选择就不拘束于“距某某车站步行5分钟”之类的条件，就海阔天空了。

陆桑的生活方式，不由引起了我的一些感叹，弹丸之地自由经济的香港，一对普通商人父母就可以供养其子女在日本这种生活费昂贵国家留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天方夜谭。香港的年轻人乐于劳动光荣，自力更生减轻家长负担。

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生的我们，奋斗得“头破血流”，过五关斩六将，百分之几高考升学率再乘上百分之几考出国研究生成功率，等于万分之几换来的留学生资格，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看来资本主义并非我辈从小受教育教的那样洪水猛兽呀！

陆桑之后，又有一件事颠覆了我的观念，促使我做出相应的改变，为我的人生阅历增加了一笔财富。

当时君永研究室主办了学生全员上富士山半山腰里的一个叫“雪国”的滑雪埸进行两日游活动，交通费及旅馆住宿费由研究室买单，但租滑雪靴及吃饭等费用必须由学生自付，每人预算大约要三万日元左右。当主办这次活动干事的本科学生中原君告诉我时，我囊中羞涩，稍加考虑就按中国人的惯有思维婉转地告诉他：“这次活动预算太高，我不打算参加。”我想这只是简单的玩乐活动而己，完全是我个人问题。

但万万没想到，这居然立刻引起了研究室全体日本人的强烈反响，他们觉得我的想法不可思议，怎么可以不参加！原来日本人的集体活动是每个人必须参加的，一个也不能落下，除非生病等不得已的理由。日本民族的团队精神，看来就是由这些日常生活小活动培养出来的。最后“君王”考虑到我刚来日本，经费有限，大方地给我特别赞助，解决了我的经费问题。

第一天我在冰天雪地的滑雪场选择了初学者线路，花了三千日元，搭乘单人缆车，到制高点后，滑下缆车，在满天飞舞的雪花中，充分享受着滑翔，摔倒，再滑翔的运动速度乐趣。厚厚的全副武装的滑雪服，摔爬滚打毫不觉得疼，用了半天时间终于从滑雪速成学习班光荣毕业了，但当晚泡完温泉浴汤时，才知道自己已体无完肤，青一块，紫一块。第二天就在痛并快乐中学习中级线路的滑雪。第一次用日语学会了一项运动项目，好有成就感。

在回程巴士上，我沉思着从大导师那里无功受禄一次已足够，就这样自尊心也伤害不轻了。奖学金只能维持生存，如果我想真正融入日本社会，有尊严地、货真价实地留学且了解并体验一个真正经济强国，那么在课余时间打打临时工就势在必行了。日本入国管理局在我的留学生签证后面的盖章上清楚地写着“法律规定该签证持有者每周打工时间不得超过21小时”。

被滑雪赞助触动了的自尊心，逼我拉开了在日本留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打临时工的序幕！

刚开始时每个星期六深夜，我都在横滨中央邮局，用手工分发那些邮编号不对，机器没法分发的“死信”。不经意中见识到了高度自动化的日本企业内部完美规划，组群交结，突发状况处理机制，员工打卡，员工照工作手册做工，非常有效率且人性化。

几个月后，我坚实的数学知识和对电脑编程的浓厚兴趣，让我迅速掌握了编程技巧，从此步入了出卖脑力打工的IT程序员行业，主要是做程序员编写软件。当时日本经济过度繁荣，连日本贸易部也下设了公司，位于东京的虎之门，雇用我们这些廉价技术人员为其卖力。工作很辛苦，但相对于一般小企业，他们每个小时给的报酬比较高，所谓的脑力劳动嘛。

我通常是周末去，整个晚上不睡觉，没日没夜地写程序，到星期日才回。回程从东京到横滨坐电车半小时的时间，我常常站着就睡着了，醒来发现已经过了站。这个公司工作内容庞杂，我写的程序内容也就很庞杂。例如：日本多年来用气象统计资料来进行智能空调设计；用俄国的矩阵理论对日本的经济白皮书进行举证分析，来预测经济变化的趋势（回过头来看，这也算是我对今日今时被世界各国“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大数据”概念的初体验了）；甚至他们做市场调查要画统计表，都让我们来做程序。我在这里却练就了一手过硬的编程技术，除了帮通产省下设公司写软件，我也帮小丸讲师的公司写一件程序，主要是写抗震程序为他们的报批项目使用。

八十年代中期中日关系很友好，双方往来活动频繁，作为留学生，我还得到一些机会——在外事场合做汉语日语的口译工作。记得有一次，我们母校的校长到日本蓝水公司访问，大粥讲师推荐我去做翻译。我基本上是同声翻译，校长在那儿讲，我就跟着说出来了。翻译速度之快惊呆了在场的日本朋友，他们觉得我帅呆了。其实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交谈的内容是我的专业，无论汉语还是日语，我都很熟悉。如果让我做医学口译，我大概就不是帅呆了，而是傻呆了。

 

我当时拼命打工，心中想的是赚钱维持留学生的尊严，并没有意识到辛苦付出，其实远远超出挣得的几张日元钞票，此时后话。

我用打工挣的钱买了台个人桌上电脑，从此在研究室作的研究也可以在家里进行，我的思想创意想法随时随地可以进入二进制的电脑世界，值得！只是每天把笨重的移动式硬盘在大书包里背上背下，研究室和家里两边跑，在两台电脑上连上连下有点书呆子味。

有了钱，可以自由自在、有尊严地参加留学生的各类活动以及研究室的任何活动，买必要的各种书籍，中午偶尔去校园周围的中华料理店等用餐。

重要的是，有了钱还可以到外面租房。我在留学生会馆租住的是单人间，太太一来，我就必须搬出留学生会馆，到外面租房子。本来留学生会馆的夫妻房，租金要比外面的下宿租金便宜一半，但总是僧多粥少，很难排队申请到。

人生总是悲喜交替，我很快又交到好运，几经辗转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竟然找到了一处价格低廉且不收礼金的出租房。房东藤井是二战时打过中国的日本兵，战后他对自己屠杀无辜中国人的罪行反省悔罪，除了每年到战争之地下跪谢罪外，在家时就竭尽所能拼命帮中国留学生，我住进他家自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太太一到日本，我用手头的积蓄帮她注册进入青山日语学院学日语。藤井先生帮忙我太太申请到打工许可，介绍她去横滨商业街他朋友开的服装店打工。当时太太只会几句我教给她的礼貌用语，好心的老板安排她当了迎宾小姐。太太穿上和服，面带微笑，对着进出的客人鞠躬鞠躬再鞠躬。不要以为这是轻松事，鞠躬的角度、微笑的弧度、说话的语调都是有标准的。太太上班鞠躬不停，下班回家又要练习，腰酸背痛嘴发麻，还得上语言学校学日语，其间辛苦自不必说。

除了经济上的收获，在服装店打工也是学习日语的好方法，加上自己刻苦努力，太太的日语进步神速，真是“一行白鹭上青天”。学习班结束时，她的日语口语已经溜得跟日本人差不多了，不过她高挑的身材终究不同于娇小玲珑的日本女人。

其实刚开始让太太出去打工，我是又担心又放心。中国男人会把色心掩藏起来，日本男人却不掩饰自己的色心，大街上时常可见寻找猎物的色男。太太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加上她那吸人眼球的美貌，不得不让我担心有色魔闻到生人味会魔性发作，令她难以应付。但事实证明我的这份担心是多余的，服装店顾客们多数是日本妇女，或陪着妇女而来的男人们，不得不守规矩。这也是太太打工虽累，却也一直心情愉快的原因。对太太本身，我是十二万分的放心。虽然目睹了身边一些男女留学生的情史波澜，悲欢离合，我依然坚信我们的爱情忠贞不渝。我们在赴日前结婚，心甘情愿地用婚姻的红线将所有的不确定、难预料通通捆起来，就是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外面的世界再如何光怪陆离，我们心中的担当都会坚定不移。

想当年，在我获取出国研究生资格后，曾有“关心”我终身大事的人给我介绍姑娘，我毅然谢绝了大学同事们介绍与教授女儿、副院长女儿等相亲安排，秉着对爱情的执着，坚定不移地爱着当时的未婚妻——今日今时的太太。异曲同工的是，婚后我出国，太太在天津纺织学院进修花布设计时，也断然拒绝了许多被她惊为天人之美所折服的、自以为“高富帅”的优秀教师和研究生等追求者。

那时候东京电视台每年搞外国人歌谣大赛，请外国人唱日本歌谣。据说邓丽君、陈美龄等当红歌星，当年也靠此一炮而红。太太本来就有艺术天赋，在重庆每年的演出中获奖无数，人靓歌美，又一直想寻找在日本的发展机会，在我的极力鼓动下，她才决定去报名参赛。

我陪她去面试，过了好多关，她选唱的是日本歌手美空云雀的歌曲，扮相典雅，表演投入，将日本歌后回肠荡气、摇撼人心的激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就等着决赛了。日本导演为她的出场表演做了详尽的计划，甚至连穿什么式样的中式旗袍及颜色都讨论且试过了, 穿什么鞋子上场也都试穿过了，一切看起来都挺顺利挺乐观。

跟中国的“春晚”一样，不到最后时刻谁也不知会发生什么。到了最后时刻，决赛前的一个星期，不幸蹦出来几个美国洋妞，组委会立即安排洋妞们上电视决赛去了。我们不敢多作揣测，洋妞儿一看就是外国人，很有宣传效应，太太是中国人，脸盘儿长得属于略带洋气的亚洲美女型，但西洋味特征并不十分明显。虽然胜负乃兵家常事，但这件事当时确实还是让人心灰意冷，垂头丧气。

有些事虽然努力去做了，但未必能取得成功，不过从长远来看，做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至少它为我们积累了经验。

我在东京勤工俭学做程序员练就的编程技术，帮我在新加坡打工时脱颖而出，也在我自主创业后成为我的竞争优势。编写程序的经历还让我养成了简洁明快、物尽其用的处事风格，谈事情开门见山，解决问题直奔答案，重实用。这些都是我构筑事业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苹果总裁乔布斯在他著名的演讲中，也谈到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串连起来。他在事业上的伟大成就令我等望尘莫及，但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和他的感受是相同的。我的太太在日本打工几年，做的都是服装店迎宾之类的活儿，看似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这期间她练就了熟练日语，了解了日本人情世故，培养了临场应变能力。后来我们初到新加坡时，她能顺利地找到旅行社的工作，负责日本团，靠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积累。

我与太太铆足了劲儿加油努力，我们的钱包终于渐渐鼓起来。生活过得去了，我花钱就有些大手大脚，尤其讲究服装穿戴。那时我穿着体面，看着都不像中国来的穷留学生了。通常来说，那时的留学生家底不厚，收入不丰，大多尽量节衣缩食，穿着上更是随意将就，甚至较为寒酸。但我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看了很多日本电视，对日本人讲究礼仪和外表的风俗印象很深。这是个衣貌取人的社会，得体的衣着是一种基本礼貌，对人其实十分重要。我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挣不了大钱，拼命省也攒不了几个，还不如穿得体面一些，也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与人交往时更平等一些，所以，我们在日本那些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积蓄。

打工并没有耽误我的学习，相反，我打工是以编程和专业设计为主，对我的学习颇有帮助。我与各位导师的关系非常融洽，他们视我为得意门生，在学习上对我倾力相助。

博士课题是墙谷导师推荐给我的，在我研究试验和论文写作过程中，也给予我相当大的帮助，最后还帮我逐字逐句推敲论文，让它更符合日语的表达习惯。我发表了十多篇专业论文，最重要的是在日本一流结构杂志发表了四篇。日本国立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据说是世界上最难获得的，因为由三个正教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只有当你在一流杂志发表了三篇论文后，才开始考虑你的博士学位申请。一旦获得国立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你的论文将会被存档国家图书馆！

拿到博士学位后，日本建筑学会的东京圈召开了一次博士学位论文报告会，共邀请五位博士作报告，我是唯一受邀的外国人。借着这光环，加上大粥讲师的大力推荐，我顺利进入世界500强的蓝水公司，当了研究员，公司还分了一套公寓给我。这是在1991年，日本经济繁荣的末期。

我是中国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学成之后面临是否回国的选择。由于出国前和中国政府并没签合约，规定我们毕业后必须回国，大使馆只能用动员的办法，劝说我们回国工作。

其实，当初我是极度虔诚地怀着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念头踏上留学之途的，根本没想要滞留外国。但出国五六年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种种，早已经颠覆了我出国之前的观念。跳出中国看中国，我的思想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这时，我对回国顾虑重重。首先是对单位暗箱操作的用人制度失去了信心，其次对国家的政策变化感到难以预料，对自己的才能能否得到发挥感到怀疑。当时中国流行一个顺口溜：“党的光辉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留在国外发展。我不能否认这其中有经济上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从当时来看留在国外发展空间更为广阔。留在国外并不等于忘却中国对我的培养之恩，我一直记得是中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供我上学，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报答这份恩情。

我的讲师大粥因为授课而注意到我并着意加以培养，我们的交情渐渐深厚，他甚至推荐我为蓝水公司做过翻译等临时工作。在我决意留日工作后，我也更加注意与导师的交往。经过数年的接触了解后，在我毕业时一切水到渠成，他推荐我进入蓝水公司，接受蓝水的聘请是我职业生涯规划的一部分。作为名列日本前五大建筑公司，这家公司在经营方面定有过人之处，有些精细之处是局外人无法获知的。即使我以后离开这家公司，这一段经历也足以给我的履历表抹上一缕金色。

 

窗户外天色已转暗，夜幕渐渐拉开，天上有几颗星星露出来，顽皮地眨着眼，在浩瀚的夜空中闪亮。晚风拂过花丛飘进来，不小心惊动了风铃，摇曳的风铃发出一连串悠扬的声音。温柔的夜色，凉爽的晚风，沁人心脾的花香，清脆悦耳的金属碰撞声，令人陶然忘我，舒畅无比。

我一时沉浸在祥和的气氛中及惬意的精神里，这时熟悉的旋律又响起了，樱花烂漫，我们浪漫。

荷嫣然小姐说：“哇，留学生与太太红袖添香夜读书，好独特的待遇哦，呵呵。”

我说道：“好吧，今天就此打住，下周再讲我为什么离开日本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