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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蓝图(乔舟人)连载-CHAP25 情窦初开高考

(2022-07-10 20:14:42) 下一个

志存高远,忽视嘲笑有序勤学

情窦初开,懵懂暗恋无碍高考

 

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听广播时发现主席团成员中有一个我熟悉的名字——朱克家,是当时一位红遍全中国的下放知青,他在十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我读过朱克家的事迹,知道他是工人家庭出生,母亲也是纺织女工,他成为全国先进典型是因为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主动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插队,还拒绝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到最苦的山寨办学校,建小型水电站和电磨坊,为建设边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近视眼书呆子,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他竟然能当上中央候补委员。

我被彻底震撼了!朱克家所做的很简单——听党的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也就是奶奶念叨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因此我确立了人生第一个远大理想——当中央委员。当了中央委员就没必要输棋给派出所所长的儿子,更重要的是,当了中央委员我就有能力改变灰暗的现实。

我做人高调,理想一确立马上宣布。我用毛笔把奋斗目标写在红纸上,贴在奶奶房间的墙上,马上宋家院子所有人都知道了我立志当中央委员。

一些励志书教导人们把奋斗目标公诸于众,认为这样可以坚定信念。不过在当时,我的远大理想一经公布却起了相反的效果。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父母姐妹付之一笑,左邻右舍嗤之以鼻。

父亲二话不说就把我的励志标语扯下墙,姐姐妹妹们哈哈大笑。同龄人不理解我,长辈们也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笑话。他们聚在一起玩纸牌时,如果我正好路过,一定会被他们喊住问我的“理想”,我每次都认真严肃地告诉他们我要当中央委员,他们听后马上嘻嘻哈哈开心不已。

周围人的反应让我有些失落,但并未深思,我那时已经被自己的理想迷住了。我为自己设计好了奋斗途径:读书——下放边疆——努力建设新农村——成为先进典型——成为中央委员。

我对理想坚定不移,并开始着手准备——

练习盖房子:父亲在建筑公司当砖工,我从小耳濡目染,盖房子很简单。当时我们家孩子渐渐长大,两间房不够住了,父亲就在楼下奶奶的房间边上又搭建了一间房子,我跟着父亲一起动手干得热火朝天。我觉得到边疆后办山寨小学首先得盖教室,很有必要先练习好。

学木匠活:这个不用说也知道,山寨孩子上课要用课桌。我记得我最早想做的东西是一个木制鼓风机,因为奶奶每天早上为煤炉生火很辛苦,我就想给她做一个鼓风机,同时锻炼一下自己的木匠手艺。可是我捣鼓了几天,虽然做出了鼓风机的样子,却操作不了,只好去找修缮队的小木匠帮忙,边看边学。当我把做成的鼓风机搬给奶奶时,奶奶红着眼圈不住地夸我孝顺。

学习知识:我看了很多科普文章,甚至想方设法寻找专业文章。沼气烧饭、小型水力发电,甚至风能太阳能应用知识我都不放过,我相信这些对改变山村人民的生活大有帮助。

学游泳: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到大江大海里去锻炼,游泳是必须学会的。我趁着哥哥在家,求他教我游泳,他就在嘉陵江里教我。哥哥用部队里训练标准教我,我没学会还差点淹死。那次濒死经验至今还记得。不过溺水也没吓退我,我从伟大领袖“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谆谆教导中找到灵感,最终用“闲庭信步”法学会了游泳——这种游泳法其实就是俗称的“狗刨式”。 

深入群众:我的朋友众多,成人朋友一大堆,同龄朋友也有一些。我立志之后,有意识地走近同龄朋友,和大家一起玩各种儿童游戏:打弹弓、打陀螺、滚铁环、劈甘蔗皮、坐土滑轮车。我相信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是一种需要锻炼的能力。但同时我也很清楚,自己与这些同龄朋友并不相同——他们只知道撒尿和玩泥巴,而我却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  

我的这一远大理想当然没有实现,如今的我对政治早已没有丝毫兴趣。回顾往事,童年的我天真单纯,那种敢想敢干的劲头和稳打稳扎的韧性,其实一直贯穿在我的人生中,从来也没遗失过。

 

我被分到离家不远,位于红土店的字水中学,从家到学校步行大约要走三四十分钟,沿途全是长安兵工厂的围墙。

上中学第一天我就兴奋地发现,美女“师师”居然是我同校同年级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我可以天天看到她了。“师师”是我童年心中的第一大美女,也是我暗恋的第一个对象。从小学五年级认识她后,我对她几乎是日思夜想。有时放学后宁愿绕路回家,也要从她家门前走一回,期望能够碰见她,就这样时常经历脸红心跳又渴望相见的交叉折磨。不过,我只想不做,从没对她表白过,我知道自己还小,还没到恋爱的时候。

能和“师师”同校增加了我对学校的好感度,我的学习热情疯狂高涨。在讲究又红又专的反潮流年代,成绩优秀并不是可资炫耀的政治资本,但学校的老师们依然控制着学校,他们依然惯性地喜爱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我成绩优秀且根正苗红,理所当然地成了老师的宠儿,处处受到照顾。

因为从小就常常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我近视得厉害。老师特别照顾我,让我坐到第一排座位。我个子挺高的,挡住了不少同学的视线,但也没什么人提意见。说实在的,对于无心向学的学生来说,上课坐在后排更自在。唯一对我坐前排有意见的是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女生,她的学习成绩也是一流的。我挡住了她的视线,就主动把笔记借给她抄,渐渐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她成为我们年级唯一考上大学的女生。上大学时,她成了我的第一任女友。她是我美好纯洁的初恋,长得有点像林忆莲。

我初一的班主任是个姓季的女教师,就住在学校的老师宿舍,这个老师对我十分关心。那时我爱上运动,和一个同学把自己的零花钱凑起来,花两块钱买了个有补丁的篮球。我们每天一早去学校打篮球,然后浑身汗水地跑到老师家,把球寄放在那儿。季老师每次都会帮我们打一盆洗脸水,招呼我们洗脸擦汗,收拾干净再去上课。她待我亲切温和,我不知不觉地就把她的宿舍当成半个家,有心事也愿意向她倾吐。而她也总能耐心倾听,善加分析,从不嘲笑我。就是因为季老师的强烈推荐,我才得以担任校红小兵团长,后来又担任学校团总支副书记——校团总支书记是由党员老师兼任的,团总支副书记是学生能担任的最高级别的干部。

有这样一个知书达理、温润如春风、亲切慈祥认可我的老师,我觉得心里很踏实,很有自信。

虽然反潮流的黄帅和交白卷的张铁生很流行,师道尊严也遭到批判,但学校的老师们依然爱岗敬业,教起学生来照样孜孜不倦。

初中的张雨英语老师专业且敬业,不但上课很认真,还帮我们几个爱学英语的学生做生词卡,开小灶教音标,她的努力无疑增强了我们学习这门帝国主义国家语言的兴趣。

中三年级的物理老师则是我遇到的史上最牛的物理老师。他上第一节课作自我介绍时,就在黑板上写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因为他的名字叫适存。要知道那是在1975的中国,一场颠覆人性、颠覆历史的“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正如火如荼,他这样做风险可不一般。他讲万有引力时拿个皮球随手一抛,问我们假设空气不存在,球在半空时有什么力,受什么力。我们都说没有,他告诉我们有力——万有引力,球本身对其它物体存在引力;也受力——其它物体对球有引力,最主要的是地心引力。这样有趣的讲课想不爱都难。因为他,我爱上了物理。我毕业后,听说这个老师当上了校长,我认为他应该会是一个很棒的校长。

老师的关怀鼓励和照顾,无疑是我刻苦学习的动力。有老师的照顾,我在中学一直是学校的大红人,出风头的机会很多。大会发言有我的份,乒乓球比赛让我参加,到部队学军训练也让我参加。虽然这还算不上真正的大场合,但我得到的锤炼远远高于班上的同学。一帆风顺的中学生活,使我成长为一个自信乐观、不轻言失败的人。

老师的宠儿必是同学的公敌,我在老师那里万千宠爱集一身,在同龄人这里注定要收获许许多多羡慕嫉妒恨,要不然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

我那时在街坊和学校大约是很出名的,因为从家到学校不长也不短的路程中,路边长安兵工厂的围墙上常常写满我的名字,连在名字后面的不是国骂就是咒语。也不知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干的,这些不断重复的话提醒我,有一帮人不爽我。我几乎天天沿着墙走,天天读这些国骂和咒语,但我从来也没想过擦掉这些咒骂——就算擦掉,还是会有人接着写的。

说实话,当时我并不太在乎这些恶毒涂鸦,因为这些发泄并不能真的让我吃什么苦头。我那时成绩很好,也蛮自傲,不太在乎别人的想法。青少年喜欢搞小团体,每每会有些人来孤立我。不过,我有深入群众的能力,总有三两个朋友在侧,从来就没有被彻底孤立过。而且一旦考试来临,同学要来抄我的卷子,我的朋友就变多了,所以我不怕人家反对我。同时我也很清楚,一定会有同学忌恨我,因为我是学生干部,要管理学生,跟“坏人坏事”作斗争,“坏人”恨我诅咒我是我的自豪和骄傲。

 

青春少年都思春,我也不例外。我小学就早已读过“三言二拍”和《红楼梦》、唐诗宋词之类的书,对爱情也有着朦胧美好的憧憬。中学时代,社会上流行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和《一双绣花鞋》,这些书成了我的爱情教材和性教材。但那个时候,性是禁区,学校没有性教育课,人们也讳言性。有些稍大的孩子只好偷偷看医学人体解剖图,聊胜于无,被人发现就自欺欺人地称自己爱好医学。

那时候谁敢说性,谁就是流氓,连小青年在公园里接个吻都有可能被抓去判刑。我当然知道利害,为了我远大的理想,我必须控制自己,而我确实也控制得很好。虽然暗恋“师师”,但一句口风也没透露过,“师师”一直被蒙在鼓里。当然也有女生对我有好感,但不管喜不喜欢对方,我从不接招。

孔子说,食色,性也。色欲是饮食男女的天性,盖不住抹不掉。社会不谈性,性欲仍在。禁欲时代,学校不教性,学生就自学成才。青少年只能拿黄色禁书当性教材,没有正确的引导当然就险象环生。我们学校就发生了一起“流氓犯罪”事件。高两个年级的一个男生,跟踪女同学,不想在僻静处遇上了同学的妈妈,他亢奋之中把同学的妈妈拖进了草丛,但实际上他什么也不懂,当然什么也没干,只是把那位妇女吓得不轻。这事一报警就成了强奸未遂案,公安押着他来学校批斗。当时我是校团总支副书记,学校派我去念批判稿。那种感觉真是挺怪的——嘴上念着稿子义正辞严地批判他,心里却在想他太冤了。这个同学被判了八年徒刑,连那位被他吓到的妇女都觉得判得太重了。

这件事发生在1976年底,这一年是中国悲极喜极的年份。三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中间还夹着悲壮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和惊天动地的唐山大地震,天灾人祸集于一年。到了十月份,又是惊天雷响,“四人帮”粉碎了,举国狂喜游行声讨之后,到年底一切似乎又恢复常态:华主席继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但中国翻天覆地的新时代从此时开始了!

自从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一届又一届中学毕业生被遣送下乡接受再“教育”。

世道在变,命运在变。1977年邓小平复出了。他一复出,中断十一年的高考就恢复了,应届高中毕业生不用下乡了!“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这是改变千百万人命运的重大转折。我的人生轨迹也因此转变,我也不再梦想什么中央委员,乐颠颠地忙高考去了。毕竟通过公平竞争,拼成绩上大学更公正合理,更切实际,也更符合我的性格——这比到边疆去守株待兔靠谱多了。

   

1977年8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11月考试就开始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报名复习加准备时间,仓促得只有两个月!那年我其实才上高一,因为是第一次,准备时间又短,学校对高考也没底,决定派几个优秀生去试考,我自然名列其中。考完试后居然还上了体检分数线,参加了体检。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就上了大学了,但过后就没了消息。那一年的招生对象是高考中断十一年以来的中学毕业生和各行各业的青年,并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招收20%至30%的学生。我连应届毕业生都不是,当然不会有什么消息了,不过能参加体检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们年级也就三个人参加了体检,都没能上大学。我知道自己还有明年,既然已证明了自己够水平,自然不用着急。

1978年我高二,作为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这一年高考日期是7月,考生有半年复习时间,可以好好准备。

竞争激烈程度不用说,相比一些文革前的重点中学老教师云集的优势,我的学校名不见经传,简直弱爆了。师资不强,老师们对高考没经验,连份像样的复习资料都整理不出来。但我由于前一年试过,知道自己的水平,所以信心十足,高调宣战。

高考分文理科,学校也就给学生分了班,我分在理科尖子班。那时哥哥已经从部队回到地方,在化工厂工作。他人缘广,帮我搞到一本重庆三中的复习材料。三中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天津搬来的南开中学,这个学校抗战时期就是陪都模范中学,真正是一座传统的国家级著名学府。三中的复习资料当然好得没话说,而且极难搞到。得到三中的复习资料我如获至宝,一时真感觉上大学如探囊取物。我很怕同学看我的资料,就包了个封面写上巴县农中。我自以为瞒天过海,其实不过是掩耳盗铃。我的同学后来告诉我,其实他们早就趁我课间出去的时候偷看了我的资料,当然还好没使坏偷走我的复习资料。

我每天很早起来,走路去学校,中午回家吃饭后,睡个极短的午觉立即步行回校。在家时除了睡觉吃饭,所有的时间都扑到学习上。星期天常常背政治语文什么的。我背书从不偷偷摸摸,而是手拿书本站在院子里大声背诵,弄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我们家出了个书呆子。

学习紧张到恐怖,连走路都觉得浪费时间。老师很爱惜我这个尖子生,就专门去我家里做动员,告诉我母亲说小孩进大学的可能性很高,一定要让他集中精力复习。母亲托亲告友找邻居,东挪西借,凑了点钱让我能够在学校搭伙吃饭,省下中午来回步行的时间。

我虽分在理科班复习,但我写的作文不错,经常被拿去文科班当范文宣读,让当时的我为此洋洋得意。也曾有一篇作文被选中进入四川省中学生作文选集,所以当理科学习的压力太大时,我曾一度打起退堂鼓,想改学文科。校长得知后,亲自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大意是“五七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的多数是学文科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是咱们字水中学高考理工科头号种子选手,你不学理工科太可惜了!”就这样,校长连吓带捧又把我拉回到理科班。

那时学校复习没什么高招,就是题海加考试,三天一大考,两天一小考,每次都公布成绩。我常常是第一名,这让很多人羡慕,也因此就会有漂亮女生来邀我同路回家。我也乐得与美同行,纾解压力。

重庆是长江边的火炉城,高考那几天重庆酷热。我脖子上挂着湿毛巾,高挽双袖,斗志昂扬赶赴考场。邻居们都笑我太夸张了,我也不介意,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踏入我心中的理想大学——北京大学。

终于盼来了高考分数的公布。1978年的高考全国报名考生达610万之多,而录取仅40万(6.6%),比之现在,高考录取率低得惊人。我们字水中学无高考经验,整个年级8个班共350多个毕业生,只有5个人考上大学(1.4%),女生仅一名。比全国录取百分比来得更低。我不负众望,全校总分第一,这个消息轰动了刘家台,父母终于为我的骄人成绩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母亲的纺织女工姐妹同事们甚至结队来我家看我这个字水中学的“高考状元郎”长得什么样。

不过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心却冷得如堕冰窟——第一志愿的北京大学没考上,分数还算不错的我一直落到第五志愿——重庆建院。手工传递档案的时代,要保证第二志愿的大学能及时收到考生的档案,还真是超级难算的概率问题。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何况我毕竟考上了大学,没考上名校不过是大如意中有小遗憾。我失落几天过后,开始整理行装,办理户口转移,准备入校。此时国家百废待兴,求才若渴,家庭成分问题也就基本解禁。例如农村考生高考申请表上的家庭成分可填成“公社社员”——无论原来户籍上写的是地主富农还是贫下中农。我的户口本被涂改过,为避免节外生枝,我撕掉了曾改过成分那部分,再弄得皱皱的,虽被民警略加批评,户口转移手续倒也办得很顺利。

上了大学意味着我从此是穿“皮鞋”的知识分子了,新的人生在我面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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