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无狂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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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清水长 ( 五) - 与你分享一则动人的故事

(2010-10-11 11:48:26) 下一个
走出去,才有希望

一天,谢老头子办好去台湾的签证,突然向长科辞行。长科惊愕极了,「怎么做得好好的,你就要走了呢?我们的生意怎么办? 」谢老头子胸有成竹地向长科献出一个计谋。 「小老弟,给你三天考虑。」他盯着长科,表情认真地问:「第一,你有没有八百元?第二,你愿意偷渡去日本吗?第三,在船上如果被人发现了,你敢不敢就往大海跳? 」长科当时的惊讶是无法形容的,他在香港才站定了脚,向人借的钱才还清,他的小老板才做得很安稳,现在他的合伙兄弟竟要帮他偷渡日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小老弟啊,香港地小人稠,不是久居之地,为了自己和家人将来的打算,你得放手一搏啊! 」谢老头子说。三天下来,长科思前想后地周详盘算,或许这是生命的转机,何不孤注一掷?走出去,才有希望!但是,到哪里筹借八百元港币呢?

长科心意已决,立刻去找江师傅帮忙。江师傅的太太深知长科为人,既然机会来了,就该帮他。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多现钱,想着说着,便取下自己颈上的一条金链子,交给长科。长科感动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直说:「绝对不会辜负师母的恩情,一定有信心,连本带利加倍偿还,报答这分知遇救难之情。 」江师傅的太太温柔地说:「我也没想过什么回报的,只希望你能把握因缘,好好努力。 」依照指示,长科把钱交给洪帮兄弟后,随时等待接应。很快地,接获通知可以上船了,这下子一颗心才开始忐忑不安。全部财产只有身上穿的和两套衣服,打了一个小包袱,在一个朦胧的半夜,他如约来到码头,和一位叫「小狗子」的宁波人碰面,两人上了一艘小船,往大海驶去,再换大船。

人生如梦,他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偷渡,搭上远赴日本的大船。命运难测,只有听天由命,走一步是一步。在船上,他独自躲在一间船舱内,昏天暗地不知时间,没有人跟他谈话,或告诉他船的行程,他只听到海浪声和机舱内机器的轰隆声响,只感觉船身随波涛而起伏。他生平首次坐大船,摸黑上船,连船是什么样、有多大、载有多少人,一概不知。这一个星期他战战兢兢地过,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期望不要被人发现,否则会被丢下船,葬身大海。

船到日本的前一天,一位华人船员交给他一张海员证,上面写着他的姓名,没有照片,叫他到时跟着船员们一起上岸。船一进港,他的心噗通噗通跳得好厉害,紧跟着其他船员上岸,并没有官员查问他或特别注意他,他松了一口气,想不到这次偷渡轻而易举地的成功了。 夜已深,码头附近的灯光朦胧黯淡,有人来接应他,搭上公车。不久到了横滨火车站,搭上火车,车厢内只有疏疏落落的三五人,车速很快,窗外灯光闪电飞过,什么都看不清,一小时后便到达东京火车站。他如在梦中,迷迷糊糊地跟在领路人的背后,再坐二十来分钟的汽车,来到东京附近的江央饭店。饭店内有一位王师傅,过去在三和大酒楼做过,王师傅因他这不速之客的到来颇觉意外,说自己正要出门去喝酒,没有办法招呼他,匆匆交给他一床被褥,要他到饭店后面的员工宿舍睡觉。

大通铺地板上已躺着十来个人,东一窝、西一窝,在昏暗灯光下看不清男女。近窗边有一个小空位,长科把棉被往在身上一裹,倚着矮枕头躺下,心里七上八下,一时不能入睡,满是杂乱的思绪──在东京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今后如何谋生?如果偷渡身分被发现了怎么办?明天如何向王师傅开口,他肯帮忙找工作吗?脑海里有几百个问题,一个都找不出答案。

四周鼾声如雷,他像是躺在牛栏内,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尿意频频,焦急得满头大汗。尿真的憋不住了,他拍拍睡他旁边的人,对方醒转暴怒喝斥,他吓了一跳,扬州话、上海话、广东话都爆出来了,可是对方如何听得懂呢?对方狠狠瞪他,他急中生智,站起来,口中嘘了几声,指指两腿之间。对方揉揉眼,总算弄明白意思,带他去厕所。

大通铺里睡了十多个人,三个男的,其他全是女的。他们都是饭店职员,王师傅是大厨师,他另有私人宿舍。王师傅介绍长科认识一位尹师傅,这位尹师傅四十来岁,身材瘦削,来自横滨的华正楼。他来东京喝喜酒,听说长科是三和大酒楼出身,爽快地要长科跟他去横滨,帮他做几天替工。长科不敢相信这样快就找到了栖身之所。



横滨中华街

横滨有一条中华街,街上全是中国店铺,饭店、杂货店、中药店、礼品店、小吃店,是日本人及观光客爱来的地方。华正楼是附近最大的一间中华料理馆,老板是宁波人,姓胡,五十来岁,年轻时来日本打工,后来娶了日本太太,生了五个女儿。胡老板平时不大说话,对员工客客气气,店内除了两位中国厨师,其余全是年轻日本工人。尹师傅一大清早便把长科带来华正楼,交代安排好后就走了。张师傅也是大厨,因为饭店生意愈来愈好,他和尹师傅应接不暇,忙得谁都不能请假,如今有了长科可以作替手,他很是高兴,特别热心地解释厨房作业的规矩和习惯。长科仍如置身梦中,命运真是太奇妙了,耳边有日语、华语、扬州话、上海话,恍惚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好高兴能被重视,这确实是始料未及的,偷渡日本果然是对的。

长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是他在日本的第一处落脚点,第一份工作,他决心要认真努力,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把每一件事做好,一定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和赞许,以后在日本才站得住脚。长科总是最早起床,先练身体练功夫,比所有员工早一小时到饭店,把份内该做的事做得妥妥贴贴、有条不紊。收工下班,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饭店,把厨房洗刷得干干净净。他的努力令老板心生喜欢,张师傅也高兴多了一个好帮手。

日本战后很穷,经济萧条,失业率很高,大半男人战死沙场,听说很多人家里穷得三餐不继。虽然他们住的是旧木屋,简陋朴素,但街道上却打扫干干净净,路旁没有乞丐。日本人非常有教养,彬彬有礼,年轻男女长得秀秀气气,工作勤快,不开玩笑,非常敬业。在饭店内工作的年轻人都很听话,虽然每个月薪资只有三千元日币,但都很用心地做。尤其是四个年轻的女侍们,她们态度谦和,对厨师毕恭毕敬,「先生」长「先生」短地称呼。

长科在厨房的工作很快地就上了轨道,对年纪大的人恭敬听话,对下面的人也极有礼貌,每个人都很称赞他。一个月后老板雇请他做长工,月薪两万元日币(合美金五十元),他满心欢喜,对张师傅、尹师傅的提携感激不尽,请他们吃了很丰盛的一顿饭。他每天认真向师傅学炒菜,一天学会一道菜;一有余暇就向同事学日语,一天学会一句。有时上街看场电影或去公园散步,横滨的生活倒也惬意。



饭店老板招女婿

长科年轻有为,谈吐不俗,待人接物很有分寸,有责任感,厨艺又日渐出色,在同行中,竟成为女婿的理想人选,很多华人想招他作女婿。一天午后,工人们休息的休息,上街的上街,他像往日一样把厨房收拾干净。忽然他踩到水槽底下有个大牛皮纸袋,他弯腰拾起。信封袋没有封口,打开一看,全是绿色钞票,美金一百元面额,十张一叠,厚厚的总共十二叠。哇!他吓了一跳,这么多钱,这些钱是谁的?又怎么会在水槽底下?他<心想一定是胡老板的,但是老板怎会如此不小心呢?长科把信封收起,不想被别人看见,心中觉得怪怪的。

张师傅下午四点便回来上班,穿上白围裙,头戴白帽,长科立刻把牛皮纸袋交给他,请他交给老板。果然是老板的,原来他从银行提回来,预备要去买另一间分店。长科松了一口气,亦没有再想及这件事。他却不知道胡老板是以这件事试验他的忠诚,看他贪不贪心。老板一次又一次地在各方面试验他,证实他是个老实可靠的人。有一天,胡老板请张师傅替他向长科说媒。长科的性格带着乡下人的单纯厚道,虽然他知道和老板女儿结婚的好处──可以申请在日本合法居留,可以由岳父出资让他开店。而且老板的几个女儿都是花容月貌,有日本女人的柔顺,会是贤妻良母。她们每次来店里,对他很友善,似乎对他很有好感。长科不否认曾动过心,但凭着正直的道义感和对妻子的忠诚,他抗拒得了这些诱惑。

「对不起,我已经有家室了。」张师傅看长科毫不犹豫地推辞,心底暗暗佩服他的正直厚道,可是又怪他太不识时务。「你这小子有眼不识泰山。」「我绝不能对不起我的妻子。」长科再一次严正拒绝。张师傅劝他说:「好好考虑吧!居留证解决,又可以作大老板,你远在大陆女人不知是死是活,而且你们远隔两地,何时能够团聚? 」长科以沉默代表他的回答。胡老板听了张师傅的转述,不相信这小子才二十岁,怎可能有妻有儿了,又从未见过他妻子写信给他,这分明是推托之词,感觉很不舒服,之后对待长科的态度很明显地冷淡了。



家书抵万金

在日本饭店做了一年多,长科有一天收到我的一封厚信,信中附上儿子永松的照片。可怜永松已两岁,他还是头一次看到,欣喜若狂,又哭又笑。同事不知他发生什么事,他献宝似地向人展示儿子的照片、厚厚的一叠家信。同事们都替他高兴,日本女孩们更抢着看照片,胡老板这才相信他已有家室。他赶快跑回宿舍,关上门,急急地读我的来信,字迹娟秀、端正,这是他第一次读到我的信。我把一家大大小小的事一件一件娓娓道来,好像面对面坐着话家常似的,这两年家里的近况、田里农事、永松成长的点点滴滴、新政府的一些政策……他读了一遍又一遍,不舍得释手。厚厚六张信纸读完放在怀里,有空便拿出来看,以慰解思念。

长科急迫地想回信给我,道出自己的心事和想念。他小时候虽读过六年书,但出社会这些年只会记记帐、写写菜单、看看书报,从来没有自己写过信。如果有需要写字、写信,他就去找附近饭店一位管帐的老先生,请他写每次两美元,有时从早求到晚,人家还不愿写,要不然就是把他想表达的意思减半。听说戴长荣的同事文笔不错,长科趁着休假搭火车去东京找他。戴长荣是经长科介绍,从香港偷渡来东京的,他在红歌星白光开的「顶好俱乐部」当厨师。这间俱乐部开在东京银座地带,设有歌舞厅、酒吧、餐厅,设备豪华,美军去跳舞喝酒,生意兴隆。

从横滨坐火车到东京已近中午,戴长荣在厨房非常忙碌,便把他带到楼上员工宿舍,请他先休息,给了他茶和点心,要他等大家下午休息时才会有空帮他。长科一个人喝着茶,心中焦急,在室内无聊地踱步,有点无奈,每次为了写信到处求人,真是不方便!他在沙发椅上坐下,手下一摸,碰到一本薄薄的中文书,拿起来翻开一看,首句便问:「你是不是要学写信?」作者好像知道他此刻的苦恼,了解他求人写信的难处,了解他对别人的言辞未能尽意,很多私己话更不能由别人代笔。

「你读完这本书便会写信了!」作者鼓励读者要有信心,长科像是中了彩券头奖似地高兴不已。好高兴老天有眼,及时送这本书给他,这正是他需要的啊!再继续看,他眼睛眨都不眨了。 「平时要多看人家的来信,人家怎样写,你便怎么回。写信如说话,想说什么便写什么,写得对不对,或文法通不通都不要紧的,把意思表达出来是最重要的……」他兴奋极了,如获至宝,等不及戴长荣回来,他拿了书就急急搭火车回横滨了。他回到宿舍后立刻拿出纸笔,奋笔疾书。 「素清吾妻:妳近来好吗?爸爸妈妈身体可好……」他要说的话很多很多,在心里憋了很久,如今像是揭开瓶盖,把里面所有东西全倒出来,一口气写了七张纸!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求人写信,想写多长便写多长,他开心极了!



喝酱油求活路

日本社会在战后经济崩溃,失业的人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偷渡客、非法居民,为了一口饭吃,超时、超量工作,却甘愿拿极不合理的低薪,严重冲击本地人的就业机会。新上任的法务大臣对中国人偷渡客很排斥,设法驱离所有不法入境的中国人。一九五三年初,日本政府改变「移民法」,宣布凡是外地劳工,全都要去移民局登记,由政府发给劳工证及合法居留证,签证期限是一年,一年过后每六个月须再申请一次。过没多久,政府寄来一封通知书,声明外籍劳工若与日本女性结婚,则可获永久居留。这个消息在华人圈中刮起一阵旋风,大家都以为这个新政策是鼓励外籍劳工入赘,帮助日本繁殖后代。那一阵子,大家纷纷讨日本老婆,结婚喜宴一席一席地接着办。办喜宴、置新房、买家具、给日本太太买名贵礼物……每个人几乎把积蓄花光,欢天喜地作新郎,感谢日本政府德政,大呼「万岁」!

当结了婚的男士们满怀希望地走进移民局,呈上结婚证书,递上与美丽新娘的幸福彩照,移民官却无情地拒绝签发居留证,且命令一个月内离境。仿佛是场噩梦,大家都不敢相信究竟自己做错了么?不是都按照政府的规定做吗?多年积蓄拿去备置婚事,如今身无分文,将来如何是好?而嫁给这些华<工的日本太太也大感错愕,被政府利用了,她们也是无辜的受害者啊!

一个月后,政府开始抓人,非法劳工无处躲藏,全被捉走关进监牢,等候发落。长科也没能幸免,被关进横滨的一间大牢房,心中虽然不平,却也莫可奈何;唯一庆幸的是没有跟随众人娶妻,身边的美金安然。有位名叫千鹤子的日本女孩,对长科有爱意,探监时间是下午三时至四时,她带来水果,带走脏衣服,隔天再送干净的衣服来,少有间断。牢房内共有八、九十人,他们不是刑事犯,所以狱所管理较松,这些人聚在一起打麻将、赌牌九、猜拳、抽烟、瞎闹,整日无所事事,浑浑噩噩一天过一天。长科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心情郁闷,每天数着日子,十天、两周、两个月……日本政府到底要关禁他们到什么时候!干脆把大家全推进海里算了!想到身在囹圄,动弹不得,不知未来何去何从,他愈想愈气。

「李兄,我看你很想出去喔。」与长科同牢房的一位中医姓刘,压低了声量对长科说:「我看你跟别人不一样。」其他人不是大声笑闹,就是吵得脸红脖子粗。「我正在申请台湾签证,或许你可以考虑看看。」长科并不想去台湾,但只要有办法出狱,去哪儿都好。刘中医悄悄地在他耳边教了他一个可以出狱的办法,长科噤声连连点头。当晚长科佯称腹痛不适,无法用餐,躺在床上假装睡觉。隔天早上,刘中医把一大碗酱油偷偷交给长科。长科悄悄喝下这碗黑酱油,又钻进被内装睡,才不过数分钟,感觉胃痛如火烧,肠子绞痛,全身也如烧灼般疼痛,全身冒汗。大家看他口吐白沬,表情因为痛苦而扭曲,以为他快要死掉,七嘴八舌慌慌张张唤来狱警。

刘中医摸摸他的腹部,肯定地宣布:「是急性盲肠炎。」要求狱警尽速送他去医院。若不是刘中医的嘴向左边一扯,对长科暗示,长科真以为自己得了急病。日本人办事效率高,长科一被送到医院,护士立刻替他换好衣服,量体温、血压,医生帮他检查,很认真地这里按、那里按。他很害怕开刀,问医生可不可以不开刀呢?但没人搭理他,迅速给他打点滴,换手术衣。忽然眼前一黑,他失去知觉,昏睡过去。醒来时躺在另一间病房,左右病床上全是病人,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落。他全身好像没有什么气力,口干舌燥仿佛好几天没喝水,摸了一下肚皮,肚皮上一块大纱布贴得死紧,看来开过刀了。像个孩子似的,他顽皮地笑了出来──原来开刀也没什么可怕的嘛!但随即心情变得沉重──遭遇为何如此不幸!命运为何如此多舛!流浪的他何年何月才能和家人团聚?如无主孤魂的他觉得好累好累,很想很想回家……

长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待伤口拆了线后,他被释放,由华正楼胡老板担保,限他十五天内离境,否则要再进牢房。本来他和朋友商量已办好到台湾的手续,也买了船票,但有些朋友告诉他,战后台湾生活也很穷苦,去了不见得有发展;也有人说,因为他年轻,去了台湾可能会有别的麻烦,例如当兵。他赶紧改变主意,十五天后跳上偷渡回香港的船。然而,回到香港,他发现香港人口成长很快、工作更难找,社会秩序很乱、市容又脏,和日本的进步、干净相差太远了。一个多月来,他到处观察,向朋友们打听行情、找头路,最后还是觉得日本好,较有出头的机会,于是找了一位上海籍的朋友设法帮他弄回日本。他交了一笔费用,拿到一本别人的护照,把自己的照片贴上去,起了一个假名「林长江」。为了掩人耳目,这一次是以留学生的身分赴日,而且买了头等舱的来回票,穿上一套新西装,手提一只当时最流行的皮箱,看起来潇洒又气派。

他在日本神户港下船,很顺利地过关,第二天一早,便搭火车到大阪。随即<听说船上跟他一样用假护照闯关的八个人,身分全被识破,立刻被遣返,移民局查到「林长江」也是假身分,到处要抓他。他躲在朋友家里三个月,一直不敢动,日夜提心吊胆。日本不宜久留,必须另寻去路。那个时代,很多人去巴西,那里或许是条活路。长科对世界地理认识有限,听说巴西在南美洲,美国在北美洲,心想同是在美洲,两处距离应该不会太远,因此决定去巴西,将来有机会就去美国。他四处打探请托有力人士帮他申请巴西签证,说也神奇,他用假护照顺利取得巴西签证,也买到了船票,朋友还教他入境巴西后,申请证件或居留证时再用真名。长科离开家乡,香港、日本,来来去去了几趟,不为别的,只为求得一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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