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红雨：我的教授生涯（一、步入职场）
各位看官如果有读博的经历，不知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学位即将结束时，博士们好像并不那么热衷于“脱离苦海”。他们对跨出校门走进职场犹豫不决，于是有的推迟答辩，有的一个接一个地读学位。我把这称为“职场恐惧症”。请不要检索这个关键词（Keyword），因为这是我的生造，还没有人真研究过这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之所以觉得这值得研究，是因为这正是我当年所经历过的。在学校这个相对单纯的学术环境中待了四、五年，生活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按部就班地走来，驾轻就熟得很。谁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于是想着在这“温柔乡”里多待一会儿。一想到要在一个新环境中重新开始，心中不由得一阵焦虑。
我的导师可能见过不少“职场恐惧症”患者，所以诊治经验老道。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学院最多资助学生四年完成博士学位，超过四年资助就终止了。顾念我第一个学期没有从学院得到资助，所以延长至四年半。于是给我定下了1990年夏季毕业的死命令，然后据此逆时推算，给我定下一连串的截止日期（Deadlines）。破题（Proposal）、数据收集、数据分析、论文第一稿、论文修改和答辩等皆有定时。就这样一环紧扣一环，论文基本按照老师的计划完成了。虽说因为错过了暑期毕业的截止日期没有正式获得博士学位，但还是在1990年8月21日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以ABD（All but Dissertation“万事俱备，只欠论文”）的身份完成了博士学位的所有要求。可以说，我是被老师“临门一脚”踢出校门的。
如在《我的留学生涯（下）》中所述，一年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后，我就开始发申请函找工作。美国有一份《高教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每周二出版，上面有最完全的美国大学教职的招聘消息。于是我每周去图书馆，把所有与教育有关的教授岗位都找来申请。“有枣没枣打三杆，”说不定打下枣来呢？如此“广种”却没有带来“薄收”，在邮箱里收到的都是被拒函（Rejection Letters）。与我同时找工作的还有一位美国同学。他一收到被拒函，转手就钉在身后的墙上。他说他的目标是用被拒函把那面墙完全覆盖。我虽然没有他的豁达，不过持守“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的态度经年，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焦虑。凡事交托，相信神自有安排。
那年四月间，我到Boston去参加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的年会并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这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教育专业会议，每年有近万人参加。各个大学也会到会场来招聘教授。大会设有聘用服务处（Placement Service），招聘方的招聘要求和应聘方的个人简历都放在服务处供查阅。要是双方看对眼了，就安排一次会面。这样比邀请应聘者去学校访问又省钱又省事。于是我也把我的履历投放进去，每天去查看有没有愿者上钩。
投放履历后不几天，我收到了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一位教授的留言，约我第二天早晨去那位教授下榻的旅馆里见面。我又惊又喜，连忙把奥本大学的招聘要求借出来看，知道他们要聘一位教统计的老师，主要讲授多变量统计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正是我在论文中刚用过的。
那夜自然是睡不安稳。第二天一早，我西装革履，赶去了指定的旅馆，在旅馆的大堂坐下等那位教授下来。突然间我心里一阵慌乱，手心里全是汗，脑中一片空白，仿佛所有的统计知识都从脑中逃逸了。这大概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焦虑发作”（Anxiety Attack）了。可是马上要面试了，这可怎么是好？我伸手到口袋里取手绢，不料掏出一张小卡片。卡片的一面是一幅大海的照片，海滩上有两行脚印。另一面是一篇短文：
“一天我做了个梦。
我梦到我和上帝漫步在海滩上，我的人生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过。我留意到在海滩上有两行脚印，一行是我的，一行是上帝的。当我生命的最后一幕也闪过，我回头看去，却注意到在我生命的某些片段，海滩上只留下一行脚印。而且这总发生在我生命中最低潮最悲惨的时刻。
我困惑不解，于是我问道，‘神啊，您说过如果我来跟随您，您将永远陪伴我。可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我生活中却只有一行脚印。为什么在我最需要您的时候，您却离开我呢？’
神对我说，‘我珍爱的孩子啊，我爱你！我绝不会在你困难的时刻离开你。当你看见地上只有一行脚印时，那是因为我抱着你。’”
我顿时热泪盈眶。我想起来了，这是几年前我受洗那天，一位教会的弟兄送给我的。我当时随手放进口袋里，这些年一直没有机会穿西装，所以一直没发现。今天当我最需要的时候，它出现在我的面前。可能有人认为这只是巧合，可是对我来说，这是神在向我说话呢！这么一想，心情顿时平静了下来。抬起头来，我面前正站着一男一女，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
原来奥本大学来的是一对夫妇，都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他们觉得大堂里太嘈杂，请我到他们房间里细谈。谈话间他们问了很多问题，大多是关于统计的。我因为刚在博士论文中用到过这些统计分析方法，所以自己觉得还算是应答得体进退有据。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临告别时，那位男教授对我说，“我们招聘委员会有五位成员，你可以说已经得了两票了。”走出房间，我擦了擦汗津津的额头，心里想，“这应该是我沙滩上只留有一行脚印的时刻吧。”
回到学校，又接到一所学校面试的邀请。这次是堪萨斯城（Kansas City）附近的一所私立大学。学校规模不大，没有研究生院，只有几百名本科生。有趣的是整个学校设在一个废弃的石灰岩矿洞里，学校的基调是一片雪白。地面只有几栋学生宿舍和一栋办公楼，教室、图书馆和电脑房都在地下。那次面试的效果不好，主要是因为我对学校的招聘要求理解错了。学校要我给学生和教授们做个讲座，我用我的论文作为讲座的主题。报告后的讨论时间基本冷场，有一位学生还问我为什么要做研究。与学校的教务长交谈时，他也直言告诉我，学校对研究没有要求，“只要把课教好了，不用太担心永久聘书（Tenure）。”我隐约觉得这个职位和我的志向不太吻合，不过如果被聘用的话，我想我会接受。老师曾告诉我，第一个工作是最不容易得到的。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圈内人”了，再换学校就会容易得多。我听了暗暗点头，“嗯嗯，老师。在国内我们称之为‘骑驴找马’。”
面试后回到家中，又收到一个学校面试的邀请，这次是一所州立研究型大学，要聘用一位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讲授教育心理学和统计方面的课程并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个理想的职位，我的老师也认为这个岗位很适合我，慎重其事地为我面授机宜作准备。她告诉我说，不要对面试抱太高的期望，因为学校一般会从申请人中筛选出三位去校园面试，然后从中选定一人（或一个不选）。所以不要期望学校会在面试时当场拍板作出决定。她还告诉我，三天的面试过程中会多次和聘选委员会的老师或学院的领导吃饭。“Don’t enjoy the food too much.”(“不要太沉溺于美食。”) 要随时准备回答问题，嘴里满是食物，就没法说话了。事无巨细，叮咛再三，就差没有给我预备见招拆招的锦囊妙计了。
这次面试进行得很顺利。我还是用我的博士论文作了讲座，算是找对了买家。出席的教授不少，和我有很好的互动。果不其然，从早餐起就有教授来陪我进餐。我亦如老师所教，如淑女般小口进食，吃个半饱，随时准备回答问题。随着面试的进展，谈话也越来越轻松。除了学术的问题，我们还谈到了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美式足球、当地的房价、学校质量和当地的文化生活等话题。听说，这是面试进展顺利的一个信号，说明学术方面已经过关。话题虽杂，幸亏我平时关心，什么都能说上几句。最有趣的是一位教授带我去一家中餐馆吃饭，席间他问我宫保鸡丁那又甜又酸的酱汁是怎么做的。对他这个寄予厚望的问题，我倒是没答上来。
面试流程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和院长会面。听说这位院长对聘用教授很重视，常常亲自到大型的学术会议上当“星探”，听与会者宣读论文以物色潜在的聘用对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我不久前参加的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听过我的论文才决定邀请我来学校面试的。几个问题之后，他出其不意地说，“如果我们用xx的年薪聘用你，你愿不愿意接受？”因为老师告诉我不要期待学校当场拍板，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连忙问道，“对不起，能不能请您再说一次？”他又重复了一次，我连忙说道，“接受，我接受。”
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震得晕头转向，我都不知道面谈是怎么结束的。回到旅馆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妻子。辛苦那么多年了，她是第一个应该知道这个好消息的。那天和教授们吃完晚餐回到旅馆，我不禁回忆起到美国的这五年。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先是打工挣学费，后是读书做研究。生活不可谓不丰富多彩，但是丰富多彩背后的“压力山大”也是一样的真实。那个傍晚是这五年来最为轻松的一个傍晚，既没有一件事让我忧心，也没有一件事要我操心。我在街上无目的地溜达，走进了旅馆附近的一家电影院，买了张票进去坐了两个小时，连看的是什么电影都不知道，只是要享受一下这“无所用心”的轻松。
回家后的事在《我的留学生涯》中都略有交代。8月21日论文答辩成功。谢谢亲爱的同学们帮我装车，22日一早我们离开了生活了四年半的Iowa City，横跨四州，到学校报到。儿子舍不得他的小伙伴们，一路泪流不止。我效苏东坡嘲笑苏小妹脸长的诗句“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尤未到腮边”，拟成两句，“小儿一行思乡泪，车过三州犹未止。”
走马上任后，又了解了一些我被聘用的细节。确如老师所说，学院原来打算邀请三位候选人到学校面试。可是那年经费紧张，就把三位候选人排了个先后，按次序面试。如果学校有意聘用，而对方也接受了聘用条件，双方谈拢了，后面的候选人就不再面试了。我是学院的第一优先。
为了保障美国人的就业，美国大学在聘用“外籍人士”任教授时，要向移民局说明在所有的申请者中，被聘用的外国人不仅是合格的，而且是最好的。这是大学和企业聘用外籍人士时的不同。企业必须证明所聘用的外籍人士是所有申请人中“唯一合格”的，但学校所聘用的外籍人士不必是唯一的。即使有美国籍的申请者也符合聘用的条件，只要学校能说明所要聘用的外籍人士更符合条件，就可以优先聘用外籍申请者。毕竟证明“最好”比“唯一”容易一些，这给大学聘用外籍教授开了方便之门。
不知道我们学校的外事部门是不是犯了个错误，把他们送交给移民局的那份文件影印了一份给我。我看了暗叫一声“惭愧”。申请这个职位有四十六人，学院在文件中把其他申请人不如我的地方一一列举出来。在这四十五人中，有些申请人的专业不怎么对口，有的在心理学和统计两门学科中只专一门，确实不符合聘用的要求。但也有好几位申请人毕业于很好的大学，有心理学和统计的背景，专业上也厉害，有论文发表，我真不敢说我比他们强在哪里。而我的短板却十分明显：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当研究助理，没有当助教的机会，从来没有在美国的大学教过书。学院怎么就能相信一个外国人能上好课呢？虽然我后来的表现证明学校当初并没有看走眼，不过当时我真没有看出我为什么被选中。我想，这一定是我生命的海滩上又一段一行脚印的时刻。我暗中下了决心，一定努力工作，不能辜负了神为我安排的机会，也不能辜负了那么信任我的同事们。
报到后，系主任给我安排了第一个学期的教学任务。他告诉我说，学院要求教授们按40-40-20的比例安排工作量，即40%教学，40%科研，20%服务。所谓服务就是在专业团体中承担职务或是参加校内的各种委员会。系主任又向我交代了学校对教授的评估政策和程序。（以下这段文字在我的另一篇文章《“非升即走”和永久聘书》中用过。）
新聘的教授从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起步，并进入永久聘书的六年试用期（Probationary Period）。美国大学对教授试用期的评估是极其郑重的。我当时曾听到过一个说法，说是签发永久聘书对学校来说是一个“百万元的大交易”（A million-dollar deal），意即一旦签了永久聘书，学校在这位教授职业生涯中所付的薪水要超过一百万元。这还是三十多年前的说法，现在这个估算可能要翻几倍了吧。
对教授的评估，可以说从聘用的那天就开始了，由教授的顶头上司系主任负责。每年年初，系主任对系里的每位教授（不论新老）做一个年度评估（Annual Review），总结教授在前一年的教学、科研和服务三方面工作表现，指出成绩和不足，并明确指出须改进的方面。教授受聘的第三年，学院要对教授做一个关系重大的“第三年评审（Third-year Review）。为此系主任指定三位教授组成一个“第三年评估委员会”（The Third-year Review Committee）,给工作了三年的新教授做一个阶段性评估。这个评估的结论就有实质性的结果了：或是认为这位教授干的不错，三年后有可能获得永久聘书，那就继续努力；或是认为这位教授前三年的表现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在试用期内不可能弥补回来，那就给这位教授一年的时间，让他另谋高就了。
如果顺利通过了第三年评估，到第六年初，除非有特殊情况，新聘教授必须申请永久聘书和副教授的职称（Rank of Associate Professor）。为此教授要准备一个评估档案（Dossier for the Tenure and Promotion），全面总结自己前五年在教学、研究、和服务三方面的表现。教授还要给系主任提供一份含三位以上外校评审教授（External Reviewers）的名单。这些外审教授所任教的学校必须与我校有相似或更高学术水平，而且外审教授不能是自己以前的老师或研究的合作伙伴。系主任从中选出三人，把评估档案寄给他们，请他们对被评审的教授的工作表现作一个客观的评价，并就申请人是否应该获得永久聘书和副教授职称提出建议。这些外审教授的评定意见加入教授的自我评估档案供教授们查阅，就此开始了对永久聘书和副教授职称申请的投票过程。
评估分四个层次进行。第一层次是系一级的审阅和投票。教授的自我评估档案放在一个会议室里供学院的教授们审阅。两至三个星期之后，同系已获永久聘书及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授们投票，或赞成，或反对，或弃权，然后系主任独立投票。系主任并要准备一份给院长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Letter），报告教授们的投票结果及自己的意见。然后进入到院一级的评估。院一级也有两次投票。一是学院的职称评定委员会（Committee of Tenure and Promotion），其六位委员由院里的教授选举或院长指定产生。委员会对申请人逐个讨论，充分交换意见后匿名投票。委员会主席总结委员们的意见及投票结果，写成建议书向院长报告。然后是院长投票。同样，他也要准备一份建议书，呈交教务长。第三级的评估由教务长完成。教务长基于院长的建议并征求研究生院院长的意见作出决定，向校长报告。最后一级由校长作最后的评估，并报告给校董事会（The Board of Regents）。永久聘书和新职称由校董事会签发。整个评估程序要走一年，所以教授要到第六年才能知道是不是拿到了永久聘书，捧上了“铁饭碗”。系主任的这一番话让我觉得工作的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试用期间绝对松懈不得。
系主任并忠言相告，以他这些年的经验，新教授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把主要精力花在教学上而没有马上启动自己的研究。这是因为上课是每个星期甚至每天要面对的挑战，研究的压力似乎没有那么紧迫。但学院评估教授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准是论文的发表，而专业期刊的审稿过程旷日持久。新聘教授如不及早开始，待到第三年评估时，很可能还没有论文发表，那这一关就有点悬乎了。因为系主任的提醒，更因为我对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的兴趣，我上任甫始，就开始了自己的研究。这个研究课题几乎贯串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而且和目前教育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休戚相关，值得和各位分享一下。
（待续）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零八期(cm0122d)
发表于 2022 年 01 月 28 日 由 舟巷
跟着老师在“学习冒险”（Academic Risk-taking）上的研究正做得得心应手（见《我的留学生涯（下）》），我怎么想起另立门户了呢？这缘起我读到的一位美国前教育部长的一句话，“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把学习的责任转移到学习者的肩上。”（“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shift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rning to the shoulders of learners.”）醍醐灌顶，这句话让我看到“学习冒险”研究的局限：我们在研究中所做的一切，包括设置教学环境，设计学习任务，制定奖惩规则等等，无不是由我们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但我们并没有把学习的责任转移到学生的身上。如果能让学生视学习为自己的事，由他们对自己的学习负责，我们不但不用担心他们的学习动机，即使学习的其他方面，如学习方法、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出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学习者的责任。老师和家长成了他们学习过程中的“多余因素”。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教育吗？心理学把这理想的学习状态称为“自我调控学习”（SRL Self-regulated Learning）。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想要知道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学生成为自我调控的学习者（Self-regulated learners）。
心理学家认为自我调控贯串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我们把学习任务划分为“任务前” （Forethought）、“任务中” （Performance）和“任务后” （Reaction）三个阶段。一位善于自我调控的学习者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系列的任务要完成。比如在“任务前”阶段，他们要善于设立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法、明确学习任务的价值及对自我能力的估计等。在“任务中”阶段，他们要学会自我观察（Self-monitoring）、构建学习环境、管理学习时间及用意志力控制自己专注于学习。在“任务后”阶段，他们要完成自我评估、反省学习过程（Self-reflection）、分析学习结果的原因（归因 Attribution）、调整学习方法等。而在“任务后”阶段的自我调控结果又将影响下一个学习任务中的“任务前”阶段中的自我调控，这样，学习就进入一个良性的心理循环。
要证明自我调控的重要性，我首先需要提供实验数据来证明自我调控对学习的积极作用，即学生自我调控的不同直接造成了学习成效的不同。可是自我调控的过程有那么多不同的环节，我应该从哪里入手呢？一个偶发事件帮助我决定了研究的突破口。
我的孩子参加了本市的青年交响乐团演奏小提琴。每年青年交响乐团会选一位小乐手独奏，由青年交响乐团和市交响乐团协奏。那年，孩子被选上了，演奏Bruch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孩子把曲子练得滚瓜烂熟，认为自己完全可以上台演奏了。正式演出前一个星期，我买了一个录像机，打算把演出录下来。为了熟悉录像机，我试录了一次他的演奏，然后和他一起看。这时，孩子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他的演奏中还有那么多不尽如意的地方要改进。这也让我思考，“为什么他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想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我们信息加工的能力有限。当我们面临一个新的学习任务时，我们的信息加工能力就完全被新任务占据，无瑕分神观察自己的表现。其次，居高临下地游离在自我行为之外来观察自己的表现，是“超认知”（Metacognition）的一部分。它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学习习惯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自觉地进行自我观察。从这个偶发事件中我学到的是，自我观察（Self-monitoring）很可能是把学生引入自我调控的一个切入点。按照这个想法，我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将自我观察作为变量引入学生的学习过程，然后看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自我观察如何影响他们的学习效果。这里给各位介绍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实验。
我有一位学生是学戏剧表演（Theater Performance）的。她在当地的中学里招募了一些对戏剧表演有兴趣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剧团。每个新学期开始时，他们到学校去调查同学们当下最关心的问题，如校园霸凌、吸毒或青春期怀孕等。然后孩子们就这些问题写成剧本，每星期排练一次，学期结束时到各个学校巡演。我想，这是我研究自我观察影响学生学习戏剧表演的好机会。于是每周二他们排练时，我就去录像。待下周排练时，我把学生随机地分为三组，依次从一组中叫出几位，到隔壁一个房间经历不同的实验场景（Experimental Conditions）。三分之一的学生分配到“有重点的自我观察组”。我让这些学生观看自己上个星期排练时的录像，并要他们注意自己是否记住了三件事：自己的台词、自己在台上的位置及台上其他演员的位置。这是戏剧系的教授告诉我演员在舞台上要记住的最基本的三件事。又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分配到“无重点自我观察组”，同样地，我让他们观看上星期排练的录像，但没有告知要注意的观察重点。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对照组，他们看的是专业演员表演的舞台剧录像。当学期末他们到学校巡演时，我也录了像，并请戏剧系的三位教授（他们不知道学生在实验中的分组）看录像后给这些学生演员评分。我的预期是，这十几个星期的自我观察，尤其是有重点的自我观察，会提高这些小演员的舞台表演水平。结果也如我预料，教授们给两个自我观察组的评分高于对照组，而有重点自我观察组的评分高于无重点自我观察组。
我做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几乎每次都显示了自我观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表现，而且一旦自我观察被启动，其他的自我调控手段也被调动起来。证明了自我观察对学习的积极作用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自我观察了。针对上面提到的学生缺乏自我观察的两个原因，我也试图找到解决的办法。
一是学生的注意力不能兼顾学习和观察的问题。我发现如果学生在学习任务中因为全神贯注于学习而不能分神自我观察的话，我们可以把学习和自我观察错开。如我在实验中所做的，让小演员们在排练时只关注表演，看录像时只关注自我观察，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就不会负担过重了。后来我们学院在学生的教学实习中有个类似的举措。为每位去学校教学实习的学生配备了一套录音录像设备，让他们把自己的课堂教学过程录下来，课后或是自己或是和指导老师一起看。这样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专注于教学，课后再通过自我观察找到需要改进的方面，这对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大有助益。
针对学生不能自觉地自我观察的问题，我在实验中发现，我们要做的是为学生提供工具或手段帮助他们进入自我观察。上统计课时，我给每个学生预备了一份自我观察的本子，里面列出了这门课上要教的七十五个概念。我要求学生记下他们花在这门课上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每次学完，要他们给自己对当天所学的概念的理解程度打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自我观察的工具，就让这些学生在测验中的得分高于那些没有这个本子的学生。（为了不让诸位厌烦了我的“说教”，此处省略了许多实验的细节。）又一次，我和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合作，把自我观察运用到一个调查饮食对减肥的作用的实验中。我们让实验对象用交通灯信号（Traffic Light System）将冰箱里的食物分类：健康食物贴上绿色标签，不健康食物贴上红色标签，中性食物贴黄色标签，并要求他们每次开冰箱取用食物就在冰箱门上的一张表格上记下所取食物的颜色和次数。这样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就能让人们意识到饮食中的不健康因素而遏制食用红色食物的冲动。这些年风行一时的智能手表（如Apple Watch）也反映了人们自我观察的愿望：他们希望有一个工具能让他们即时地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及生活方式是否健康。
另一个让人们自觉地自我调控的方法是让学生意识到自己已经掌握并正运用的自我调控手段。学校教育是一个不断选择和淘汰的系统。学生们如果能过关斩将，进入到最高学府甚至研究院学习，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调控的学习者。可是他们并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不能主动自觉地运用他们已有的自我调控手段，更不会把在一个学习情境中的自我调控手段迁移到新的学习情境或任务中去。让学生在忙碌的的学习中停下脚步，回头看看自已的学习过程，常会让他们欣喜地看到自己所运用娴熟的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从而更自觉地运用它们。
在教授网络课程时，我告诉学生我不能像在传统的课堂里上课那样及时地帮助他们，所以他们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然后我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要他们在学期结束时写一篇短文，与我分享他们在网课上是怎样自我管理（Self-Manage）的。我的本意是为自己的研究收集一些数据，可是我没有料到学生在这个作业上的热情。学生们在文章中告诉我他们如何设立学习目标，合理安排时间，构建最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在网上搜寻解决疑难的学习资料等许多自我调控的学习方法。有的学生洋洋洒洒写了四五页，意犹未尽，说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反省自己的学习过程。
我对自我调控的研究渐渐扩展到自我调控的发展轨迹和培养学生自我调控的环境等方面。随着研究的进展，我成了自我调控的吹鼓手。我相信人们若能自我调控，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学校学习自不待言，甚至连戒烟戒酒锻炼节食减肥改善人际关系这样的事，如果引入了自我调控，一定能有成效。于是课内课外，我言必称自我调控，以致学生打趣说，“要不我们称你为‘自我调控先生’（Mr. Self-regulation）吧？”
行文至此，我想各位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我的研究课题和现在教育中的问题休戚相关了。我们的教育，无论是美国教育还是中国教育，都没有把培养自我调控学习者作为目标。恕我直言，我觉得我们的一些教育实践正把学生推向自我调控的反面。
中国学生可能是世界上最用功的学生。虽然不常回国，我对学生校内校外学习时间之长课业之重时有所闻。但在这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漫长而繁重的学习过程中，学生有多大的自主权呢？有多少学习任务是他们自己选定的呢？面对这样问题，家长和老师们的回答通常是，“这样做是为他们好。”作为学习动机的研究者，我不禁要问，让学生视学习为畏途，剥夺了他们当下的甚至可能是终身的学习动机和乐趣，是对他们最大的伤害。这么可能是为他们好？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把学生看作是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如果我们看他们为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的个体，无论他们多么年幼，我们都应该让他们在自己的学习中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能让他们更有学习动机，从而学得更好。我的老师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她把一群二年级的小学生随机地分为两组，给一组孩子一纸数学题让他们完成。对另一组孩子，她让他们到讲台前来，在白色、蓝色和粉红色的试卷中任选一页数学题。孩子们不知道的是，其实两组所做的题目是完全一样的。但即使是这一点“虚假“的自主权，也让第二组学生的解题表现比第一组好。
所以我认为教育的当务之急是让老师和家长“还学于民”，让孩子对自己的学习有一定的话语权是培养自我调控学习者的第一步。只有这样，学生才会认为学习是自己的事（Ownership），而不是老师或家长强加给自己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在“自己的”学习任务中，学生才会体验到完成学习任务时的欢愉和满足。对学生而言，这是一个比任何物质奖励更强有力的动机，是继续学习的动力。这也是他们在别人加于自己的学习任务中体会不到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他们培养成自我调控的学习者。
如果您还在读，我真要谢谢您。您一定也可以看出，一谈到自我调控，我就停不下来。在这个领域做了近三十年的研究，我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分享的。可是这毕竟不是心理学的文章。让我暂且打住，也算是我为自我调控所做的最后一次摇旗呐喊吧。
除了科研，我还有上课的任务。说到上课，我倒不觉得有很大的压力。我家父母加兄妹五人，除了老爸因为一口福建普通话不宜上课以外，其他都当过老师。这让我不但喜欢教书，而且对教师这个职业怀着近乎神圣的敬意。我信奉鲁迅先生说的，“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学生缴了学费花了时间来上我的课，若不能让他们有所得着，岂不是谋财害命吗？而且我自己不太喜欢死记硬背，总想把所教的内容讲得学生可以理解，一如心理学所强调的“有意义学习”（Meaningful learning）。我所教的统计和心理学的课程又正好提供了大量“有意义学习”的机会，这让我觉得上课乐在其中。给各位举几个例子。如果您没有统计或心理学的背景，正好试一试我的教学能不能让您理解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是统计课上最重要也是最让学生困惑的概念之一。许多学生从统计课上学到的是这样一个程式：“先设立一个‘零假设’（Null Hypothesis），然后看p值 (Probability 概率)。如果p值小于0.05， 说明零假设错了；如果大于0.05，零假设成立。”但是这一程式背后的逻辑，不少学生并不理解。
以下是我讲授假设检验时与学生经常发生的对话。
我：“假设1989年NBA总决赛前有人问你，洛杉矶湖人和底特律活塞两队中，哪队会赢？ （或是2006年洛杉矶湖人对圣安东尼奥马刺。总之，选那些在总决赛一队以4-0横扫另一队的年头。）”
学生：“一半对一半吧。决赛还没开打，只能假定两队一样强。”
我：“记住！‘两队一样强，’这就是你的‘零假设’。第一场比赛活塞队赢了，你会不会改变你的零假设？”
学生：“不会。总有一队要赢。两队都有0.5的概率赢第一场球。”
我：“假设第一场比赛的结果不影响下一场比赛。第二场比赛活塞队又赢了。你会不会改变你的‘两队一样强’的假设？”
学生：“不会。两个强队之间的比赛，一队连赢两场的概率是0.25。这样的情况是很可能发生的。”
我：“活塞队又赢了第三场。这会不会让你改变‘两队一样强’的零假设？”
学生（略有迟疑）：“仍然不会。如果两队一样强，一队连赢三场仍有0.125的概率发生。湖人仍可能绝地反击。”
我：“活塞队赢了第四场，结束了总决赛。你还坚持‘两队一样强’的零假设吗？”
（绝大多数）学生：“我会放弃零假设，看来活塞比湖人强。”
我：“为什么？”
学生：“如果两队一样强，一队连赢四场的概率（0.0625）太小了。如果‘两队一样强’的零假设成立，这样的结果不应该发生。”
我：“那湖人队的球迷能不能仍然坚持认为他们的球队其实不比活塞队差？”
学生：“理论上可以，因为这样的结果仍有0.06（6%）的概率发生。小概率事件毕竟不是不可能事件。”
每次讲到这里，我总能看到一些学生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这就是假设检验中当p值小于0.05时，我们否定零假设的理由啊！”
统计中的另一对不易理解的概念是所谓的“第一类错误”（Type I Error）和“第二类错误”（Type II Error）。因为假设检验是根据一个样本（Sample）的数据对全体（Population）作出判断，所以尽管假设检验的推理过程合乎逻辑，我们无法确保所得到的结论一定是正确的。比如在上述NBA决赛的例子中，说连赢四场的活塞队比湖人队强确是比较合理的结论，但我们不能排除完全这样的可能：其实湖人队并不比活塞队差，只是运气不好连输了四场，让一个小概率事件发生了。所以在假设检验中一个可能的错误是所谓的“第一类错误”，即零假设是真实的却被摒弃了；而另一个可能的错误是所谓的“第二类错误”，即是零假设是错误的却被保留了。怎么让学生理解这一对概念呢？
1994年美国体坛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新闻。那年一月，美国花样滑冰选手Nancy Kerrigan在底特律备战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并1994年冬奥会选拔赛，她的主要对手是Tonya Harding。比赛前一天，当Kerrigan结束训练走出滑冰场时，遭到一个陌生男人的袭击。他用铁棍猛击Kerrigan的小腿，然后乘坐接应的车逃逸。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介入后，很快逮捕了袭击者和策应人，并查出雇佣他们行凶的是Tonya Harding的丈夫Jeff Gillooly，但当时警方尚不明朗Harding是否知情或参与策划了这次袭击。于是美国奥委会当时面临一个两难的决定：要不要让Harding参加二月在挪威举行的冬奥会？如果Harding策划或参与了袭击事件，让她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明显有违奥运精神。但如果禁止她参赛，万一她没有参与呢？
我试着用这个事件来解释“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这一对概念。根据“无罪论定”（“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司法原则，在没有定罪之前，必须假定Harding是无罪的，“无罪”是判断过程中的零假设。如果Harding没有参与犯罪（即“无罪论”是真实的），奥委会错误地判定她有罪而剥夺她参赛的资格，那就是犯了“第一类错误”。但如果Harding参与犯罪（即“无罪论”是错误的），奥委会错误地判定她无罪让她代表美国参赛，奥委会犯了“第二类错误”。冬奥会迫在眉睫，奥委会必须要做个决断。怎么办？那就要看两类错误可能造成的后果并避免后果更严重的那个决定。美国奥委会决定冒第二类错误的危险，让Harding代表美国出赛。奥委会主席给出的理由是，“这可能是她一辈子唯一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如果她被错误地剥夺了这个机会，我们将无法弥补。”后来的调查证明奥委会确是犯了第二类错误。Harding不但知情，而且参与了策划。奥委会剥夺了她的1994年美国花样滑冰冠军头衔并禁赛三年。
这个例子看来帮助学生理解了这对统计学概念。一次课后，一位学生对我说，“这么看来O. J. Simpson的案子也是一个第二类错误。” 我说，“我不能判断你的结论的对错，但是我知道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心理学中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在讲授信息加工理论时，我告诉学生们，我们的信息加工系统由感知记忆（Sensory Register）、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和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三部分组成。学生对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理解没有困难，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心理活动中知道短时记忆用来加工信息而长时记忆用来储存信息。可是说在短时记忆之前还有一个感知记忆，学生就有疑问了。我们怎么知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有那么一个环节，信息虽然进入了认知系统但未经加工就流失了呢？我试图用心理学教科书中一个“Sperling感知记忆”（Sperling Sensory Register Experiment）的经典实验来证明感知记忆的存在，可是因为没有和学生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仍是不能说服他们。
几经思量，我终于设计了一个教学活动来证明感知记忆的存在。当学生们在教室里坐下后，我要求他们闭上眼睛，说出教室墙壁的颜色。学生们很惊奇，因为他们居然说不上来。我说，“我们在这个教室里已经上了五个星期的课了，你们不能说从来没有机会看见墙的颜色吧？为什么你们说不上墙的颜色呢？因为这个信息从来没有被注意过，也就是说没经过短时记忆的加工就流失了。如果我下个星期再问同样的问题，你们一定能答上来，因为今天的问题把信息从感知记忆中引入短时记忆了。”
学生们若有所思。然后有一位学生说，“我停在路口等绿灯时，会感觉到交通灯变了。刚要踩油门，才意识到绿灯是为左转的车亮的，连忙踩住刹车。我先感知了环境中的变化然后才理解了变化的意义。这中间的瞬间，信息应该在感知记忆中。”我听了心中大喜，“举一而以三反，孺子可教也。”
心理学中称这样能用自己的实例来铨释概念的心理现象为“Elaboration”（阐述），这是只有在学生充分理解了概念后才能有的现象。更有一个术语“Aha Moment”(“啊哈时刻”)，形容人们对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豁然开朗时的情感体念。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到这样的“啊哈时刻”是对老师是最大的褒赏，也是我在教学中刻意追求的。在备课时我总是寻找新知识和学生已有知识或亲身经历的联结，因为这是“有意义学习”的关键。这样的备课虽然花不少时间，但是效果很好。每个学期学生在教学评估中给我的评分一直都很高。有的学生写道，“修了那么多门统计课，我第一次理解了假设检验的逻辑。”更有学生在教学评估中写道，“给这位教授永久聘书。”（“Give him the tenure!”）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工作才几年，我就被同事们提名获得了一个为新教授设立的学术成就奖（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和一个大学的优秀教学奖（Excellence in Teaching Award）。
必须为我的同事们说上几句。美国学术界对一位同行的最高褒奖是称之为“A gentleman and a scholar”(“绅士加学者。”)，即既有学问又有风度，当然这里的“Gentleman”泛指男性和女性。我真是非常幸运，当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周围有许多这样的Scholars and Gentlemen，他们愿意花时间提携后进。有一位资深教授对我说，“听说你的统计课上得不错，我可以来听听吗？”我当然欢迎。他来了不止一次，课后给我许多鼓励，并指出了我的发音错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资深教授应有的风度举止，也是我所期待的与同事之间的职场关系（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还有同事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研究课题，让我负责数据分析和撰写研究报告中有关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的部分。这样的合作既拓宽了我的研究范围，也提高了我的研究成果。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当我对自己的专业能力还缺乏自信的时候，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提名我为大学颁发的教学和教授专业成就奖的受奖人。
我觉得我的同事们都很有正义感。遇到他们认为不公平的事，他们往往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选择仗义执言。有一次有位同学涉嫌抄袭，被任课教授告到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决定将其除名。学生来向我喊冤，说ta在作业中用了一份现成的教案，事先得到过任课教授的肯首，但现在教授不承认了。学生问我还有没有缓颊的余地。我一时吃不准，于是请教了一位担任过研究生院院长的同事。他要我把相关的资料都给他。一夜之间，他不但把厚厚一摞的材料读完，还作了摘要。他认为认定抄袭的证据并不充分。而且即使是抄袭，除名的处理似过重。他不是简单地把他的意见告诉我，而是主动提出我们一起去研究生院与负责这事的老师会面，看有没有转圜的可能。约定了时间，我们和研究生院的老师谈了近一个小时。我的这位同事有本州的律师执照，我看他“巧舌如簧”（绝对褒义）按着前一天做的摘要为这个学生的学籍据理力争。无奈木已成舟，我们最后的努力没能改变研究生院的决定。
事后，他还好几次问起这位学生的情况，担心没了学籍不能为学校雇用，一家的生计怎么办。后来我从别处打听到，这位学生搬到另一个城市，买房定居了下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这才释怀。他对学生的爱护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又有一次，系里来了位访问学者（为保护隐私故隐其国籍，但肯定不是我们同胞），因为我是系里唯一的外国教授，系主任便要我负责他的访问事宜。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是系主任打来的，说是那位访问学者出事了，被关押在市警察局里，要我去处理一下。
我连忙起来，按黄页找到了警局的地址，开车赶去。警局在downtown，几盏昏暗的路灯照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只有警局的那个街区灯火通明。我生平第一次进了警局。虽是深夜，警局里却仍是熙熙攘攘，警察押着穿着囚服的犯人来来去去。我无心好奇，找到了值班的警察，问起这位访学的案由。警察说他在一家百货店里顺手牵羊（Shoplifting），被发现后还试图夺路而逃，这才被逮捕了，关在后面的牢房里。
我来到牢房，见他穿着橙色的囚服，光脚站在铁栅栏后。见我进去，放声大哭，颠来倒去地说是被冤枉的。我见他情绪激动，估计问不出所以然，就打算去问一下值班警察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刚往外走，就听见他在背后哭得声嘶力竭，叫着“你一定要救我出去啊！”我心中老大不忍，忙对他说，“你放心，我一定赎你出去。”
又见值班警察。他说这是个小案子，只要缴一百元赎金，就可以释放。我出门匆忙，钱包里没有这许多现金，于是问警察能不能刷卡。警察瞟了我一眼：“刷卡？你以为这是百货公司？”但他告诉我可以到警局对面的贷款公司借贷。我这才知道，警局对街的灯火通明处，全是向付不出赎金的人放贷的贷款公司。我随便找了一家，用信用卡借了一百元，把他赎了出来送他回家。可是他情绪极不稳定，路上几次说要“kill myself”。我怕他出意外，不敢让他一人回家，就陪他在车里一直坐到天亮，一再保证为他保密。直到他情绪安定了下来，才让他回公寓去了。
我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了。不料那年的感恩节后，艺术系的一位教授找到我，又问起这件事。原来这位教授请了一些访问学者到家里过感恩节，我们学院的这位也去了。在聚会上他为自己的遭遇鸣冤叫屈。（我倒是恪守了为他保守隐私的诺言，不过他好像并不在意，曾在多个场合向别人讲述他被关的经历。）艺术系的教授问他为什么不上法庭抗争，他说没有钱付律师费。教授听了义愤填膺，他来找我是想让我和他一起去那家百货店问个究竟。他说，“不能因为穷就让人蒙不白之冤。”
我们到了店里。事刚过去不久，当事人都清楚地记得事情的经过。经理告诉我们，在当事人走出付款处前，他一再告诉他，只要把身上的东西拿出来，就既往不咎，什么事都不会有。可是那位决定“闯关”，还推倒了一位试图拦住他的保安。经理说，整个过程全都有录像。要是上法庭的话，当事人肯定败诉，还问我们要不要看录像。听他说得这样言之凿凿，我们也知道多说无益了。回学校的路上，我们默然无语。我不知道那位艺术系的教授在想什么，我倒是一直在想，那位访学也对我诉说了他的“冤屈”，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呢？
除了急公好义，我还特别欣赏同事们的幽默和急智，一些趣事让我至今想来仍然忍俊不禁。一次学校要求教授们参加一个关于性骚扰的课程（Sexual harassment workshop）。通知刚发出，一位教授就回复道，“是啊，好久不用，我的性骚扰技能都有点生疏了。”发通知的人马上知道错了，连忙再发一个邮件要求我们参加“反”性骚扰（Anti-sexual harassment workshop）的课程。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又一次院里新来了位女院长，开学时和教授们见面。为了营造一个和睦的气氛，她说，“我希望我们学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话音刚落，一位女教授嚷道，“院长，您要是知道我的家庭，你就不会这么说了。”顿时哄堂大笑。一次我主持一个校际的委员会，发了一个邮件给委员们说明议事程序。我要说的是“离席”（being excused）,错写为“处死”（being executed）。刚发出，我就知道错了，连忙道歉。一位教授回应道，“佛洛依德式的错误（Freudian Slip）！”佛洛依德有一个理论，认为人们的口误实际是潜意识中未能完成愿望的自然流露。我看了抚掌大笑。
与这样的同事一起工作，让我十分留恋。在其后的三十年中，除了一次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没有一次考虑过“跳槽”。
几年以后，学院来了一位藤校毕业的新教授。她一来就成立了一个“有色人种教授协会”（Association of Faculty of Colors），每个星期聚会一次。我想，这可以是一个让我们在职场上互相帮助的机会，就参加了。可是几次会议的主题都是要我们谈自己在工作中受到种族歧视的经历。虽然几经“启发”，我仍是无可分享。我不禁想起我外婆告诉我的故事。外婆用外公在外带兵打仗的薪俸在家乡置地，在土改中被评为地主。土地和浮财都被分了，可是有的乡亲在夜里把分到的浮财又拿来还给外婆。被土改工作队发现后，说是“阶级觉悟不高”。我想我大概也是属于“觉悟不高”的吧。但是说话得凭良心，我不能一边受惠与人，一边说人的坏话。美国人有个说法，“Don’t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不要咬那只喂你的手。”) 这话原来是说给马听的，我们总不能比马还不如吧。可能这又是一个“政治不正确”，但我这只是就我的工作环境谈自身感受，并不打算美化尚不完美的现实。
为了不让各位以为我是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懦弱之辈，给各位分享一段我们反种族歧视的“壮举”。一次，当地市政府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在会议上称他手下的一位中国雇员“Chinaman”。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跟我说了这事，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不能让这事就这么过去，我们必须要让他道歉。”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在校内和社区的中国人中征集签名。那两天，我的两位学生几乎跑遍了全校全城，一共征集到二百多人的签名。我们把请愿书递交给市政府，并就此事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一位一直关心在美华人历史的中国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把“Chinaman”源自十九世纪修建横跨美国铁路时对华工的鄙称说起，把它的历史根源梳理清楚。让人们知道为什么这个称呼是对中国人的侮辱，给公众上了一课。
市议会（City Council）在每周四的正式会议前，安排半个小时让市民发表意见。我们登记了要求发言，更呼吁所有能来的华人都来，以壮声势。市议会为了争取主动，在周三的下午让市政府的那位高管当面向这位中国雇员道歉了。可是我们仍在第二天早晨七点赶到市议会厅表达我们的抗议。华人社区表现了前所未见的团结，那天早晨赶来的有近一百人。在发言时间，中国同学会会长代表华人社区先作了一个正式的声明，然后我也发了言，要求市政府重视华人社团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不让这样的事再发生，并致力把城市建成一个种族和谐的社区。于是这事圆满收场。
言归正传，再回到我的职场表现。我顺利地通过了“第三年评估”。任职第五年时，要申请永久聘书和副教授职称了。在这之前的几年中，我在专业会议上认识了几位教育心理学界声名如雷贯耳的大师。只因为他们在年会宣读的论文中引用了我的一个实验，我就谬托知己，请他们担任我的外审评委。我又一次遇上了“绅士加学者”，他们都欣然同意，组成了我的外审“强力集团”。对这些帮助过我的外审教授，我一直心怀感激。除了在专业会议上有限的几次接触，我和他们可以说是素昧平生。作为我的外审教授，他们要花大量的时间看完几百页的评估档案，并客观公正地写下自己的意见，而且所有这些服务都是无偿的。见贤思齐，我升任了正教授后，不时也有外校的老师请我当外审教授，我总是兢兢业业地完成评审的任务。
在大学任教这些年中，我见过不少不留情面的外审教授。他们在评估中坦言被评审教授的学术表现不足以授予永久聘书和副教授或教授的头衔。我觉得这样的评审制度不牵涉到任何经济利益或私人感情，是保证学术界学风清明的重要举措之一。万幸的是，我的几位外审评委都肯定了我这五年的表现。同事们和院系领导的的投票也非常给力，一路顺风，我获得了永久聘书并荣升副教授。按学校的惯例，升任副教授后六年可以申请教授职称（Rank of Professor）。一旦获教授职称，职场的发展就到顶了。我当时也是这样计划的。
（待续）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零八期(cm012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