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作为思想家的顾准，不被他的家庭所理解。甚至到死顾准的几个孩子都不愿意来认父亲。而一对与顾准无亲缘关系的善良母女，却在生活上给予了顾准极大的关照，给了这位孤独的思想家极大的安慰。张纯音和徐方这一对母女，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显示了她们高贵的灵魂。下文是徐方本人回忆她们母女与顾准先生交往的点滴。
顾准：（1915.7.1—1974.12.3），上海人，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他被称为黑暗时代孤独的思想者。
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树德是近代著名中国法律史学家，20世纪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任翰林院编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译成十几国外文，是研究中国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我的外祖父张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学，由清华学堂保送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开创了中国心理学专业，并亲任中国心理学会首任会长，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心理学第一人”。
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是李大钊、胡适的亲炙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等三位女性，并称为“五四四公子”。
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母亲很早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对各种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
1943年，母亲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初相识
母亲与顾准伯伯相识于1962年。顾于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劳改，四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当时经济所的办公地点在三里河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白色木制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准伯伯回到所里第一天上班，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
原来事情始于1956年，当时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安排顾准去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任副主任，并根据顾准自己的要求兼做经济所的研究工作。而顾准在经济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了当时的一些理论禁区，并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下简称《试论》）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该文主张通过经济核算的手段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场价格、市场规律调节生产。文章指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学界还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正是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使顾准逝世20年后，获得了“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的美誉，而在当时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邪恶异端。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试论》一文中的观点被定性为严重的右派言论，成了顾准的罪状之一；另一项罪名是“反苏”。他在综考会工作时，参加了中苏联合考察队，赴黑龙江探讨两国合作利用水力资源。那时正值“一边倒”时期，别人见到苏联专家一般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可顾准为了维护祖国利益，在坝址的选择上与苏方针锋相对，争执得很厉害，还对苏联专家傲慢无礼的态度表示不满。他的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报告。当时兼任文教系统领导的康生，在看到顾准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康生这一表态，把顾准划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组织决定。（高建国：《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2页）
1957年母亲刚到经济所不久，顾准就被划成了右派。经济所要对他的右派言论进行“消毒”，上层给母亲布置了一项任务：写文章批判顾准的《试论》。当时母亲很年轻，刚三十出头，属于进步青年一类。很快，由她执笔写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标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后，当母亲和顾准伯伯一起回忆起母亲写的那篇批判文章时，顾伯伯哈哈大笑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顾准很早就对乌托邦的危险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他亲笔写下的：地上没有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顾准1962年回到经济所后，被安排到政治经济学组工作，恰好与母亲同在一组。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准这个人非同凡响：他头脑清楚、看问题敏锐、知识渊博。特别是他在治学方面刻苦认真的态度，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顾准在翻译西方经济学名著时，常碰到一些数学公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数学，不厌其烦地一道道习题进行演算。这种刻苦治学精神在老干部中殊不多见。（张纯音：《我所认识的顾老——给陈敏之的信》，《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给母亲印象特别深的还有顾准那铮铮铁骨。文革初期，顾准受到很大的冲击，红卫兵勒令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别人都小心翼翼把写好的交代材料贴到布告栏上，唯独顾准只在一张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便贴了上去。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对母亲讲：“眼见那些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我倒要看看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母亲认为顾准在文革初期写下“读史”这两个字，说明他当时就已经理性地看待文革。
据母亲讲，顾准做事非常讲原则，从不畏惧强权。文革中他给前来外调的人和本所的人先后写了几十万字的交代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每句话都实事求是，从不为了讨好某人，或夹杂个人恩怨而写不负责任的话。从1967年3月起，找顾准外调的人逐渐增多，最多时一天就要应对三四拨人。当时如果不顺着外调人员的口径来讲，就要吃苦头。一次，有几个红卫兵来到经济所，要求顾准写一份材料，说明上海某人过去曾和国民党有瓜葛。可他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当时红卫兵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让红卫兵一连串打了十几个耳光。红卫兵见顾准怒目而视，也就打不下去了。后来顾准给他们的材料仍然坚持写不知道这件事。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她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顾准那刚直不阿的品质与渊博的学识令母亲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顾准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他20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80元钱。当时8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1972年他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后，顾准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80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当时我都险些没钱吃饭了，几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开口……”
1969年春节过后，顾准随同其他监管对象被押送到位于建国门外的学部大院接受隔离审查。他虽然在此之前已被迫与夫人汪璧离婚，子女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可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深爱着的妻子、儿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与妻子破镜重圆。
1969年11月初，学部正式宣布要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经济所作为“先遣队”，将于11月16日出发。此时，顾准并不知道妻子已于一年多前自杀身亡，仍一再写申请要求在走之前与妻子见上一面。对于所领导、工宣队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意识到他的秀（汪璧）或许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领导这才对他说了实话。汪璧的死讯，对顾准犹如晴天霹雳，悲伤欲绝。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凄惨地写道：“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顾准日记》，第160页）
顾准接下来恳求军宣队帮他找一下大女儿稖头（顾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见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顿饭，顺便了解一下亲人的消息。军宣队领导同意了，派人去和稖头联系，可她竟拒绝会见。（陈敏之：《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顾准日记》附录，第392页）孩子的绝情，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经历干校
学部下干校，母亲带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母亲为了让我了解顾准伯伯，同她一道照顾这位老朋友，跟我讲述了许多关于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学问，以及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
母亲说她第一次知道顾准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时顾准任上海市税务局局长，三天两头签发关于税收的公告，满大街贴的都是署名“顾准”的告示，他被人们戏称为“布告局长”。没想到这位“布告局长”不久之后就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职，落难后两度来到经济所，再后来竟成为她的好朋友。
对于母亲描述顾准这个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说过：“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备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们不都是人品好、学问高的好人吗？”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乐于助人在亲友、同事当中是有名的。
顾准文集出版后，知识界引起轰动，有人称，顾准以一人挽回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脸面。
记得刚下干校那会儿，一天夜晚下着小雨，母亲开完会往宿舍走。这时，她看到老经济学家骆耕漠被困在遍布积水的泥路上。骆老是个知识分子老干部，某些方面很像顾准伯伯：早年参加革命，没上过大学，是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他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58年因潘、杨事件受牵连，被削去职务，贬到经济所。文革期间更被打成“走资派、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冠以“叛徒、特务”嫌疑，一直挨整，没人敢跟他沾边儿。他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几近失明。东岳是黏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变得异常泥泞。骆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脚踩到泥水里，抬腿时脚出来了，鞋却粘在地上。如果换了别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来。可骆伯伯眼睛看不见，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经站了多久，却无人相助。母亲见状，赶紧上前，帮他把鞋子从泥水中捞出，套在脚上。她知道骆老视力极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诉他雨夜行走千万别往亮处踩。因为亮处都是水，之所以发亮，是因为反射了月光。
90年代初，骆老接受《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的采访时谈到这样一件事：干校期间，他因挨整被彻底孤立，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只有张纯音悄悄对他说：“我知道你的为人，绝不可能是叛徒、特务，你可千万要挺住啊！”（《顾准全传》，第626页）几年后，高建国见到笔者，谈到那次采访。他说骆老讲那件事时老泪纵横激动不已，说：“当时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张纯音的那句话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呀！”
刚下干校时，政治气氛“左”得出奇。顾准伯伯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母亲却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顾伯伯的胞弟陈敏之在他故去后撰文这样记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诉过我：1969年11月，经济所从北京搬去河南息县时，他正是刚刚获悉五嫂（汪璧）去世已经一年多，稖头拒绝和五哥会见，不仅是精神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纯音同志和他的女儿咪咪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顾准日记》附录，第392页）
干校初期伙食特别差。母亲考虑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而我们下来之前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带了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于是母亲想给顾伯伯送去一些。当时做这样的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抓住，会扣上一顶与监管对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轻则大小会点名批判，重则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于是母亲让我去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大人那么惹眼。我那时已经懂事，对顾伯伯的种种遭遇深感同情，很愿意做这件事。记得我每次送的时候都紧张得要死，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感觉像是地下党在做接头工作。
刚下干校不久，顾伯伯来向母亲借布票。当时买布除了要钱，还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时积攒的布票有限，还差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顾准日记》，第170页）原来顾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璧。可在那个极“左”：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纱，于是想到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哀思。
母亲曾跟我提到这样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要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他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车上。一路上他们在边走边聊，母亲趁此机会把林彪事件跟他讲了。他说：“我对党内派系斗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亦师亦友
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U字形两层的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住在这一层楼上。本来跟他同住一室的还有经济所李学曾。李在北京大概还有其他住处，多数时间都不在，故那个12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是顾伯伯一个人住。自从1966年文革开始他被隔离审查，到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住室在八号楼二层西侧最南端，离我家非常近，出门沿过道往北走，经过几个房门往东一拐就是我家。
位于八号楼南边的七号楼，是一座一字型两层的筒子楼，也用来安置从干校回来的“无家可归者”。钱锺书先生与夫人杨绛就住在七号楼一层。他们家的后窗正对着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时候他们常打开后窗通风。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时在家里拉开喉咙放声高歌。每当这时，钱先生家的后窗很快就会关上，可他们从来不找我家提意见。一次我在大院里碰到钱锺书先生，他操着带有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令弟的歌喉不错啊！”听得我差点憋不住笑出来。
经济学家吴敬琏是顾准的学生，他说：如果有后人问起那个时代中国是否还有思想者时，我们还可以说：我们有顾准。
这时运动重点是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这些“死老虎”。顾准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与他长谈。伯伯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新约全书》，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1961年2月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淘到的，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上面有他的签名。在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一次，顾伯伯在谈话中用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他把“鸩”字读成了chen。母亲说：“你这个字读错了，应该读zhen。”结果两人争执起来，互不相让。这时顾伯伯从书架上抽出刚刚在内部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查出“鸩”字果然读zhe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得，我认输了。过去上学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时间，顾伯伯完全沉浸在学问当中已经达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阅读，写读书笔记。每周读的书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不过，对于天才与勤奋的关系，他跟母亲的观点倒惊人的一致。谈到爱迪生，他说：“尽管爱迪生把成功归结为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可是若没有那1%，他也就什么都做不成了。”有人说顾准恃才傲物，这倒不冤枉他。一次谈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语录时，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骄傲使人进步，虚心使人落后。’”
顾伯伯很注意跟上时代，站在学术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长宗井滔先生。宗先生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经济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懂好几国外文。他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敢于动用外汇，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期刊，当中只间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先生不断地进书，顾伯伯不断地读书，这种情景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伯伯当年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宗井滔先生功不可没。
顾准伯伯讨论问题的主要对象是巫宝三。巫先生是哈佛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挨整，差点儿被划成右派，副所长的职务也无疾而终。顾准对巫先生评价非常高，认为他很了解西方经济学流派，有真学问。当时经济所的人大多认为巫先生从不谈经济思想，可顾伯伯却跟吴敬琏叔叔说：“巫先生实际上一直跟踪着世界经济学的演变，对现代经济学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于政治原因变得很谨慎，绝口不谈西方经济学，而只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如管子什么的。”
巫先生经常向顾伯伯推荐一些新的经济学著作和文章。在当时，凯恩斯主义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顾伯伯过去并不知道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在经济学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宝三讨论了之后，了解到她那篇《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意义之所在，并随后翻译了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的学说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并列，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
顾准伯伯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奋好学的中年人在这期间常向他请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牛鬼蛇神”收学生，在文革期间可是个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学生有吴敬琏、赵人伟、周叔莲、张曙光、林青松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经济所的这些研究人员，由于与世界隔绝了几十年，对西方经济学几乎完全不了解。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在顾准伯伯的带领下，所里几位中年人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理念。
一次，顾伯伯从宗井滔先生那里拿来一本美国经济学会的高级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从中选出几篇最新的探索性经济学论文，分给吴敬琏叔叔、赵人伟叔叔和我母亲，让他们拿去翻译，翻好之后由他来批改。
母亲中学时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这是两所教会学校，英语教学质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开始读《傲慢与偏见》等原版小说。可解放后国家一边倒向苏联，同时政治运动不断，她20多年不用英语，有点生疏了。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前访华。这是个爆炸性新闻。当时还在干校的母亲，马上意识到中美对峙了20多年，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机。为了跟上时代变化，她决定重拾英语，找了些书开始复习。可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面的注意，连长靳某某在全所大会上不点名批判：“尼克松要访华，有人就闻风而动学起英语来，她到底想做什么？”
母亲有一次跟赵人伟叔叔谈到顾准伯伯给她布置的翻译作业。她说：“我的英文水平过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可老顾给我的论文却怎么也读不懂。即便把每个字都查了词典，仍不懂。可见不是英语水平问题，而是经济学水平问题，我们对西方当代经济学实在太隔膜了。”赵叔叔说：“我也有同感。老顾从《美国经济评论》中选了鲍尔丁的《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一文，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把它翻译过来。’可我啃了一两个礼拜都啃不下来。勉强译了几段拿给他看，他看了之后说：‘程度还是不够’。”
听赵人伟叔叔讲，有一天他把翻译好的论文交给顾伯伯。本来那天顾伯伯是要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的，可为了帮赵叔叔改翻译稿，他放弃了去北图，边批改边讲解，整整花了七个小时，用红笔在稿纸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译文的措辞，还详细解释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其内涵是什么，讲得非常透彻。如：“mechanism”这个词要翻译成“机制”而不是“机构”，因为它指的是机体的运作方式。
顾伯伯那段时间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可只要所里这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前来求教，他总是热心相助。我手里有一张珍藏了40多年的字条，是顾准伯伯当年帮我母亲批改翻译作业后写给她的。上面说：
顾准写给张纯音的字条
在巫先生那里，谈起过这篇文章。我说好翻，他说不好翻。这次有机会读阁下的译文，完全佩服巫先生所说不错。这一次我费去16小时，按比例，绝不低于Kaldor。
校时，有些译语很伤脑筋，有的只好放一放，晚上躺到床上去捉摸。以后不见得有机会为阁下效劳了。我愿把阁下嘱咐我的，仍以奉赠阁下：慢、慢，不是拖拖拉拉，是要捉摸—琢磨。今后译文，拿出去至少要过得去才行，捉摸—琢磨，决不可少！
从字条内容可以看出，顾准伯伯那时为提高这些学生的翻译水平，倾注了大量心血（花16小时批改翻译作业）。他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让我母亲翻译时一定要“捉摸琢磨”。他还说，“以后不见得有机会为阁下效劳了”，看来他那时已经感觉自己身体很差，意识到来日无多了……
八号楼二层东侧有一个电视房，里面摆放着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七点，有人负责打开机柜给大家放电视。这时全楼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里，享受这一点点有限的娱乐，整个楼一下子变得异常寂静。母亲和顾准伯伯从来不去看电视，他们正好利用在这难得的宁静来探讨各种问题。
一次他们谈到孙冶方，母亲不无忧虑地说“冶方已被关了这么多年，真担心他在精神上垮了。听说有的人被长期单独监禁，最后变疯了。”顾伯伯说：“不会的，我了解他，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他还说：“冶方若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
顾准与孙冶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抗战期间。1939年，顾准从江苏省职委调至文委，与孙冶方在一起工作。50年代中期，顾准到经济所搞研究，再一次与孙冶方共事。他们在探讨理论问题时，顾准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上世纪50年代就能提出这样的看法，是非常难得的。正是受这一观点的启发，孙冶方撰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上。文章深刻阐述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并对按照主观意志“不计盈亏”大办工业等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1963年，孙治方在一次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辩论会（实为批判会）上，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冲口而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据母亲讲，文革初期，孙、顾二人都被打成“黑帮”，红卫兵“勒令”他们打扫楼道和厕所。他们每天故意去得特别早，趁楼里还没有人来，边干活儿边交换思想，讨论对文革的看法。1968年4月，孙冶方以“特务”、“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七年之久。孙伯伯被关押后，顾准很想念他，经常谈起他。遗憾的是，顾伯伯没有等到孙伯伯出来就故去了，这当中仅仅差了几个月，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
孙冶方于1975年出狱后，对价值规律进一步做了全面研究，确立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领袖的地位。然而他却多次强调，他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旧发挥重要作用，是受顾准的启发。他《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有个后记，其中第二段是这样写的：“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就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在孙冶方临终前，经济所吴敬琏、张卓元两位去医院探望，他还当面嘱咐他们：今后整理出版他的文集时，一定要把这个后记附上。孙冶方在与顾准讨论学术问题时受到启发，如果他自己不说出来，别人并不知道，然而他却一再申明这一点。这充分体现了孙冶方的学术道德之高尚。（张劲夫：《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顾准文集》附录，第62页）
顾准伯伯为了节省时间，从不自己做饭，而是去食堂打饭来吃。每到吃饭时间，总会看到他拿个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径直朝食堂走去。学部食堂的大锅饭营养倒是够了，可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母亲有时烧了比较可口的菜，如红烧排骨什么的，就会分出一些让我给顾伯伯送过去。即便如此，她还是对顾伯伯的健康忧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骆耕漠说：“老顾身体这么虚弱，却整天埋头读书，缺少活动，咱们得想点办法才好。”从那以后，骆老、江明，还有我母亲，时不时会拉顾伯伯去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并借机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感到非常高兴。
最后的夙愿
顾准伯伯的肺部一直有问题，在干校的时候就经常咳嗽，痰中带血。去医院看过几回，有的医生诊断为肺气肿，也有的诊断为支气管扩张。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也就没放在心上。可是到了1974年10月下旬，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每天咯血大半痰盂。经济所领导看他实在撑不住了，才于11月2日把他送进协和医院。刚开始医院不收这个“极右派”，他只能躺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双目几近失明的骆耕漠伯伯拄着拐杖为他四处奔走求助，找到当时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才使顾伯伯住进病房。这回医生倒是比较重视，为他做了详细检查。结果发现他的痰中有癌细胞，X光分层造影也显示，肺部长了一个鸡蛋大的肿瘤，诊断结果为晚期肺癌。
当时国内医生由于担心癌症患者承受不了打击，一般不会对病人讲实情，只把诊断结果告诉家属，所以顾伯伯最初并不知道他患的是肺癌。可几位大夫查房时讨论他的病，用了“cancer”（癌）这个词。他们哪里知道，这位患者精通英语，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顾伯伯为了弄清自己的病，趁午休时间跑到护士站，翻出他的病历，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那时我母亲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下午去医院探视的时候，顾伯伯对母亲说：“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吗？是cancer！”母亲心里一阵绞痛，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更令母亲伤感不已的是他接下来的话：“这下可好了，我快死了，孩子们总该来看我了吧？”患了绝症，首先想到的却是孩子们就会来看他。而能换来孩子们的探访，自己也就死不足惜了，足见他对孩子们的爱和思念有多么的深。可悲的是他的这点可怜愿望竟然到死也没能实现。
顾伯伯的癌肿长得位置特别不好，顶在心脏与气管之间，既不能做手术，也不能做放疗，大夫表示已无能为力。
顾伯伯一向只相信西医。他曾跟我母亲探讨过中西医的问题，说：“尽管我父亲就是中医，但还是不相信中医能治病。就拿诊断来说，西医靠的是物理的眼睛，如X光透视、CT等；还有化学的眼睛，如血液、尿液化验。可中医呢，光靠号脉就能查百病吗？我根本不信！”
可是，母亲和顾准伯伯的六弟陈敏之，以及他的几位老朋友都不甘心放弃治疗，他们要穷尽一切方法来挽救他的生命。绝望之下，只好将目光转向中医。顾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里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汽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汽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说：“我当时真恨不得给那姓李的老中医跪下。”后来还是母亲搀扶着眼睛几乎看不见的骆耕漠伯伯，顶着寒风找他的老战友——原铁道兵兵团政委张崇文，才解决了车子问题。
李大夫开出方子后，母亲主动承担了抓药、煎药的任务。待药煎好，她把浓浓的汤汁端给顾伯伯，说：“喝了吧，对你的病有好处。”伯伯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唉，盛情难却！”接着便一饮而尽。尽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药能治他的病，可是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们过于失望，还是勉强把药喝光。
为了照顾生命垂危的顾准伯伯，经济所的几位挚友自发轮流到医院进行护理和陪夜。这些满腔热忱、不避嫌疑前来值班的人有骆耕漠、吴敬琏、张纯音、林里夫、江明等。林里夫伯伯还让他的女儿林皎皎每天上午去医院，顶替陈敏之伯伯，免得他累垮了。
顾准后半生是极其不幸的。他不断挨整，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在最需要亲情的时候，亲人却都远离了他。他常自嘲是“丧家之犬”，然而他又是非常幸运的。两度遭难后，都是经济研究所收留了他。这个高水平研究机构聚集了当时中国一代知识精英。老一辈的有孙冶方、骆耕漠、张闻天、巫宝三、汪敬虞、狄超白等，中青年学者有吴敬琏、赵人伟、董辅礽、张纯音、张卓元、陈瑞铭、周叔莲等。记得一次顾伯伯跟母亲谈到经济所，戏称这个单位是“聚宝盆”。
顾准伯伯于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5月再度来到经济所。他的老朋友——所长孙冶方为了使他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让他去政治经济学组，并给他安排了一间单人办公室。政经组人才济济、卧虎藏龙，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陈瑞铭、我母亲等都在这个组里，组长是骆耕漠。骆老为人宽厚，倡导学术自由，从不压制不同意见。顾伯伯在这里如鱼得水，感觉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归宿。他在“历史自述”中写道：“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地对待我”，“我这个右派分子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来所后第一个星期天，他特意买了菜，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庆贺再度来到经济所。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并兴奋地告诉家人，从此要埋头读书，除此之外，别无他求。（《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276页）
多年来，经济所的一些同事给予了顾准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关爱，使他能够在极端残酷的社会大环境中幸存下来，并将多年来经探索、研究形成的部分思想，以文字的形式留在人间。
顾伯伯最后的日子是在协和医院度过的，同病房里还住着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焦菊隐。焦先生患的也是晚期肺癌，经过一个疗程的化疗，癌肿由原来拳头那么大，缩小到核桃那么小，他和家人都非常高兴。焦先生是个乐观的人，时不时以自己的治疗效果为例，给顾伯伯打气。母亲也从旁安慰：“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说不定哪天就会有办法治你的病。”可伯伯却摇摇头说：“我心里很明白，这次得前门进，后门（指太平间）出了。人类征服疾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圣经》里面描述，耶稣摸了麻风病人，那人就好了。这故事说明，当时人们多么渴望有办法治愈麻风病。可两千年过去了，这种病还在危害人类健康。至于癌症……”母亲事后哀叹：“顾准这个人头脑太清楚了，连安慰他都很难。”
据母亲讲，顾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心情非常不好，伤心至极，甚至可以说是绝望。他后半生虽历尽坎坷、饱受磨难，却依旧热爱生命，留恋这个世界。希望借自己的不懈研究，为国家、为人类做出贡献。他对母亲说：“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我才59岁，真不愿意死啊，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他为没来得及把已经日臻成熟的许多思想写出来而痛心疾首！
顾准伯伯仍然苦苦期盼着孩子们来看他，时时刻刻等待着他们出现。他对前来探视的七弟声音哽咽地反复说“我想他们（指他的孩子们）想得好苦啊……”他的六弟陈敏之为了让他在临终前能跟孩子们见上一面，不断地做几个孩子的工作。
为了避免面对面谈话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陈敏之给顾伯伯的子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知，我敢断言，他决不是一个反革命者，决不是一个反社会主义者。我敢同样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绝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顾准日记》附录，第394页）
可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得到的答复只有两个字——“不去”，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响”。大女儿稖头（顾淑林）竟然说：“经济所军宣队想甩包袱。”还说：“我已写信给重之（顾准的小儿子），让他不要来，理由是不合适。”（《顾准日记》附录，第396页）
尽管孩子们多年来对他是这样的态度，可顾伯伯却始终原谅他们，认为这一家庭悲剧是社会大环境使然，不应该责怪他们。就在临终前十几天，为了见到孩子们，他甚至忍受屈辱，极不情愿地在一份“认错书”上签了字，以换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我的孩子们。”唉，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可真是父爱如海，深沉而宽厚。也正如他的老友陈易所说，他是“英雄肝胆，儿女心肠”。
1974年11月16日，军宣队宣布给顾准摘除“右派”的帽子。按说，界线这个“障碍”这时已不复存在。可是，重之（顾准的小儿子）仍然不回来，稖头（顾淑林）、小米（顾逸东）仍然不去医院。
经济所领导代表组织，多次给在内蒙古插队的顾准的小儿子顾重之写信、拍电报，要他回来照看父亲。在顾伯伯的心目中，重之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可他哪里知道，跟孩子分别的八年间，这个孩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1月24日，重之给陈敏之回了一封信，表示坚决不回来。信中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着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顾准全传》，第723页）
大概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种无情近乎匪夷所思。其实在当年的政治氛围中，人与人之间都要“亲不亲，阶级分”。动不动就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烂阶级敌人的狗头”。谁要是不幸被指为阶级敌人，确实是生不如死。那些“黑五类”的子女们要么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迫于压力，与家长划清界限，做出这样绝情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
陈敏之在顾伯伯去世两个月后，写了一篇纪实文字《悼念五哥顾准同志》，详细记述了顾伯伯生前最后一个月所发生的一切。他请人将此文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打出来，油印了十几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看，也给了我一本，一直保存至今。其中写道：“11月27日，当他明确获知重之最终不会来，其他几个孩子也不肯来看他，情绪异常激动，连续四个小时都不能平静。第二天，他对前来探视的三妹和七弟说：想不到过去写的那个东西（指断绝关系的声明）竟有这么大的效力啊！从这天起，他的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仅仅过了不到五天，就永远离开了人世。”（陈敏之：《悼念五哥顾准同志》，1975年3月，油印本）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顾伯伯总是两眼长时间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吃力地大口喘息，内心的苦楚难以诉说，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啊……
据母亲生前回忆，死去的顾准，穿一身藏青色半旧中山装。他两眼不闭，嘴半张着，好像还有许多话没讲出来……
多年后，顾准伯伯的长子顾逸东，在接受《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的采访时说：“在父亲遗体告别那天，我和姐姐淑林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在那里我见到了父亲的许多朋友。一个老先生看了我一眼，眼光像刀子一般。张纯音向我们走来，她缓缓地说，父亲临终前要她转告我们：‘我已经原谅你们了，也请你们原谅我吧。’”顾逸东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他一边哭，一边痛悔地喊道：“而我们，我们当时竟然一句话也没有！一点什么也没有表示啊……”《顾准全传》，第733页）
顾准去世后，大家决定在医院太平间为他搞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布置会场的时候，顾准的大儿子小米（顾逸东）、大女儿稖头（顾淑林）在父亲死后终于出现了。母亲见到他们，气愤地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你们还有脸来？！你们太不像话了，父亲病成这样都不来！”当时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惊愕，说没想到平日里性格温和的张纯音，竟然会发这么大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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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9日，顾准恢复名誉，彻底平反。1982年，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出版。他的弟弟陈敏之用该书稿费请顾伯伯的几位生前好友在前门饭店吃饭，感谢大家过去对顾伯伯的种种照顾，我和我母亲也应邀参加。席间，一位年轻人朝我走来。他说：“咪咪，让我敬你一杯，我感到很惭愧，没脸见你……”这个年轻人就是顾准伯伯的小儿子顾重之。听说他很优秀，是恢复高考后1979年北京市文科状元。相信那时他已为过去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了。
顾伯伯在病重期间曾对母亲说：“我们的友谊很纯啊，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两年后，母亲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不懂“衔环结草”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意思是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后变成鬼去报答他。
顾准伯伯于1974年11月17日口述了一份遗嘱，由他六弟陈敏之记录，经他过目后签字。这时距离他辞世仅仅只有19天。遗嘱内容都是如何安排一些身后事宜，一共四条。其中第三条是：“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顾准日记》附录，第406页）
母亲后来对我讲，她感到非常安慰，说明顾准很看重他们之间的友情。她说：“你还年轻，不懂得顾准这个人的学术思想、道德文章有多了不起！我为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而感到骄傲……”她讲这话是在1975年，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期间，世上真正理解顾准的人屈指可数。
顾准伯伯去世后，一次他弟弟陈敏之来北京联系顾伯伯的译著出版事宜，顺便到我家探望母亲。当他们谈起顾准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流泪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她落泪。她是个内心极为刚强的女性，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哪怕是得知自己患了绝症即将离世，都从未掉过一滴泪。
就在顾准伯伯辞世的几个月后，母亲突患急性类风湿关节炎，大病了一场。身上多处关节变形，几乎不能行走。医生说这种病的一个可能病因是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母亲哀伤地对我说：“我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因为顾准死了……”
母亲与我
母亲于1989年5月被发现患了子宫中胚叶肉瘤。这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早期很容易随血液转移扩散至全身。她很快住进医院，接受了手术。可几个月后，医生告诉我母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癌肿已大面积转移至肝、肺、骨。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为她延长生命、减少痛苦……
我惊呆了，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对母亲，我没有隐瞒，将病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她当然很震惊，却出乎意料地平静，说：“到底是我的好女儿，懂得我。谢谢你讲了实情，让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安排身后之事。”我问能为她做什么？她说只希望在生命最后的这些日子里每天见到我。从那一刻起，我每天下班后直奔医院，守在她的床前。
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像我跟母亲这种关系并不多见。记得在兰大读书期间，她每天都给我写一封信。我功课忙，隔三差五地回一封。母亲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每次接到信，都用红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地批改，甚至指出个别错别字，然后再寄回来。班上有个负责开信箱的女同学，每天都会为我取回一封厚厚的信，信封上的落款为“北京张”。她跟我开玩笑说：“老实坦白，这个‘北京张’是你在北京交的男朋友吧？”我说：“才不是呢，这是我妈。”她说：“打死我也不信，哪有当妈的每天给孩子写一封信的？”
我曾对一位“闺蜜”讲：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就是母亲。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她点点滴滴的教诲对我影响极大，深入骨髓。
眼见母亲在癌病的折磨下苦苦挣扎，一天天委顿下去，我心如刀割！我对她讲：“不能想象这个世上没有她我还怎么活…”可她却劝慰道：“傻孩子，千万别这么想，这个世界离开谁地球都照样转。”她还引用了刘禹锡的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母亲说她感到很安慰，三十几年来按照她的理想塑造了一个人。这个人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心都很像她，身上有她的基因，血管里淌着她的血，是她生命的延续……
在母亲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头脑一直都十分清醒。我们每天长谈，前后持续了三个月，话题涉及方方面面。她多次提到顾伯伯，说感到非常遗憾，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顾准的那些真知灼见为世人所了解。
今天，母亲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顾准伯伯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历尽坎坷，终于在他故去18年后的1992年出版。这部著作是他与胞弟陈敏之于1973～1974年间，在通信中的学术讨论笔记，是顾伯伯冒着生命危险，撰写的一系列掷地有声的醒世篇章，凝聚了他思想的精华。学者王元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1994年，《顾准文集》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立刻在中国掀起了一波“顾准热”。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人人争谈顾准。凡读过他遗作的人，无不为其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真理之光所折服。李慎之先生称赞顾准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样的知识分子。诗人邵燕祥这样评价顾准著作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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