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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 | 民国初期的读书和写作

(2019-10-27 13:10:32) 下一个

夏衍 | 民国初期的读书和写作

来源: 2019-10-27 09:39:17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724 次 (30437 bytes)

夏衍是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同时在外交、统战、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也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书局近期出版夏衍的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自述文字。本文节选自《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中“从‘辛亥’到‘五四’”一节。
 
从“辛亥”到“五四”
文 | 夏衍
 
一九一一年(辛亥),我十一岁,不上学,一直在家里读“闲书”,看《天雨花》、《再生缘》之类,母亲也不反对。这一年夏天,表兄李幼甫送给我几本油光纸印的《三国演义》,一下子入了迷,连每年夏天我最欢喜干的事:捉知了,捉纺织娘,养金铃子之类也忘记了。可是一到秋天,忽然间连严家衖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也紧张起来了。这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新军起义,赶走了总督瑞澂,武汉“光复”了!因为这正在中秋节之后,所以很快就传出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反满口号。我记得那时流传得最广的一本书是《推背图》,老百姓说,那是“明朝的诸葛亮”刘伯温写的。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但是我每次走过邬家店门前,都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议论《推背图》上说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这两句话。他们说九十九就是一百缺一,百字去了一,就是白,因此革命军挂的是白旗。大概在旧历九月初,母亲接到我舅父的急信,意思是说杭州是省会,革命党可能会“起义”,有危险,要我们到德清去避一避。这样,母亲带着四姊和我坐“脚划船”去德清,住在我舅父家里。舅父徐士骏是一个曹禺的《北京人》里的曾老太爷式的人物,表面上治家极严,我的表兄嫂们见了他,真像老鼠见猫一样;可是在这一个大家庭中,各房之间勾心斗角,乃至偷鸡摸狗之事,在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眼中也看得出来。只是尽管有这种矛盾,舅父对我们一家却非常宽厚。我们到德清之后不久,旧历九月十四日,杭州新军起义,逮捕了巡抚增韫,推举了本省“耆绅”汤寿潜为都督。过了一天,江苏也挂起了白旗,宣布独立。这样,地处江浙之间的德清这个小县城里也热闹起来了,绅商头面人物在“明伦堂”开会,胆小的有钱人则把细软转移到乡下,谣言很多,青年人就跟着起哄,这时候,就发生了我的剪辫子事件。有一天,我表兄徐景韩逗我,说:“杭州开始剪辫子了,你敢不敢?”我负气地说:“敢。”于是他就拿出一把大剪刀,剪了我的辫子。可是当我高兴地拿了尺把长的辫子给母亲看的时候,意想不到地引起了她的暴怒。当时杭州虽已独立,但是连当了都督的汤寿潜也没有剪辫,因此抢先剪掉辫子,分明是很危险的事了。她拉着我向我舅父“告状”,舅父是“场面上人”,家里出了这种事,对他当然是不利的,于是,除了将景韩痛骂一顿,罚他下跪向我母亲请罪之外,还命令我从今以后不准出门;后来又找出一顶瓜皮帽来,把剪下来的辫子缝在帽子里面,逼我戴上,装做没有剪掉的样子。这一场风波一直到旧历十月底,清朝政府批准资政院请求,发布了“准许官民自由剪发”的命令之后,才算告一段落。我记得我们一家是旧历过年之前,也就是“宣统皇帝”下诏退位(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后,回到杭州的。临行之前,舅父和我母亲谈好,过了新年,让我到德清来读书,这里有一所县立高小,舅父是校董之一,和校长曹绪康很熟,可以不必考试。
 
这一年春节我过得特别高兴,因为我是严家衖唯一剪了辫子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习惯势力、旧事物、旧观念,实在太顽固了,读过或者看过《桃花扇》的人都知道,在明末清初,蓄辫意味着向“异族”投降,而现在经过了三百年之后,要剪掉辫子,反而成了一场不小的思想斗争,老百姓是不敢——或者说是不愿剪辫子的。大概是民国元年(一九一二)的元宵节,听说城里在剪辫子,我就跑到庆春门去看热闹,果然,有四五个臂上挂着白布条的警察,有两个手里拿着大剪刀,堵在城门口(当时杭州还有很厚的城墙),农民出城,就被强迫剪掉辫子,那情景十分动人,路旁的一只大竹筐里,已放着十来条剪下的辫子。我赶到城墙边的时候,一个老年农民正跪在地上哀求,但是一个警察按住他的脖子,另一个警察很快地剪下了他花白的辫子,老农放声大哭,而一群小孩子则围在警察身边起哄。这次剪辫风潮闹了十来天,后来农民索性不进城了,市场上买不到蔬菜,于是强迫剪辫的办法才告停止。其实,这是庸人自扰,因为在这之前,“皇帝”已经下命令,准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夏衍(右)

过了年,母亲就送我到德清去读书,我进了德清县立高等小学,走读,住在舅父家里。这是一所比较正规的学校,有学生五六十人,校址是在孩儿桥北,明伦堂左侧。明伦堂是祭孔的地方,房子相当大,凡是本县出身的人考中了状元、探花、榜眼,这里都有一块匾,写着“状元及第”及某某人在某某年中式之类的字样。有清一代,德清出过几个状元,老师告诉我,最后一个状元是俞樾(曲园)——就是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我在这里念了三年半书,到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夏季毕业。在学校里,我谨言慎行,算是一个好学生,毕业考试名列第二。还记得考第一名的叫邱志高,是我的对手也是好友,第三名是蔡经铭,是我嫂嫂的弟弟。德清离杭州不远,坐航船只要七八个小时,所以我每年寒暑假都可以回家。辛亥革命那一年,我大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参加了“革命党”,在陈其美部下当了一名“庶务”。可是二次革命失败,他就被遣散回乡,成了家,有了孩子,家境就更困难了,打算卖“坟头树”,和母亲吵架。就在这个时候,大哥经过了这次“革命”的冲洗,显得也关心时局了,他偶尔也从城里带回一份《申报》,告诉我一些时事,什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以及奥国皇太子被刺引起了世界大战等等,都是从他口中知道的。

我高小毕业,回到杭州,正是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尽管那时还小,可是在乡下,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和同学讲过日本明治维新和光绪变法的故事,记得我还从表兄徐景韩那里看到过一本叫《亡国恨》的唱本,讲的是印度、朝鲜亡国的故事。其中说,当了亡国奴之后,三人不得同行,三家合用一把菜刀之类,文字通俗,颇有煽动性。加上欧战开始之后,日本借口向德国宣战,很快就在山东登陆,占领了青岛。这样,连我也觉得亡国之痛就在目前了。也就是在这一年,东阳县农民为了反对耶稣教会的洋人占用民田,引起了官逼民反,“暴民”烧毁县署的事件。我实在憋不住了,趁一个进城的机会,到后市街李家找表兄李幼甫去打听消息。见面谈了几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许是他消息灵通,坏消息听多了,不以为意,也许是笑我这个毛孩子大惊小怪,他笑着说:“那么你说,怎么办?”我说:“你看会亡国吗?”他还是
一本正经:“谁也说不定,康有为不行,孙中山又不行,老百姓有什么办法?”我有点火,顶了几句,他却邀我去游西湖,我拒绝了,他说:“不去也好,我怕你学陈天华!陈天华你知道吗?他主张革命,可是,他后来感到失望,一气之下,跳海死了。你不会跳西湖吧?”说罢大声笑了。
 
这次谈话毫无所得,也许可以说,反而增加了我的迷惘。这次进城假如说有收获的话,那是从幼甫书房里借了几本一直想看的书,一本是《古文观止》,另一本是《鲁滨逊漂流记》,他还送给我一部《文选》,可惜我那时还读不懂它的好处。
 
一九一四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连母亲的几件“出客”衣服和一床备用的丝棉被也当掉了。可愁的事,当然更多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而袁世凯则一心想做皇帝,连外国客卿也向他递了劝进表。至于我自己,小学一起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进了中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饮泣的声音。我赶快吹灭了灯,偷偷地睡下,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这样下去怎么办?想了又想,什么主意也没有,想翻身,想哭,怕惊醒了母亲……。这是冬天,夜特别长,朦胧了一阵,天亮了,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十五岁,是可以做工的年岁了。
 
这之后,我瞒了母亲,天天进城,去找工作。当时是欧战时期,民族工业得到了一点发展的机会。浙江是丝绸之府,本世纪十年代初,丝纺染织工业已经有了初步基础,纬成、虎林公司,都是这时期开办的,除此之外,还有大小不一的作坊。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在太平坊的一家叫做“泰兴染坊”找了一个当学徒的机会。事情是这样:有一天我在艮山门车站附近看到一张招收徒工的招贴,当即按地址去应招。绍兴口音的管事问了我姓名、籍贯,我怕他听不清,就拿柜台上的笔写了我的姓名履历。他看我拿起笔来写字似乎有点惊奇,就问:“你读过书?我回答:“小学毕业,有文凭。”他笑了,“用不着,可是,当学徒是没有工钱的,只供饭,让你学本事,行吗?”我同意了,他进去和老板谈了几句,回头来叫我在一张字据上画了一个“十”字。
 
到染坊店去当学徒这件事,是瞒着母亲做的。我也完全料到,她知道后会引起风波,可是当我详细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并补充说,学手艺的时间是一年,做得好,也就是学得快,可以缩短,期满之后,每个月可以有两块钱的工钱。同时,因为我识字,能记账,那位管事说,老板正要请一位记账的人,所以做上几个月,也许就会给工钱。母亲听着,不作声。很久很久,才慢慢打开箱子,给我整理了几件换替的衣服,她的面色是凄苦的,我想不出一句话来宽慰她。直到睡下之后,我朦胧中听到她一个人在独白:“……完了,有什么办法,世代书香,就在我这一代完了,兄弟两个都当了徒弟……”
 
当学徒的确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下门板、扫地,和我年纪相仿的一个姓王的学徒还得替老板倒便壶,端脸水。那位管事的绍兴人看得起我,只派我做些烧火、抹桌子、摆碗筷之类的杂活。这个作坊一共有十四个人,除了老板不动手之外,连管事的也要参加操作。整个业务分为两部,一是练,二是染,前者的工作要比后者辛苦得多。当时的作坊根本没有机器,练棉纱,就在一口大铁锅里把碱水煮滚,然后把生纱搭在一根木棍子上反复煮练。练工是不戴手套的,他们的手掌长期和高温碱水接触,整个手掌就逐渐结成了一块大趼,而且由于强碱的腐蚀,厚趼上就发生了蜂窝似的孔点。染色部门,劳动就比较轻了,他们的主要本领却在于掌握染料的份量、配色比例,和染液的温度。我在这染坊里做了半年,并不觉得太苦。我是兄弟姊妹中的最小一个,一般叫做“老来子”,身体瘦弱,在生伤寒症那一年,就有人背后说我可能“养不大”;可是事情很奇怪,在染坊当了半年学徒,身体倒反而结实了。工人们和我也相处得很好,主要是我能给他们写点家信之类,因此,我就安了心,打算做“满师”,就可以拿工钱了。可是,人生的路上是有偶然性的,这一年夏天,一阵狂风(台风)吹倒了我们老屋靠西南边的那座风火墙,西边空着的楼房,也倒了一片,母亲派人通知我,要我回去看看。回到家,墙塌屋倒的事已经过去了,而最意外的是大哥告诉我,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因为近年来办得不错,决定升格为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原有的甲种工业学校改为工专的附校,要扩大招生,浙江每县可以保送一两个公费学生,这样,德清县因为我“品学兼优”,把我列入保送之列,学费由德清县政府负责。大哥用命令的口气,要我立即离开染坊,赶快补习功课。这个消息,对我,对我母亲乃至整个家庭,当然是个喜讯,甚至当我第二天到泰兴染坊去向老板辞工的时候,这位平时很少讲话的老板也面有笑容,并把用红纸包好的四角小洋送给我作为“贺礼”。在染坊当学徒的时间很短,但是染坊工人的生活、劳动,特别是练工们手掌上的蜂窝趼,却一直凝记在我的心中。
 
一九一五年九月,我进了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校址在蒲场巷场官衖报国寺。这个地方原来叫铜元局,停铸铜元之后,改为“劝工场”。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学校里附设有动力、金工、木工、铸工、锻工,以及染练设备。校长许炳堃,字缄甫,也是德清人,是清末最早派到日本去学工的留学生之一。他是一个“实业救国主义”者,对事业有抱负,处事严格,我记得入学那一天,这位校长就对我们讲了一通办学救国之道,反复讲了“甲工”的校训“诚朴”二字的意义。他主张“手脑并用”,强调学工的人不仅要懂得理论,而且要亲手会做。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一般说来,“甲工”的功课要比一般中学(如安定中学、宗文中学)多一点,深一点。学制是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我在学当时,一共有机械、纺织、染色、化学等科。由于许校长坚持了手脑并用,“实习不合格就不能毕业”的方针,所以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分布在江浙上海等地,对江南一带的纺织、机械工业的发展,应该说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铜元局”是个好地方,三面环河,河边有一座小土山,土山外面就是靠庆春门的城墙,有供学校用的办公楼、学生宿舍、附属工厂、实验室、操场、图书馆,占地约二百多亩。

 夏衍晚年

我在这个学校整整呆了五年(一九一五至一九二〇),对我说来,作为一个工科学生,应该说是一个打基础的时期。最初两年,我对外很少接触,后来(主要是一九一九年以后),我才知道在省城里,“甲工”不论在学业上还是管理上,都是办理得最严格的学校。许先生不止一次说过,他要培养的是“有见解有技术的工业人才”,对学生的要求是“有坚强的体质,健全的道德,正确的知识,果毅的精神,敏活的动作,娴熟的技能”。除此之外,大概这位许校长青年时期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所以除了“诚朴”之外,他还给学生订了“七戒”,这就是:戒欺、戒妄、戒虚、戒浮、戒骄、戒侈、戒惰。他对学生严,对聘请的教师,在当时的杭州也可以说是“一时之选”,我记得起名字的,就有:陈建功、徐守桢、谢迺绩、关振然、恽震、钱昌祚等;杨杏佛也是兼课教师,可惜我没有听过他的课。入校第一年,顺利地过去,两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可是到第二年,就紧张了,譬如数学,一般中学只教代数、三角、几何,“甲工”这三门的进度特快,因为三年级就要教微积分和解析几何;英文的进度也比较快,因为这两门都是我的弱点,就必须加倍用功。起初,一直为数学跟不上而苦恼,不久,得到一位机械科的同学盛祖钧的帮助,也就渐渐赶了上去,可以拿八十分了。其次是英文,我每天清晨一定要硬记五至十个英文生字,也是从二年级那时开始的。在小学时期,我作文的成绩比较好,进了“甲工”,又碰上了一位最好的老师谢迺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留学过日本,他不仅学问渊博,诲人不倦,而且思想先进。当时每周作文一篇,他几乎对我的每篇作文都仔细评改,并作贴切的批语。民国五、六年,正是复辟、反复辟和军阀混战时期。当时有一种风气,一到两派军阀打仗,双方都先要发表一篇洋洋洒洒的讨伐宣言,每个军阀都有一批幕客,这类檄文骈四骊六,写得颇有声色,加上那时国事日非,民生艰苦,于是,我们这些中学生写作文,就难免也要受到这种“文风”的影响。学校图书馆里,是看不到“小说”(不论新旧)的,但在同学手里,我也看到过四六体写的言情小说,可是这些东西无病呻吟,和当时的生活离得太远,即使觉得有些句子写得很好,也不会去模仿,但是那些军阀幕僚们写的檄文,我却不知不觉地受了不少影响。一九一六年冬,黄兴、蔡锷相继去世,杭州举行了隆重的联合追悼大会,全市学生都去参加;事后我在作文中写了一篇表面上是追悼黄、蔡,实际上是反对专制政治的作文,感情激动,自己还以为写得很痛快。后来谢老师看了,在文章上加了好几处双圈,但加的批语却是“冰雪聪明,惜锋芒太露”这九个大字。起先,我还不懂得这个批语的意思,谢老师却来找我谈话了。他没有和我谈那篇锋芒太露的作文,却问:“你除了学校里教的书之外,还看些什么书?”起初我不敢回答,因为有“七戒”,明明看了又不说,不也是“妄”吗?于是我说在家里看过《三国演义》,老师点点头,没有反应。我胆大了,说:“最近还看过一本《玉梨魂》。”他摇了摇头,也没有反对的表情。接着又问:“《古文观止》里的那几篇‘列传’,例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之类,都能读下去了吗?”我点点头说:“有些地方还得问人或者查字典。”他高兴地笑了,然后加重了语气说:“要用功读这一类文章。好好体会,然后运用他们的长处,叙事清楚,行文简洁。”教师休息室里人很多,我不便多留,站起来告辞了。他摆摆手叫我坐下,问:“你常常看报吧?”我点了点头,他说:“我的批语,主要是说,你受了报上那些坏文章的影响。”我红着脸承认了,又补充了一句:“此外,我还看过《东莱博议》。”谢老师听了之后说:“这本书也不是不可以看,但现在,在你们作文打底子的时候,看了没有好处。
 
这一席话,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我还一直记得很清楚,他的教诲,后来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也不止一次忘记过、违反过,写过一些剑拔弩张的文章,但是总的来说,这位恩师的话,我还是常常想起,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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