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显中：李锐，请一路走好!
李锐，中国共产党的8级高干。在“官本位”的层级序列里，应该是仅次于宝塔尖端的第二方阵吧？但和其他高干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李锐对于当今的所谓“核心”根本不买账，不看齐，更不表忠心。
这就引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在全国一片拥戴和效忠的热潮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李锐却安然无恙，甚至继续享受其高干待遇。即所谓“李锐现象”其故安在？
先说其人。李锐人生的三部曲
综观李锐102年漫长的一生，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早期是共产党那套理论的信仰者、其造反事业的参与者。中期则成为中共内部不断斗争、不断 清洗的受害者。通过亲身体验与痛苦思考，晚年则彻底认清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本质与虚伪、虚妄性，成为对这一理论坚定的批判者。
17岁的李锐，血气方刚，朝气蓬勃。考入武汉大学，成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天之骄子”。
当其时也，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作为热血青年的李锐自然被卷入其中。在全国所有的抗日力量中，被李锐特别关注的是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圣地。
他联络8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发地成立一个叫做“武汉临时支部”的组织，有模有样地举行“宣誓”仪式。后来竟被中共北京市委承认为共产党员。
不久就辗转进入这块被尊奉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道接受革命的洗礼。这就是李锐人生的第一部曲。
在这个所谓革命圣地里，本应该如鱼得水， 一展才华吧？但这种情况如昙花一现，不久就迎来了刻骨铭心的“抢救运动”。在运动中，人人都可以检举揭发他人；同时人人又必需“过关”，也都可能被他人揭 发。一时间，检举与揭发齐飞，检讨与坦白纷呈。好不热闹!这就是李锐和李锐们所看到并亲身领教的“革命洗礼”。在这个“伟大的”洗礼冲击下，他看清楚“红 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内幕，或者说是黑幕。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一场飞来横祸，灾难临头。李锐被人诬告后，被抓进“保安处”。
“保安处”不是迎宾馆，是专门审查特务的机构。为了打出一个或几个特务而采取什么手段，什么体罚措施，每个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不必细表。
据他自述：“延安6年的生活，特别是保安处一年多的日子（从1943年4月初直到1944年6月），对我的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如果说，延安这一年多被审查的经历只是初步考验的话，另一场更残酷的考验就是庐山会议后被发配北大荒劳改期间差一点饿死。
绝大多数60岁以上年纪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挨饿的那段人生经历吧？除非是高干家庭出身，普通老百姓家庭没有不挨饿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 是几千年来朝野共同信奉的天条，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必须担当、最起码的责任 ，是其统治的合法性、合格与否不可逾越的底线。为此，凡是遇到天灾，饥民遍野时，统治者都必须大力救济， 开仓放粮。同时下诏罪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罪己诏”.把所有的罪责拦到自己身上，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祈祷上天饶恕等等。奇怪的是：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 20世纪60年代那场大饥荒，竟然悄悄地被人为地“虚无”了，在中学教科书里消失了，在公开宣传资料中不见了。而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却仍然是“伟大领 袖”，从来不写“罪己诏”，也就是说，从来不检讨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更不许别人批评，甚至不许任何人再提起此事。否则就是“抹黑”， 就是“煽动”!如此霸道，老百姓只好“仰天长啸，空悲切！”
由于对自己挨饿的经历刻骨铭心，同时对几千万饿死的饥民无限同情，李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追寻，终于看清楚当年自己所热情追求的目标和眼见的现实竟 然是适得其反，南辕而北辙！他终于对这个主义、这个党，有了痛彻心扉的认识和评价。李锐既是这个党、这个主义的受害者，（通过受害，不能不进行认真的反思 和彻底的清算），更是其理论上的批判者、道义上的谴责者。
这就是李锐的人生第二部曲。
在自述中李锐多次提到挨饿，甚至饿死的经历。在那个人人挨饿的年代，中国人民平均死亡率特别高，尤其是作为阶级敌人的李锐和李锐们，死亡率更高。多 少才华横溢的专家学者，多少功高爵显的文武官员，人人都未能幸免，一个个饿毙在劳改场所、劳教工地、最苦、最险、最脏的岗位上。而李锐竟然活下来了。这真 是奇迹！
首先是李锐的朋友们和近亲的关心支援，其次是李锐自己顽强的生命力。还有呢？
我忽然想起孟子的一段名言：“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伐其身….”
在《孟子》这段名言面前，我曾经多次闭目沉思，多次反复质疑：未必吧？ 何以见得？ 有事实为证：多少人在上天“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之后，默默无闻地死去， 甚至连个姓名都未能留下。更谈不到什么“天欲降大任”了。此其一；
其二是： 相反，多少人并没有经历什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却能够凭借高贵的血统、轻而易举、易如反掌地接受了那个“天降大任”。
说话要有根据。仅举一个例子：请看那位毛太孙：他既没有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 经历与战功，甚至没有摸过枪，却天上掉馅饼，成为一名将军。还有：他曾经公开宣讲： 反法西斯战争是我爷爷和斯大林共同领导取得胜利的。就凭着如此的历史学知识，竟然取得博士的头衔；而且就是历史学博士。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荒诞、荒唐 的事吗？
虽然孟子的这句话以及其中包含的规律性、因果关系未必具有普遍意义，但却适合于李锐这个特定的人物。用《孟子》这段话来对照一下，李锐何以能够历经千难万险而终于活下来，无疑就是上天赋予“大任”，要他来承担、完成。
由于“受害者”的特殊身份，由于几乎被饿死的惨痛经历，使得他对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体制有着切肤之痛， 有着切身的体验和认识。因而他对这个理论、这个党、这个体制的批判具有更深刻的内涵。他的批判因而成为当今时代的最强音。通过长期思考，反复验证。李锐得 出的结论是：
“何时宪政大开张？”
这7个字里包含着千言万语，体现了人间的正道，体现了世界的大潮流，时代前进的大趋势，人类发展的大方向！到了晚年，这种批判愈来愈强烈，愈深刻。这，就是李锐人生的第三部曲。
李锐这个典型具有代表性
近年来大陆出现一个新词儿，叫做“两头真”，许多老人纷纷自动站队， 进入这个行列里。其实“两头真”的说法就是“三部曲”的另一种表述。两者所指实际上相同，或相似，相近。第一个“真”就是人生第一段追求真理，为了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
谁代表真理呢？在那个年代，最令人倾心、最吸引中国人民关注的无疑是毛泽东的声音。
他向农民许诺土地——耕者有其田；向工人许诺领导阶级的桂冠，向工商业者许诺继续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向知识界许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还 向美国政府许诺：新中国必需向美国学习，以美国为榜样、为楷模，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毛泽东不愧是20世纪最天才的宣传家。他能够精准地把握每个阶 层的诉求，对症下药， 投其所好。及时地、慷慨地开出大面额的支票（当然是乌托邦银行发行，因而也无法兑现的）。于是乎国内外一片赞扬和喝彩。人人心花怒放， 个个如醉如痴。真的以为是活菩萨，是救世主。顶礼膜拜，焚香祈祷。许多人认为：共产党就是真理的代表和化身。参加党，参与党的事业，就是进步的表现。为了 追求进步，为了献身革命事业，一个个如飞蛾投火，飞奔延安。
但很快这种决心就被现实击得粉碎。为了自保求存，不得不把内心的不满和怀疑掩藏起来，“欲说还休”。于是说些假、大、空的豪言壮语，花言巧语，甜言 蜜语，蒙混上面。上面也不是白痴，当然也知道你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实际内心如何？就很难说了。因而也似乎相信你。于是互相欺骗，把说假话作为生存的基本 手段。否则就可能大难临头， 甚至至人头落地。
经过长期的熏染和浸润，多少人都养成了“双重人格”，成为两面派。
李锐作为“受害者” 忍受煎熬。但他的性格决定不愿意随波逐流而是深刻地反思，苦苦追寻，从理论高度解释这种“异化”现象的来龙去脉。终于明白了许多人仍然被蒙在鼓里的秘密。 特别是在平反复出后赴美国访问，通过亲眼目睹，对比分析， 终于大彻大悟。 这才有了此后作为“批判者”的资格。从《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纪》一直到近作《李锐口述往事》一本本鸿篇巨著，乃是一座座无形的纪念碑，也是一篇 篇声讨旧体制的檄文。许多老人第二个“真”也正是追随李锐的笔锋纷纷去追寻真相，揭示真相。胆子再大一点的就要进一步追究责任者，撕下其庄严神圣的画皮， 还他以真面目。因此，李锐的亲身经历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具有代表性。
李锐的典型意义在于：他代表了许许多多具有类似经历者。例如李慎之、李普、韦君宜、何方、何家栋…..等等。这些人当年都属于社会精英，一个个被毛 泽东忽悠得神魂颠倒，如痴如狂。抛弃优越的家庭环境，抛弃出国留学的灿烂前程，铁了心地投奔延安，投奔毛泽东的麾下。结果如何呢？以女作家韦君宜为例。她 在其晚年所写的《思痛录》里坦率地承认：要是早知道这样，我是不会来的！。短短 10几个字，却字字血泪！
作为“受害者”的李锐，同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几十年来运动不断，斗争不息，整人不倦， 伤人无数、死人无数。即使如邓小平这样第一层级的高级干部， 也未能幸免。在他的晚年，曾经沉痛地回顾说：我是这个体制的创建者，同时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邓朴方残缺的身体，内心的煎熬与反思不 言而喻。“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诗句）
长期以来，作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为了“顾全大局”邓公只能隐忍不发。到了晚年，临终之际才将这种感情向几位重臣倾诉出来。“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读后令人不胜唏嘘！
除了邓小平，还有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田家英、邓拓….这一长串受害者的名单还可以补充，开得很长很长。人们很自然要追问：一种主义，一个政党， 一种体制，如果需要不断地伤害甚至吞噬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那么 这种体制，这种主义，这个党的正义性、合法性难道不值得怀疑吗？从人道主义精神来看，无疑是不可饶恕的。再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更是不可持续的。
作为“批判者”的李锐， 和其他“两头真”的老人比起来，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其一是他曾经担任高岗、陈云的秘书，后来更被毛泽东欣赏并钦点担任兼职秘书。身居庙堂之高，参与机 密，熟知内幕（甚至黑幕),人际关系的恩恩怨怨，风云变幻的来龙去脉尽收眼底，了然于胸。因而对许多事件有着其他人难以掌握的内情，观察问题自然具有无可 比拟的深度和高度。“尽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最高峰”。
其二、李锐最后一个职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这个身份更具有旁人不及的优势。在2004年也就是李锐88岁的时候，内地文化界 颇具知名度的吴思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最早提出所谓“李锐现象”。作者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即所谓“贵族 民主”云云。 对于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史无疑是一大贡献。但是，这个“贵族民主”的说法很快就被事实所否定了。就是在两年前， 作为“贵族民主”样板的《炎黄春秋》月刊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伙人强行接管、取代，形同抢劫。该刊同人一致声讨，并且诉诸法律。却毫无效果，不了了 之。“贵族民主”之说自然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了。
其实，比较可信的解释就在李锐最后这个职务上。遥想当年，李锐平反复出， 经陈云多次劝说终于接受了这个职务。陈云的初衷是要求他尽快组建青年干部局，尽快搜集材料，通过考察、筛选，建立“第三梯队”，以解决新老干部青黄不接的 燃眉之急。李锐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许许多多中、青年干部就是通过李锐及其助手们（包括闫淮、崔武年诸位）的考察、筛选才得以脱颖而出，有的甚至 青云直上，进入最高权力核心。今天仍然在位的衮衮诸公， 有许多就是李锐这位“伯乐”所发现、所举荐的。比如今天的总书记习近平当年就是被李锐面对面地谈话、首肯，才能进入“第三梯队”上报。更为关键的是：习近 平原来在河北省委书记高扬手下担任县委书记。其父习仲勋向高书记示意，希望能够关怀、提携自己的儿子。谁料想这位高书记不但不给一点面子，而且在公开场合 抖落出来。由此，习近平在河北就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
谁为其解围？又是李锐！李锐当时还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嘛！把他调离河北，派至福建。这样，习近平才有可能完成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三级跳——第一跳而为 封疆大吏；再跳就到了中央，进入核心圈中；最后一跳则成为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当他离开河北，调至福建,再调浙江之后，恰逢李锐夫妇南下旅游，习近平还专门 设宴款待，以表酬谢之意。
饮水思源，自然对李锐心存感激甚至敬畏之心。历次党代会都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虽然李锐的言论和著作一直被认为“不合时宜”， 甚至致使龙心不悦，也不能不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即使在维稳成为天字第一号工程的今天，在挥舞镇压大棒的时候，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这个“情”字既包括爱情、情亲、友情， 当然也包括这种特殊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感情在内。结论是：非不为，实不忍也！这， 恐怕就是“李锐现象”的最大原因吧？由此可见李锐现象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不可复制的。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李锐的反思和批判以及许多著作都具有更广泛的影响，也成为中国人民最珍贵、最稀缺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何时宪政大开张”这七个字无疑代表着几乎所有“批判者”的共同心声。
能够成为最坚定的批判者，能够成为广大“两头真”老人心目中的旗帜。这，恐怕正是“天欲将”的“大任”吧？能够承担这种“大任”也不枉当年被““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了。
总之，李锐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一生，也是凄凄惨惨的一生，更是巍巍峨峨、高耸入云的一生。中国出了个李锐，无疑是中国之幸，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榜样。
几天前，锐老仙逝。悲痛之余，以诗哀悼。
锐老西行驾鹤去，
庐山实录留丰碑。
中华宪政开张日
万众邀君共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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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作过程中， 参考了李南央女士的《李锐口述往事》和《敬寄李锐》两本书，特此致谢。
本文作者：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编审、离休干部
何清涟:百年风雨天地人——送别李锐先生
2019年2月19日 06:29
何清涟
李锐(左二)与何清涟(左三) (图片提供: 何清涟)
李锐(左二)与何清涟(左三) (图片提供: 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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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共党内老人李锐先生辞世，人来于大地，归于大地，高寿101岁，也算喜丧。但李老辞世之时，正逢墙内专制强化，向极权回归，政治反对者对中共政权的怨恨极为强烈，一场丧仪如何举办成了政治站队：国内宣布由中组部在八宝山主持丧仪，以部级待遇祭奠；而李锐女公子李南央接连发表声明，为保持父亲的人格尊严，拒不参加中组部安排的李锐追悼仪式，并向世人宣示父亲的真实意愿：“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文推特一些极端“革命者”对这位备受尊敬、享有清誉的老人施以各种恶评。这位三次呼吁中共实行宪政的“两头真”老人，身后遭遇如此际遇，也算独一无二。
中国近百年历史棋枰翻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个政治人物的身后评价，基本系于他所服务的政权的命运。但是，我更清楚一点：当人们与政权兴衰的利益淡化之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有一个更永恒的尺度，那就是良知与人性。
投奔延安，是不是李锐那代中国青年人的错？
李锐先生的同时代人，只要有点家国情怀，大都左倾进步。20世纪30年代，左倾在全世界蔚为风潮，不要说民智未开的东方专制国家，就连美国人，也被埃德加·斯诺那部《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深深迷住，对僻处中国西北角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无穷向往，挥洒了大把同情。
李锐出生于1917年，其父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还在少年时期，李锐就痛恨他所认为的国民党专制，后受左翼书刊影响，逐渐向共产党靠近。进入武汉大学后，频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并在1937年正式入党，1939年与革命资历比他老的范元甄结婚，之后两人一起前往延安。中共1942年2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大批党内人士被整肃，李锐也未能幸免。
李老年青时的“革命道路”，几乎是当时中国世家、士绅子弟们的典型道路。这话，我曾经问过一些“两头真”的党内人士，例如李普先生，他们都很真诚地回答：当时的情势，几乎所有青年都认为国民党腐败、堕落，只有中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对中共的本质，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
20世纪初从欧洲发散至世界再以苏联为“社会主义堡垒”的时代潮流，就是1910-1930几代中国青年遭逢的“天时”，西方青年更左更“进步”，我们现在常讲的那句名言就来自西方：如果一个人30岁之前不是左派，是没有良心；如果30岁之后还是左派，那就是没有头脑。
1949年之后，谁能脱离中共生存于中国？
对李老的苛评有两类：一是李锐为什么不退党？二是李锐出于贪恋党内的医保待遇。这两点都是要求别人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
1998年-2001年这段时期，李老每来深圳、广东，必相约见面，因此那段时期与李老至少有过五、六次长谈。据他本人亲口说，对中共的怀疑与认识，其实始于延安时期。在那种政治暗黑时期，这种不能说出口的怀疑，就只能表现为对常识的坚持。我认为这是李老终生坚守良知与人性的根抵。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所谓前三十年，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是各种运动中规模最大者，中国人无不历其劫。在李老八十高寿时，他的老友、乡贤朱正先生赠他一副对联：庐山雾瘴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诗，观者无不称绝，十四个字写了他一生三件大事：
“水部诗”之谓，指李锐在水利部反对建三峡工程及其终生对此的坚持。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李锐与三峡赞成派水利学者林一山在毛泽东面前进行了一场“御前辩论”，陈述三峡工程利弊，还各写了一篇文章呈交。出于李锐意料之外的是，毛泽东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搁置了三峡工程，还让他获得了毛的赏识和重用。散会之前，毛对李锐说：“你文章写得好，你当我的秘书。”这就是李锐担任毛泽东兼职工业秘书的由来。其时，毛正主张大修水利，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李锐在此时上书陈说三峡工程之害，是需要冒政治风险的。论及此事时，李老认为毛当时还能听进一点不同意见。1980年代之后，李老一直力反修建三峡工程，这就是“巫山雨”三字所指。
“庐山雾瘴”，是指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及李锐此后的遭遇。会议召开之时，毛发动的“大跃进”陷入失败，全国各地发生饥荒，饿死了不少人。毛召开此会，李锐以毛秘书身份随行，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会议上一手遮天、翻云覆雨，将对大跃进持批评意见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这一过程。会议期间，田家英、李锐、周小舟这三位毛的秘书在某天傍晚散步时，对毛颇有微词，结果被检举揭发，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一切职务，1960年3月被开除党籍，5月和右派份子们一道下放北大荒劳动。1967年11月11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75年5月30日释放。
这段经历成就了李老的两本书：一本是《庐山会议纪实》。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将与会者的言行如实记录。这本笔记本当然会成为抄没之物，文革后李老千方百计找回，他根据此笔记本，再加上与会众人的回忆，写成《庐山会议纪实》一书，中共中央政要的嘴脸都跃然纸上，此书成为研究中共庐山会议的经典。另一本则是《龙胆紫集》。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没有纸笔，李锐只好用棉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他数年来的“铁窗诗作”，写在两本《马列选集》的空白处。1975年5月李锐出狱时，狱中诗词积有四、五百首，这本用紫药水和木棉签作“奇毫怪墨”写成的诗词集，就名之为《龙胆紫集》。
与所有中国人一样，李锐当时没有办法改变或者离开这块土地，晚年的他当然也没有办法与体制告别。原因何在？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亲耳听过中共党内历史学家李新一番痛彻心肺的说话：“都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骨气，这没有骨气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算在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你对当局不满，可以回家种田养活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个人的生存都得依靠这个党，工作得靠党安排，房子得靠党分配，从孩子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哪个环节离开党都不行。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敢批评党，就断了生路。这种情况下哪有什么脊梁可言？”
就算经过改革40年，在政府部门工作，仍然是中国人的首选，因为只有公务员群体才有稳定的收入与福利。
1978年直至逝世：进有所为，退有所守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共自救下产生的一次意在摆脱危机的改革。由于毛的路线被否定，李锐才算有了一次短暂的机会施展其才，1980年代复出后曾经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兼任青年干部局局长，在这段时间内，李锐的用人思想，比较完整地体现他的《起用新一代》这本文集中。当时中国还是老人政治，李锐已经清醒意识到中共干部必须大换血，起用新人。他对经历过文革十年、上山下乡或者在工厂基层打熬过又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深造的这代人深抱期望，认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苦难经历，使这代人既了解底层的苦难，又有变革之志，必将成为中国改革的栋梁之材。因此，他在中组部青干局局长位置上，坚持“任人唯贤”，曾经破格提拔了不少人才，包括平民子弟，也得罪过“太子党”。中共选拔年青干部的“第三梯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不少人例如陈楚三在《一封信和“两头真”——紀念李銳老》、阎淮在《进出中组部》都记述过这段往事。看似简单的“吏部文章”四字，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里包含老大一篇文章，这就是李老的“进有所为”。
李老退休之后，已无在朝身份，仍然坚持批评时政，讲真话，从批评党大于法，呼唤实行宪政，再到批评当朝领导人小学文化水平治国，网上均可查到。他与几位党内老人一道，为《炎黄春秋》背书，直至当朝对他们的身份再也不买帐关掉这家杂志为止——这叫“退有所守”。关于李老及相同状态的“两头真”老人，在1990至2010年代为何还有点说话机会，与他们接触甚多的吴思写过一篇《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其中原因。
随着当局对言论管制的加剧，这批“两头真”老人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说明李老当时的真实处境与为人。2000年时，我在国内处境已经非常艰困，李老从别处知道情况后，曾来电询问情况，听后非常气愤地说：“奈不何我们这些老的，就欺负你们这些小的”，建议我去找曾见过几面的任仲夷先生（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请他过问此事。我对他说，任老退休多年，恐怕管不了这事。李老坚持让我去，说“这是他所在的地方，至少应该让他知道这事”。几天之后，我接到广东省政协主席（或副主席，记不大清了）林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受李老托付，他去打听了一下情况，整我不是广东省的意思，是上面的指令，就算去找任书记，也没有用——其实，李锐这些党内老人，自身也受到国安（当时还没国保）的“关照”。但他们总还是尽量想利用自己那点党内资格，做点事情，希望帮助受政治迫害的后辈学人减轻点压力。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不久后就收到李老寄来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我将其略作编辑，送给《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发表在当年的第四期。那时我已知道，李锐与李慎之两位先生在国内已无发表文章的空间。其后，收入这篇谈话的《李锐近作》只能由香港出版了。2013年10月，李南央从美国回中国探亲，她帮助其父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更被海关当作禁书扣押了。
在李老生前身后，确实有人认为他们对党的批评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招，如党大于法、实行人治、空喊宪政。我觉得这事情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人都有局限，尤其是时代局限，知识局限。二是这些老人面临严苛的政治限制，不可能将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公开说出来。在此只谈一件事情：2000年他在广州时约我见面，那次还有王若水先生在场。李老那次特别谈到中国政治有可能会有左的回潮。当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正被大肆宣传，我问他：“有什么动向让您作如此之想？”他告诉我，他不是根据动向，而是根据中共政治的特点，人亡政息，胡锦涛是他当年在青干局考察提拔的干部，思维模式都是党培养教育的，不比江还受过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这个党啊，我从不担心它会向右，因为根子左，意识形态的根基没动，要它向右很难，但要向左，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后来从胡锦涛时代再到习近平时代的急剧向左，我每每想起李老这番说话，不得不佩服他对中共政治的深切了解及这方面的预见性。
正气长存天地间
李老去世后的这几天，对他的评价五彩纷呈，其中有个定位是准确的：没能与中共彻底决裂的中共党内批评者。李南央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共组织部将宣称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
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从来没将他与这个名号联系起来。在与李老的数次长谈之中，没觉得他喜好马克思主义。前辈学人中，精研马克思主义的苏绍智、于光远等先生，与他们谈话，总会不自觉地将马克思的理论愿景与现实相比较，但李老不会，他批评中共与毛泽东，多使用暴君、暴政、秦始皇这类词汇。从李老著作的行文风格与其思想底蕴，我觉得他更有传统士大夫之风，无论在朝还是退休在野，一生秉持良知与人性。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开首句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其中列举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这种正气之人，中国从古到今一直都存在，只是越到晚近，越成为“珍稀物种”。这样正气之人，生前际遇与体现人间正气的方式可能不同，但身后都会被国人追忆。因此，我认为，不管李老的追悼会由谁开，他是否被授予“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在天地翻覆之后，历史记住他，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类名号与是否葬于八宝山之类，而是会将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朱厚泽、杜润生等走在前面的人当作中共党内有良知、有人性之人，因为在中共的暗黑统治中，他们都曾用自己的人格，给社会带来一缕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