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必须从正确认识毛泽东开始》第三篇
2.6.浮夸风和饿死人毛到底知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到底谁为大饥荒负责
毛左常常引经据典，强调五十年代中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毛退居二线，其实很多浮夸风是刘一手吹起来的，刘应该负最大责任。而且是毛发现浮夸风最早，但是在刘的阻挠下没有能够讲实事求是贯彻下去，刘才是饿死人的罪魁祸首。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从 官方的文献看，58年刘在鼓吹浮夸风上的确起了主要作用，所以刘肯定要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不仅如此，大跃进浮夸风的时候邓也是很积极的，特别是五四反右 倾邓比毛还要积极，这些在后来的文献中有意回避了。但是说到底三面红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社会建设总路线是毛的创举，这个不可否认，因此在一开始，毛刘 都有责任。
接下来，有证据表明毛的确是在58年初就意识到放卫星浮夸风的问题，这个官方和左派的论据没有错，毛了解到问题和他的反应其实是早于刘的。
”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情有独钟，对“群众运动”倍加爱护，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基调。现在毛泽东低调讲话，大家看作暂时的，不是根本的。何况 毛泽东在讲这些低调的话时，还讲了另一面的话。报纸上还成天在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实。山东省 委第一书记舒同，对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低调讲话没有认真传达落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还认为反“三风”（共产风，浮夸风， 瞎指挥风）是一时的事，而反右倾是长远大事。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有纠正高指标错误的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 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摘自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参 考毛在59年给六级干部写得信，就可以知道毛的确也有纠偏的想法。但是因为长期左的惯性，另外毛习惯性的翻云覆雨，谁都不敢真正执行，因为有些话毛可以 说，别人说就是路线问题。党史一贯都是如此。周恩来又刚刚因为保守右倾受到批判；所以毛要求的实事求是，实际上无法得到贯彻执行，这也是事实。最重要的 是，而根据更多的记载，庐山会议后反右让错误的政策走得更远，是情况恶化的关键。
所以，建国后的政治分水岭，其实是庐山会议。
”
1959 年9 月1 日，毛泽东将他上山前和刚上山时写的《到韶山》、《登
庐 山》两首七律寄给臧克家、徐迟，同时在附信中写道：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 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 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 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他们越骂得凶，我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 泽东认为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只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骂为农民说话的人是“王八蛋”。这种思想由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为反右倾的运动添柴加火，也为 1958 年以来的错误作法推波助澜。一时，全国所有的报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会议，都围绕批判右倾思想这个中心。各种报刊保卫“三面红旗”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全国 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批判斗争的人，有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定为“严重右倾”。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全国的统一标准：
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
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3，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反党反中央的；
4，对党中央规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业务方针拒不执行，同党闹独立性，或者采取其它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手段，以阻挠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
5，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1958 年以来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
6，在革命斗争中，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一贯严重右倾，1958 年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保持错误贯观点，不主动检讨的。
-- 摘自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也提到：
“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
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
折点是7 月23 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
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
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
社化运动的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
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大大超过1957 年的“右派分
子”的数量。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
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
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
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
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
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
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
的统计，1959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
3400 亿斤，比上年减产600 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62%。
。。。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 年至1961 年
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
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
从这个意义上将就是说，随着事态的发展，也许毛主观是想纠偏的，但是权力斗争的神经占了上风，庐山会议客观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毛是难辞其咎的。所以毛应该为情况进一步恶化承担最主要责任。
第二个重要证据是，真正大饥荒最厉害的是61-62年，你已经找不到刘少奇鼓吹这些的记录。
而这个阶段，毛刘不同反应，才是真正的重点：
先看刘的反应：
“１９６０ 年６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 题”放在一起讲，［４８］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１９６０年９月，中央虽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始终没有摆脱‘跃进’ 的架势”，［４９］以至数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极为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 面的人也饿饭”，［５０］尽量使语言不那么尖锐。
虽 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 沉重。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０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成绩是９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１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 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５１］１９６１年３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 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５２］ 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们 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１９６１年４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
１、 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２、支持陈云有关减少２０００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 ３、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１９６１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 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 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 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１９５９年４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１９６０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 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相反，毛是怎么做的呢？
“從毛澤東的角度講，他已作出相當的讓步，凡所能退讓的，他都讓了。這對自尊意識極強的毛，已誠屬不易。1960年後，毛在若干文件上刪去"毛澤東思想"，他也解散了過去一向堅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準從國外進口糧食，對包產到戶，在一段時間里，毛也沒明確表示反對。
毛 知道自己闖了大禍，在1961年沒太具體過問劉等的糾偏，毛不吃肉也在這個時期。但是從內心深處，毛不認為自己有何大錯。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沒有什麼了 不起。"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事是經常發生的"。在這一點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數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來南京，江甦省委領導向其匯報已出現群眾餓死 的嚴重情況，林彪開導他們，"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什麼"。〔74〕
可 是餓死人畢竟不是好事，正是因為餓死人現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猶如避鬼神。在他看來，所有有關"黑暗"面的報道都像一把利劍指向自己，毛用堅強的意志為 全黨定下調子，不許亂講，凡亂言餓死人事，一律以攻擊三面紅旗論處。1961年3月23日，毛親筆修改文件︰"中央認為最近幾年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總 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只是在"具體工作"方面發生一些缺點和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75〕所以當陳毅南下時，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 言。徐子榮雖親眼目睹信陽慘狀，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場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 澤東認為，在嚴重的困難面前，黨內普遍已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動搖"。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當面叱責劉少奇，"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 辦！"〔76〕毛認為产生饥荒的原因是："修正主義，被打倒的階級復闢或企圖復闢，特大的天災，以及一段工作和斗爭中的困難，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 〔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瀾。“
-- 摘自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第三，关于毛退居二线的说法，有人觉得都是刘少奇在管，所以，作为二线的毛不应该为那个时候的政策负责。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请看，高华的《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
再 次，所谓“一线”和“二线”的模糊性，给毛的反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线”和“二线”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发了“高饶事件”。 1959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刘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尘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台，在那之后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两年的时间似乎 在“二线”了，那是因为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和特大经济困难。从1962年下半年后，毛又走到前台了。刘主持一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时候， 由刘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所有的决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都得由毛决定，拍板。严格说，毛一天也没有退出一线。但毛所处的 “二线”地位给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体承担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却是最高的监国者。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1961年应召开中共九大，此时开 会，毛有可能会转任八大党章设置的“名誉主席”一职，但毛无意在此时开会，于是谁都不
敢提开会的事，谁提开会的事，谁就有逼宫之嫌，结果是在打倒刘少奇之后1969年，也就是时隔中共八大13年后，才召开了中共九大。然而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毛，因为1943年3月的中央决定说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则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参与制定者。
毛 的反映是“硬着头皮顶住”，但在当时形势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自我批评，但内心是不悦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经济好转已 成定局，于1962年8月开始反击，毛的法宝是重提阶级斗争，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制高点上，使刘少奇等无法不接受。因为强调“阶级斗 争”在1957年后一直是“主旋律”，谈阶级斗争是正统，不谈，少谈就是修正主义，而刘少奇也是这套叙述的主要创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 里，才淡化了阶级斗争的宣传。现在经济好转，在毛的压力下，刘也认可应当重拾阶级斗争的口号了。所以，刘对毛重提阶级斗争并没有反对，只是希望别影响到经 济的继续调整。他对毛批评的几个重要干部，例如：邓子恢，王稼祥，李维汉，以及习仲勋，贾拓夫等，也没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刘的这些表现，在“敲打”了他 几下后，就暂时放过了他，一来刘愿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调子；二来刘在北戴河会议上已认错，虽属轻描淡写，但已是自我否定，从而证明了毛的主张的正确性； 更重要的是，当时经济刚刚恢复，刘的威望又很高，党内不宜有大波动。毛在当时和随后的几年对国家形势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乡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 辟”，“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亿 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2]。继而毛表现出对“官僚体制”的极大的厌恶，他提出 “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的概念，严厉指责“城市老爷卫生部”,“帝王将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1965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概念。
毛 的这些激愤之词不仅是对当时党内外形势的一种过份反映，也流露出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的强烈不满，严格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困难时期部分地区在上级默 许下推行的“三自一包”和农村中一度出现的商品流通现象（所谓“长途贩运”，“投机倒把”）是使农民活命的非常之举，刘少奇等并非有意和毛对抗，刘等对农 民让步，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至于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复辟，更是子虚乌有，也就是在1961-1962年，刘等才对知识分子、原工商界人士采取相对温和的政 策，并让一些古装戏重上舞台，批准放映一些香港左派电影和少量外国“进步电影”，从而使多年紧张的社会空气有所舒缓。
从 刘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后的言行看，他在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的布署的。 1963年后，刘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 [28]，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甚至比毛还激进。毛说“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则加以发展，说“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不在共产党 的手里”，刘还为这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三分之一的政权”做了性质判断，称其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刘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 “两种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在受到毛严厉批评后，从1965起，刘就十分低调，他在重要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对毛的批评照单全收。1966年春夏间，刘也跟着毛批 “彭罗陆杨”。
”
其实，很多其他的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毛想当甩手掌柜，但是他也要牢牢把握权力的制高点。这两点其实完全不矛盾。
2.7.困难时期，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是真的吗
“
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 年4 月厨师为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 种，这里不妨抄录一下：
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延安时代以来的见证人、党史专家何方在他的书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 年4 月26 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
何方这段引文中注明，他这段资料来自《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版，第701页
2.8.中国特色的高度中央集权问题
毛 和领导下的党建立起了一套现代的集权政治体制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传统中国实际上是宗法管理，行政基本到县一级，之后乡村都是家族族长和本地大姓等进行 管理。共产党实现了把党委书记派到乡一级和大队，从中央到地方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的管理，其政令通达的程度达到人类历史上中央集权的最高峰，可以说古今中外 罕见。
“中 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 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 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这 样的集权体制产生了极其惊人的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无论从50年代的大兴水利到人民公社，到六七十年代的工业建设，以及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沿海 试点，都反应出党的执行力是非常强的。这个能力在目前工业化，城镇化快速追赶的时代具有非常高的效率。这是毛式政治体制留下的最大遗产，至今领导层仍然非 常受益。同时这套体系也保证了社会的高度超稳定性，有效的避免了几次重大的执政危机，包括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时期对社会的严密控制。
但是，这个到底是社会之幸还是不幸，可能很难说得清楚。再次引用杨继绳的文章
“
中 国在帝王时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还有王法不行的荒蛮之地。在毛泽东时代，借助现代的交 通和通讯，真正实现了昔日帝王的梦想。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 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 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本书介绍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饥荒时的情况，读者会看到，各地的情况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这里。
当 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城市，是市——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组——居民。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个城市相同 的结构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农村，是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在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找到与另一个遥远的乡村相对应的层次角 色。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 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
政 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交织成网络，构成金字塔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这一网络的不同层级一个个网眼中。社会成员不能流 动，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这种社会结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错误的政 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没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
我想大家都能有自己的结论。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於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產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產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又例如，去年亩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问题就得由生產队、生產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產、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隻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 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 (高额丰產田) 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於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裡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產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產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於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裡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9页 党内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