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大千的一件小事談起
——王亞法
前幾年去臺灣，尋訪張大千生前的友人和學生，我知道那批清末民初出生的老人已經存世不多了，如不抓緊採訪，恐怕會永遠絕響。
今天要說的是一位九十多歲叫蔣干城的老人，他住在台北金華街的一幢公寓里，和吳伯雄是隔門鄰居。蔣老的夫人是上海人，雖也九十多歲了，但打扮得體，有大家貴氣，所以那天我們用上海話談得很投寄。
據蔣老迴憶，張大千剛到臺灣時，自己從官場退休不久，很想找些事做，想來想去覺得開畫廊，做張大千的經紀人比較合適，一來自己愛好，二來幹此事也不吃力，於是他和張大千的學生孫雲生商量，希望他介紹，結識張大千，但孫雲生生性儒弱，不敢在老師面前發聲，每逢張大千待客，他只能在一旁端茶倒水，在老師前沒有地位，結果拖了好長時間，沒有辦成。蔣干城無奈，只得通過老友蔡孟堅，結識了張大千。張大千很支持蔣干城開畫廊，還爲他題寫了“干城畫廊”的匾額。
張大千同意蔣干城做台灣的經紀人，卻無意中触動了另一個在香港、台灣兩地跑的畫商徐伯郊的利益，兩人產生扞格。
徐伯郊是文物鑒定家、版本學家徐森玉的兒子。徐森玉是周恩來在文物界的重臣，他受命負責收集流落在海外和港澳的文物，兒子徐伯郊原本在上海銀行界做事，也擅長書畫文物鑒定，己丑後流亡香港，正適合配合父親辦理此事。徐伯郊和張大千的關係也很親近，據傳張大千的《韓熙載夜讌圖》就是由他經手買回大陸的。張大千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的不少私事都託他辦理。據我所知，張大千姪女張嘉德由港赴台，到香港就住在他跑馬地的家裡，張嘉德在港時，許多郵包都是她夫君段慶安託我去寄的。徐伯郊的太太叫王景清，喜歡吃蘇州玫瑰瓜子，段慶安就托我買了寄去好幾次（張嘉德先去香港轉臺灣，段慶安暫留在上海一年餘）。我喊張嘉德和段慶安，叫八孃和段姑爹。段姑爹做人很實惠，你辦完事向他交代，他問多少錢？你若客氣，說算了，他立馬就說謝謝，即刻轉移話題。
卻說蔣干城是蔣伯誠的姪孫。蔣伯誠曾任浙江省代主席、山東省主席，他和張學良的私交甚篤。張學良東北易幟，歸順民國中央，是他牽綫，因此在國民黨中很有勢力，深得蔣介石重用。再說蔣干城有此背景，在國民黨情報機構工作多年，人脈很廣。蔣太太用上海話告訴我：“咯只徐伯郊勿上路，在大千面前觸壁腳，阿拉老頭子告了伊一狀，講伊是共匪間諜，要曉得當時台灣還沒開禁，通匪罪是要坐牢殺頭咯，嚇得伊跪在張大千面前哭求：八哥呀，他們誣陷我，你要救我呀！”
兩位經紀人爭寵，結果究竟如何，蔣太太沒有深述。
一次我和張善子的外孫晏良爲二哥閑聊。晏二哥早期由張大千擔保居美，曾長期在“環篳盦”住過，保羅是他親舅舅（張善子沒有兒子，葆羅兼祧給他為兒子）關係甚為親密。他告訴我，曾聽羅舅舅說過此事：蔣干城和徐伯郊為爭當經紀人，鬧得不可開交，蔣干城將徐伯郊告到情治部門，徐伯郊求八外公幫忙，結果八外公請張群出面，把蔣干城和徐伯郊及情治部門的官員，請到摩耶精舍，擺了一桌酒筵，杯觥聲中，化干戈為玉帛，雙方握手和解。
常言道，成功之人必有成功之處，張大千繪得一手好畫，被徐悲鴻贊為“五百年來第一人”。做人有德有行，被人稱道，就連在海上文壇素以“臭嘴巴”出名的陳巨來，在《安持人物瑣憶》中，對同輩文友極盡貶損，唯獨對張大千卻稱讚有加，可謂不易。
縱觀有些人終身埋頭作畫，確實也畫得得好，但默默無聞，直到死後才被畫商捧出來，畫商利用死人賺了大錢，而死者生前卻窮極潦倒。這樣的例子中外皆有，西方最著名的要數荷蘭的梵高，他只賣出了一張畫，以致貧病交迫，三十八歲就自殺而終，死後百餘年才被跻身於世界知名的艺术家行列，然而一切都來得太遲了。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就更多，最典型的是黃秋園先生，他不善交際，孤介拔俗而受人誹謗，死前連地方的美协会员都不是。直到一九七九年，大陸政治稍有鬆動，才有人資助，爲他籌備畫展。他開心之極，在開幕前夜請裱畫師飲酒，不料樂極生悲，死於當晚，嗚呼，天妒英才，殘忍如斯。
幸慰的是，在他逝世七年後，他的遺作終於在中國美術館展出，盛贊聲一片。他的作品成爲中國美術館、中國畫研究院等地方的珍貴藏品；他教學生的畫稿，也成了中央美術學院的長期示範教材，啓功先生題詩曰：“秋園健筆是人豪，近比張爰遠石濤。首夏晴窗開卷處，海天如鏡映霜毫。”……
然而一切都來得晚了！
所以常言道：成功之人必有成功之處，做人做事都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有一絲缺損，張大千在藝術家中是成功的典型，不愧五百年來第一人！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日雨中於食薇齋北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