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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lamos很小，上面连Wal-Mart都没有，只有一个Smith可以买食物，很多东西都要下山才可以买到，因此我们每个周末去一次离我们家开车二十来分钟，一个叫西班牙城的地方，买菜及日用品。一个月去一次ALBUQUERQUE，一般情况我们先去中国店买上一些亚洲食品，然后通常再去逛mall，有时也把逛mall改为带儿子玩玩动物园什么的。
周一到周五，我们三个则各忙各的：先生忙上班，我忙上课，儿子忙玩耍。
我们是2002年夏天搬到Los Alamos的，2003年夏天回了一次中国，也就是说我有两个假期都没有选课，美国的学校是规定你只要选满多少学分后就可毕业。我的专业要选满128个学分以后才可以毕业，平均每门课是3个学分，因此我要选四十多门课，一年三个学期，正常情况也就是四年毕业，所以一个学期也要选四五门课的样子。虽说这样，不过我感觉还行。
先生也干得相当有劲，没有了老板的制约，自己可以干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很多时候晚上，儿子睡后，我做作业，先生再去单位加加班。
我们都觉得虽说Los Alamos小是小了点，生活上不是特别方便，但其它方面还不错，比如工资高，福利好，学校也不错，而且小镇特别安全，几年都没有一桩刑事案件，很适合抚养孩子，不担心学坏。
所以内心深处，我们都希望先生的fellow结束以后，能留下来，先生也相当努力，一切也都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三年时间，先生发了二十多篇文章，其中四五篇是他们领域的早高档次，而且引用也不少。
所以就连一向有以“具有工作忧患意识”自称的先生，在Los Alamos呆了二年以后都还没有忙着开始找一下个工作。
就在我们到Los Alamos两年后不久，先生们组传出消息说要招个永久位置，要求跟他的背景很匹配，组里鼓励组里的博士后们申请，先生自然也申请了，然后静等消息。
过了两三个月，大概是2005年的九、十月份的样子，有一天，组里一个罗马尼亚博士后神神秘秘地问先生：你知不知道组里已经决定留谁了？他们留了爱尔兰人。因为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开，所以先生有点将信将疑，结果有点意外，其实也不算意外。
就组里这四五个博士后来说，先生是唯一的fellow，研究方面是做得最好的，文章不少，质量不错，但先生当时的情况是绿卡还未到手，而且又是敏感国家中国来的(尤其是出了李文和案以后)。
爱尔兰人文章上虽说稍差一点，不过他本身是白人，老婆是美国人，他有绿卡，而且很快也要成为公民了，再加上是美国名校的博士，所以说组里要留他而弃先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先生决定找group leader问个明白，结果不言而喻。Group leader的话说得十分婉转，大意就是我们都知道你工作做得很好，但是从我们组的利益出发，我们留爱尔兰，因为那样的话更容易申请经费一类的等，以后有了机会再考虑你一类的。这样的谈话把人说得心里冷冰冰的，让人觉得工作做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这样的消息无疑对先生来说比较打击，尤其是对他的那个host，他是副group leader，无论如何先生为他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平常关系也不错，至少早点透个风，也好让先生先有个思想准备，而不至于有这种跟人一道数钱，反被人卖了的感觉。
由于这种情况，当时先生的离意非常的浓，恨不得第二天就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