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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一切都顺利地进行着，不是自夸，我的资料准备得只有那么齐全了，眼看就快签证到手了。没想到，翻着翻着，该死的签证官发话了，他问我我填写的地址为什么是上海，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现在住在上海。他于是说我既然是住在上海那就应该去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签，而不是来北京大使馆。告诉他户口所在地与签证使馆的规定，任凭你如何解释都是徒劳，估计规定不是他制订的？我真是愤怒到了极点！
在外面排队等签证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女孩，相互攀谈中，非常巧的是她竟然也是要去的Freiburg，她先生也在Freiburg大学，读博士。她很顺利地就签到了证，因为她还在上学中，只是利用假期短期去探一下亲。一道出来的时候，知道我没有签到她还相当友好地说要进帮我发E-mail给我先生。
把没有签到证的消息告诉我先生，他比我更加难过。悻悻地回到上海，赶紧预约，得到的日期相当的晚，只好重新预约北京的。这一次提醒自己千万要注意细节，一定不能再填上海的地址了。因为不能保证北京能否签到，所以预约北京的同时，上海的也还得同时准备，因为我的户口不在上海，要在上海签证的话还得去派出所办理一个叫什么“暂住证”的东西。
去办理暂住证，让我又一次见识了这些办证人员的工作作风。人们说警匪是一家，这话还真能信。我去的时候几个穿着警服的人正在里边不知道玩什么，听我说要办暂住证，于是有的人就很起劲地说一些我觉得与警察身份很不符合的话。估计是想这外来妹还有几分资色，咱逗逗她玩吧。好在我这个人向来是对待同志那是如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肯定比秋风扫落叶还要残酷。直接办事的人倒还不错，所以总算是比较容易就拿到了我的暂住证。
１９９９年１月中旬，我又跑了次北京，这一次总算是成功了。
对于北京，以前跟先生一道两人一起来玩过几次，中国的首都，从小就很向往的地方嘛！但对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真是没有好印象。你一上车吧，不管你愿不愿意，叽哩哇啦就跟你聊个不停，好象很热情好客的样子，然后蒙了你，也就是故意带你绕点路一类的小技俩，不幸你刚好又是走过几遍那个地方的，忍不住指出来，然后马上就一副凶神恶刹的样子，生怕你不付他绕路的钱。与此相比，我更加喜欢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点，你不主动，人家也不会跟你套近乎，但比较遵守行业规矩，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去北京签证的时候，我住在中科院下面一个什么研究所的招待所里，一个房间住了几个人，有一次遇到一个武汉什么研究所，据说也是搞科学一女的，互相攀谈中，知道我来签证的事，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外国也没有什么好的，她认识的某某某，因为无聊就在国外跳楼自杀了。
从１２月初我回家取护照到１月份签到证，这一段时间都是跟妈妈在一起的，自从高中毕业考上学校离家以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这么长了。
我从小就比较粘妈妈，即便是很大了我都是要跟妈妈睡一头的。又要跟妈妈分开了，心情开始变得难过。
快过年了，我给妈妈订了早我一天的飞机票，送妈妈走的那天，把妈妈送到机场，虽然我已经给妈妈解释过带有英文字母的座位是什么意思，但只教过a o e的妈妈独自一人去安检，上飞机什么的，虽然妈妈什么都没有说，但看得出来妈妈还是有点紧张，好在机场有针对七十岁以上老人的帮助服务，于是我带着刚好七十的妈妈去找了机场的帮助，看着妈妈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意识到妈妈已不再是那个年轻得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解决的妈妈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因为忙着办这办那，我好遗憾没能带妈妈好好地到处玩玩。
老家那边我先是联系了我一直在省城工作的姨妈，不曾想我那只是单位二把手的二哥居然为了接老妈也豁出去了，居然动用了单位的“小反帮皮鞋”直接从老家开来机场去接的妈妈。
直到接到妈妈安全到达的电话，我一颗悬着的心才开始放下，人也才开始高兴了起来。
当晚，我上一个工作过的那单位的小领导带着他的两个小兵来送我。请我吃过一顿饭后，我们互相告了别。
第二天一早，我就该离开了。
德国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