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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折戟沉沙铁未销(九一三事件解密) 八.真相的探索8.1-2

(2022-05-29 17:49:16) 下一个

8. “阴谋说”的疑问

“阴谋说”以袁策祥《九一三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从李文普看”九一三”中”看不见的手”》、赵越胜《毛泽东逼林彪出走,陷他于死地》等文章为代表,大意是:中央对林立果一伙阴谋暗杀毛主席、企图抢班夺权的计划早就了然若揭,九一三事件就是一个把林彪全家置于死地的阴谋。上至毛泽东、周恩来、汪东兴,下至8341部队、潘景寅、李文普,都是计划的制订和参与者。先有毛泽东南巡讲话的”敲山震虎”,再有周恩来夜查飞机的突然示警,风声鹤唳的形势终于将心怀鬼胎的林立果、叶群惊得仓皇出逃,并把林彪骗上飞机。8341部队沿途戒备,姜作寿拦车、肖奇明开枪等都加剧了草木皆兵的效果和恐慌气氛。专机强行起飞后,毛泽东故作大度,放行飞机逃往蒙古,其实飞机上早就安放了遥控炸弹,毛泽东对于林彪在劫难逃早就成竹在胸。飞机进入蒙古后,中央确认叛逃无误,引爆炸弹,导致飞机在空中起火,机件失灵。火势越来越大,潘景寅无法控制飞机,甚至没有时间耗尽燃油,不得不冒险在野外迫降。因为落地速度过快,机腹擦地引发油箱爆炸,机上成员全部身亡。计划完美完成,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茅台庆祝。杀人毕竟有悔意,事后周恩来有兔死狐悲之感,当着纪登奎、李先念的面失态大哭。

与“苏蒙导弹说”一样,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阴谋说”也只能当作是一种猜测。但是,由于九一三事件的诸多不合理现象都和“阴谋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应该简单粗暴地给它扣上一顶“谣言”的帽子,然后以“造谣传谣”的大棍子收拾那些从事理论探究的学者,而是应该以科学谨慎的态度,逐一分析这些疑问,例如:

  1. 在8341部队大队部,张宏为什么说中央指示林立衡一起上飞机,跟着走?
  2. 中央明知李文普的枪伤是自伤,却并不追究,是为什么?
  3. 得知林飞往蒙古,毛的反应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林作为副统帅,掌握大量国家机密,毛的反应如此泰然自若,底气是什么?
  4. 三叉戟飞出国境后,周恩来下令全国飞机禁飞,机场全部关闭。周为什么要禁飞?这种情况下即使三叉戟想回来,还可能吗?
  5. 多名蒙古当地目击者证明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火从何来?
  6. 潘景寅作为负责驾驶一号专机的王牌飞行员,明知带油迫降等于自杀,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迫降时为什么不减速,犯下多个不合理的错误,几近自杀?当初在山海关机场为什么在副驾驶、领航员和通信员都没有赶到的情况下就强行起飞?
  7. 迫降时机上成员脱掉了手表和鞋子,在做了迫降准备的,但为什么都没有系安全带?
  8. 9.18通知为林彪定性为”叛逃”,直接说刘沛丰等人是”死党”,为什么潘景寅就仅说是”驾驶员”?邓小平后来为什么说飞行员”是个好人”?
  9. 9.22号,周当着纪登奎的面失态大哭。周恩来是一个极善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如果他和事件没有直接干系,何至于此?
  10. 坠毁后苏联方面率先到达现场并取走了黑匣子。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没有索要可以理解,但1989年双方关系正常化甚至进入蜜月期后中方仍未索要黑匣子,是担心什么?中苏之间在此事上是否存在某种默契?
  11. 九一三事件官方后来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细”。那么为什么”不宜细”,是否细节里有见不得光的真相?

下文就让我们一一来剖析以上疑问。

1)  张宏说中央指示”跟着走”。按照”阴谋说”,中央本来就计划借机将林彪全家一网打尽,从而指示林立衡也上飞机,是说得通的。但我们先来看当事人姜作寿的回忆:23点15分,不安的心情驱使我再一次上96楼查哨,继续观察他们的动态。96楼南侧的莲花石哨兵告诉我,叶群、林立果老在外面转,还不断往汽车上装东西。我来到96楼中段,迎面又碰上林彪秘书宋德金,他再次告诉我一个新情况:”大队长,我看见他们都在忙着收拾东西,是不是今晚就要走啊!”……我急忙返回58楼大队部值班室,准备向张宏同志汇报这个新情况。而这时张宏同志在厕所,所以我立即打电话向张耀祠同志报告这个新情况。张耀祠同志让我们也一起上飞机,这样我们还要做些必要的准备。(《姜作寿回忆在林彪身边的五年》,姜作寿口述,舒云整理)

如果姜作寿回忆的没错,在后来张耀祠下达控制飞机不准起飞的命令之前,最初的指示是让8341部队跟着上飞机。跟着上飞机的目的,自然一是监视,二是必要时可以控制飞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指示林立衡也上飞机,继续充当”卧底”,期望她在关键时刻继续通风报信,似乎也说得通。8341部队上飞机,是一种监视控制的手法,而不是谋杀的手法。后来姜作寿在8341部队门口拦截红旗车失败、李文普跳车逃跑之后,8341部队收到的指示也与“阴谋论”不符。姜作寿回忆:副团长张宏听到枪声,也到了现场察看,然后他返回大队部值班室向张耀祠同志报告。张耀祠当即指示:”你们马上乘车去山海关机场,阻止飞机起飞。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随即张耀祠同志将这个新情况向汪东兴、周总理、毛主席报告,之后并没有向我们传达新的指示。(《姜作寿回忆在林彪身边的五年》,姜作寿口述,舒云整理)如果中央真的要杀林彪全家,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把林彪一家顺利放走,然后引爆炸弹制造飞机失事,而不是指示部队跟着上飞机,或者是阻止飞机起飞。这说明,不论有没有阴谋,至少在当时8341部队是不知情的,没有配合参与。

按常理推断,中央也并无必要将林家“一网打尽”。毛泽东大动干戈地“打草惊蛇”、“敲山震虎”的主要对象是林彪本人,敲打叶群也是意在沛公地针对林彪,虽然林立果策划“五七一”阴谋暗杀毛泽东罪有应得,但林立衡一无政治能量,二无反叛野心,更是向中央检举揭发的”功臣“,中央何必要斩草除根,对林立衡一介女流都不肯放过呢?之前刘少奇被打倒,九名子女中除长子刘允斌不堪文革凌辱自杀外,其余子女都活着熬过了文革。邓小平的五名子女中除长子邓朴方跳楼自杀造成终身瘫痪外,其余子女也并未被毛特别针对。按照中国“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的传统文化,中央让林立衡“跟着走”的指示未必是出于如此卑劣的用心。

但微妙的是,当事人后来的掩饰行为却显得画蛇添足。张耀祠不承认自己让林立衡一起上飞机:警卫另有飞机,我没有叫姜作寿他们上飞机,那一架专机就是林彪一家子。让林豆豆上飞机更不可能,我怎么叫她跟着走?(采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笔记,2003年2月18日,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由于姜作寿始终不知道内情,又是警卫林彪的直接负责人,按常理推断他的证词应该比接近权力中心的张耀祠要更为可靠。张耀祠可能是担心别人以为中央要对林家“一锅端”,才否认让姜作寿和林立衡上飞机。殊不知他指示姜作寿带领8341部队跟着上飞机,恰恰证明8341部队没有参与谋杀,他的否认反倒是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对让林立衡上飞机“跟着走”一事,张清林回忆说:“负责审查我和林豆豆的谢静宜叫我们以‘党性’保证不准再提这件事。”((舒云《是谁让林彪女儿林豆豆也上三叉戟?》,《新史记》第5期,选自《百问“九一三”》)谢静宜逼迫当事人“封口“的做法是否说明自己做贼心虚,暗地里藏着不可见人的秘密呢?

说句题外话,后来林立衡受到的待遇并不公正。虽然9.18通知中认定林立衡“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但很快她和张青霖就从北戴河被转移到北京卫戍区,被谢静宜负责的专案组勒令交代林彪“两谋一叛”的“罪证”。谢静宜得不到她所需要的内容时,“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后来谢“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刘家驹《我写林彪传的遭遇》,《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因揭发林彪立功的林豆豆为何遭遇“不公正”待遇?》,人民网-文史频道,2011年06月02日08:55)

1972年8月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接见”后,林立衡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帮助”。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林立衡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把她交回空军报隔离审查。林立衡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房间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林立衡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1974年7月31日,由空军政委高厚良来向监禁中的林立衡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劳动锻炼。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刘家驹《我写林彪传的遭遇》,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林立衡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工作十余年,期间仍然是中央监控对象。省公安厅对她的“安全”有严格的约束,她的日常行动,由汽车厂革委会指派得力的专人给予“保护”,不经允许不得离厂,经批准外出必须有人随从,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放松。80年代中期,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亲自批示后,林立衡才得以返回北京工作。

 

2) 中央对李文普自伤的态度。中央对李文普自伤的处理态度也很微妙。根据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张耀祠回忆:”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张宏说:”走火,不说什么事,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说得更干脆:”算了,小节,不再干扰。”姜作寿在回忆中也说:“(在详细检查了红旗车之后),我向汪东兴同志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当面向汪东兴汇报了上述情况,同时我特意把拾到的四颗子弹壳以及弹头交给汪东兴。汪东兴看也没看,随手丢进身边的纸篓里了。关于李文普枪伤的事,我没有问过李文普同志。汪东兴同志说:‘开枪的事情,接你们报告时,中央文件已经定稿下发了。不理不管了,不要追究了,就按中央已下发的57号文件的精神办吧。’关于李文普这一枪的种种猜测,至此也就在我们这里划上了句号。”(《姜作寿回忆在林彪身边的五年》,姜作寿口述,舒云整理)

如前文所分析,李文普之所以要自伤,是因为当时综合种种迹象,李文普做出了如果跟着跑,此去凶多吉少甚至万劫不复的判断。为了给自己作为警卫干部擅离职守、不“舍身与叛国投敌行为作斗争”的渎职行为做出交待,不得已开枪自伤。撇开道德评价,李文普在当时的形势下,做出宁可自伤也不愿跟着走的决定,如果不是知晓内情,就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阴谋说”认为李文普是知晓内情的。袁策祥在《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中指出:熟悉国内保卫制度的人都知道,李文普这类保卫干部接受的是双重领导。除了直接服务的首长之外,他们还必须接受另外一套体制的领导,定期、不定期地汇报工作、接受检查。按照这种说法,李文普在担任林彪警卫,同时又监视林彪的工作中,自然地掌握了林立果等人行动的大量信息,同时又及时掌握了中央对林彪的态度和可能的行动计划。在明白此行有去无回,但警卫干部职责所在不得不跟着走的关键时刻,李文普选择了以自伤的方式跳出阴谋、保全性命。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就算中央计划要暗杀林彪,也不大会让李文普这个级别的角色知道,否则万一知晓内情的李文普向林彪告密,后果不堪设想。更现实的可能是,李文普根据当时形势,准确判断出林彪的地位岌岌可危,而林立果挟持林彪逃跑根本没有前途,跟着跑就是死路一条。自己如果卷入这个可怕的漩涡,不但生死未卜,而且政治上将陷入无底深渊,连累家人一起堕入地狱。权衡再三,李文普只能横下心来,以左臂终身残疾为代价,换取自己和家人一条活路。

后来李文普以以保留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三项条件,”交待”了林彪那句”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的口供,坐实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党叛国”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自然不会再追究李文普自伤的问题,否则为林彪”叛党叛国”提供关键口供的证人居然是个开枪自伤的骗子,他的证词怎么还会可信?于是乎,一句”小节,不再干扰”,李文普自伤之事从此一笔带过。虽然官方后来自己也承认”李文普‘自伤’的说法由来已久”,但此事早已盖棺定论,坊间传闻又无据可查,只能就此不了了之。

需要说明的是,李文普交待”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是在九一三事件半年之后,而9.18通知在事件短短五天后就已经把林彪定性为”叛党叛国”,所以李文普的供词并不是林彪定性的必要条件。但即便如此,由于李文普的供词是证明林彪直接知情并支持”叛逃”的唯一证据,而且是孤证,林立衡、张宁等人对李文普”卖主求荣”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李文普后来虽然保住了党籍、军籍,家人也没有被牵连,但是吕梁石棉矿的六年苦役、左臂残疾留下的时时伤痛,再加上内心的煎熬,相信他也并不比九一三幸存的其他生还者过得更快乐。这不是李文普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年代的悲剧、整个国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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