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张丹红女士近期到底写了些什么惹麻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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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2008-08-29 23:06:42
注：这是在德国之声工作的华人记者张丹红女士近期发表的报道的一部分。我们觉得，即使抛开政治，一个华人是否受到公正对待，也值得我们中国人和中文媒体关注。德国之声调查张女士，也许与这些报道无关。但我们读者可以从她的报道去了解她对中国的有关报道是否客观、是否公正。
据WIKI有关文章介绍，德国之声（德语：Deutsche Welle，缩写：DW）是按德国公法设立的公立性国际化媒体，拥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1500多位工作人员，制作广播、电视以及因特网的资讯服务于全球。总体来说，德国之声的资金来自于纳税人。每年德国之声从德国联邦政府得到拨款。因此德国之声具有德国政府宣传机构的性质。
所有的文章均来自德国之声网站。采访记者均为张丹红女士。这些报道涉及大家近期关心的一些与中国有关的热点议题，包括：台湾（采访马英九）、中德贸易、西藏问题、奥运问题、中国的民主问题、中国在非洲投资问题以及体育和政治关系等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德国之声网站去查询。
盛大开幕：中德嘉宾赞不绝口 2008.08.09
第29届夏季奥运会于2008年8月8日北京时间晚8点8分（中欧时间下午两点）正式拉开帷幕。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前往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参加了奥运会开幕式招待会，并在现场采访中德嘉宾。除了开幕式之外，与嘉宾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奥运会之前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
奥运会开幕式编导张艺谋不愧是颜色和场面的大师。法兰克福总领馆近三百名中德客人对开幕式的整体艺术设计和恢宏画面赞不绝口。法兰克福梅茨勒尔银行的维斯霍伊（Gerhard Wiesheu）说：简直棒极了。这表明中国是如何认真地对待奥运会。艺术家的表演很精彩，令人印象深刻。
杜塞尔多夫市德中友协副主席乌兰特（Michael Ruhland）赞扬开幕式的表演令人着迷，比我想象的和这之前听到的更美，色彩更绚丽，更有趣。超级水平！
法兰克福市长办公室外事办主任何德华（Eduard Hechler）首先尝试用中文回答：非常大的场面。令人难忘。这样的表演只有中国人才能完成。那么多的艺术家动作如此协调一致。
除了开幕式之外，与中德嘉宾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奥运会之前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法兰克福市议会主席比尔曼（Karlheinz Bührmann）的看法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更看重批评，而不是积极的东西。对中国的批评是正当的，但把积极的方面都掩盖了。我希望随着奥运会的开始，积极的报导将占上风。
梅茨勒尔银行的维斯霍伊则对奥运会前德国媒体对中国的围攻表示不解：奥运会就是奥运会。中国做了最好的准备，开幕式如此壮观。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对中国群情激愤。
旅德北京总会主席、法兰克福的侨领丁楠更是直言不讳：说实在的，心里挺生气的，甚至是愤怒。德国媒体一直在歪曲一些事实。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力量非常有限，无法和媒体澄清一些他们捏造的东西。
斯图加特日报的主编奇尔克（Adrian Zielcke） 寻麦克风而来，显然是有话要说，作为媒体的代表，他对中国应当持批评的态度吧？最近这半年糟糕极了，这再一次表明中国与欧洲和西方之间是多么得互不了解。我感到遗憾的是西方面对中国的那种傲慢态度，欧洲的殖民历史给世界带来了多少灾难。德国的历史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欧洲人在对别人做道德评判的时候应当收敛一些。我们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而这也是法兰克福总领馆副总领事王锡廷的希望：西方媒体说中国的人权还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不光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在其他方面，社会、法制、人权等等其他方面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我经常与德国朋友谈起这些问题。好多人恰恰是只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忽略了其他方面。而真正对中国了解的，包括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他们都认为中国这30年在其他领域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也许奥运会期间的报导能让德国公众了解一个更全面的中国。
北京奥运：在激辩声中载入史册 2008.08.08
北京奥运会今天开幕，关于奥运和中国的种种报道也将渐渐集中到真正的竞技场上。在全世界为开幕式倒计时的时候，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连线德国奥林匹克学院院长安德烈亚斯∙霍菲尔，请他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谈一谈奥运会，谈一谈中国：
德国之声：霍菲尔先生，奥运会今天开幕，但是足球运动员们却已经开始在赛场上拉开了战局。为什么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在开幕式举行之前就开始了呢？
霍菲尔：是啊，这可以算作是奥林匹克几个稀奇古怪的特色之一吧。根据传统，足球比赛一直都是在正式开幕之前开始，主要是因为足球比赛有预选赛和各项决赛，花费时间长，而且足球运动员也需要时间准备。
那奥运会还有什么其它稀奇古怪的特色呢？将体育比赛政治化也算一个吗？
这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其实，奥林匹克从最初就有一个理念，奥运会不应该仅限于体育，还应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这个理念本身就带有一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因为，人们不断地认识到不得不接受现实。在关于北京奥运会的讨论上，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而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政治因素还没有像这次这样被人们一再强调。
作为东道主，中国为建设奥运体育场馆、改善空气质量、加强兴奋剂检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中国收获的却是西方的批评，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可以说，最近几个月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不平衡的，或许也缺乏对事实基础的充分了解。此外，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中国为奥运会建设的宏伟的体育场馆，还有为改善空气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所做的努力等等，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与充分的尊重。当然，对于人权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讨论，但是中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不管是西方媒体主观臆想的，还是事实存在的，都被媒体当作在奥运之前关注的焦点，这个重心可能就有点放偏了。同时，我也要说，中国政府在公共宣传、媒体政策上或许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那您认为，如果要在未来避免这种激烈的争论，国际奥委会是不是应该修改举办权的发放标准，明确规定只有民主国家才能主办奥运会呢？
这是一个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不断被人们提出的问题，国际奥委会已经明确否认了这种说法。我认为，国际奥委会应该保持它在发放奥运会举办权方面的权威。究竟什么样的地方适合举办奥运会，对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回答。如果把是不是民主国家作为一个标准的话，那另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究竟什么样的国家算是民主国家呢？还有在人权方面，如果我们仅仅把大赦国际的报告作为判断依据，把所有进入大赦国际黑名单的国家都剔除出去的话，那剩下的国家也真的就寥寥无几了。奥林匹克的一个希望是，通过举办奥运会，能够促进当地的发展，比如加快民主化的进程，使当地社会变得更加具有人文精神，人们能够生活得更舒适。
您认为中国还有没有机会办成一届成功的奥运会，还是像一位知名社会学家在《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所说的那样，中国已经输掉了奥运会？
这个说法也确实有点过于尖锐和偏激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北京奥运会要载入史册，它在事后总会被人们扣上一顶帽子的，历届奥运会都是这样。关于雅典奥运会，人们记住的永远是举办方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关于慕尼黑奥运会，人们记住的永远是那次恐怖袭击的血腥场面。所以，可以想象，不管这次的北京奥运会最终进行情况如何，都会被打上政治、人权的烙印，人们也总会记住中国主办方限制的条条框框。
从今天开始，体育是不是将在德国媒体关于奥运会的报道中占主导地位了呢？
这一点我相当肯定。即使引发了这么多问题和争论，奥运会的魅力也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我想，它的吸引人之处也许恰恰就在于此吧。不管怎样，比赛和运动员，胜利和失败，狂喜和沮丧，这些才是奥运会真正的焦点。只要比赛真正开始了，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女足的赛事已经拉开了帷幕，这时候媒体的注意力自然就会转移到比赛本身上，去关注各个项目热门运动员的成败胜负了。当然，前提是不出现什么突发事件。
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是个错误 2008.07.22
前不久，德国奥林匹克学院在法兰克福举办题为“2008北京奥运会”的报告和研讨会。德国著名汉学家黑伯勒教授以中国政治体制为内容发表精彩讲话，阐述为什么他认为将奥运会举办权交给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 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在报告之后采访了黑伯勒教授。
德国之声：过去几个月里您在德国公众当中做了不少启蒙的工作，包括您今天的报告。您认为有一些效果吗？
黑伯勒教授：我今年4月中旬在“柏林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4个论点，在那之后的几周里引发了一场关于此间中国报导的讨论，后来又有其他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发表意见，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我认为这是件好事，也引起了媒体的自我反省。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这一场西藏危机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促使媒体和公众对中国进行更深入的思考。那么像今年三、四月那样对中国铺天盖地的一边倒的报导是否将不再重演呢？
黑伯勒教授：我不相信。对中国的负面报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自90年代末以来，此间大多数媒体对中国的崛起抱持批评的态度。公众得到的印象是，首先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和平的进程。中国成了一切消极发展的始作俑者，猪肉、鸡蛋、牛奶价格上涨都是中国的责任，油价就更不用说，中国制造意味着劣质产品，中国人仿冒名牌，一切都是中国人的错。中国人还要为德国的工作岗位流失负责，其实德国因向中国出口而创造了40万个工作位置。这里有很多不实的报导，好像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现代化对我们构成了威胁。
德国之声：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对德国构成的“威胁”也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年三、四月我们经历的中西媒体战才刚刚拉开序幕吗？
黑伯勒教授：我想，对中国报导的总体负面倾向还将持续下去，这场讨论也会继续。在有关国际政治的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不会是和平的，德国和日本就是例证。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我赞成这一种意见。布什总统近几年的对华政策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将中国视为平等的伙伴，并让中国参与解决国际问题。中国政府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欢迎。这也使我们有可能与中国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环境问题。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离开中国都是解决不了的。我努力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一点。我们只有与中国一起，而不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上改变世界。
德国之声：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似乎更愿意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上，在刚刚结束的8国峰会上，德国也是出于不同价值观的原因，反对中国加入这一俱乐部。
黑伯勒教授：我们知道德国政府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我更加赞成德国外长的态度，他不主张实行价值观外交，而是以务实的方式帮助中国，特别是在建设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方面。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去年10月推出了一个我认为是错误的亚洲战略纲领。它的主旨是建议德国加强与亚洲民主国家的合作，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将亚洲国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民主国家，这是我们合作的对象；另一个是专制国家，我们最好孤立他们。这不是好的国际政策，也不是好的外交，我们必须将中国与印度和日本一样纳入共同的进程。
德国之声：照现在德国的政治力量对比来看，默克尔很有可能在2009年议会选举之后连任4年总理。中德关系是否也会像过去几年的中日关系一样“政冷经热”呢？
黑伯勒教授：我想去年在总理府见达赖对默克尔来说是个教训。今年达赖喇嘛来德国的时候，默克尔正在国外访问，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巧合。她虽然表示她将再度会晤达赖，但我对此持怀疑的态度。她现在应当知道单以价值观是不能展开外交的，外交政策需要现实的态度，你不能公开打伙伴的嘴巴，固执地说，我想如此如此。我们应当想一想，我们自己能为改善关系做些什么，我们怎样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因此我想，默克尔女士今后在表态时以及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会更加谨慎。
德国之声：但是目前德国政治家仍然愿意做一些象征性的姿态，比如不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这样的动作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是主要做给德国公众看的吗？
黑伯勒教授：我认为欧洲政治家除了萨科奇都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是个错误，本来可以借开幕式的机会与中国领导层继续对话，交流意见，或是再阐述一下欧洲对中国发展、对北京与达赖代表谈判的期待，现在我们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我认为尤其恶劣的是，政治家曾经试图将这一任务交给运动员，他们在中国的任务不是政治宣传，而是体育竞赛。我想德国外交部和总理府有关对华政策的争执明年还将继续下去，但最终与中国合作的路线将占上风，因为这也是欧盟的态度。
德国之声：您提到了与达赖代表的谈判，下一轮定在了10月，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专家，您认为谈判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黑伯勒教授：我对这一谈判持怀疑的态度。首先今年三、四月份的冲突使双方处于对峙的气氛中，这不利于达成一致。第二，双方都没有让步的表示。达赖一方只是要求自治，却没有说出具体的内容，而且达赖要求解放军从大藏区撤出也是不现实的。另外，达兰萨拉流亡政府的宪法仍然以自由、民主的西藏为最高目标，这也与达赖的表态相矛盾。中国政府方面则仍将动乱的责任归罪于达赖喇嘛，不去认真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我曾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研究多年，我的感受是，那里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德国之声：我想最后再谈谈您今天做的报告，您认为中国政府虽然不是民主选举产生，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这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黑伯勒教授：我们在中国搞了民意调查，并在城市、乡村采访了很多普通民众。我们发现，中国大多数人信任中央政府，不是地方政府。这说明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国家，认同现存的政治体制。中国普通百姓将社会问题的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认为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好的。我们在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中国人赋予这一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合法性，因为它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关心百姓的生活，这在大地震之后也再次表现出来，因为它代表民族利益，比如统一台湾，还因为它是社会稳定的保障，而中国人希望在继续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
德国之声：您在报告中也提到了实行民主体制的前提，中国距此有多远呢？
黑伯勒教授：要想使民主体制保持稳定，必须先有独立的司法，而这又需要公民社会。另外一个前提我称为“文明的力量”，这包括接受不同意见，并以和平手段讨论不同意见，国家和公民都应具备这样的素质。这需要时间来培养。在德国，这叫做“辩论的文化”。辩论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以和平方式。
德国之声：那么您认为中国先从党内民主入手的渐进政治改革是条正确的道路？
黑伯勒教授：我不知道这条路是否行得通。我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民主化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想民主体制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现在因一场经济危机而导致社会动荡，但这并不自动意味着中国就将实现民主。如果现在中国共产党垮台将意味着中国出现大乱，会爆发各派系或是军队的争斗，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目前是中国稳定和富裕的保障。
德国之声：您认为奥运会会促进中国的稳定，巩固共产党的地位吗？
黑伯勒教授：如果中国运动员赢得很多奖牌，那么奥运会会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如果成绩不佳，中国老百姓会不满意，并认为是政府的体育政策失败。
体育不可能替代政治 2008.07.15
前不久德国奥林匹克学院在法兰克福举办题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报告和研讨会。黑森州和平与冲突研究所的迈耶尔教授就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精彩报告，他特别以欧洲杯足球赛的例子说明体育能够起到促进社会融合的作用。本台记者张丹红在会后采访了迈耶尔教授。
德国之声：您报告的题目是：冲突、危机与政治、体育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您认为体育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迈耶尔教授：体育能够起到很多样的作用。它一方面使人们彼此接近，具有社会融合的作用，既包括一个社会内部，也包括两国之间的关系。但体育也可能被政治所利用，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因此，以政治为目的的体育竞赛也可能造成社会分裂，甚至可能引发战争。
德国之声：您的意思是说，体育也可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大型赛事中，民族感情往往强烈蔓延。
迈耶尔教授：是的，这正是问题所在。以奥运会为例，奥运会的基本精神本来是国际主义，但特别是那些有望得到很多奖牌的大国努力在奖牌榜上占据领先地位。与那些只能派出少量运动员、而且获奖希望甚微的小国相比，大国更有能力为运动员提供最佳训练条件，并取得好成绩。因此，奖牌榜的比较方式是不公正的，我建议取消奖牌排行榜。
德国之声：体育也能起到缓解冲突的作用吗？
迈耶尔教授：如果比赛过程比较公正的话，那么体育能起到凝聚社会和促进民族间相互理解的作用。但如果赛程不公平，比如有的运动员犯规，或是服用兴奋剂，那么就会适得其反。
德国之声：您在报告中举了欧洲杯足球赛的例子。在西班牙国家队捧杯之后，西班牙寻求独立的巴斯克人也一起庆祝胜利。这样的积极效应有持续性吗？
迈耶尔教授：这很难说。起码在足球赛的90分钟期间，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为自己的球队加油，这种促进团结的效应也会在比赛之后持续一段时间。西班牙少数民族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有的主张融合，有的主张分裂。其继续发展很难预测。
德国之声：换句话说，体育不可能替代政治。您认为与其他世界大型比赛相比，奥运会为什么会如此被政治化呢？
迈耶尔：我想原因可能是奥运会从一开始就与和平的理念有关。因此，政治家愿意把奥运会与和平的要求联系起来，但往往是在自设的前提下。唯一能够与奥运会相提并论的也许只有世界杯足球赛或欧洲杯足球赛，因此它们也会产生类似的政治效果。
德国之声：为什么北京奥运会又被格外的政治化呢？
迈耶尔：我不能确定是否本届奥运会那么的特殊。中国当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从僵化的毛主义到自由经济的巨变。这一变化还没有波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我想，中国人民同样关注奥运会是否会成为这一变革进程的催化剂，还是共产党并不希望这一过程加速。
德国之声：此间媒体也不断批评中国政府将奥运会工具化。但借此体育盛会之机，向全世界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这不是很正常吗？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是也愿意借德国足球队的光吗？
迈耶尔教授：当然每一场国际赛事的主办国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给世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因此而指责中国。问题只是这最好的一面是否也有附带的阴暗面，而中国政府是否试图掩盖这些阴暗面，还是努力克服引发阴暗面的因素。
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正方如是说 2008.07.14
默勒教授在其报告之中否认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这一耸人听闻的立论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反响。在普通听众报以阵阵掌声的同时，在场的中国问题专家则在会后的提问中对默勒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会后又采访了默勒报告最激烈的反对者、德国发展援助部的库恩博士。
德国之声：库恩博士，您听了默勒教授的报告，他认为中国不需要更多的民主，因为中国不需要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库恩：我不同意。他的报告令我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我知道中国国内有关民主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2005年中国政府还公布了民主白皮书。中国学者俞可平撰写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在西方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这说明中国十分看重民主这个概念。
德国之声：您和默勒教授的分歧是否因为你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讨论呢？默勒教授是在哲学的层面思考民主这个概念，认为其原意人民的统治在西方也是不存在的。
库恩：默勒教授原来是搞汉学的，现在他自称为哲学家。我不相信他认真研究过民主的理论，他对民主涵义的解释很肤浅，而且是带着一种蔑视的态度。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认为西方政治家要求中国实现更多的民主，这主要是做给国内媒体看的，而且是为了强化国内公众对民主的信仰。您的看法呢？
库恩：我不认为这是西方政治家主要的动机。双方在讨论民主参与和多元化的过程中，彼此的立场在接近。西方也对自己的体制进行反省，比如我们也自问，我们的公民参与是否导致某些决策过程过于漫长。而中国方面也会考虑，那么多的抗议事件也说明了中国体制的缺陷，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太低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德国之声：您在清华大学作过客座教授，据您的观察，中国这所精英大学的学生对民主这个题目感兴趣吗？
库恩：我想是的。特别是那些大学生俱乐部，一些国际性的俱乐部现在在中国大学也有了分部。他们的主席就是竞选出来的。候选人发表讲话，最后大家投票选出主席。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参与的例子越来越多。我想中国人对这样的方式也很认同。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认为在民主化方面，中国政府主要面临的来自西方媒体的压力。您的看法呢？
库恩：我不知道西方媒体是否真的向中国政府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中国民众当中一定也有要求民主的声音。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经济界、知识界以及公民社会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思考政治参与和多元化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实行更多的民主，会使它更有能力应当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吗？
库恩：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在西方，也在中国。当然中国的体制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体制。但我相信，如果中国公民有可能获取更多的政治信息，得到更多参与的机会，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多的活力。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他不认为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备解决根本性问题的能力。您认为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吗？
库恩：我认为默勒教授的研究方式是一种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国家必须和经济界以及其他团体一起解决社会问题，我也不相信国家会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国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并给与经济界和公民社会更大的活动空间。默勒教授在报告中根本没有顾及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而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民主这个严肃的题目。
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正方如是说 2008.07.14
默勒教授在其报告之中否认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这一耸人听闻的立论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反响。在普通听众报以阵阵掌声的同时，在场的中国问题专家则在会后的提问中对默勒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会后又采访了默勒报告最激烈的反对者、德国发展援助部的库恩博士。
德国之声：库恩博士，您听了默勒教授的报告，他认为中国不需要更多的民主，因为中国不需要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库恩：我不同意。他的报告令我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我知道中国国内有关民主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2005年中国政府还公布了民主白皮书。中国学者俞可平撰写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在西方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这说明中国十分看重民主这个概念。
德国之声：您和默勒教授的分歧是否因为你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讨论呢？默勒教授是在哲学的层面思考民主这个概念，认为其原意人民的统治在西方也是不存在的。
库恩：默勒教授原来是搞汉学的，现在他自称为哲学家。我不相信他认真研究过民主的理论，他对民主涵义的解释很肤浅，而且是带着一种蔑视的态度。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认为西方政治家要求中国实现更多的民主，这主要是做给国内媒体看的，而且是为了强化国内公众对民主的信仰。您的看法呢？
库恩：我不认为这是西方政治家主要的动机。双方在讨论民主参与和多元化的过程中，彼此的立场在接近。西方也对自己的体制进行反省，比如我们也自问，我们的公民参与是否导致某些决策过程过于漫长。而中国方面也会考虑，那么多的抗议事件也说明了中国体制的缺陷，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太低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德国之声：您在清华大学作过客座教授，据您的观察，中国这所精英大学的学生对民主这个题目感兴趣吗？
库恩：我想是的。特别是那些大学生俱乐部，一些国际性的俱乐部现在在中国大学也有了分部。他们的主席就是竞选出来的。候选人发表讲话，最后大家投票选出主席。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参与的例子越来越多。我想中国人对这样的方式也很认同。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认为在民主化方面，中国政府主要面临的来自西方媒体的压力。您的看法呢？
库恩：我不知道西方媒体是否真的向中国政府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中国民众当中一定也有要求民主的声音。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经济界、知识界以及公民社会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思考政治参与和多元化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实行更多的民主，会使它更有能力应当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吗？
库恩：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在西方，也在中国。当然中国的体制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体制。但我相信，如果中国公民有可能获取更多的政治信息，得到更多参与的机会，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多的活力。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他不认为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备解决根本性问题的能力。您认为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吗？
库恩：我认为默勒教授的研究方式是一种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国家必须和经济界以及其他团体一起解决社会问题，我也不相信国家会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国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并给与经济界和公民社会更大的活动空间。默勒教授在报告中根本没有顾及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而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民主这个严肃的题目。
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反方如是说 2008.07.14
前不久，在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汉学会联合举办的“相遇中国”系列活动中，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的哲学教授汉斯-格奥尔格-默勒教授做了题为“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的报告。默勒认为，“当今社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只是为了“强化一种所谓的大众宗教”。请看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会前对他的采访：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您的回答是什么呢？
默勒：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听起来可能令人吃惊，但我是从哲学层面思考问题。因为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统治，而这是不存在的。因此这样的提问就是错误的。
德国之声：西方的民主难度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一种政治体制吗？
默勒：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今天的社会或政治形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看一看欧洲联盟，看一看联邦德国，哪里是人民说了算！我们目前的体制可以说运转良好，这里的生活也很舒适，但这不是我们所理解并标榜的体制。我们赋予自己的政治体制各种各样的神话和美好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这一词汇。我在报告中也将引用几位政治学家的立场，他们都认为尽管德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较为优越，但这不是人民做主的制度。
德国之声：那为什么西方要求中国实行更多的民主呢？
默勒：我的印象是，西方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针对的并不主要是中国，而是为了强化我们这里的所谓大众宗教，就是说我们这里是真正的民主体制，而且这一体制构成我们社会的基础。用敦促他国实行民主的方式来证明我们自己的民主性。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不是也在逐步民主化吗？比如村长不是已经自由选举产生吗？
默勒：不错，中国社会采取了一些朝向民主化的步骤。但在全球范围内也有无数背弃民主化的事例，非民主化的发展也许决定了人们更多的生活领域。想一想经济领域，教育，大众传媒，医疗卫生，在这些决定我们生活的领域里，都不存在民主，也不可能表决。你不能表决电视该播放哪些节目，你不能表决你的成绩单上是什么分数，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中国生活，还是在美国或俄罗斯，你的日常生活都不是通过表决来规划的，而且你也不一定希望如此。说到政治领域，如果直接选举市长，那么确实存在一定的选举程序。但是总体来说，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并不会因民主表决的程度高而变得更好。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实行全面直选，这对中国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默勒：不能笼统地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选举就是健康的，反之就是不健康的。比如1933年德国实行了自由选举，但并没有给德国带来福祉，而印度实行了几十年的民主，但我想很多印度人更愿意在中国生活。在有些国家，自由选举是种很好的模式，比如二战后的德国。但民主不是灵丹妙药，比如在伊拉克，民主的尝试就没有成功。对巴勒斯坦的选举结果，我们也不满意。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幸福与否的标准是那里是否存在自由选举，那么这是一种思维的短路。
德国之声：但民主难道不是具备更正错误选择的能力吗？
默勒：话不能这么说。因为凭什么来决定什么是错误的选择呢？如果只有少数人认为选举结果是个错误，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在下一次选举中更改其决定。没有客观的标准来决定哪个政治决策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面临实行更多民主的压力吗？
默勒：中国政府处于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压力之下。但我不能判断中国政府是否也面临中国社会的压力。我认为这一压力不是来自经济界或是学术界，而是主要来自大众媒体。
德国之声：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去年秋天提出亚洲战略纲领，认为中国对德国构成体制上的挑战。您赞同这一观点吗？
默勒：我不认为存在体制上的竞争。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比较：中国是专制的，西方是民主的。中西体制本身既十分复杂，而且相互交融也越来越显著，因此不能做这样简单的对立。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的现行体制能够解决中国内部存在的众多问题吗？
默勒：我不认为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备解决根本性问题的能力。
没有理由对中国怀有恐惧感 （2008.07.13 ）
7月10日，德国奥林匹克学院在法兰克福举办题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报告和研讨会。德国工商大会亚太工作组负责人沙宾娜-赫佩尔勒博士代表经济界做了有关德国企业在中国活动的报告。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在报告之后采访了她。
德国之声：作为德国经济界的活跃人士，您是如何经历近几个月德国的这一场中国辩论的？
赫佩尔勒：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反对抵制奥运会，反对经济制裁，因为我们认为这不是在某个国家促成变化的有效手段。我们认为，德国展开的中国辩论非常感情用事，非常片面，这表现出德国还不知道如何与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一个价值观不同于我们的国家打交道。这也是中国辩论在西藏危机过去之后仍然激烈进行的原因。
德国之声：在这场辩论中，阿迪达斯和大众这两家奥运会的赞助商也被钉上了耻辱柱。您认为这对两家公司的信誉造成损害了吗？
赫佩尔勒：这两家公司是大型国际化企业。它们会继续在中国的业务，但在这一场非常情绪化和一边倒的辩论中，阿迪达斯和大众的形象当然受到了损害。但它们坚持对奥运会的赞助，我们对此也非常支持。
德国之声：影响中国辩论的一个潜在因素是德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恐惧，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最终夺去他们的富裕生活，您认为德国人有理由怀有这样的恐惧吗？
赫佩尔勒：没有理由。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德国是全球一体化的主要受益者。作为一个开放的、依赖于出口的经济实体，我们必须保持并强化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并从我们的经济伙伴那里获益。德国企业在国外的活动也为巩固德国的经济地位、创造就业位置做出了贡献。
德国之声：德中关系在过去几个月中也经受了波折，这对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了吗？
赫佩尔勒：我们没有得到具体的某个德国企业在中国业务受到影响的信息，但如果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紧张，当然不利于经济关系的发展。
德国之声：与中国贸易伙伴的交往也没有受到影响？
赫佩尔勒：我们的总体感觉是，中国人采取一种很实用的态度。中国经济同样依赖于与国外的伙伴。中国特别对与德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合作抱有兴趣。可以说合作的意愿是相互的，不只是德国企业想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企业也希望在高科技领域达到尖端水准。因此，展开国际合作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
德国之声：最近几天德国媒体炒得很热的一个题目是德国著名高档玩具公司施泰福退出中国。有些报道甚至说，从中国市场撤出已经形成一种趋势。您能证实这一说法吗？
赫佩尔勒：我们完全不同样这种说法。这是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失败的一个例子，也许该公司在去中国之前准备不足，但根本就没有形成一个从中国撤出的趋势。有些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尝试失败了，但更多的是成功的例子。
德国之声：谢谢您接受采访！
“闭上眼睛，硬挺过去” 2008.05.08
奥运会对国际康采恩来说是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全球有60多家企业出资数十亿欧元有幸成为北京奥运会的正式赞助商。其中包括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在内的12家企业是国际奥委会的赞助商，可在全球范围内以奥运会做广告，而德国的大众和阿迪达斯则次一级。他们是北京奥组委的赞助商，只允许在中国做奥运广告。由于本届奥运会被超级政治化，赞助商也陷入没有预料到的困境。德国记者张丹红就此问题采访了科隆体育与市场公司领导层成员斯特凡-施罗德。
德国之声：施罗德先生，阿迪达斯和大众是北京奥组委的正式赞助商，并因此在过去几周不断遭到媒体的批评。政治家和媒体要求这两家企业在人权问题上明确表态。作为体育营销专家，您认为这样的要求有道理吗？
施罗德：我对这样的要求表示理解。这两家企业的大本营是在德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问问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不过分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理解这些企业。他们的目的是赞助体育，而体育是增进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的最佳手段。因此，指责这些企业活跃于一个不是那么尊重人权的国家是有失公正的。
德国之声：为什么奥运会对这些康采恩来说如此有吸引力呢？
施罗德：奥运会或者说奥运精神仍然是体育和体育所体现的价值的最高境界。奥运会的五环也是各民族间互相理解、公平竞争的象征，奥运会的形象是非常积极的。但奥运会也一直面临一个问题，不只是这一届北京奥运会，它总是被一些组织政治化，以期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说，奥运会从来都是被工具化，这就为赞助商蕴藏了一定的风险。
德国之声：事后来看，您认为阿迪达斯和大众做出赞助北京奥运会的决定是否有些考虑不周呢？如果他们当初向您咨询，您会劝说他们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吗？
施罗德：不会。拿大众来说，中国已经成了大众最重要的市场，在那里生产的汽车已经超过了德国。如果他们通过赞助奥运的的方式向中国人民表示，我们相信你们能出色举办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一个多么有吸引力的国家，那么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可能这些企业低估了一点，那就是个别组织将奥运政治化的活动能够达到如此强烈的轰动效应，甚至一发不可收拾。比如说圣火传递，有谁想到它会受到这样的干扰？这也是赞助商没有预料到的。
德国之声：这些赞助商现在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他们退出赞助，那么就会得罪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国外市场。但他们的形象在世界其他地区受到了损害。迄今，有没有赞助商找到贵公司，请你们出谋划策呢？
施罗德：已经有好几家公司找到了我们，专门询问他们的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损害。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用不着夸大其词。一般来说，公众不会将赞助商视为奥运会的责任者。在圣火传递期间，我们也观察到，背黑锅的是中国，媒体指责中国践踏人权，赞助商处于次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大众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名誉扫地，只因为大众赞助北京的奥运会。但目前的形势很复杂。赞助商也不可能对中国说，我们退出，甚至抵制奥运。果真如此，他们会在中国名誉扫地，而中国对他们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目前，不管赞助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对他们来说没有万全之策。
德国之声：德语里有句话叫作“闭上眼睛，硬挺过去”。这是赞助商目前的唯一办法吗？还是他们可以采取什么相对来说比较明智的策略吗？
施罗德：“闭上眼睛，硬挺过去”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挺住，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企业应当向公众宣传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而且要在这一问题上加强公关，采取主动。没有人会指责阿迪达斯和大众在中国侵犯人权，但他们的公关部门应当主动谈及这一话题，而不要给人疲于应付的感觉。
德国之声：如果我们说赞助商的形象受到损害，那这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难道说某位消费者本来打算买辆高尔夫轿车，但因不满于大众赞助北京奥运会，他就转而买另一家公司的汽车吗？
施罗德：这对赞助商来说当然是一种最可怕的局面。但目前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迹象。个别情况总会出现。比如在德国自行车赛中的兴奋剂丑闻曝光时，有人因德国电讯公司赞助自行车队而将其手机退回。但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子。可能受到影响的是某个品牌的声誉，比如某家公司现在如何对危机情况做出反应。但我不相信消费者会抵制阿迪达斯的产品，转而买耐克品牌，或是改变原来买大众汽车的计划，这种情况不大会出现。
费斯佩尔：体育不能受政治示威左右 2008.05.06
周一晚上，德国科隆著名的“德尔布吕克论坛”举办有关人权和奥运会的讨论会。讨论会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此间公众开始反思：我们是否在强调人权为普世价值的同时忽视了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巨大进步？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在讨论会之后采访了德国奥委会总干事费斯佩尔。周二，费斯佩尔还对德国总统和总理不参加奥运开幕式提出了批评。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总干事米夏埃尔.费斯佩尔、德国联邦议院德中议员小组主席普福鲁格、德国公法电视台负责报导奥运会的巴尔考斯基和宣布抵制奥运会开幕式的击剑队员杜布利策。讨论会体现了与前一段时间不同的气氛。就连发言的大赦国际代表也指出中国在人权方面有进步。
周二，费斯佩尔还对莱茵邮报批评了默克尔总理和克勒总统不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行为，默克尔女士和克勒先生一定仔细斟酌过这件事。如果我们的运动员能得到他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现场加油，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下面是周一的采访内容。
德国之声：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三个月，在经过了有关西藏、人权和是否抵制的种种辩论之后，您对奥运会还有一种欣喜的期待吗？
费斯佩尔：当然了。这次的奥运会与众不同，这也与我们现在经历的种种讨论有关。但奥运会也是盛大的体育节日，来自205个国家的年轻人将欢聚一堂。所以我非常高兴。
德国之声：国际奥委会不久将就奥运宪章第51条3款作出新的阐释。该条款已有50多年的历史，内容是禁止政治、宗教或种族的示威。您认为如何对此作出合时宜的解释呢？
费斯佩尔：当时作出这一规定的背景是：体育不能受到政治示威或讨论的左右。如果我们允许将政治带到赛场上，那么很快就会有人在赛场上用各种方式或者维护科索沃的自由，或者反对科索沃的独立，也会有人为以色列的利益呼吁，而另外的人则站在巴勒斯坦一边。这不是体育的利益所在。在其他的体育赛事上也是一样。比如世界杯足球赛，或是德甲联赛，或是田径赛，都不允许在赛场上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任何国内、国际比赛的常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运动员的言论自由。运动员享有言论自由，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比赛之外表达自己的意见。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在赛场之外？
费斯佩尔：当然也包括所谓的mixed zones，也就是说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当然可以就中国的状况表态。
德国之声：但如果一名运动员获得金牌之后，在赛场上接受采访。他是否可以回答政治性的问题呢？
费斯佩尔：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一名记者在运动员获得他运动生涯最辉煌成绩的一刻去问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不是合适我表示怀疑。
德国之声：一些运动员在目前有关中国的辩论中，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应当对此负责吗？
费斯佩尔：不。我们没有让运动员单独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将组织相关的讨论，请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联邦政府人权专员，还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专家为我们提供必要的信息。
德国之声：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成熟的运动员应当自己去了解情况，并做出独立的判断。您认为要求运动员在训练之余去了解西藏的历史、现状，不是有些过分吗？
费斯佩尔：我觉得不过分。我们的奥运代表团包括450多人。他们是德国社会的折射。他们当中有热衷政治话题的，也有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的。我们的任务是既保护那些愿意发表政治意见的运动员，也保护那些不愿意表态的运动员。而不作政治表态，并不意味着赞成侵犯人权的做法。
德国之声：到目前为止，已有两名运动员明确表示，将不参加开幕式。媒体对她们大加赞扬。这不是对那些不愿参与政治的运动员造成了一种压力吗？
费斯佩尔：出于团队的利益，我会抵制这样的压力。以往的奥运会开幕式也不是所有运动员都参加。有的运动员在开幕式之后很快就有比赛。参加开幕式也是件很辛苦的事情。作为德国奥运代表团，我们将出席开幕式。但我们不逼着每一名运动员都到场。
德国之声：您提出了德国奥委会的三个目标：在体育成绩上超过2004年雅典奥运会，而且这个成绩是不靠兴奋剂和不正当手段获得的，第三个目标是运动员应当作德国的有尊严的代表。您能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吗？是否也包括他们应当出席开幕式呢？
费斯佩尔：在我看来，一个奥运代表团既然参加奥运会，就应当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奥运会的组成部分。有尊严的代表是指运动员在国外的举止应体现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同时也表明我们是生活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
德国之声：第29届奥运会将以什么样的运动会被载入史册，您敢于做出一个预测吗？是有史以来组织最好的奥运会还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奥运会？
费斯佩尔：一般来说，一届奥运会如何被载入史册，我们事后才会知道。我可以肯定，人权会是奥运会期间的一个话题，但我希望这不是唯一的话题。
泽林谈西藏危机:西方不能再帮倒忙 2008.04.20
泽林（Frank Sieren）曾是德国“经济周刊”驻北京记者，已在中国生活15年。2005年他发表的“中国密码”一书曾引起轰动，刚刚出版的“中国震惊”分析中国在伊朗、蒙古及非洲的活动，驳斥有关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论点。他对中国的看法区别于目前西方的主流，因而在德国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前不久在波恩的“相遇中国”系列活动中与泽林同台讨论之后，就目前的热点话题西藏采访了他。
德国之声：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为中国辩护，您是否因此不再受到媒体的青睐呢？
泽林：不能这么说。因为媒体毕竟希望听到两种声音。此间对西藏事件的报导有一点让我担忧，那就是我们没有去问藏人的处境是否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而好转，示威者是否达到了使藏人拥有更大程度自治的目的。我们不能一味指责中国政府。我们也必须看到另一面，那就是达赖喇嘛不断试图搞政治活动，尽管他知道这不会有任何结果。西方的政治家不去努力减压，甚至火上浇油。再看看在西藏抗议的年轻藏人，他们更让我想起巴黎近郊的闹事青年，而不是1989年的示威者。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此间某些政治家火上浇油，他们不是也因为舆论造成的压力吗？为什么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如此一边倒呢？
泽林：我想原因是，西方舆论过去是中国热，现在则对中国有些害怕了，害怕中国过于强大，会影响到这里的生活水平。所以在西藏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出现过分的反应，不能说幸灾乐祸，但至少是心理找到了一些平衡，因为这一事件表明，中国政府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原因是西方普遍存在一种对西藏理想化的幼稚看法。但这一理想化的西藏是根本不存在的。
德国之声：此间媒体认为，造成藏人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您也这样看吗？
泽林：当然中国的同化政策应当批评，但也存在其他的因素。我刚才已经提到那些闹事的藏族青年，他们点燃了汉人的商店；也有一些西方政府，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会晤达赖喇嘛，唤起了流亡藏人的期望，但她现在又无法满足这样的期待；还有达赖喇嘛，他仍然是一个流亡政府的领导人，他虽然声称并不主张西藏独立，但他的行为是激化，而不是缓和局势。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使藏人的处境恶化，而不是好转。这是很悲哀的。我只能呼吁各方回复理性。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吗？
泽林：当然，对话总是有益的。只有接近，才会产生变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达赖喇嘛必须停止政治活动。他必须向世人证明，他只是宗教领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有那么多少数民族，但只有两个民族与政府之间存在冲突。而这两个民族正是政教混合的民族。而政教分离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成果之一，我对此深感骄傲。
德国之声：您敢于预言目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舆论战如何收场吗？
泽林：我想目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冲突已经爆发，现在得等奥运会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赞成与西方接近的改革派有可能实现其主张时，冲突才会缓解。目前是强硬派占上风，他们认为西方利用西藏来分裂中国。我还记得去年默克尔会晤达赖使中国领导层中的温和派感到震惊，而强硬派则得意洋洋，因为这一会晤使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对西方的指责是正确的。这是德国舆论、西方舆论乃至西方政界的一大问题，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做能够得到好的结果。更有甚者，西方政治家为了得到本国民众和舆论的喝彩，往往让外交服务于内政，不惜为此付出外交失误和国际合作受损的代价。
德国之声：照这样说，德国政治家应当放弃其价值观外交吗？
泽林：如果我们要推行道德外交，就必须始终如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使用同样的标准。如果去中国访问，批评那里的人权状况；之后去印度，对那里十倍于中国的贫困、五、六倍于中国的文盲率只字不提；再之后去机场迎接沙特国王，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们以不同的标准评价不同的国家，对中国人一套标准，对印度人一套标准，对沙特人又是一套标准。这样一来，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价值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迄今，西方对价值观有阐释的权力，特别是在殖民时期，我们说对就是对，我们说错就是错。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学习做出妥协，我们要正确估计自己所处的位置。目前我们占人类少数的西方国家仍处于一种极为优越的地位，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了。
德国之声：迄今中国的精英对美国和欧洲区别对待，认为美国谈人权是虚伪，欧洲谈人权是真诚的。这一次欧洲是否辜负了这一信任呢？
泽林：这样说可能有些重，但我们的说服力正在下降。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行动要有说服力。我们与中国展开人权对话，其中专门有一个死刑委员会，谈我们对死刑的看法，但我们为什么不同美国进行这样的对话。这样，我们就给人把柄。过去这无所谓，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现在时代变了，其他国家对世界如何发展有不同于我们的设想，而且这样的设想还在世界范围内有推广的趋势。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提到中国改革派目前的处境艰难，您认为西藏事件会使中国的改革进程出现倒退吗？
泽林：不会，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西藏动乱产生的影响。改革派确实受到了冲击，但他们不会从此一蹶不振。一个每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十的国家注定要更大程度地对外开放。我在中国生活了15年。在这15年里，中国领导层做决议的时候可以说越来越民主。更谨慎地说，越来越大的一个群体参与决策。胡温的主要任务是在各种利益团体之间搞好平衡，做出妥协。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已经终结。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们能做的是给与政府中我们认为理性的力量以支持，让他们有更好的论据。而不是像现在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导中，给他们帮倒忙。西藏事件爆发之后，我们有关抵制奥运的讨论，对圣火传递的干扰，这一切不会使中国政府让步。中国政府只有在改革派拥有充足论据、同时又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让步。这是我们所不理解的。国际间的问题很复杂，而且这个世界并非善恶分明，我们在发表政治言论的时候应当考虑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只表示愤慨，站在我们认为是好人的一边，之后认为上帝会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热”变成“中国恐惧热” 2008.04.17
西藏事件爆发以来，德国媒体充斥对中国的负面报导，并引发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周末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将再度会晤达赖喇嘛，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采访了德国外交协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请他分析德中关系是否因双方情绪化的辩论受到了影响。
德国之声：桑德施耐德教授，最近读德国的报纸，看联邦议院有关西藏问题的辩论，或是电视中的政治讨论节目，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完全是德国人眼中的“敌人”了。
桑德施耐德：您说得不错，目前在德国讲中国的好话不太容易，也没有人愿意听。我愿意提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中国从今年年初开始推行的劳动法。目前没有人对这类的话题感兴趣。来自西藏的画面，达赖喇嘛的讲话占据了媒体，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德国媒体这一次的片面报导。这和中国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媒体寻求轰动性新闻，有关抵制奥运会的讨论或是西藏的报导目前能够产生这种轰动效应。这毒化了整个辩论的气氛，使有关中国的讨论丧失了就事论事的原则。而考虑到德中关系的重要性，这样的情绪化是很不应该的。
德国之声：很多中国人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西方不愿意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桑德施耐德：我认为，西方不愿意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很愿意每隔四年经历一次令人愉快、激动人心的体育赛事。但奥运会早已成为一桩政治事件。您提到，在西方，有关中国的辩论发生了变化，的确如此。中国政府也对此做出了反应，在语言上，由原先的中国“崛起”改成了“和平发展”的说法。七年前，中国获得奥运会举办权时，我们正处在“中国热”的阶段，那种狂热也是过度的。那时候，中国什么都好，中国市场的迅猛增长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商机。如今我们认识到，中国也是竞争者，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于是，相关讨论中，对中国的恐惧又成为了主旋律，这种恐惧就如同当年的狂热一样过度。我希望钟摆能恢复到正常的位置，让我们重新以冷静、实事求是的方式对待中国。
德国之声：在奥运会前能实现吗？
桑德施耐德：很遗憾，恐怕不能。首先，西藏流亡组织会采取公开的行动引起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注意。从过去数周的情况来看，很可能一直到奥运结束，我们都会陷入一场困难的辩论之中。但到那之后，我们也到了重新审视这一切的时候。
德国之声：您提到西藏流亡人士，您认为达赖喇嘛对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影响力？
桑德施耐德：我对此有点怀疑。在西方，达赖喇嘛享有很高的声望，是位友好的、微笑着的老先生，受到广泛的赞誉。而在不久前，他不得不以辞去世俗职务相威胁，以阻止西藏的街道上再发生暴力事件。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反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活动也并非完全非暴力的，由此，西藏流亡政府的清白也受到损害。我个人因此产生了一些疑虑：达赖喇嘛是否还代表着以自我克制为特征的西藏流亡运动。我怀疑，在西藏流亡运动内部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政治利益，都在日益争取自己的发言权。达赖喇嘛或许仍是流亡藏人的代表，但也仅此而已。
德国之声：上周末，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愿意再次与达赖喇嘛会晤，但并没有提到任何具体日期。默克尔此举是否是无谓的火上浇油？
桑德施奈德：这么长时间以来，默克尔总理一直对西藏局势保持沉默，只在早些时候做过表态。假如她现在说，再也不会与达赖喇嘛会晤，那就等于承认去年与达赖喇嘛会晤并不完全正确。在德国，这也是政治上丢面子的事情，默克尔肯定会尽量避免。目前她并没有与达赖喇嘛会晤的具体计划。至于她所表达的意愿，我认为不必过于当真。倘若真的确定了具体的会晤日期，那就必须考虑到这势必再次给德中关系带来困难，而且会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就此，我还是充满希望的相信，默克尔总理会反复斟酌的。
德国之声：但她为什么现在宣布了这种意愿，她也可以继续保持沉默啊？
桑德施奈德：作为德国总理，她不可能始终保持沉默。每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她都会被问到这些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补充一点：默克尔对待中国的基本态度与其三位前任——施密特、科尔和施罗德相比，有所不同。我个人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变化。默克尔从人权的角度看问题，依我看来，这种角度未必更恰当。这也引导着她的政策，并成为她执政风格的一部分。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他现在也介入了西方有关中国的辩论。他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他特别感到气愤的是某些美国政治家狂妄地认为，他们以及他们的盟友有责任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传播到全世界。您认为默克尔女士也受到了这种狂妄的感染吗？
桑德施耐德：她确实给人这种印象。我想强调的是，赫尔穆特-施密特每到这种时候站出来说话的时候，都表现出他是一名睿智的分析家。他说的完全正确。我总爱引用他的一句话：“西方的自以为真是贻害无穷”。默克尔与布什的密切合作给德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些很有疑问的因素。她有朝一日必须认识到，西方制定游戏规则、全世界都得遵守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她现在离这一认识还有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她外交政策的误差。
德国之声：欧洲议会上周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和默克尔再度会晤达赖的宣布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强烈反弹。西藏问题已经给德中关系或欧中关系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呢？
桑德施耐德：德中关系和欧中关系已经受到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我们必须说明的是，德国议会过去也作过西藏决议，欧洲议会通过这样的决议也不是第一次。欧洲议会不直接负责外交，所有它可以通过这样充满漂亮话的决议。当然这样的决议会破坏气氛，甚至毒化气氛。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中国与德国和欧洲合作符合大家的利益，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不要使局势激化。
德国之声：您不认为西方政治家在这一时刻负有特别的责任，使中国的改革进程不致出现倒退吗？
桑德施耐德：当然是这样。请让我这样描述西方所处的尴尬境地：我们西方当然希望中国的政治发生某些变化，比如在人权问题上。我们当然也希望西藏的局势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希望中国保持稳定和行动能力。中国是我们全球一体化框架下的重要伙伴。因此，我们呼吁双方的政治家，不要做任何激化局势的事情。那些不假思索、说话过激的政治家会毒化气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过去几周听到的一些德国政治家的公开言论完全是于事无补的。
马英九：要作和平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2008.03.23
台湾新当选总统马英九周日上午在台北青少年娱乐中心举办当选后的首次国际记者招待会，回答了来自各国记者的提问。大家最为关注的仍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未来关系，此外还涉及台湾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从台北发来如下报道：
马英九上午10时准时与萧万长共同步入会场。他身着西装，精神饱满，选战冲刺阶段的疲惫已经无影无踪。
记者首先关心与选举同时举行的两项公投都没有通过，会不会给世人造成印象，台湾民众并不支持加入联合国，马英九是否打算再举办一次公投来纠正这种印象。马英九说：根据公投法，一项公投不能在三年之内重复举行。返回联合国是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愿望。这一次的经验告诉我们，你想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应当用正确的方式。如果方式不正确，你不只会失败，而且还要惹很多麻烦。
谈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马英九说，大陆是对台湾的威胁，但大陆也给台湾带来机会，所以，他的任务是，使威胁最小化，使机会最大化。在经贸往来方面，他将寻求与大陆关系的正常化，向大陆开放，让更多大陆人来台湾观光，为台湾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还不只包括经贸内容：我将与大陆谈三项内容：第一与大陆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第二与大陆谈判签署和平协定，包括采取军事信任措施，避免冲突发生；第三，我们将与大陆谈台湾的国际空间。
在一中原则的问题上，马英九重复他一贯的立场：台湾的宪法也是一中宪法，所以一中原则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1992年我们和大陆在香港达成共识：双方都接受一中原则，但可以各自表述。
马英九说他最近没有访问中国大陆的计划，他将首先做改善两岸关系的实事，比如直航。当香港记者问及他是否想访问香港时，马英九的回答引起记者们的一片笑声：各位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但确切地说，我是台湾制造的，我母亲去香港的时候，已经怀了孕。1997年之后，我曾经去过香港三次。2005年香港拒绝给我签证，让我感到很难过。我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再去访问我的出生地。
当问及台湾与亚洲周边国家关系时，马英九说：我至少在四年前就说过，我们想成为区域经济融合的一部分。2003年我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就曾明确表示，我们希望看到十加四，也就是在东盟加中国、日本、韩国的同时，再加上第四个：台湾。对我们来说，中国大陆是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第二，东盟第四。因此实现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最惠关系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当然这里有政治困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首先与大陆，在旅游及其他方面都还存在问题，人民币和台币还不能自由兑换。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
马英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再强调：在世界上，我们要作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在区域的层面，我们要作和平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中国与欧洲争抢非洲大陆 2007.12.28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对能源的需求猛增，大批中国商品需要海外的销售市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重新发现了非洲，并逐渐与非洲昔日的宗主国欧洲主要国家产生竞争。更令欧洲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大感兴趣，同时在发展援助方面也更愿意与中国合作。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与欧洲在非洲大陆上能否实现竞争中的合作，已成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是否拥有实质性内容的试金石。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就此话题采访了莱比锡大学非洲研究所的赫尔穆特-阿舍教授。
德国之声：12月初的里斯本欧非峰会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召开的。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欧洲如果不想在非洲大陆完全丧失影响力，就必须采取行动。欧非峰会是否找到了应对中国挑战的答案呢？
赫尔穆特-阿舍：坦白地说，最多只是部分找到了答案。欧盟决定与非洲国家一起制定合作的战略，这是一个正确的开端。这比中国所做的要多。但在峰会上很有争议的经济伙伴协定却彻底地失败了。因此我说峰会只是部分找到了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还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说法。
德国之声：您为什么说欧洲比中国所做的要多呢？中国在非洲不是非常活跃吗？
赫尔穆特-阿舍：中国人确实非常活跃。中国的活动范围也很广，从贸易、投资、发展援助到移民，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不是基于一项共同战略。中国没有与非洲国家共同考虑，什么对非洲人民、对非洲贫穷的阶层是最好的。
德国之声：从非洲地缘战略的角度，欧洲与中国是对手吗？
赫尔穆特-阿舍：当然了，而且不是一般级别的。我们目前在非洲看到的是地缘政治层面上一种新式的多极秩序。整个格局在发生变化。西方或是欧洲不能再指望回到过去的欧洲与非洲的两极世界。中国及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已是非洲大陆完全独立的伙伴。而且坦白地说，我们的非洲伙伴非常享受这种伙伴多元化的局面。
德国之声：中国和欧洲争夺非洲的能源和市场，还在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援助模式方面彼此构成竞争。中国的发展援助是无条件的，而欧洲则以良政和改善人权为前提条件。从长远来说，哪一种发展援助模式更具优势呢？
赫尔穆特-阿舍：不用从长远来说，就是从短期来说，西方的发展援助模式也是更好的。我们不能因上面提到的多边局面，放弃我们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要求，或是对该批评的事情缄口不语。因此，默克尔总理在里斯本峰会上批评津巴布韦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西方模式值得批评的地方是附加太多的经济条件，特别是与中国相比。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做法是非常不策略的。
德国之声：您指的是欧盟要求非洲国家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由化和更多地开放市场吗？
赫尔穆特-阿舍：正是这样。欧盟委员会和其他西方伙伴国家以经济伙伴协定的方式要求非洲不惜一切代价开放市场的做法是非常短视的。而中国则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灵活，对非洲来说是很容易相处的伙伴。这是欧盟的失策。
德国之声：非洲政治精英和普通百姓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吗？具体来说就是政治精英欢迎中国，因为中国使他们不再依赖西方，而普通百姓却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投资的负面影响吗？
赫尔穆特-阿舍：就我们的分析，对中国活跃于非洲的矛盾感受贯穿非洲各阶层。这对于西方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非洲，只有极少数的利益代表和政治家对中国的非洲攻势表示毫无保留的欢迎，认为有了中国，我们就可以完全抛开西方。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无论从经济、生态还是政治层面上，都有其消极的一面。如果西方对此做出聪明的反应，那么它会重新赢得非洲的信任。
德国之声：在2006年的中欧峰会上，非洲就已经是一个话题。您认为有可能实现中、欧、非的三方合作吗？
赫尔穆特-阿舍：在项目层面和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的。欧盟及德国联邦政府都应当继续走这条道路。比如前不久德国环境部和中国相关伙伴达成协议，共同关心非洲林业的环境问题。中国方面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灵活性。我们只是不能指望将中国纳入西方的发展援助体系，中国也不可能这样做。
德国之声：如果中欧在非洲问题上能够实行合作，那么会产生哪些协同效应？
赫尔穆特-阿舍：我认为，三方都会受益匪浅。我们欧洲人可以学习中国的灵活性，而中国则可以在尊重人权方面采取更为坚定的立场，在苏丹和津巴布韦问题上，中国已取得明显的进步。中国人在非洲的活动越深入，地位越巩固，他们就越会清楚地发现，非洲的哪些伙伴是值得信赖、可以与之打交道的，哪些是根本不可能的。
德国之声：如果说中欧在非洲问题上已经有合作的端倪，那么此间媒体的报导不是远远落后于现实吗？翻开德国的报纸，读相关的评论，你会有这样的印象：一边是无情剥削非洲的中国新殖民者，一方面是真正关心非洲的欧洲好人，而非洲人却不领情。
赫尔穆特-阿舍：您说得完全正确。德国有关中国的报导，包括德国某些部长在中国问题上的表态是完全片面的。中国在能源保障方面是后来者，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这间接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因此，不能指责中国人在寻找能源时不择手段。一味地攻击中国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它可能会阻塞合作的道路，而用更为理性的方式则可能推动合作。这是我们应当考虑的。
德国之声：非洲如何从伙伴多样化的局面中获益呢？
赫尔穆特-阿舍：非洲目前的经济状况是60年代以来最好的。非洲大陆正在经历独立以来最长的经济连续增长期。从非洲总算传来了好消息。冲突的数量也得到了控制。中国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中国在非洲的活跃也有其消极面，其廉价产品就已使非洲失去了一些工作岗位。非洲人必须自己在经济政策上做出回应。从总体上来说，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得到稳固，非洲可以得到丰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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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2008-08-29 23:06:42
注：这是在德国之声工作的华人记者张丹红女士近期发表的报道的一部分。我们觉得，即使抛开政治，一个华人是否受到公正对待，也值得我们中国人和中文媒体关注。德国之声调查张女士，也许与这些报道无关。但我们读者可以从她的报道去了解她对中国的有关报道是否客观、是否公正。
据WIKI有关文章介绍，德国之声（德语：Deutsche Welle，缩写：DW）是按德国公法设立的公立性国际化媒体，拥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1500多位工作人员，制作广播、电视以及因特网的资讯服务于全球。总体来说，德国之声的资金来自于纳税人。每年德国之声从德国联邦政府得到拨款。因此德国之声具有德国政府宣传机构的性质。
所有的文章均来自德国之声网站。采访记者均为张丹红女士。这些报道涉及大家近期关心的一些与中国有关的热点议题，包括：台湾（采访马英九）、中德贸易、西藏问题、奥运问题、中国的民主问题、中国在非洲投资问题以及体育和政治关系等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德国之声网站去查询。
盛大开幕：中德嘉宾赞不绝口 2008.08.09
第29届夏季奥运会于2008年8月8日北京时间晚8点8分（中欧时间下午两点）正式拉开帷幕。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前往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参加了奥运会开幕式招待会，并在现场采访中德嘉宾。除了开幕式之外，与嘉宾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奥运会之前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
奥运会开幕式编导张艺谋不愧是颜色和场面的大师。法兰克福总领馆近三百名中德客人对开幕式的整体艺术设计和恢宏画面赞不绝口。法兰克福梅茨勒尔银行的维斯霍伊（Gerhard Wiesheu）说：简直棒极了。这表明中国是如何认真地对待奥运会。艺术家的表演很精彩，令人印象深刻。
杜塞尔多夫市德中友协副主席乌兰特（Michael Ruhland）赞扬开幕式的表演令人着迷，比我想象的和这之前听到的更美，色彩更绚丽，更有趣。超级水平！
法兰克福市长办公室外事办主任何德华（Eduard Hechler）首先尝试用中文回答：非常大的场面。令人难忘。这样的表演只有中国人才能完成。那么多的艺术家动作如此协调一致。
除了开幕式之外，与中德嘉宾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奥运会之前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法兰克福市议会主席比尔曼（Karlheinz Bührmann）的看法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更看重批评，而不是积极的东西。对中国的批评是正当的，但把积极的方面都掩盖了。我希望随着奥运会的开始，积极的报导将占上风。
梅茨勒尔银行的维斯霍伊则对奥运会前德国媒体对中国的围攻表示不解：奥运会就是奥运会。中国做了最好的准备，开幕式如此壮观。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对中国群情激愤。
旅德北京总会主席、法兰克福的侨领丁楠更是直言不讳：说实在的，心里挺生气的，甚至是愤怒。德国媒体一直在歪曲一些事实。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力量非常有限，无法和媒体澄清一些他们捏造的东西。
斯图加特日报的主编奇尔克（Adrian Zielcke） 寻麦克风而来，显然是有话要说，作为媒体的代表，他对中国应当持批评的态度吧？最近这半年糟糕极了，这再一次表明中国与欧洲和西方之间是多么得互不了解。我感到遗憾的是西方面对中国的那种傲慢态度，欧洲的殖民历史给世界带来了多少灾难。德国的历史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欧洲人在对别人做道德评判的时候应当收敛一些。我们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而这也是法兰克福总领馆副总领事王锡廷的希望：西方媒体说中国的人权还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不光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在其他方面，社会、法制、人权等等其他方面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我经常与德国朋友谈起这些问题。好多人恰恰是只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忽略了其他方面。而真正对中国了解的，包括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他们都认为中国这30年在其他领域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也许奥运会期间的报导能让德国公众了解一个更全面的中国。
北京奥运：在激辩声中载入史册 2008.08.08
北京奥运会今天开幕，关于奥运和中国的种种报道也将渐渐集中到真正的竞技场上。在全世界为开幕式倒计时的时候，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连线德国奥林匹克学院院长安德烈亚斯∙霍菲尔，请他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谈一谈奥运会，谈一谈中国：
德国之声：霍菲尔先生，奥运会今天开幕，但是足球运动员们却已经开始在赛场上拉开了战局。为什么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在开幕式举行之前就开始了呢？
霍菲尔：是啊，这可以算作是奥林匹克几个稀奇古怪的特色之一吧。根据传统，足球比赛一直都是在正式开幕之前开始，主要是因为足球比赛有预选赛和各项决赛，花费时间长，而且足球运动员也需要时间准备。
那奥运会还有什么其它稀奇古怪的特色呢？将体育比赛政治化也算一个吗？
这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其实，奥林匹克从最初就有一个理念，奥运会不应该仅限于体育，还应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这个理念本身就带有一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因为，人们不断地认识到不得不接受现实。在关于北京奥运会的讨论上，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而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政治因素还没有像这次这样被人们一再强调。
作为东道主，中国为建设奥运体育场馆、改善空气质量、加强兴奋剂检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中国收获的却是西方的批评，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可以说，最近几个月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不平衡的，或许也缺乏对事实基础的充分了解。此外，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中国为奥运会建设的宏伟的体育场馆，还有为改善空气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所做的努力等等，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与充分的尊重。当然，对于人权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讨论，但是中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不管是西方媒体主观臆想的，还是事实存在的，都被媒体当作在奥运之前关注的焦点，这个重心可能就有点放偏了。同时，我也要说，中国政府在公共宣传、媒体政策上或许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那您认为，如果要在未来避免这种激烈的争论，国际奥委会是不是应该修改举办权的发放标准，明确规定只有民主国家才能主办奥运会呢？
这是一个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不断被人们提出的问题，国际奥委会已经明确否认了这种说法。我认为，国际奥委会应该保持它在发放奥运会举办权方面的权威。究竟什么样的地方适合举办奥运会，对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回答。如果把是不是民主国家作为一个标准的话，那另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究竟什么样的国家算是民主国家呢？还有在人权方面，如果我们仅仅把大赦国际的报告作为判断依据，把所有进入大赦国际黑名单的国家都剔除出去的话，那剩下的国家也真的就寥寥无几了。奥林匹克的一个希望是，通过举办奥运会，能够促进当地的发展，比如加快民主化的进程，使当地社会变得更加具有人文精神，人们能够生活得更舒适。
您认为中国还有没有机会办成一届成功的奥运会，还是像一位知名社会学家在《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所说的那样，中国已经输掉了奥运会？
这个说法也确实有点过于尖锐和偏激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北京奥运会要载入史册，它在事后总会被人们扣上一顶帽子的，历届奥运会都是这样。关于雅典奥运会，人们记住的永远是举办方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关于慕尼黑奥运会，人们记住的永远是那次恐怖袭击的血腥场面。所以，可以想象，不管这次的北京奥运会最终进行情况如何，都会被打上政治、人权的烙印，人们也总会记住中国主办方限制的条条框框。
从今天开始，体育是不是将在德国媒体关于奥运会的报道中占主导地位了呢？
这一点我相当肯定。即使引发了这么多问题和争论，奥运会的魅力也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我想，它的吸引人之处也许恰恰就在于此吧。不管怎样，比赛和运动员，胜利和失败，狂喜和沮丧，这些才是奥运会真正的焦点。只要比赛真正开始了，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女足的赛事已经拉开了帷幕，这时候媒体的注意力自然就会转移到比赛本身上，去关注各个项目热门运动员的成败胜负了。当然，前提是不出现什么突发事件。
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是个错误 2008.07.22
前不久，德国奥林匹克学院在法兰克福举办题为“2008北京奥运会”的报告和研讨会。德国著名汉学家黑伯勒教授以中国政治体制为内容发表精彩讲话，阐述为什么他认为将奥运会举办权交给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 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在报告之后采访了黑伯勒教授。
德国之声：过去几个月里您在德国公众当中做了不少启蒙的工作，包括您今天的报告。您认为有一些效果吗？
黑伯勒教授：我今年4月中旬在“柏林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4个论点，在那之后的几周里引发了一场关于此间中国报导的讨论，后来又有其他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发表意见，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我认为这是件好事，也引起了媒体的自我反省。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这一场西藏危机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促使媒体和公众对中国进行更深入的思考。那么像今年三、四月那样对中国铺天盖地的一边倒的报导是否将不再重演呢？
黑伯勒教授：我不相信。对中国的负面报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自90年代末以来，此间大多数媒体对中国的崛起抱持批评的态度。公众得到的印象是，首先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和平的进程。中国成了一切消极发展的始作俑者，猪肉、鸡蛋、牛奶价格上涨都是中国的责任，油价就更不用说，中国制造意味着劣质产品，中国人仿冒名牌，一切都是中国人的错。中国人还要为德国的工作岗位流失负责，其实德国因向中国出口而创造了40万个工作位置。这里有很多不实的报导，好像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现代化对我们构成了威胁。
德国之声：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对德国构成的“威胁”也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年三、四月我们经历的中西媒体战才刚刚拉开序幕吗？
黑伯勒教授：我想，对中国报导的总体负面倾向还将持续下去，这场讨论也会继续。在有关国际政治的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不会是和平的，德国和日本就是例证。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我赞成这一种意见。布什总统近几年的对华政策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将中国视为平等的伙伴，并让中国参与解决国际问题。中国政府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欢迎。这也使我们有可能与中国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环境问题。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离开中国都是解决不了的。我努力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一点。我们只有与中国一起，而不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上改变世界。
德国之声：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似乎更愿意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上，在刚刚结束的8国峰会上，德国也是出于不同价值观的原因，反对中国加入这一俱乐部。
黑伯勒教授：我们知道德国政府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我更加赞成德国外长的态度，他不主张实行价值观外交，而是以务实的方式帮助中国，特别是在建设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方面。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去年10月推出了一个我认为是错误的亚洲战略纲领。它的主旨是建议德国加强与亚洲民主国家的合作，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将亚洲国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民主国家，这是我们合作的对象；另一个是专制国家，我们最好孤立他们。这不是好的国际政策，也不是好的外交，我们必须将中国与印度和日本一样纳入共同的进程。
德国之声：照现在德国的政治力量对比来看，默克尔很有可能在2009年议会选举之后连任4年总理。中德关系是否也会像过去几年的中日关系一样“政冷经热”呢？
黑伯勒教授：我想去年在总理府见达赖对默克尔来说是个教训。今年达赖喇嘛来德国的时候，默克尔正在国外访问，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巧合。她虽然表示她将再度会晤达赖，但我对此持怀疑的态度。她现在应当知道单以价值观是不能展开外交的，外交政策需要现实的态度，你不能公开打伙伴的嘴巴，固执地说，我想如此如此。我们应当想一想，我们自己能为改善关系做些什么，我们怎样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因此我想，默克尔女士今后在表态时以及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会更加谨慎。
德国之声：但是目前德国政治家仍然愿意做一些象征性的姿态，比如不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这样的动作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是主要做给德国公众看的吗？
黑伯勒教授：我认为欧洲政治家除了萨科奇都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是个错误，本来可以借开幕式的机会与中国领导层继续对话，交流意见，或是再阐述一下欧洲对中国发展、对北京与达赖代表谈判的期待，现在我们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我认为尤其恶劣的是，政治家曾经试图将这一任务交给运动员，他们在中国的任务不是政治宣传，而是体育竞赛。我想德国外交部和总理府有关对华政策的争执明年还将继续下去，但最终与中国合作的路线将占上风，因为这也是欧盟的态度。
德国之声：您提到了与达赖代表的谈判，下一轮定在了10月，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专家，您认为谈判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黑伯勒教授：我对这一谈判持怀疑的态度。首先今年三、四月份的冲突使双方处于对峙的气氛中，这不利于达成一致。第二，双方都没有让步的表示。达赖一方只是要求自治，却没有说出具体的内容，而且达赖要求解放军从大藏区撤出也是不现实的。另外，达兰萨拉流亡政府的宪法仍然以自由、民主的西藏为最高目标，这也与达赖的表态相矛盾。中国政府方面则仍将动乱的责任归罪于达赖喇嘛，不去认真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我曾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研究多年，我的感受是，那里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德国之声：我想最后再谈谈您今天做的报告，您认为中国政府虽然不是民主选举产生，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这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黑伯勒教授：我们在中国搞了民意调查，并在城市、乡村采访了很多普通民众。我们发现，中国大多数人信任中央政府，不是地方政府。这说明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国家，认同现存的政治体制。中国普通百姓将社会问题的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认为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好的。我们在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中国人赋予这一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合法性，因为它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关心百姓的生活，这在大地震之后也再次表现出来，因为它代表民族利益，比如统一台湾，还因为它是社会稳定的保障，而中国人希望在继续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
德国之声：您在报告中也提到了实行民主体制的前提，中国距此有多远呢？
黑伯勒教授：要想使民主体制保持稳定，必须先有独立的司法，而这又需要公民社会。另外一个前提我称为“文明的力量”，这包括接受不同意见，并以和平手段讨论不同意见，国家和公民都应具备这样的素质。这需要时间来培养。在德国，这叫做“辩论的文化”。辩论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以和平方式。
德国之声：那么您认为中国先从党内民主入手的渐进政治改革是条正确的道路？
黑伯勒教授：我不知道这条路是否行得通。我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民主化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想民主体制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现在因一场经济危机而导致社会动荡，但这并不自动意味着中国就将实现民主。如果现在中国共产党垮台将意味着中国出现大乱，会爆发各派系或是军队的争斗，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目前是中国稳定和富裕的保障。
德国之声：您认为奥运会会促进中国的稳定，巩固共产党的地位吗？
黑伯勒教授：如果中国运动员赢得很多奖牌，那么奥运会会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如果成绩不佳，中国老百姓会不满意，并认为是政府的体育政策失败。
体育不可能替代政治 2008.07.15
前不久德国奥林匹克学院在法兰克福举办题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报告和研讨会。黑森州和平与冲突研究所的迈耶尔教授就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精彩报告，他特别以欧洲杯足球赛的例子说明体育能够起到促进社会融合的作用。本台记者张丹红在会后采访了迈耶尔教授。
德国之声：您报告的题目是：冲突、危机与政治、体育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您认为体育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迈耶尔教授：体育能够起到很多样的作用。它一方面使人们彼此接近，具有社会融合的作用，既包括一个社会内部，也包括两国之间的关系。但体育也可能被政治所利用，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因此，以政治为目的的体育竞赛也可能造成社会分裂，甚至可能引发战争。
德国之声：您的意思是说，体育也可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大型赛事中，民族感情往往强烈蔓延。
迈耶尔教授：是的，这正是问题所在。以奥运会为例，奥运会的基本精神本来是国际主义，但特别是那些有望得到很多奖牌的大国努力在奖牌榜上占据领先地位。与那些只能派出少量运动员、而且获奖希望甚微的小国相比，大国更有能力为运动员提供最佳训练条件，并取得好成绩。因此，奖牌榜的比较方式是不公正的，我建议取消奖牌排行榜。
德国之声：体育也能起到缓解冲突的作用吗？
迈耶尔教授：如果比赛过程比较公正的话，那么体育能起到凝聚社会和促进民族间相互理解的作用。但如果赛程不公平，比如有的运动员犯规，或是服用兴奋剂，那么就会适得其反。
德国之声：您在报告中举了欧洲杯足球赛的例子。在西班牙国家队捧杯之后，西班牙寻求独立的巴斯克人也一起庆祝胜利。这样的积极效应有持续性吗？
迈耶尔教授：这很难说。起码在足球赛的90分钟期间，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为自己的球队加油，这种促进团结的效应也会在比赛之后持续一段时间。西班牙少数民族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有的主张融合，有的主张分裂。其继续发展很难预测。
德国之声：换句话说，体育不可能替代政治。您认为与其他世界大型比赛相比，奥运会为什么会如此被政治化呢？
迈耶尔：我想原因可能是奥运会从一开始就与和平的理念有关。因此，政治家愿意把奥运会与和平的要求联系起来，但往往是在自设的前提下。唯一能够与奥运会相提并论的也许只有世界杯足球赛或欧洲杯足球赛，因此它们也会产生类似的政治效果。
德国之声：为什么北京奥运会又被格外的政治化呢？
迈耶尔：我不能确定是否本届奥运会那么的特殊。中国当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从僵化的毛主义到自由经济的巨变。这一变化还没有波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我想，中国人民同样关注奥运会是否会成为这一变革进程的催化剂，还是共产党并不希望这一过程加速。
德国之声：此间媒体也不断批评中国政府将奥运会工具化。但借此体育盛会之机，向全世界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这不是很正常吗？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是也愿意借德国足球队的光吗？
迈耶尔教授：当然每一场国际赛事的主办国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给世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因此而指责中国。问题只是这最好的一面是否也有附带的阴暗面，而中国政府是否试图掩盖这些阴暗面，还是努力克服引发阴暗面的因素。
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正方如是说 2008.07.14
默勒教授在其报告之中否认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这一耸人听闻的立论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反响。在普通听众报以阵阵掌声的同时，在场的中国问题专家则在会后的提问中对默勒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会后又采访了默勒报告最激烈的反对者、德国发展援助部的库恩博士。
德国之声：库恩博士，您听了默勒教授的报告，他认为中国不需要更多的民主，因为中国不需要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库恩：我不同意。他的报告令我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我知道中国国内有关民主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2005年中国政府还公布了民主白皮书。中国学者俞可平撰写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在西方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这说明中国十分看重民主这个概念。
德国之声：您和默勒教授的分歧是否因为你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讨论呢？默勒教授是在哲学的层面思考民主这个概念，认为其原意人民的统治在西方也是不存在的。
库恩：默勒教授原来是搞汉学的，现在他自称为哲学家。我不相信他认真研究过民主的理论，他对民主涵义的解释很肤浅，而且是带着一种蔑视的态度。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认为西方政治家要求中国实现更多的民主，这主要是做给国内媒体看的，而且是为了强化国内公众对民主的信仰。您的看法呢？
库恩：我不认为这是西方政治家主要的动机。双方在讨论民主参与和多元化的过程中，彼此的立场在接近。西方也对自己的体制进行反省，比如我们也自问，我们的公民参与是否导致某些决策过程过于漫长。而中国方面也会考虑，那么多的抗议事件也说明了中国体制的缺陷，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太低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德国之声：您在清华大学作过客座教授，据您的观察，中国这所精英大学的学生对民主这个题目感兴趣吗？
库恩：我想是的。特别是那些大学生俱乐部，一些国际性的俱乐部现在在中国大学也有了分部。他们的主席就是竞选出来的。候选人发表讲话，最后大家投票选出主席。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参与的例子越来越多。我想中国人对这样的方式也很认同。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认为在民主化方面，中国政府主要面临的来自西方媒体的压力。您的看法呢？
库恩：我不知道西方媒体是否真的向中国政府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中国民众当中一定也有要求民主的声音。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经济界、知识界以及公民社会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思考政治参与和多元化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实行更多的民主，会使它更有能力应当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吗？
库恩：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在西方，也在中国。当然中国的体制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体制。但我相信，如果中国公民有可能获取更多的政治信息，得到更多参与的机会，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多的活力。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他不认为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备解决根本性问题的能力。您认为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吗？
库恩：我认为默勒教授的研究方式是一种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国家必须和经济界以及其他团体一起解决社会问题，我也不相信国家会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国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并给与经济界和公民社会更大的活动空间。默勒教授在报告中根本没有顾及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而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民主这个严肃的题目。
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正方如是说 2008.07.14
默勒教授在其报告之中否认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这一耸人听闻的立论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反响。在普通听众报以阵阵掌声的同时，在场的中国问题专家则在会后的提问中对默勒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会后又采访了默勒报告最激烈的反对者、德国发展援助部的库恩博士。
德国之声：库恩博士，您听了默勒教授的报告，他认为中国不需要更多的民主，因为中国不需要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库恩：我不同意。他的报告令我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我知道中国国内有关民主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2005年中国政府还公布了民主白皮书。中国学者俞可平撰写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在西方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这说明中国十分看重民主这个概念。
德国之声：您和默勒教授的分歧是否因为你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讨论呢？默勒教授是在哲学的层面思考民主这个概念，认为其原意人民的统治在西方也是不存在的。
库恩：默勒教授原来是搞汉学的，现在他自称为哲学家。我不相信他认真研究过民主的理论，他对民主涵义的解释很肤浅，而且是带着一种蔑视的态度。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认为西方政治家要求中国实现更多的民主，这主要是做给国内媒体看的，而且是为了强化国内公众对民主的信仰。您的看法呢？
库恩：我不认为这是西方政治家主要的动机。双方在讨论民主参与和多元化的过程中，彼此的立场在接近。西方也对自己的体制进行反省，比如我们也自问，我们的公民参与是否导致某些决策过程过于漫长。而中国方面也会考虑，那么多的抗议事件也说明了中国体制的缺陷，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太低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德国之声：您在清华大学作过客座教授，据您的观察，中国这所精英大学的学生对民主这个题目感兴趣吗？
库恩：我想是的。特别是那些大学生俱乐部，一些国际性的俱乐部现在在中国大学也有了分部。他们的主席就是竞选出来的。候选人发表讲话，最后大家投票选出主席。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参与的例子越来越多。我想中国人对这样的方式也很认同。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认为在民主化方面，中国政府主要面临的来自西方媒体的压力。您的看法呢？
库恩：我不知道西方媒体是否真的向中国政府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中国民众当中一定也有要求民主的声音。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经济界、知识界以及公民社会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思考政治参与和多元化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实行更多的民主，会使它更有能力应当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吗？
库恩：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在西方，也在中国。当然中国的体制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体制。但我相信，如果中国公民有可能获取更多的政治信息，得到更多参与的机会，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多的活力。
德国之声：默勒教授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他不认为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备解决根本性问题的能力。您认为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吗？
库恩：我认为默勒教授的研究方式是一种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国家必须和经济界以及其他团体一起解决社会问题，我也不相信国家会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国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并给与经济界和公民社会更大的活动空间。默勒教授在报告中根本没有顾及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而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民主这个严肃的题目。
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反方如是说 2008.07.14
前不久，在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汉学会联合举办的“相遇中国”系列活动中，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的哲学教授汉斯-格奥尔格-默勒教授做了题为“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的报告。默勒认为，“当今社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只是为了“强化一种所谓的大众宗教”。请看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会前对他的采访：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吗？您的回答是什么呢？
默勒：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听起来可能令人吃惊，但我是从哲学层面思考问题。因为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统治，而这是不存在的。因此这样的提问就是错误的。
德国之声：西方的民主难度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一种政治体制吗？
默勒：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今天的社会或政治形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看一看欧洲联盟，看一看联邦德国，哪里是人民说了算！我们目前的体制可以说运转良好，这里的生活也很舒适，但这不是我们所理解并标榜的体制。我们赋予自己的政治体制各种各样的神话和美好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这一词汇。我在报告中也将引用几位政治学家的立场，他们都认为尽管德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较为优越，但这不是人民做主的制度。
德国之声：那为什么西方要求中国实行更多的民主呢？
默勒：我的印象是，西方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针对的并不主要是中国，而是为了强化我们这里的所谓大众宗教，就是说我们这里是真正的民主体制，而且这一体制构成我们社会的基础。用敦促他国实行民主的方式来证明我们自己的民主性。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不是也在逐步民主化吗？比如村长不是已经自由选举产生吗？
默勒：不错，中国社会采取了一些朝向民主化的步骤。但在全球范围内也有无数背弃民主化的事例，非民主化的发展也许决定了人们更多的生活领域。想一想经济领域，教育，大众传媒，医疗卫生，在这些决定我们生活的领域里，都不存在民主，也不可能表决。你不能表决电视该播放哪些节目，你不能表决你的成绩单上是什么分数，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中国生活，还是在美国或俄罗斯，你的日常生活都不是通过表决来规划的，而且你也不一定希望如此。说到政治领域，如果直接选举市长，那么确实存在一定的选举程序。但是总体来说，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并不会因民主表决的程度高而变得更好。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实行全面直选，这对中国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默勒：不能笼统地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选举就是健康的，反之就是不健康的。比如1933年德国实行了自由选举，但并没有给德国带来福祉，而印度实行了几十年的民主，但我想很多印度人更愿意在中国生活。在有些国家，自由选举是种很好的模式，比如二战后的德国。但民主不是灵丹妙药，比如在伊拉克，民主的尝试就没有成功。对巴勒斯坦的选举结果，我们也不满意。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幸福与否的标准是那里是否存在自由选举，那么这是一种思维的短路。
德国之声：但民主难道不是具备更正错误选择的能力吗？
默勒：话不能这么说。因为凭什么来决定什么是错误的选择呢？如果只有少数人认为选举结果是个错误，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在下一次选举中更改其决定。没有客观的标准来决定哪个政治决策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面临实行更多民主的压力吗？
默勒：中国政府处于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压力之下。但我不能判断中国政府是否也面临中国社会的压力。我认为这一压力不是来自经济界或是学术界，而是主要来自大众媒体。
德国之声：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去年秋天提出亚洲战略纲领，认为中国对德国构成体制上的挑战。您赞同这一观点吗？
默勒：我不认为存在体制上的竞争。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比较：中国是专制的，西方是民主的。中西体制本身既十分复杂，而且相互交融也越来越显著，因此不能做这样简单的对立。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的现行体制能够解决中国内部存在的众多问题吗？
默勒：我不认为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备解决根本性问题的能力。
没有理由对中国怀有恐惧感 （2008.07.13 ）
7月10日，德国奥林匹克学院在法兰克福举办题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报告和研讨会。德国工商大会亚太工作组负责人沙宾娜-赫佩尔勒博士代表经济界做了有关德国企业在中国活动的报告。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在报告之后采访了她。
德国之声：作为德国经济界的活跃人士，您是如何经历近几个月德国的这一场中国辩论的？
赫佩尔勒：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反对抵制奥运会，反对经济制裁，因为我们认为这不是在某个国家促成变化的有效手段。我们认为，德国展开的中国辩论非常感情用事，非常片面，这表现出德国还不知道如何与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一个价值观不同于我们的国家打交道。这也是中国辩论在西藏危机过去之后仍然激烈进行的原因。
德国之声：在这场辩论中，阿迪达斯和大众这两家奥运会的赞助商也被钉上了耻辱柱。您认为这对两家公司的信誉造成损害了吗？
赫佩尔勒：这两家公司是大型国际化企业。它们会继续在中国的业务，但在这一场非常情绪化和一边倒的辩论中，阿迪达斯和大众的形象当然受到了损害。但它们坚持对奥运会的赞助，我们对此也非常支持。
德国之声：影响中国辩论的一个潜在因素是德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恐惧，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最终夺去他们的富裕生活，您认为德国人有理由怀有这样的恐惧吗？
赫佩尔勒：没有理由。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德国是全球一体化的主要受益者。作为一个开放的、依赖于出口的经济实体，我们必须保持并强化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并从我们的经济伙伴那里获益。德国企业在国外的活动也为巩固德国的经济地位、创造就业位置做出了贡献。
德国之声：德中关系在过去几个月中也经受了波折，这对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了吗？
赫佩尔勒：我们没有得到具体的某个德国企业在中国业务受到影响的信息，但如果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紧张，当然不利于经济关系的发展。
德国之声：与中国贸易伙伴的交往也没有受到影响？
赫佩尔勒：我们的总体感觉是，中国人采取一种很实用的态度。中国经济同样依赖于与国外的伙伴。中国特别对与德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合作抱有兴趣。可以说合作的意愿是相互的，不只是德国企业想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企业也希望在高科技领域达到尖端水准。因此，展开国际合作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
德国之声：最近几天德国媒体炒得很热的一个题目是德国著名高档玩具公司施泰福退出中国。有些报道甚至说，从中国市场撤出已经形成一种趋势。您能证实这一说法吗？
赫佩尔勒：我们完全不同样这种说法。这是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失败的一个例子，也许该公司在去中国之前准备不足，但根本就没有形成一个从中国撤出的趋势。有些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尝试失败了，但更多的是成功的例子。
德国之声：谢谢您接受采访！
“闭上眼睛，硬挺过去” 2008.05.08
奥运会对国际康采恩来说是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全球有60多家企业出资数十亿欧元有幸成为北京奥运会的正式赞助商。其中包括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在内的12家企业是国际奥委会的赞助商，可在全球范围内以奥运会做广告，而德国的大众和阿迪达斯则次一级。他们是北京奥组委的赞助商，只允许在中国做奥运广告。由于本届奥运会被超级政治化，赞助商也陷入没有预料到的困境。德国记者张丹红就此问题采访了科隆体育与市场公司领导层成员斯特凡-施罗德。
德国之声：施罗德先生，阿迪达斯和大众是北京奥组委的正式赞助商，并因此在过去几周不断遭到媒体的批评。政治家和媒体要求这两家企业在人权问题上明确表态。作为体育营销专家，您认为这样的要求有道理吗？
施罗德：我对这样的要求表示理解。这两家企业的大本营是在德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问问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不过分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理解这些企业。他们的目的是赞助体育，而体育是增进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的最佳手段。因此，指责这些企业活跃于一个不是那么尊重人权的国家是有失公正的。
德国之声：为什么奥运会对这些康采恩来说如此有吸引力呢？
施罗德：奥运会或者说奥运精神仍然是体育和体育所体现的价值的最高境界。奥运会的五环也是各民族间互相理解、公平竞争的象征，奥运会的形象是非常积极的。但奥运会也一直面临一个问题，不只是这一届北京奥运会，它总是被一些组织政治化，以期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说，奥运会从来都是被工具化，这就为赞助商蕴藏了一定的风险。
德国之声：事后来看，您认为阿迪达斯和大众做出赞助北京奥运会的决定是否有些考虑不周呢？如果他们当初向您咨询，您会劝说他们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吗？
施罗德：不会。拿大众来说，中国已经成了大众最重要的市场，在那里生产的汽车已经超过了德国。如果他们通过赞助奥运的的方式向中国人民表示，我们相信你们能出色举办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一个多么有吸引力的国家，那么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可能这些企业低估了一点，那就是个别组织将奥运政治化的活动能够达到如此强烈的轰动效应，甚至一发不可收拾。比如说圣火传递，有谁想到它会受到这样的干扰？这也是赞助商没有预料到的。
德国之声：这些赞助商现在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他们退出赞助，那么就会得罪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国外市场。但他们的形象在世界其他地区受到了损害。迄今，有没有赞助商找到贵公司，请你们出谋划策呢？
施罗德：已经有好几家公司找到了我们，专门询问他们的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损害。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用不着夸大其词。一般来说，公众不会将赞助商视为奥运会的责任者。在圣火传递期间，我们也观察到，背黑锅的是中国，媒体指责中国践踏人权，赞助商处于次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大众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名誉扫地，只因为大众赞助北京的奥运会。但目前的形势很复杂。赞助商也不可能对中国说，我们退出，甚至抵制奥运。果真如此，他们会在中国名誉扫地，而中国对他们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目前，不管赞助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对他们来说没有万全之策。
德国之声：德语里有句话叫作“闭上眼睛，硬挺过去”。这是赞助商目前的唯一办法吗？还是他们可以采取什么相对来说比较明智的策略吗？
施罗德：“闭上眼睛，硬挺过去”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挺住，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企业应当向公众宣传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而且要在这一问题上加强公关，采取主动。没有人会指责阿迪达斯和大众在中国侵犯人权，但他们的公关部门应当主动谈及这一话题，而不要给人疲于应付的感觉。
德国之声：如果我们说赞助商的形象受到损害，那这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难道说某位消费者本来打算买辆高尔夫轿车，但因不满于大众赞助北京奥运会，他就转而买另一家公司的汽车吗？
施罗德：这对赞助商来说当然是一种最可怕的局面。但目前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迹象。个别情况总会出现。比如在德国自行车赛中的兴奋剂丑闻曝光时，有人因德国电讯公司赞助自行车队而将其手机退回。但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子。可能受到影响的是某个品牌的声誉，比如某家公司现在如何对危机情况做出反应。但我不相信消费者会抵制阿迪达斯的产品，转而买耐克品牌，或是改变原来买大众汽车的计划，这种情况不大会出现。
费斯佩尔：体育不能受政治示威左右 2008.05.06
周一晚上，德国科隆著名的“德尔布吕克论坛”举办有关人权和奥运会的讨论会。讨论会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此间公众开始反思：我们是否在强调人权为普世价值的同时忽视了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巨大进步？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在讨论会之后采访了德国奥委会总干事费斯佩尔。周二，费斯佩尔还对德国总统和总理不参加奥运开幕式提出了批评。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总干事米夏埃尔.费斯佩尔、德国联邦议院德中议员小组主席普福鲁格、德国公法电视台负责报导奥运会的巴尔考斯基和宣布抵制奥运会开幕式的击剑队员杜布利策。讨论会体现了与前一段时间不同的气氛。就连发言的大赦国际代表也指出中国在人权方面有进步。
周二，费斯佩尔还对莱茵邮报批评了默克尔总理和克勒总统不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行为，默克尔女士和克勒先生一定仔细斟酌过这件事。如果我们的运动员能得到他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现场加油，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下面是周一的采访内容。
德国之声：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三个月，在经过了有关西藏、人权和是否抵制的种种辩论之后，您对奥运会还有一种欣喜的期待吗？
费斯佩尔：当然了。这次的奥运会与众不同，这也与我们现在经历的种种讨论有关。但奥运会也是盛大的体育节日，来自205个国家的年轻人将欢聚一堂。所以我非常高兴。
德国之声：国际奥委会不久将就奥运宪章第51条3款作出新的阐释。该条款已有50多年的历史，内容是禁止政治、宗教或种族的示威。您认为如何对此作出合时宜的解释呢？
费斯佩尔：当时作出这一规定的背景是：体育不能受到政治示威或讨论的左右。如果我们允许将政治带到赛场上，那么很快就会有人在赛场上用各种方式或者维护科索沃的自由，或者反对科索沃的独立，也会有人为以色列的利益呼吁，而另外的人则站在巴勒斯坦一边。这不是体育的利益所在。在其他的体育赛事上也是一样。比如世界杯足球赛，或是德甲联赛，或是田径赛，都不允许在赛场上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任何国内、国际比赛的常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运动员的言论自由。运动员享有言论自由，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比赛之外表达自己的意见。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在赛场之外？
费斯佩尔：当然也包括所谓的mixed zones，也就是说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当然可以就中国的状况表态。
德国之声：但如果一名运动员获得金牌之后，在赛场上接受采访。他是否可以回答政治性的问题呢？
费斯佩尔：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一名记者在运动员获得他运动生涯最辉煌成绩的一刻去问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不是合适我表示怀疑。
德国之声：一些运动员在目前有关中国的辩论中，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应当对此负责吗？
费斯佩尔：不。我们没有让运动员单独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将组织相关的讨论，请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联邦政府人权专员，还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专家为我们提供必要的信息。
德国之声：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成熟的运动员应当自己去了解情况，并做出独立的判断。您认为要求运动员在训练之余去了解西藏的历史、现状，不是有些过分吗？
费斯佩尔：我觉得不过分。我们的奥运代表团包括450多人。他们是德国社会的折射。他们当中有热衷政治话题的，也有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的。我们的任务是既保护那些愿意发表政治意见的运动员，也保护那些不愿意表态的运动员。而不作政治表态，并不意味着赞成侵犯人权的做法。
德国之声：到目前为止，已有两名运动员明确表示，将不参加开幕式。媒体对她们大加赞扬。这不是对那些不愿参与政治的运动员造成了一种压力吗？
费斯佩尔：出于团队的利益，我会抵制这样的压力。以往的奥运会开幕式也不是所有运动员都参加。有的运动员在开幕式之后很快就有比赛。参加开幕式也是件很辛苦的事情。作为德国奥运代表团，我们将出席开幕式。但我们不逼着每一名运动员都到场。
德国之声：您提出了德国奥委会的三个目标：在体育成绩上超过2004年雅典奥运会，而且这个成绩是不靠兴奋剂和不正当手段获得的，第三个目标是运动员应当作德国的有尊严的代表。您能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吗？是否也包括他们应当出席开幕式呢？
费斯佩尔：在我看来，一个奥运代表团既然参加奥运会，就应当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奥运会的组成部分。有尊严的代表是指运动员在国外的举止应体现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同时也表明我们是生活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
德国之声：第29届奥运会将以什么样的运动会被载入史册，您敢于做出一个预测吗？是有史以来组织最好的奥运会还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奥运会？
费斯佩尔：一般来说，一届奥运会如何被载入史册，我们事后才会知道。我可以肯定，人权会是奥运会期间的一个话题，但我希望这不是唯一的话题。
泽林谈西藏危机:西方不能再帮倒忙 2008.04.20
泽林（Frank Sieren）曾是德国“经济周刊”驻北京记者，已在中国生活15年。2005年他发表的“中国密码”一书曾引起轰动，刚刚出版的“中国震惊”分析中国在伊朗、蒙古及非洲的活动，驳斥有关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论点。他对中国的看法区别于目前西方的主流，因而在德国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前不久在波恩的“相遇中国”系列活动中与泽林同台讨论之后，就目前的热点话题西藏采访了他。
德国之声：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为中国辩护，您是否因此不再受到媒体的青睐呢？
泽林：不能这么说。因为媒体毕竟希望听到两种声音。此间对西藏事件的报导有一点让我担忧，那就是我们没有去问藏人的处境是否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而好转，示威者是否达到了使藏人拥有更大程度自治的目的。我们不能一味指责中国政府。我们也必须看到另一面，那就是达赖喇嘛不断试图搞政治活动，尽管他知道这不会有任何结果。西方的政治家不去努力减压，甚至火上浇油。再看看在西藏抗议的年轻藏人，他们更让我想起巴黎近郊的闹事青年，而不是1989年的示威者。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此间某些政治家火上浇油，他们不是也因为舆论造成的压力吗？为什么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如此一边倒呢？
泽林：我想原因是，西方舆论过去是中国热，现在则对中国有些害怕了，害怕中国过于强大，会影响到这里的生活水平。所以在西藏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出现过分的反应，不能说幸灾乐祸，但至少是心理找到了一些平衡，因为这一事件表明，中国政府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原因是西方普遍存在一种对西藏理想化的幼稚看法。但这一理想化的西藏是根本不存在的。
德国之声：此间媒体认为，造成藏人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您也这样看吗？
泽林：当然中国的同化政策应当批评，但也存在其他的因素。我刚才已经提到那些闹事的藏族青年，他们点燃了汉人的商店；也有一些西方政府，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会晤达赖喇嘛，唤起了流亡藏人的期望，但她现在又无法满足这样的期待；还有达赖喇嘛，他仍然是一个流亡政府的领导人，他虽然声称并不主张西藏独立，但他的行为是激化，而不是缓和局势。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使藏人的处境恶化，而不是好转。这是很悲哀的。我只能呼吁各方回复理性。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吗？
泽林：当然，对话总是有益的。只有接近，才会产生变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达赖喇嘛必须停止政治活动。他必须向世人证明，他只是宗教领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有那么多少数民族，但只有两个民族与政府之间存在冲突。而这两个民族正是政教混合的民族。而政教分离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成果之一，我对此深感骄傲。
德国之声：您敢于预言目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舆论战如何收场吗？
泽林：我想目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冲突已经爆发，现在得等奥运会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赞成与西方接近的改革派有可能实现其主张时，冲突才会缓解。目前是强硬派占上风，他们认为西方利用西藏来分裂中国。我还记得去年默克尔会晤达赖使中国领导层中的温和派感到震惊，而强硬派则得意洋洋，因为这一会晤使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对西方的指责是正确的。这是德国舆论、西方舆论乃至西方政界的一大问题，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做能够得到好的结果。更有甚者，西方政治家为了得到本国民众和舆论的喝彩，往往让外交服务于内政，不惜为此付出外交失误和国际合作受损的代价。
德国之声：照这样说，德国政治家应当放弃其价值观外交吗？
泽林：如果我们要推行道德外交，就必须始终如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使用同样的标准。如果去中国访问，批评那里的人权状况；之后去印度，对那里十倍于中国的贫困、五、六倍于中国的文盲率只字不提；再之后去机场迎接沙特国王，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们以不同的标准评价不同的国家，对中国人一套标准，对印度人一套标准，对沙特人又是一套标准。这样一来，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价值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迄今，西方对价值观有阐释的权力，特别是在殖民时期，我们说对就是对，我们说错就是错。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学习做出妥协，我们要正确估计自己所处的位置。目前我们占人类少数的西方国家仍处于一种极为优越的地位，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了。
德国之声：迄今中国的精英对美国和欧洲区别对待，认为美国谈人权是虚伪，欧洲谈人权是真诚的。这一次欧洲是否辜负了这一信任呢？
泽林：这样说可能有些重，但我们的说服力正在下降。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行动要有说服力。我们与中国展开人权对话，其中专门有一个死刑委员会，谈我们对死刑的看法，但我们为什么不同美国进行这样的对话。这样，我们就给人把柄。过去这无所谓，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现在时代变了，其他国家对世界如何发展有不同于我们的设想，而且这样的设想还在世界范围内有推广的趋势。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提到中国改革派目前的处境艰难，您认为西藏事件会使中国的改革进程出现倒退吗？
泽林：不会，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西藏动乱产生的影响。改革派确实受到了冲击，但他们不会从此一蹶不振。一个每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十的国家注定要更大程度地对外开放。我在中国生活了15年。在这15年里，中国领导层做决议的时候可以说越来越民主。更谨慎地说，越来越大的一个群体参与决策。胡温的主要任务是在各种利益团体之间搞好平衡，做出妥协。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已经终结。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们能做的是给与政府中我们认为理性的力量以支持，让他们有更好的论据。而不是像现在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导中，给他们帮倒忙。西藏事件爆发之后，我们有关抵制奥运的讨论，对圣火传递的干扰，这一切不会使中国政府让步。中国政府只有在改革派拥有充足论据、同时又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让步。这是我们所不理解的。国际间的问题很复杂，而且这个世界并非善恶分明，我们在发表政治言论的时候应当考虑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只表示愤慨，站在我们认为是好人的一边，之后认为上帝会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热”变成“中国恐惧热” 2008.04.17
西藏事件爆发以来，德国媒体充斥对中国的负面报导，并引发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周末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将再度会晤达赖喇嘛，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采访了德国外交协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请他分析德中关系是否因双方情绪化的辩论受到了影响。
德国之声：桑德施耐德教授，最近读德国的报纸，看联邦议院有关西藏问题的辩论，或是电视中的政治讨论节目，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完全是德国人眼中的“敌人”了。
桑德施耐德：您说得不错，目前在德国讲中国的好话不太容易，也没有人愿意听。我愿意提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中国从今年年初开始推行的劳动法。目前没有人对这类的话题感兴趣。来自西藏的画面，达赖喇嘛的讲话占据了媒体，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德国媒体这一次的片面报导。这和中国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媒体寻求轰动性新闻，有关抵制奥运会的讨论或是西藏的报导目前能够产生这种轰动效应。这毒化了整个辩论的气氛，使有关中国的讨论丧失了就事论事的原则。而考虑到德中关系的重要性，这样的情绪化是很不应该的。
德国之声：很多中国人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西方不愿意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桑德施耐德：我认为，西方不愿意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很愿意每隔四年经历一次令人愉快、激动人心的体育赛事。但奥运会早已成为一桩政治事件。您提到，在西方，有关中国的辩论发生了变化，的确如此。中国政府也对此做出了反应，在语言上，由原先的中国“崛起”改成了“和平发展”的说法。七年前，中国获得奥运会举办权时，我们正处在“中国热”的阶段，那种狂热也是过度的。那时候，中国什么都好，中国市场的迅猛增长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商机。如今我们认识到，中国也是竞争者，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于是，相关讨论中，对中国的恐惧又成为了主旋律，这种恐惧就如同当年的狂热一样过度。我希望钟摆能恢复到正常的位置，让我们重新以冷静、实事求是的方式对待中国。
德国之声：在奥运会前能实现吗？
桑德施耐德：很遗憾，恐怕不能。首先，西藏流亡组织会采取公开的行动引起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注意。从过去数周的情况来看，很可能一直到奥运结束，我们都会陷入一场困难的辩论之中。但到那之后，我们也到了重新审视这一切的时候。
德国之声：您提到西藏流亡人士，您认为达赖喇嘛对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影响力？
桑德施耐德：我对此有点怀疑。在西方，达赖喇嘛享有很高的声望，是位友好的、微笑着的老先生，受到广泛的赞誉。而在不久前，他不得不以辞去世俗职务相威胁，以阻止西藏的街道上再发生暴力事件。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反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活动也并非完全非暴力的，由此，西藏流亡政府的清白也受到损害。我个人因此产生了一些疑虑：达赖喇嘛是否还代表着以自我克制为特征的西藏流亡运动。我怀疑，在西藏流亡运动内部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政治利益，都在日益争取自己的发言权。达赖喇嘛或许仍是流亡藏人的代表，但也仅此而已。
德国之声：上周末，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愿意再次与达赖喇嘛会晤，但并没有提到任何具体日期。默克尔此举是否是无谓的火上浇油？
桑德施奈德：这么长时间以来，默克尔总理一直对西藏局势保持沉默，只在早些时候做过表态。假如她现在说，再也不会与达赖喇嘛会晤，那就等于承认去年与达赖喇嘛会晤并不完全正确。在德国，这也是政治上丢面子的事情，默克尔肯定会尽量避免。目前她并没有与达赖喇嘛会晤的具体计划。至于她所表达的意愿，我认为不必过于当真。倘若真的确定了具体的会晤日期，那就必须考虑到这势必再次给德中关系带来困难，而且会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就此，我还是充满希望的相信，默克尔总理会反复斟酌的。
德国之声：但她为什么现在宣布了这种意愿，她也可以继续保持沉默啊？
桑德施奈德：作为德国总理，她不可能始终保持沉默。每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她都会被问到这些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补充一点：默克尔对待中国的基本态度与其三位前任——施密特、科尔和施罗德相比，有所不同。我个人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变化。默克尔从人权的角度看问题，依我看来，这种角度未必更恰当。这也引导着她的政策，并成为她执政风格的一部分。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他现在也介入了西方有关中国的辩论。他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他特别感到气愤的是某些美国政治家狂妄地认为，他们以及他们的盟友有责任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传播到全世界。您认为默克尔女士也受到了这种狂妄的感染吗？
桑德施耐德：她确实给人这种印象。我想强调的是，赫尔穆特-施密特每到这种时候站出来说话的时候，都表现出他是一名睿智的分析家。他说的完全正确。我总爱引用他的一句话：“西方的自以为真是贻害无穷”。默克尔与布什的密切合作给德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些很有疑问的因素。她有朝一日必须认识到，西方制定游戏规则、全世界都得遵守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她现在离这一认识还有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她外交政策的误差。
德国之声：欧洲议会上周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和默克尔再度会晤达赖的宣布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强烈反弹。西藏问题已经给德中关系或欧中关系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呢？
桑德施耐德：德中关系和欧中关系已经受到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我们必须说明的是，德国议会过去也作过西藏决议，欧洲议会通过这样的决议也不是第一次。欧洲议会不直接负责外交，所有它可以通过这样充满漂亮话的决议。当然这样的决议会破坏气氛，甚至毒化气氛。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中国与德国和欧洲合作符合大家的利益，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不要使局势激化。
德国之声：您不认为西方政治家在这一时刻负有特别的责任，使中国的改革进程不致出现倒退吗？
桑德施耐德：当然是这样。请让我这样描述西方所处的尴尬境地：我们西方当然希望中国的政治发生某些变化，比如在人权问题上。我们当然也希望西藏的局势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希望中国保持稳定和行动能力。中国是我们全球一体化框架下的重要伙伴。因此，我们呼吁双方的政治家，不要做任何激化局势的事情。那些不假思索、说话过激的政治家会毒化气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过去几周听到的一些德国政治家的公开言论完全是于事无补的。
马英九：要作和平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2008.03.23
台湾新当选总统马英九周日上午在台北青少年娱乐中心举办当选后的首次国际记者招待会，回答了来自各国记者的提问。大家最为关注的仍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未来关系，此外还涉及台湾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从台北发来如下报道：
马英九上午10时准时与萧万长共同步入会场。他身着西装，精神饱满，选战冲刺阶段的疲惫已经无影无踪。
记者首先关心与选举同时举行的两项公投都没有通过，会不会给世人造成印象，台湾民众并不支持加入联合国，马英九是否打算再举办一次公投来纠正这种印象。马英九说：根据公投法，一项公投不能在三年之内重复举行。返回联合国是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愿望。这一次的经验告诉我们，你想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应当用正确的方式。如果方式不正确，你不只会失败，而且还要惹很多麻烦。
谈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马英九说，大陆是对台湾的威胁，但大陆也给台湾带来机会，所以，他的任务是，使威胁最小化，使机会最大化。在经贸往来方面，他将寻求与大陆关系的正常化，向大陆开放，让更多大陆人来台湾观光，为台湾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还不只包括经贸内容：我将与大陆谈三项内容：第一与大陆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第二与大陆谈判签署和平协定，包括采取军事信任措施，避免冲突发生；第三，我们将与大陆谈台湾的国际空间。
在一中原则的问题上，马英九重复他一贯的立场：台湾的宪法也是一中宪法，所以一中原则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1992年我们和大陆在香港达成共识：双方都接受一中原则，但可以各自表述。
马英九说他最近没有访问中国大陆的计划，他将首先做改善两岸关系的实事，比如直航。当香港记者问及他是否想访问香港时，马英九的回答引起记者们的一片笑声：各位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但确切地说，我是台湾制造的，我母亲去香港的时候，已经怀了孕。1997年之后，我曾经去过香港三次。2005年香港拒绝给我签证，让我感到很难过。我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再去访问我的出生地。
当问及台湾与亚洲周边国家关系时，马英九说：我至少在四年前就说过，我们想成为区域经济融合的一部分。2003年我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就曾明确表示，我们希望看到十加四，也就是在东盟加中国、日本、韩国的同时，再加上第四个：台湾。对我们来说，中国大陆是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第二，东盟第四。因此实现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最惠关系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当然这里有政治困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首先与大陆，在旅游及其他方面都还存在问题，人民币和台币还不能自由兑换。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
马英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再强调：在世界上，我们要作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在区域的层面，我们要作和平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中国与欧洲争抢非洲大陆 2007.12.28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对能源的需求猛增，大批中国商品需要海外的销售市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重新发现了非洲，并逐渐与非洲昔日的宗主国欧洲主要国家产生竞争。更令欧洲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大感兴趣，同时在发展援助方面也更愿意与中国合作。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与欧洲在非洲大陆上能否实现竞争中的合作，已成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是否拥有实质性内容的试金石。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就此话题采访了莱比锡大学非洲研究所的赫尔穆特-阿舍教授。
德国之声：12月初的里斯本欧非峰会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召开的。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欧洲如果不想在非洲大陆完全丧失影响力，就必须采取行动。欧非峰会是否找到了应对中国挑战的答案呢？
赫尔穆特-阿舍：坦白地说，最多只是部分找到了答案。欧盟决定与非洲国家一起制定合作的战略，这是一个正确的开端。这比中国所做的要多。但在峰会上很有争议的经济伙伴协定却彻底地失败了。因此我说峰会只是部分找到了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还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说法。
德国之声：您为什么说欧洲比中国所做的要多呢？中国在非洲不是非常活跃吗？
赫尔穆特-阿舍：中国人确实非常活跃。中国的活动范围也很广，从贸易、投资、发展援助到移民，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不是基于一项共同战略。中国没有与非洲国家共同考虑，什么对非洲人民、对非洲贫穷的阶层是最好的。
德国之声：从非洲地缘战略的角度，欧洲与中国是对手吗？
赫尔穆特-阿舍：当然了，而且不是一般级别的。我们目前在非洲看到的是地缘政治层面上一种新式的多极秩序。整个格局在发生变化。西方或是欧洲不能再指望回到过去的欧洲与非洲的两极世界。中国及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已是非洲大陆完全独立的伙伴。而且坦白地说，我们的非洲伙伴非常享受这种伙伴多元化的局面。
德国之声：中国和欧洲争夺非洲的能源和市场，还在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援助模式方面彼此构成竞争。中国的发展援助是无条件的，而欧洲则以良政和改善人权为前提条件。从长远来说，哪一种发展援助模式更具优势呢？
赫尔穆特-阿舍：不用从长远来说，就是从短期来说，西方的发展援助模式也是更好的。我们不能因上面提到的多边局面，放弃我们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要求，或是对该批评的事情缄口不语。因此，默克尔总理在里斯本峰会上批评津巴布韦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西方模式值得批评的地方是附加太多的经济条件，特别是与中国相比。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做法是非常不策略的。
德国之声：您指的是欧盟要求非洲国家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由化和更多地开放市场吗？
赫尔穆特-阿舍：正是这样。欧盟委员会和其他西方伙伴国家以经济伙伴协定的方式要求非洲不惜一切代价开放市场的做法是非常短视的。而中国则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灵活，对非洲来说是很容易相处的伙伴。这是欧盟的失策。
德国之声：非洲政治精英和普通百姓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吗？具体来说就是政治精英欢迎中国，因为中国使他们不再依赖西方，而普通百姓却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投资的负面影响吗？
赫尔穆特-阿舍：就我们的分析，对中国活跃于非洲的矛盾感受贯穿非洲各阶层。这对于西方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非洲，只有极少数的利益代表和政治家对中国的非洲攻势表示毫无保留的欢迎，认为有了中国，我们就可以完全抛开西方。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无论从经济、生态还是政治层面上，都有其消极的一面。如果西方对此做出聪明的反应，那么它会重新赢得非洲的信任。
德国之声：在2006年的中欧峰会上，非洲就已经是一个话题。您认为有可能实现中、欧、非的三方合作吗？
赫尔穆特-阿舍：在项目层面和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的。欧盟及德国联邦政府都应当继续走这条道路。比如前不久德国环境部和中国相关伙伴达成协议，共同关心非洲林业的环境问题。中国方面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灵活性。我们只是不能指望将中国纳入西方的发展援助体系，中国也不可能这样做。
德国之声：如果中欧在非洲问题上能够实行合作，那么会产生哪些协同效应？
赫尔穆特-阿舍：我认为，三方都会受益匪浅。我们欧洲人可以学习中国的灵活性，而中国则可以在尊重人权方面采取更为坚定的立场，在苏丹和津巴布韦问题上，中国已取得明显的进步。中国人在非洲的活动越深入，地位越巩固，他们就越会清楚地发现，非洲的哪些伙伴是值得信赖、可以与之打交道的，哪些是根本不可能的。
德国之声：如果说中欧在非洲问题上已经有合作的端倪，那么此间媒体的报导不是远远落后于现实吗？翻开德国的报纸，读相关的评论，你会有这样的印象：一边是无情剥削非洲的中国新殖民者，一方面是真正关心非洲的欧洲好人，而非洲人却不领情。
赫尔穆特-阿舍：您说得完全正确。德国有关中国的报导，包括德国某些部长在中国问题上的表态是完全片面的。中国在能源保障方面是后来者，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这间接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因此，不能指责中国人在寻找能源时不择手段。一味地攻击中国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它可能会阻塞合作的道路，而用更为理性的方式则可能推动合作。这是我们应当考虑的。
德国之声：非洲如何从伙伴多样化的局面中获益呢？
赫尔穆特-阿舍：非洲目前的经济状况是60年代以来最好的。非洲大陆正在经历独立以来最长的经济连续增长期。从非洲总算传来了好消息。冲突的数量也得到了控制。中国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中国在非洲的活跃也有其消极面，其廉价产品就已使非洲失去了一些工作岗位。非洲人必须自己在经济政策上做出回应。从总体上来说，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得到稳固，非洲可以得到丰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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