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上来了灵感写的诗歌

下班回家的自行车上来了灵感写的诗歌

http://www.lingshidao.com/shilun/xinshi/8.htm

扒了皮你就能认清我

• 伊沙

---

“你没什么牛B的！你光会骂别人，不会骂自己，你自己就是十全十美的吗？”
指着我鼻子说这话的人是广州诗人黎明鹏，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时间是去年11月的一个晚上，地点是在北京海淀区知春里的九头鸟餐厅。除了我的朋友，敢于当面指着鼻子骂我的人实在不多，所以我有印象。我当时怎么回答来着？原话已经忘记了。大概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人人都在赛牛B的时代里，骂骂人我不以为其牛B，可以骂别人也可以骂自己，我也很想找个机会骂骂自己，但我也不会认为骂了自己就牛B，“十全十美”更是从何说起？
现在终于有了机会我可以骂骂自己了。毛老人家很早就教导我们说：要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把年纪的人肯定富有经验，我以为在中国，好的自我批评都具备自我交代的性质。
一支笔、一叠纸，开始。

我有一张体制的脸

如何制造一个“文学少年”？我愿意与最富经验的中学教师交换心得，那就是：鼓励他的作文，画很多红圈，写最好的评语，让他站起来念，当众领受来自同学的羡慕和嫉妒。
想当年，我就是这么被制造出来的。作文好，家长就以为你有这方面的特长，总是从单位图书馆带文学杂志回来，远在上海的舅舅也听说了你的专长，每月都买一本《上海文学》寄给你……我就是在《上海文学》上第一次读到艾青的诗，是“归来的歌”，写天涯海角的一首，我觉得很好，句子漂亮，可那时候，我觉得雷抒雁也很好，而我最崇拜的小说家是刘心武……真是乱七八糟，我对文学的最初接触是从当代期刊，从“伤痕文学”开始的，这怪我没有家学，父母都是搞野生动物研究的，整日在秦岭山中追着狗熊跑……我独自在家学会了做饭。我是一个生在外省的文学出身相当贫贱的“文学少年”。
从小学到中学，我都这么过。太可怕了！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知道把信封的一角剪去就可以四处投稿。在毛没长全的时候就懂得做个诗人好泡妞，那是因为我在那个年头（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报纸上读到总是有两种人犯男女作风问题：诗人和导演。还有一次，刚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的流沙河来西安讲学，我亲眼看到那么多的姐姐挺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小波满身雪花膏的庸俗香气朝着流诗人讲课的剧场大步而去……我的小心灵真是羡慕不已！那时年少的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王蒙和张洁是惟一两个三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人以及朦胧诗主将顾城的家世。真是太可怕了！
更大的激励还在后头，17岁那年我写下的第一首诗就得以发表，现在我硬着头皮将之再次公布如下，博大伙一乐：
夜……

夜，深了，
柔和而宁静
多少面窗子里
却还亮着灯。
那点点灯火，
交相辉映，
像天上的星星；
又像一双双
探索的眼睛……

我默默地告慰
灯的主人：
等待你们的
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这便是我的“处男作”，它要酸倒我今天的后槽牙并且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带着钻的冲动，满地寻找着地缝。我的书架上有本《顾城的诗》，我找到一首顾城写于14岁的诗抄录如下：
小花的信念

在山石组成的路上
浮起一片小花

它们用金黄的微笑
来回报石头的冷遇

它们相信
最后粗糙地微笑
在阳光和树影间
露出善良的牙齿

两诗对比，无疑，顾城是个天才，而我是个白痴。可那时怎么就没有人告诉我呢？并把我阻挡一下？还把我视为“苗子”，任由我一路傻呵呵地写下去。在那时的中学生中间，比我更有名气的尚有田晓菲、刘倩倩、王军（洪烛）、涂海燕（小海）等人，说实在的，这些人（首先是我）既不天才也不早慧，只是过早地开始知道弄这些事情。既不天才也不早慧，那么早弄它干吗？这是全无意义的！可我们竟然从中捞到了实惠的好处，中学毕业时，田晓菲被保送至北大，王军（洪烛）被保送至武大，涂海燕（小海）被保送至南大，我本有一个保送复旦的机会，因故未遂只好参加高考，但也因获奖、发表的记录获得了20分加分得以顺利地考入北师大……除了这些，我还得到了什么？做一个小诗人的鸟感觉——一种身在文坛的幻觉。一个小屁孩子，知道那么多的文坛内幕和文人轶事,“口气像作协主席”（于坚诗语）。文学是可以带来好处的,文学可以当饭吃——这种糟透的想法立杆见影植入我心。还有：我就是为文学而生的，我就是为文学而受教育的，大一刚入学,辅导员在台上讲：“师大不是培养作家的，师大是培养教师的……”我心怀不屑地撇撇嘴,那个撇嘴一定丑陋极了。时刻准备着，为当一名作家而奋斗！那时我肯定在心里宣过誓。做一个作家，做一个体制意义上的作家，我心生体制的幻觉，也充满体制的趣味。张小波说我是个“会痞”，喜欢开会，而且知道如何在各种各样的会上出风头。我不得不承认我有这本事，但可悲的是，其实体制的会我参加得很少，我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天生的？还是来自一种积年累月的自我训练——一种在内心展开的训练呢？体制的趣味就是无聊文人的传统趣味，并不完全在体制内展开。台湾《创世纪》诗杂志常年赠阅，我翻上面的图片，对洛夫、痖弦们经常在茶艺馆里围坐谈诗的场景羡慕不已。我喜欢北京，有多种理由，历史的，现实的,其中的一条理由是我确实喜欢北京城里每个夜晚那种文人扎堆的饭局，喝滥酒,说胡话，挥洒性情，恣意撒娇，自觉也是江湖上的小英雄、北京城里的一腕儿！
正是在北京的饭局上，杨黎说他实在是不喜欢我的长相，没有解释的下文就是不喜欢。何小竹在《1999中国诗年选》的“工作手记”中说：“而对我和杨黎来说，伊沙是新朋友，这个早闻其名以为是个流氓的家伙见了面一看却像个‘知识分子’。”小竹的话能否代表杨黎的意思？而在几年前，美男子丁当说我长得像国营企业的伙食科长，让我对镜瞅了半天，我想拍着脸告诉你：我确实也不喜欢自己的长相。以我见过的诗人来说（女诗人暂且不谈），以俗人肉眼的标准来判断，可以有美丑之分：芒克、严力、顾城（已故）、杨炼、丁当、何小竹、石光华、柯平、杨克、侯马、阿坚、臧棣、马永波、阿橹（已故）、叶匡政、胡宽（已故）、路漫……都属个顶个儿的美男；于坚、杨黎、陈东东、刘漫流、沈奇、徐江、秦巴子、中岛、李岩、西渡、清平、桑克……都属于五花八门的丑男。美丑是俗人的标准甚至是女人的标准，我还有我的标准，那就是看你长得有无特色，美而有特色者为阿坚，他长得像战国时的刺客；丑而有特色者为于坚、杨黎、徐江：于坚长得像曼德拉，杨黎像师洋大律师，徐江谁也不像，五官在他脸上飞啦；长相中平而有特色者为朱文、李亚伟、张小波、沈浩波：朱文会变脸，他上一个表情很英俊，下一个表情就会很丑，堪称丑俊同体；李亚伟，与其说他长得像四川哥老会的师爷，不如说他长得像豺狗；张小波喝高之后反而不闹了，表情恬静，面露幸福之色，像一个红彤彤的刚从产室抱出来的女婴；请你仔细观察沈浩波，这小子面部的神经脉络组合起来与斗鸡无异……与他们相比，我长得真丢人，真失败，美丑不占还毫无特色，说穿了就是平庸,说得文化点儿就是：我生了一张体制的脸。这张脸在我是一名“文学少年”的时候是一张班长（还是副的）的脸，在我成为一名“诗人”后就是一张主编的脸（科级与处级之间）：堆满脂肪，和颜悦色。这张脸搁在商人中间让人误以为是经理，搁在政客中间让人误以为是处长，搁在文人中间让人误以为是主编，惟独不会让人误以为的是：诗人！
如果说一个人的脸的最终长成与他的内心有关——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这张体制的脸一定与我内心的体制幻觉与体制趣味相关连。作为当年的一名“文学少年”，我天真地以为文学生涯就像一名班干部和“三好学生”的命运，一切都有人替你安排好了，所有人都会关心你爱护你，而这一切都来自一个抽象的概念：文坛。具体讲就是组织，一个作家的组织。等到20年后,你看到一个人姿态感极强地写出《世纪末呼吁：解散中国的作家协会》，然后跑到中国作协的10楼会议厅怒斥茅盾文学奖是大便奖，这中间是一段被迫的命运,这中间我吃了多少人屎！
1985年秋天，我去北京了，一个身穿白衬衣的文学小爬虫爬上了东去北上的列车。我至今仍然后怕，如果我去不了北京的话，就会留在废都上大学，这是一个在文学上除了体制化就一无所有的地方，我会成为“农民小说”和“黄土诗歌”的三孙子吗？这完全可能，尽管我的南方血统和城市出身与之有着天然的敌意，在秦俑土色的眼珠里我也绝不是亲切的……

你以为我是自个儿的爹

舒婷是我最早读到的朦胧诗人，在体制内诗歌的环境里读到她，确实给我不同凡响的感觉，与她同时读到的还有傅天琳，她写一位幼儿园小阿姨的诗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那时我读高一，她们的诗教会我懂得最基本最常态的美。大学毕业分回西安的时候，我和北京诗人西川有过几回合的通信交往，他在信中问我前几年北外有个叫伊沙的诗写得很女性化是不是我，我回信说大概是吧但我不是北外的而是北师大的，我还在信中告诉他说：我在大学前期的诗确实很女性化因为深受舒婷傅天琳的影响。近10年后，在“盘峰论争”中,为了斗争的需要西川把我当年的信拿出来说事儿，说我受过舒婷傅天琳的影响——好象是什么罪证？他以为将之公布出来就可以打击我——这怎么可能？！将一个人生命中的一段真实经历写出来就可以打击了这个人？！对我来说这是随时可以写出来也正准备写出来的东西（只不过对非诗类的文字我宁愿等待时机），西川替我先把它说出来也很好。但我太熟悉西川这类“知识分子”的下流趣味和委琐心理了，所以我在<<究竟谁疯了>>一文中对这位深受李白、惠特曼、聂鲁达、庞德、博尔赫斯交叉影响的北京诗人做了毫不留情的反击。师傅牛B我牛B——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逻辑，傻B！
比舒婷、傅天琳稍晚，我读到了顾城，顾城令我惊讶不已继而深深迷恋，他教我懂得什么是一个现代诗人的基本才情（在顾城那里已经到了四溢的程度）：意象方面——“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太阳烘着地球/像烤着一块面包”。顾城营建意象的才能大概只有北岛才能与之抗衡，后者在天然感与生趣上不及他，后者的优势在于精密和张力。尽管我最终长成了一位口语诗人，但我在开始的时候经受过三年左右的意象训练，作为一个反意象的诗人这是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指导教师便是顾城和北岛。语感方面——“最后，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只树熊/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还需要什么？/手凉凉的，没有手绢/是信么？信？/在那个纸叠的世界里/有一座我们的花园”。显然的，顾城在上引的三段诗句中都使用了韵，但韵在此处已成为不止于韵的东西（请对比食指的作品），不再是韵的机械使用，而是让韵在微妙的语感变化中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语感”一词在当时的汉语中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它确已存在，于坚、杨黎、周伦佑就发明权的问题大概还有一场官司要打。请看于坚的口语诗中语感所呈现的样子：“大街拥挤的年代你一个人去了新疆/到开阔地走走也好/在人群中你其貌不扬”、“你皮肤白 我脸膛黑/太阳对我亲 对你疏/我们坐在南方的一家旅店/一见如故/像两个杀人犯 一见如故”、“晚饭的时间到了/丁当 你的名字真响亮/今天我没带钱/下回我请你去顺城街/吃过桥米线”。语感在于坚的诗中是以“说话”的状态体现的，韵的使用（转韵及在同一行诗中用韵）更加灵活，语感内在的变化更加奥妙更加丰富。我在此提早提到了于坚只是为了供认：被称为“尚持有无比锋利的语感和一流的语言天赋”（逸子语）的我在语感方面从顾城那里从于坚那里偷来了什么？我的语感是他俩语感的混杂影响及我自身特点的体现：“结结巴巴我的命/我的命里没没没有鬼/你们瞧瞧瞧我/一脸无所谓”、“但我吃便世上的馆子/仍然怀念一碗红烧肉/但我逛完天下的窑子/最爱是您生养的丫头”、“我们在暮色中抵达矿区/谈论着我们想象中/煤矿工人的非人生活/不知道这里的生活/也是火热的 在我们看见/电线杆上那些包治/性病的海报之前”。有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崔健歌词在其中所生发的作用——我在我硬的部分赋之以重金属的节奏，我在我软的部分赋之以城市民谣的味道，联想起西川在一篇谈话录中声称他正在研究古诗的韵律，真是把我笑煞！几年前，柯平在一封来信中建议我多研究一下宋词的语感，我在心里说：不必了，中国现代诗语感的最高成就已经被我窃取在手、创造发挥……
我下一个要去偷的诗人是北岛，对北岛我是大偷，是抢银行。我这么说吧，真正对我作为一个男人的骨骼的最终发育完成产生过影响的同胞是：诗人北岛、评论家刘晓波和音乐家崔健。我在中学时就读过北岛的两首诗，其中一首就被我记住了：《菩萨》。我全面阅读北岛的诗是在大学以后，读了北岛的诗才知道什么是朦胧诗。初读北岛时我有一种改天换地的感觉，我相信没有北岛的诗，北京80年代的天空绝没有那么高蓝。一个“文学少年”外加中文系大学生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观念遭到了迎头痛击，被击得粉碎！因为北岛，我开始思考诗人存在的意义。在北岛那里，我不光读到了充盈的才情和精良的手艺，我读到了一个伟大男人的内心。10多年后陈凯歌在成都告诉我的故事证实了我由阅读开始的对这个男人的信任与期待都没有落空，10多年后我读他台湾版的散文集《蓝房子》的感受一如当年！而在当年，读罢北岛我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我有那玩意儿！它在我乱七八糟的皮囊里！北岛于我唤醒的是灵魂。我不是要在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之间制造二元对立的那种傻B，但我知道不论你选择那个元，都要做到彻底和始终如一，在先辈面前，我只有惭愧莫名！北岛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对他的成就和已经取得的一切以及将会取得的一切，我放弃作为同行的嫉妒，对于他去国后创作上的失重我没有兴趣窃窃私语。因为我知道至高的荣誉是给予他不凡的经历和艺术颠峰的——对此我没法嫉妒。我在北岛那里偷到了足够多的东西，然后走了。
1985年，于坚和韩东在《新诗潮诗集》下册露面时，寥寥几首并未唤起我的注意；1986年，他们淹没在“两报大展”拥挤不堪的版面中，甚至不如那些标新立异的名号（什么“三角猫”等等）更出风头。直到1988年，我在一次真情实感的阅读中认识了他们：于坚的《作品第39号》和韩东的《我们的朋友》。我在我肮脏的宿舍中读着他们，我只有深深的感动，感到诗歌原来是这样一种近在眼前的东西，伸手可及，与人类最普通的情感和最具体的生存紧密相连。我手写我口，我说故我写。当时口语诗已在全国泛滥，口水飞溅诗坛，我喜欢他们并不单纯因为他们写的是口语，而是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一批的成熟的口语诗人开阔了现代汉诗的空间，把一批真正富有生命力和艺术才华的诗人从词语堆和意象群中解放出来。朦胧诗的方式一直让我有“做诗”的感觉，我知道那不是适合我的诗歌方式，我看到三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的一种方式已经有人成熟地做了出来。我以为是韩东建树了口语诗最早的一套规则（尽管是王小龙更早并且城市色彩更重），这套规则使我在1988年的6月一夜之间进入了口语化的写作——一种更利于我自由发挥的写作，韩东教会我进入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控制力，于坚让我看到了自由和个人创造的广大空间。可以说，韩、于是最终领我入门的“师傅”。稍后，我还从李亚伟那里偷到了一种愤怒与忧伤交相混杂的情绪，其实，李亚伟是我更为心仪的诗人，他在某一方面流露的才情令我绝望——幸好，它没有构成李亚伟的整体并贯穿下去，否则，我后来的写作就没必要存在。1994年，诗评家李震曾问我一个问题：“你最怕的对手是谁？”本来这个问题的提出就足以让人吃惊了，我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李亚伟！”我偷到了丁当的虚无与洒脱，偷到了默默坏孩子的顽皮与智慧，偷到了杨黎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偷到了王寅招人喜欢也十分必要的优雅，偷到了王小龙的城市感觉和哲学背景，偷到了柯平的江南才子气……80年代，自朦胧诗后具有进步写作倾向的第三代诗人中的佼佼者，被我偷遍了……
严力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在朦胧中我有一种很自恋的感觉：严力在纽约办《一行》，最初几期他好像一直在等着什么，他在等我给他投稿，他在等待着在一堆稿件中把我发现。我大学毕业前的第一次投稿就被刊登了，第二次寄去诗后他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出几年，你就会写出来的……”接到这封信时我已分回了西安，正在陆军学院接受军训，黄昏时我在大礼堂外白色的台阶上反复读他的信，心中有些潮湿。我创作生涯中所需要的一些标志性的话几乎都是被严力说出的，他说：“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下一步就是用更多的作品来加强它的问题。”他说：“你的诗不看名字我也能认得出来。这是一个成熟画家应该达到的境界。读你的诗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严力给了我许多实质性的帮助，我的最初影响的产生全仗《一行》，也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教诲，更重要的是，他整体的创作给予我的一次重要输血，他是1988年我真正进入诗歌写作以后还能够对我产生影响的惟一一位中国当代诗人，没有严力的影响，我不会懂得应该与日常现实拉开适当的距离，充满现实的质感同时又具有超现实的意味，诗人李岩读了我在“盘峰论争”中的文章，他说他发现“日常”不是我与“知识分子”开战的武器，我说当然不是我的武器因为“日常”不是我的目的。在我眼里，严力是中国现代诗的另一源头（如果把北岛视为一个源头的话）——是与中国传统诗歌情趣迥异的“另类诗歌”的源头，我以为严力——于坚、韩东——我，构成了中国“另类诗歌”的一个谱系。1994年，我和严力还有过一次合作——大家都面对同样的材料来共同完成一部碎片式的长诗，我称之为“男子双打”，严力称之为“现代对诗”，它既是我们友谊的见证，也记下了严力诗歌对于我的激发和影响。另外，我还想说明，我到目前为止的长诗理念完全得自于严力最早在汉语中实践的碎片式长诗——“诗句系列”

严力：再为诗送葬一个世纪
也用不完我手中的悼词
伊沙：再把诗拷贝一万遍
也用不完我手中的传单

严力：我的同胞终于在他们哭过很久的地方
开始造盐
伊沙：欲哭无泪
我的同胞将盐大把地撒入水

严力：放心地躺下吧
坟墓是上帝的子宫
伊沙：放心地出来吧
子宫的下界是坟墓

严力：在你搬走了炉台的上方
我的锅依然悬在那里沸腾不已
伊沙：在你砍掉了脑袋的下方
我的身躯依然耸峙是一座活火山

严力：在古城墙下
蟋蟀王的后代还在守卫皇宫
伊沙：在护城河边
蟋蟀王的孙女疯狂叫卖

严力：面临爱情的首次表白
你会感到满嘴出汗
伊沙：聆听爱情的首次表白
你会感到耳朵转筋

严力：我无所谓筹码漂亮与否
我只在乎筹码在赌桌上的高矮
伊沙：当金砖成为赌桌上的筹码时
赌徒之心已不在赌

严力：人类是人类的遗迹
伊沙：语言是语言的悼词

严力：我们无法测量
太阳离我们脑袋里的地面有多远
伊沙：我们无法测量
人体汗毛孔中灰尘的储量

严力：失恋是一种充满了各种维生素的苦恼
伊沙：失恋是冷饮店不出售双色冰激凌的夏天

我曾在一首叫《名片》的双行诗中写道：“你是某某人的女婿/我是我自个儿的爹”。你以为我真的是自个儿的爹吗？一个没有父亲没有兄长的人？不，不……我和侯马、徐江（这两位与我同届毕业于北师大的诗人）说：“我们是没有师兄的人。”——是在说我们没有母校意义上的诗歌传统，也得不到来自师兄的提携与帮助，我的话是针对北大那些与我们同龄（或年龄相当）的平庸者的——三具死尸换来的腐朽的诗歌传统才让他们得到了诗歌的毕业证，真是可怜！没有师兄，并不等于没有兄长，至少对我是如此，一所学校的诗歌传统是什么？狗屁！今天我写下他们，供出了我哥我姐，旨在说明：我从来不是有些小孩传说中的天才，也不属于某些论者所说的“横空出世”。我是我自我设计自我教育的结果，而且这种设计与教育也充满问题。我也从来不是某些人印象中的那种大无畏的人，而且恰恰相反，从诗歌上说，当年我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放入文明的序列——诗歌史可能的一个位置上，我用我已经掌握的知识和阅读经验在一开始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1988年，徐敬亚指出：“以非非主义、他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我当时想：倾向也就是倾向而已。燎原在10年后（1998年）的判断：“从那次‘两报’诗歌大展开始，中国诗界在现代主义的向度上一直存在着含混的后现代主义情结。”似乎更符合我在当年对徐敬亚那句话的的具体理解。当时我满脑子充满了向前走的意识——先锋意识？从现代挺进到后现代——当时，我想得就是那么简单，而中国的历史及其对应的文化太复杂了，它会一直向前走吗？当年我是在大学生的笔记本上画出了今后10年的诗歌创作路线，这太书生气了！太小儿科了！太知识分子了！别人从传统道德和传统审美经验的角度以为我是个“坏孩子”，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是个乖孩子、好学生，从一开始我就玩了一个大妥协、大下跪，在文明的序列面前寻找体制所不能给予我的安全感，乖得不能再乖而且很会卖乖。难道你们还没有看出来吗？我只敢在小处使性子，在后现代的“正确”路线下犯混！逸子说：“伊沙正是从这里出发的，他在‘人’与‘非人’中间找到一点：坏人。如果你是‘人’的，你最后将转回一个人所拥有的那些，而成为一个‘大师’。如果你是‘非人’的，则任何来自于文明的势力无法同化和融合它。伊沙惟一含混不清的地方在于，他试图成为另一种诗人，一种摆脱‘情怀’而不是‘人性’的诗人。这样，诗人伊沙手持当代最锐利的武器，跨上当代最迅猛的烈马，却在头脑中装入了最顽固的观念——人。当我们发现他采用当代最猛烈的姿势只不过用来与文明闹着玩的时候，我们迷糊了。”逸子把我看透了，也把我看高了。其实，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成为“非人”，从来就没有到达过这个意识。“坏人”也是作品刻意留给大伙的一个错觉。认识我的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好人，只不过好得还不够。1993年，周伦佑指认我正在进行的是“一种自觉的‘后现代’写作”，这年前后，理论界突然泛起的“后现代热”使很多评论家对我的作品产生了觉悟，从此我的名字就与“后现代”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国外汉学界甚至有人指出：“中国的后现代诗歌自伊沙始。”可以想象吗？因为这个“热”我这个饱遭拒绝的人竟成了青年诗人（包括许多“第三代”的重将）中被评论最多的人，原因就在这个“热”，原因就在这个“后”，他们借我的诗可以说他认为时髦的话——“后现代”真成了一种学术时髦，一种文化的“庞然大物”。我借此起家与西川借海子出名同样可耻！但在90年代的中国，一个诗人不“借”点儿什么就真的能“成”吗？谁又不想“借”点儿什么？闹来闹去的“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在替自己辩护，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真相是我自己说出的，这皮是我自己扒下来的！当年我在西安南郊的一间小屋里从报刊和远方朋友的来信中看到自己被说来说去，真是快感至极！真让我得呈了！我在1988年的口号是“从于坚韩东走向后现代”，看来正确的路线是革命成功的有力保障啊！谁说过的？毛老人家？当年我和已故诗人胡宽有些交往，读了他的诗，我两次推荐给严力而未果，读了他的诗，我在心里做出过如下判断：就算今天不被承认我也有终被追认的一天，因为我在文明的序列里，因为总有人不那么无知，就算这也落空，还有明天的诗人也会像我干过的这么干，还有明天的读者也会像我想过的这么想。而胡宽太乱了！自身的乱和与文明的序列无法对接的乱，我以为他永无被追认的一天！我没有告诉他我的冷酷想法，我更没有想到他会死。人死了，这种冷酷的判断无法验证了，连金口难开的唐晓渡都说：“胡宽是XX的惠特曼和内陷的金斯堡。”这是他唱堂会时说的吧？说过了就说过了，此后诗选该怎么编还是怎么编，秩序该怎么排还是怎么排，管你妈的什么惠特曼还是金斯堡呢！胡宽的死是一种悲剧，其实海子也是，抬棺游行的人最后想杀死他。也许活下去更可怕，活下去就得自己想办法。我看到燎原评论我说：“伊沙的诗具有上述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他诗歌中对诸如爱滋病、少年犯、弃婴、监牢、足球流氓、同行恋者、吸毒犯、丐帮等恶俗形态的取材……”我的脸红了！为了用“后”的样子“媚”一下，我动用了多少乱七八糟的小零碎啊！这种“扮酷”“装屎”的矫作对我诗歌的负面作用及其伤害，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杀死自己的三个孩子

我有三首被外界认为是“代表作”的东西。“代表作”能不能代表一个作家或诗人，我一直对此抱有怀疑。比如说，《回答》《一切》能不能够代表北岛的高度？《致橡树》《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能不能够代表舒婷的高度？《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生命幻想曲》能不能够代表顾城的高度？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几首所谓“代表作”不过是他们流传较广的诗而已。再比如，《还给我》能否代表严力的主体？《0档案》能否代表于坚的主体？《有关大雁塔》能否代表韩东的主体？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这几首“代表作”是他们主体风格之外的偶然结果。既然“代表作”代表不了一个诗人，我为什么还要把它们端出来解剖？我想仅仅是满足读者的方便。我自认的“代表作”读者不一定认。而读者认可的“代表作”则恰恰可能包藏着创作者动过的邪念和使过的手段。现在我扒下自己的皮还要亲手杀死自己的三个孩子，快哉？痛哉？

车过黄河

列车正经过黄河
我正在厕所小便
我深知这不该
我 应该坐在窗前
或站在车门旁边
左手叉腰
右手作眉檐
眺望 像个伟人
至少像个诗人
想点河上的事情
或历史的陈帐
那时人们都在眺望
我在厕所里
时间很长
现在这时间属于我
我等了一天一夜
只一泡尿功夫
黄河已经流远
（1988）

这首写于大四，在我女朋友宿舍完成的诗作完全是对韩东那首《有关大雁塔》的仿写。韩东写道：“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下面的大街/转眼就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我把韩东的“大雁塔”置换成了我的“黄河”，这也不算多大的灵感，因为当时在各大学中正在盛行“《河殇》热”。但这个纯系偶然的置换却让我得了利，作为解构对象，“黄河”似乎比“大雁塔”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还有那一泡恶尿——我用身体语言代替了韩东的诗人语言（我得声明：此点无错）。灵感来自那年夏天，从西安到北京的列车经过黄河时我正在厕所泻肚，一泡尿的灵感来自一泡屎。我的创作总是这样，一旦在案头运作时就问题多多，破绽百出，一旦回到身体就变得坚挺有力、酣畅淋漓。选择“黄河”的文人气和一泡恶尿撒出去的爽组成了我的大学习作《车过黄河》，败一半成一半本来可以五五开，但因有一个具体而又明显的摹本存在它也只能三七开，一首失败之作。

饿死诗人

那样轻松的 你们
开始复述农业
耕作的事宜以及
春来秋去
挥汗如雨 收获麦子
你们以为麦粒就是你们
为女人迸溅的泪滴吗
麦芒就像你们贴在腮帮上的
猪鬃般柔软吗
你们拥挤在流浪之路的那一年
北方的麦子自个儿长大了
它们挥舞着一弯弯
阳光之镰
割断麦杆 自己的脖子
割断与土地最后的联系
成全了你们
诗人们已经吃饱了
一望无边的麦田
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
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
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
麦子 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
我呼吁：饿死他们
狗日的诗人
首先饿死我
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
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
（1990）

这大概是我到目前为止影响最广的一首诗，“饿死诗人”几乎已成为当代成语。但它又是我最不忍回读的诗之一。有一次去北京，青年诗人沈浩波提到并指出他喜欢我的另一首诗《刺杀萨达姆》，我说那首诗已被我抛弃了，因为形式上的问题。《饿死诗人》也是这方面的问题。怎么说呢？从读者的角度回读它的时候，我能听出一个“男中音”（浑厚有力，标准极了！）贯穿了它的始终。所谓“男中音”肯定来自有公共发音标准的“美声唱法”，或者说它属于话剧演员和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属于一种标准的新华社播音法。那声音肯定不属于我个人——“麦子 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我呼吁……”——这种腔调像职业演说家，我真是厌恶极了！它怎么可能是由我的嗓子发出来的？！在大型的朗诵会上，这是一首可以放声朗诵并能取得良好效果的诗，这也证明了它的失败。能够在诗中产生这样一种“男中音”，还是因为在诗人的意识里有登高一呼的“代言”意识在作怪。我早年所受的朦胧诗（意象诗）教育在这首诗中留下了不干净的痕迹，譬如；“你们以为麦粒就是你们/为女人迸溅的泪滴吗/麦芒就像你们贴在腮帮上的/猪鬃般柔软吗”再比如：“北方的麦子自个儿长大了/它们挥舞着一弯弯/阳光之镰/割断麦杆 自己的脖子”，又比如：“一望无边的麦田/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公平地说，形象蒙太奇的意想对位，通感的运用都不可谓不精巧，不可谓没有才华，但这并不是我才华施展的方向，意象诗与口语诗能够兼容吗？我认为不可以。所以《饿死诗人》中出现了这些，只是一些不干净的痕迹。意象诗的影响导致我在1990年前后的诗作时有“夹生”，像《饿死诗人》《刺杀萨达姆》正属此类。当年，我喊“饿死诗人”针对的是海子之死掀起的麦地狂潮，后来批评家与读者读出了它对时代的命名意义（我本来无意如此），这当然不是误读，我说出了“饿死诗人”的内在逻辑。总之，也许一首问题多多（对诗人而言）的诗更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传统的问题，他们就是喜欢有问题的传统。

结结巴巴

结结巴巴我的嘴
二二二等残废
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
还有我的腿

你们四处流流流淌的口水
散着霉味
我我我的肺
多么劳累

我要突突突围
你们莫莫莫名其妙
的节奏
急待突围

我我我的
我的机枪点点点射般
的语言
充满快慰

结结巴巴我的命
我的命里没没没有鬼
你们瞧瞧瞧我
一脸无所谓
（1991）

与《车过黄河》《饿死诗人》相比，《结结巴巴》要更完整更成熟一些，也令我稍稍满意一些。它作为文本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性已达到新诗史上的顶峰，事实如此，这无须论证。我几乎是在完成了这首诗的同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长久以来，它让我得意洋洋。我是在下班回家的自行车上来了灵感的，我从第三代诗人那里学到的高度的语言意识（韩东名言：“诗到语言为止”）终于涨破了，一个极端的灵感的产生宣告了我是这个时期的终结者。用结巴的语言写一首关于结巴的诗，也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于坚在第二年完成了他的长诗《0档案》，我在《大家》上读到它时已经更晚，我没有感受到许多先锋批评家所表现出的兴奋，因为我觉得于坚的语言实验意识已经落伍了，还属于第三代在80年代中后期所玩的那一套：把语言搞乱，尝试语言的无限可能性——周伦佑的《自由方块》就充满了这样的企图，《0档案》比《自由方块》更好，只是因为于坚比周伦佑更具有做诗人的才气，意识上是一样的。还有一件事，《结结巴巴》和我的其它一些诗在1992年《非非》复刊号上发表以前，周伦佑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建议我把《结结巴巴》写成一组，并说这组诗足以让我在诗歌史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他说他空着版面等我都可以。我确实辜负了佑兄的好心和美意，我回信说那样做太刻意了，所以不打算做这样的尝试。第三代“实验室中的实验”（我的命名）其实是书斋写作的形式一种，“知识分子写作”和“中年写作”是代表保守与反动的另一种，我与二者一起说了拜拜。我好像是在自卖自夸，其实有些问题，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你不说出来别人也不会看出来，所以自我批判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只是自己把问题说出来。《结结巴巴》让我最不舒服的一点是：它太崔健太摇滚歌词化了！这种节奏感，这种EI声韵。我说崔健是中国最棒的诗人，因为他是歌手所以这句话成立，但如果真的把他视为诗人，这句话难以成立，不信你可以把崔健的歌词当诗读，这些唱出来很好的歌词不过是老实巴交的准格律诗嘛！所以我从崔健那里没有偷到对诗而言有益的东西，除了他的节奏加强了我语感中的力量成分。

与批评者们的真诚对话

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我想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与10年来我的批评者做一次真诚对话。他们的“黑材料”我都搜集着，所以有了现在的方便。既然是“严肃”、“认真”、“真诚”，我想就不该是一味的唯唯诺诺，或一味的自我辩护，我的反映就不该是预先设定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郑愁予：伊沙诗想锐利，借物抒怀，颇能一击中的，亦具有说理的力量，巧 而不华，隽永有余。惟单砖建筑，榱梁暴露，难藏堂奥，是时下急功邀宠之弊。
伊 沙：感谢郑先生首先给予的鼓励，也感谢给予我的指教。只是我不大懂建筑，而您将诗用建筑做了暗喻，这就有了理解上的问题，单砖不可以建筑？榱梁不可以暴露？堂奥是不是一定得藏起来？回到诗上我反问您。至于说到“急功邀宠”，“急功”可能有，我信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邀宠”怎么说呢？我想“邀”谁之“宠”？女孩吗？一位大陆读者在报纸上是这么说的。另一位大陆读者反驳他说；如果伊沙想讨好女孩的话，干吗不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名句）？后者颇获我心，也真是懂行。
尚飞鹏；伊沙；陕西城市诗人的代表，热衷于后现代诗歌的制造工作。他有一篇文章叫《命令你们；为我鼓掌》。看来，城市呆得太久，也得出去走走，看看天，看看地，孤独就会更加纯粹而透明。
伊 沙；飞鹏兄，我先声明一下，我没写过一篇叫《命令你们；为我鼓掌》的文章。你也别把“后现代诗歌”当成汽车零件似的，认为可以“制造”。我很爱旅游，但我以为我在城里出现的问题得在城里解决，跑到农村去看看天，看看地，没什么大用。孤独就是那么一种东西，我孤独了就得找人玩，不会把它憋成“纯粹而透明”状。
丁 当：可以这么说。但是这口真气不能走火入魔。去年西安的伊沙请我一定看看他的作品。我对他说，你的东西要防止走火。他听后很吃惊，他认为丁当作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火。
伊 沙：丁当兄，久违了！总经理的位置还坐得安稳吗？当年我不敢像你的同代诗人那样叫你“小丁”，可你也别托大啊！把小弟说得跟追星一族似的，我什么时候一定请你看看我的作品（爱看不看好像才是我的真脾气），而且还说你“伟大”（真要命）？你们这帮第三代的老东西就是不能让我敬着，我一敬你们，你们准保错乱（这是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问题是：你不能把你自己当标准。你是有真气，吕德安是欠真气，我是真气乱窜走火入魔。按百晓生的说法，我不是“西毒”欧阳锋吗？那走火入魔可就成了一种大境界。作为中国诗人，我觉得还是“火”点“魔”点好，我们的血里欠这些。
吕 叶：在这里面伊沙可以说是个特别的例外。在编选过程中，他也是最有争议、分歧最大的一个，但在诗歌界，他似乎已开始走红，开始被某些评论家当作“后现代”在中国的典范进行炒作。尽管伊沙表现出“一脸无所谓”，心中却是暗喜的。伊沙曾为汉语诗歌提供了一些独具个性的写作文本，但最近的创作有些锋芒锐减，有粗制滥造之嫌。这是我们必须提请伊沙注意，并保持必要的清醒，必须冷静对待的。
伊 沙：感谢吕叶兄适时的提醒。你这番话是1995年讲的，不知你现在怎么看？马非在当年也是这观点，他在1999年编完《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后修正了他的观点。
邱正伦：谁来拯救沦陷中的诗歌，恐怕首要的是拯救诗人的灵魂，重新恢复才子们的血性，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如果按戏耍的方式玩味什么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抬高既简单又贫血的脑袋，推崇所谓伊沙或为汪国真鸣锣开道，这不仅无助于诗歌的自救，相反会使诗歌真正地推向断头台，流尽诗歌的最后一滴血，然后洗白。
伊 沙：正伦兄，我再怎么不是人，也不是“所谓伊沙”，我就是伊沙本身。不论是你或是别的谁，凡把我与汪国真并提者，我认为都是不怀好意的。
李凌云：被加速的时代拉下一段距离的，是一群据说是才情非凡的现代诗人，他们气喘吁吁地追赶着，有人掉队，有人改弦更张，还有位叫伊沙的，骂了一声：狗日的电脑！
伊 沙：在不懂幽默、缺乏起码的现代诗阅读素质的读者面前，我愿意承认我是“被加速的时代拉下一段距离的”。
马永波：你读中国当代的诗歌吗？对所谓后现代你持何见解？
崔 健：我非常不了解后现代，这方面我真的没有发言权。
马永波：是这样，现在有几个写诗的，号称“摇滚诗人”。
崔 健：谁呀？
马永波：好像西安有一个叫伊沙的。
崔 健：伊沙已不是诗人了。
伊 沙：我在骂过崔健之后就不再是诗人而成为批评家了：崔健在骂过我之后就不再是歌手而成为批评家了：马永波在访过崔健之后就不再是诗人而成为记者了——如此而已。
狼 人：胖子伊沙，把唾沫吐在指尖上在邮局领一笔不菲的稿酬；他还骑着一头叫驴到山头上看牧羊人操一只母羊，或者把指甲剪掉又当众接上，叫自个儿爹想干掉和尚无法阻止一个女孩吹避孕套等。这是伊沙的私生活，更准确说是诗生活，在这个时代表征着一个伪后现代主义者的言不由衷和被人广泛争议的快感。伊沙说：“我操后现代他妈！”这使狼人之流汗颜不止。当伊沙一脸恶意地说海子之后出现了海子二世三世时，实际上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因为目前仿伊沙写作成为时髦，苍蝇追逐大便极为形象地印证着伊沙写作的死亡。一江湖医生把脉说：“他死于纵欲过度！”
伊 沙：瘦子狼人，我这个言不由衷的伪后现代主义者确实说过“我操后现代他妈”的话，好像是在给你的哥们儿阿翔的信中写的。你们汗颜不止吗？那就请你们继续汗颜不止好了！我指出有海子二世三世存在，你心虚什么？至于仿伊沙写作是否已成为时髦我不知道，但我想我写作的死亡不是因为我有几个仿写者，海子自然也不是。所以我宁可接受“ 他死于纵欲过度！”的不知所云。
广 子：作为一个间断性的刊物，本卷《坚持》的诗歌部分首先拒绝了女性作者，这多少有些残酷和无情。其次是伊沙的作品。前者是因为她们（指已寄来作品的女性作者）没能写出让我们满意的诗歌或女性诗歌，而后者还沉湎于惯性写作及自我模仿之中。但我们并不拒绝女性诗歌和今后的伊沙。
伊 沙：我要感谢广子，不管他说得准确与否，起码都引我回视自己的诗歌。有人喊：“狼来了！”不一定马上就来，但我知道狼有随时要来的可能。我也非常欣赏广子的方式，把对某人的拒绝直接写进刊物的前言中，这是光明正大的方式。不像“知识分子”，大小破事都喜欢暗着来。
叶延滨：伊沙的诗是后现代的诗。后现代诗歌可以写得好，可以写得让人读懂，伊沙就是个例子。读不懂后现代的人们，读了伊沙之后，句句明白，但明白之后还说不明白：“诗难道可以这么写么？”伊沙的黑色幽默，伊沙的调侃语态，都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当然，这里也需要一个“度”，失去节制也就不是伊沙的诗，而是伊沙的侃大山了。
伊 沙：我完全接受叶先生的意见。对于一个比较“放”的诗人，“度”尤其重要，在我心中。
石天河：……我顺便要谈到你们第三期上，以伊沙的《哀哉屈子》作头条，我感到，这会使读者一看就产生一个印象，以为你们又是一家“搞怪”的刊物。伊沙这个青年诗人，在“第三代诗人”中，与于坚等人不同，他喜欢用粗鄙语言入诗，因而有“四大痞子”之一的名声，他的诗，如《饿死诗人》，显得有真情，有激愤，因而近年曾获得一些好评。但他的诗，如何评价，还是存在问题的。如果就这样“粗鄙”下去，不消多久，人们便会厌倦。而且，这首《哀哉屈子》里面，竟然说屈原是“以做娼妓的满腹辛酸”云云，这除了矫作的“反传统”狂怪姿态以外，就只是哗众取宠，根本不是“前卫”精神。我前些时，看到《台湾诗学季刊》上，台湾的一位诗评家批评于坚的《0档案》说“前卫就是搞怪”。伊沙也类似，并且，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以为不应过分高估这样的诗，它根本谈不上艺术。
伊 沙：石老前辈，在此我只想与您沟通一点，也只是向您交代一个事实，把屈原比作一个娼妓不完全是我的发明（如果是的话我足以堪称“伟大”），而是从司马迁那儿偷来的，司马迁没有具体说屈原，说的是你我，说的是读书人全体，他被骟了，然后成为最有力量的人。他这么说只是为了“反传统”、“狂怪姿态”、“哗众取宠”？至于我不过是在传统中取了它不多的一点好东西罢了。
沈 奇：当然，就作品而言，我们可以在深入探究之中发现许多远未成熟和完善之处，比如缺少必要的控制和加强，缺乏对“诗艺完美”的难度追求，过于偏重叙述性语言且大多是线性地展开，缺少意象的点染和层面的深入，造成一些作品显得太随便粗鄙，一些作品感觉平面和直露，而总体的艺术效应则总是多于轰击而少于渗透，加之几乎完全放弃了诗歌语言特具的音乐性，弄不好就会掉进“一次性消费”之陷阱（这便是我前面说的“铤而走险”，其深层的理论问题，有待另文探讨），而对于诗这种“文学中的文学”来讲，则是最本质性的偏移和失误……等等。
伊 沙：沈兄，一起度过了很多年，很多观念现在都该重新另说了对吧？我们经常讨论的……
逸 子：伊沙在一开始就陷入了本身选择的局限。这一局限成就了他的猛烈、骄横，也造成了他无法从语感逃离的结果。一个坏孩子所做的一切最终将成为文明的一块伤疤，伊沙连同他的聪明一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伊沙=文明的轻伤。伊沙在人与非人之间的选位造成了一些人的喝彩，这是对其聪明的承认，也是对其不彻底的承认。
伊 沙：逸子，你小子那双咪咪眼儿也太他妈毒了！我无话可说。
于 坚：在伊沙的非道德化写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既定价值的怀疑和否定，而不是他对语言的攻击。他是一个更倾向于说什么而不在乎如何说的作者，他的作品不是在能指的向度而是在所指的向度上展开的。他愤怒攻击的不是诗，而是志。因此，他的貌似激进的反传统姿态恰恰与传统的“诗言志”吻合。他的许多诗都有现代箴言的特征。这种写作也有着某些危险的致命因素，说什么的诗人，如果激情得不到（语言的或修辞手段的）有效控制，很可能就会成为如歌德指出的那类“被扣押的议会发言”。
伊 沙 ：于师傅（你不要笑），你说我不攻击语言，这好像不符合你一直挂在嘴边的“柔软”，诗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应该更“柔软”（与生存的关系相比）？我知道你是在说我的诗没有把语言“搞乱”，像《0档案》那样。我太熟悉你们“老三代”谈诗的语码：说什么——如何说，所指——能指，诗言志——诗言诗，前者都属于层次较低的一类，于师傅是在说我等而下之。我只想反过来问你一句：我的“说什么”用贺敬之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我的“说什么”用北岛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我的“说什么”用于坚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你就可以明白我的“说什么”是我的“如何说”发挥了作用。什么是“被扣押的议会发言”？我不懂。请教饱读经书的秦巴子，也说不懂。但我知道，我在对修辞的认识、对传统的理解和对说法（理论？）的信任程度上与于师傅出现了较大分野。因为十年前诗歌上的师徒关系，这也是我乐意看到的局面，如果我还有救，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会与我把自己安放其中的“文明的序列”一刀两断！下面的话可能多余，因为是昨日的弟子评点今天的师傅：于坚太爱自己了！他真爱的只是自己的诗。他人只是他阅读上的酌情搭配而已，比如他喜欢张爱玲，他喜欢周作人而批判周树人，他喜欢吕德安、杨键、朱文，都是比他本人更“柔软”的阅读对象，一如男人喜欢女人。所以我从不信任于坚的评论，因为在他的评论里，经常是作为狮子的同行没有作为阅读对象的羚羊更有力（因为没有后者美丽）！

看来，这个对话并不成功，至少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如此。能够让我完全接受的意见并不多——从这一点上说我自己做到了“真诚”。而从文章的结构上说，这一部分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本来你就是来做自我批判的，可连别人的意见你都接受不了。但我以为自我批判不是“戏”，自我批判者也不是“戏子”，我该警惕的是这样一种矫情——你说我是屎，我就说我是厕所，怎么样？我对自己够狠因而够境界吧？

我在“盘峰论争”中的邪念

在我看来一个诗人应该是由“自然之子”和“文明之子”这两重构成的，这两重之间的平衡关系将决定一位诗人的存在。一旦平衡关系失去，他（她）的存在就会出现危机，最直观的例子是顾城和海子，作为“自然之子”的强和作为“文明之子”的弱导致了他们的悲剧。诗歌写作更需要天才（对比小说和散文），你在这个行业中浸泡越深便越会发现，这几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前文所列，我17岁的诗和顾城14岁的诗搁在一起比较，我应该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白痴一个，还玩什么玩啊！但问题是什么是天才？一个人在14岁或17岁时所显示的才华才叫天才吗？没那么简单。14岁的顾城已经有了“文明之子”的那重身份（他已系统地读了洛尔迦、惠特曼、艾略特），而17岁的我几乎没有这一重身份（我甚至没读过北岛和顾城本人）。所以，天才不是“天生此才”，它是“文明之子”反复作用于“自然之子”的结果。我愿意和顾城去比双方都写于25岁时的诗，我更敢去比双方都写于30岁时的诗。这是我存在（写下去）的内心依据。我确实发现了自己身上别人无法复制的 那部分才华——这就叫“天才”。比如《结结巴巴》为什么是被我写出？既偶然又必然。与此同时，我也确实发现了自身存在的致命缺陷；我的语言飞翔感太差了！而我又对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心向往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金斯堡《嚎叫》《美国》），这便构成了我写作时的一种痛苦，别人无法知道，你写不出你想要的那种效果。这可能缘于我思维的跳跃能力天生就差，也可能因为我的写作是更强调方向感的写作（语言过于集中的被推向某个方位）。正如才华不是绝对的天生，问题也不是绝对天生的问题，我相信它有终被克服的一日，我相信我作为“文明之子”的那一重仍会起作用。
无才不写诗。由于对自身（才华）的确信，而且没有丧失自省的冷静，我就没有去做职业的混子。本来事情是简单的，你写完你的东西就什么都不用管，如果它真是好东西那被人认识是迟早的问题。有时我也很虚无，因为看到最终决定一切的东西是什么，而且有一个铁规律：越晚被承认的东西就越是好东西。我从自己作品的处境中也看到了某种迹象，它在短期之内想得到公认已无可能，那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未来呢？有一次，面对友人南嫫的称赞我回答说：“不论多少，我的作品给我的将来存了一笔钱。”虚无是一种轻松，它暗藏力量，也能为自己赢得专注。可我又是这么矛盾的一个人，看到一批才华平庸者竟能仰仗混子的本事在所谓的“诗坛”上混成个人模狗样来，我就心里着急：一个诗人死了，一批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竟能从此变得重要起来；靠跟名诗人搞对话、做名诗人的小兄弟的混法竟然还能奏效；北京那个地方会和饭局像屎一样多，经常露面也能混出个名堂来；还有一种混法：互相吹捧，一块出名……而我在外省老实待着，孤身一人，只写不说，不是很被动吗？无异于自剁手脚的被动！如果想混，咱也不笨，秦巴子曾有微词曰：“过于精明”。往上走我也想通了，往下走我也想通了，明白了大道理还要当小混混，我的矛盾就在于我也是凡身肉胎并且欲望健全。有一年，台湾《秋水》诗刊组团来大陆庆祝他们创刊廿周年，有一站在西安，我应邀去了，这是一帮由家庭妇女中的诗歌爱好者所组成的诗社，几个老娘们儿故作少女状地围着一块蛋糕，唱着“《秋水》生日快乐！《秋水》生日快乐！”在那次聚会中我见到一位从南京专程赶来的老诗人（从水准上说应该称作老诗歌青年），他自费跑来，似乎只是为了在那些狗屁不是的台湾娘儿们面前说上一些肉麻话，一把年纪了真是何必呢……也许是那个场面真的刺激了我，后来在另一个场合，我把此事讲给我的一个朋友听，讲完后我总结说：“既然写了诗，我就不能允许我老的时候是这副样子。”朋友未作反应，像在沉思。朋友的太太心直口快，只笑我俗。第二年，朋友的太太刚去深圳就抛弃了我的朋友，转嫁一位老板，她也够俗的。谁笑谁啊，这年头。我是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个业余混子的，先学会操作，再学会炒作，逮着机会，就让自己热闹一下。有了条件，就像我几年前指责于坚的那样：“频频窜向北京”。上个月在北京的一个酒吧里，何小竹刚要把我介绍给一位北京诗人，这位北京诗人马上说：“认识，认识。老来，老来。”颇不耐烦的样子，把我也逗乐了。正是这位北京诗人曾对我说过：“北京是大家的北京，谁都可以来。”他还说：“在外省就是需要折腾，但在北京不用。”北京诗人折腾得还少啊？！我难以忘怀的是他那种北京人的口气。
给食指送奖是我炒作史上的得意之笔。我为什么得意？在这坏人居多的“诗坛”上，做善事也是要遭议论的。本来这是一件食指高兴（这是首要的）、老板（出钱者）愿意、杂志获益、结果给那段时间的“食指热”起到了增温作用反过来又促销了食指诗集（自费出版）的一件大好事。作为策划者我享受了它的完美无缺。但仍然遭致颇多的不良议论，他们认为我是在炒作自己，此事有助于我改变我的流氓形象——我在事前想到了，但我不是为了私人目的才来做这件事的。让我感到得意的是：坏人们在这件好事面前，有屁只能在裤裆里放。如果我这也叫“精明”，那还是“精明”一点好。
而在此我更愿意向大家汇报的是我在“盘峰论争”中的种种邪念、心机、算度、设计、策略、谋划以及招式、技巧。其中有很多生动有趣的东西。
1999年4月16日早晨在北京保利大厦门口等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有架要吵。那天下午，在平谷“盘峰会议”上，当王家新充满文革话语和红卫兵小将气度的发言《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结束之后，我知道必须参加战斗了，以战士的身份。我在第二天上午的发言中有针对王家新的部分，但从总体上看那更像是一个完整的发言而不像“吵架”。我真正的吵架姿态是在第二天下午针对唐晓渡的。唐晓渡的发言大大出乎了于坚的预料，于坚以为以唐晓渡的身份他会来一番“高屋建瓴”加“各打五十大板”。也许本来是想如此，但在于坚和我的发言之后，“知识分子”败局已定的态势也出乎他的预料。他是来替不争气的“知识分子”翻盘的。当时于坚和唐晓渡僵在一句话上，作为本方“副将”，我只有挺身而出，这是“团队精神”。而从个人风格和表现欲来说，我愿意和对方“主将”会一会，我想别说唐晓渡，就是他们8个人（加上跑掉的西川）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事实也是如此。让人想不通的是唐晓渡，他本是大江湖的大佬，却改做“知识分子”的小老大，真是混都不会混啊！我想他是与“知识分子”有了阶级感情，于坚和我发言时，他为什么面色惨白地坐在那里？
会开完了，我以为也就完了。过过嘴瘾、意气风发一下而已。以至于《北京文学》来组笔仗稿时，我表现得相当被动，我说：“就让他们先骂吧！他们在会上受了气。”于坚也很被动。反倒是受了邀请却没有到会的韩东表现得十分积极，他在电话中对我说：“要搞，一定要搞！”还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于是，就都写了。《北京文学》是北京“知识分子”的主场，一如工体之于国安，我们感受到了它的险恶，我、徐江、李震、沈浩波颇具分量的文章都没有发出来。在这一轮对方主场的交战中，韩东一人就给了对方足够的打击，他将“知识分子写作”命名为“读者写作”，将他们90年代的表现称之为“老诗人新成名”。也正是在这一轮中，唐晓渡留下了写给谢友顺的酸腐不堪的一封信，西川留下了他悔之晚矣的丑陋文章。
我在《中国图书商报》的战事中单挑程光炜和西渡，打击对象仍然是唐晓渡。打击对方主帅仍然是我的战略。让我感到不过瘾的是，唐晓渡始终不作正面回应。据一位知识分子诗人私下透露说，他们的战略是：“围攻于坚，不提伊沙”，目的是不让伊沙出名。80年代的老诗人总有一种错误的幻觉，以为他们比90年代的新诗人更有名，你以为你在这个“坛”上混得时间长就更有名吗？你们可以打听打听，伊沙骂唐晓渡、西川是借他们出名还是帮他们出名？我必须承认：他们知我甚深——我在这儿兴致勃勃地搅来搅去不就是为了图个乐子出个风头成把俗名吗？也许西川君还是愿意成全我，他在文章中违反组织原则地提到了我，使我顺理成章地找到了下一个符合我战略的打击对象。西川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盘峰会议”上扮演“超人”又扮不彻底，会后忽变杀手，又杀不了人，还误伤自己。西川，我的文章也该你受着，你在拿我开刀的时候，我正在文章中写：“‘后朦胧诗’的集大成者（也是惟一的真正的个人的知识分子写作者）西川，已在文化的意义上略现‘大师’的征候。”不光是我，正被你开刀的于坚、徐江也在他们各自的论争文章中高度肯定了你的诗，我们都很傻B是不是？所以在道义上你也拿不到分数，本来你不是诗歌界的道德化身吗？
打击主将，点其死穴（唐晓渡的死穴就是他90年代的平庸表现对诗歌毫无贡献可言；西川的死穴就是他借亡灵出名作品太肉太面名不符实），激怒对手，拒绝学术八股，这便是我在此次论争中的战略方针。对于后两点，于坚等人与我有过分歧。但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就像在足球场上一样，激怒对手是为了逼其犯规，学术八股是他们一贯的方式，你用此跟他们玩就等于用糨糊桶砸在糨糊桶上。于坚不理西渡的挑衅是对的，他拎着一桶糨糊来你就不要理他。我的方式奏效了，他们（王家新、孙文波、唐晓渡）在《科学时报》“今日生活版”上的文章真是丢尽了人（和西川一样），他们在恼羞成怒中出尽了洋相。“知识分子”是在这一轮宣告了它的失败的，它实际上是自败，是“一击即溃”（韩东语）。王家新还不甘心地为这个失败添上了一条更加丑陋的尾巴——他化名“子岸”在《山花》杂志上做了一篇《90年代诗歌纪事》的“伪史记”，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发表史”（何小竹语）。如果哪家媒体要评当年文坛的十大丑闻的话，王家新凭借此条肯定当选。
有人说：这是世纪之争，是一场更大范围内文化分化的先兆。有人说：这是朦胧诗论争以来诗歌界最大的一次争论，是真正来自诗歌内部的争论。对“盘峰论争”的意义，我不是真的很关心，只是有时候问自己：在盘峰以及后来，我到底为什么而战？我骨子里的回答是：生存！我为自己诗的生存空间而战！为生存而战就是“圣战”。有人为争霸而战，有人为恩怨而战，我只为生存而战：程光炜那本臭名昭著的《岁月的遗照》在“90年代诗歌”的名目下不收我，成了《北青报》的一条书评，是别人先我感到了奇怪，别人在会上评价了我，他要在会下和别人理论，已经不止一次了；吕德安作为评委之一推荐我为“刘丽安诗歌奖”候选人，同样作为评委之一的臧棣从中阻挠，奚密在北大讲到我，他要站起来跟人理论，也是目击者先我感到了奇怪；作为评论家的唐晓渡、陈超（可视为唐的影子）在他们的表扬稿、总结报告之类的文字中从来不提我的名字，不提就不提呗，也是别人先我感到了奇怪，说那是故意不提，难道我不知道那是故意不提？在这个行当里待久了，我能从他们的屁声里听出话音，尤其是陈超，他不仅是故意不提，他是想骂我，而且已经骂过了，没点名字罢了。作为诗人，我对批评家的逻辑是：你对我没觉悟，你就不权威，甚至不存在……
唉！我的眼里揉满了多少砂子，我的心里堆满了多少垃圾，我的人生充满了多少低级趣味！
我想：就算我真的想把我的诗送到山洞中去，可也得告诉别人那个山洞的方位啊……这是安慰自己的想法。
我想：我不必等到德望高众的时候才去写《随想录》，那样做太虚伪！我可以随时随地蹲下来，点支烟，告诉你我是谁……这是安慰自己的想法。
我想：真正成立的“自我批判”首先应该对本人有用，它对本人来讲，应该是一个手册性质的东西，没事拿出来翻翻，我应该努力做到……这是安慰自己的想法。
一切都已注定了！我怀着目的，带着强烈的冲动，开始了一场新的“文化表演” ……心志不高智商有限人格卑微趣味低下的贱人啊，你拦他不住，这25000字的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