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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争论源自于概念的混淆。
祖国究竟是什么?
“祖国”这个词,在许多国家的文字里都有,其本意是非常文学化与感性化的,“祖国”往往又被称为“母国”或“父国”(motherland/fatherland), 把自己祖先的土地称为养育自己的温柔的母亲和慈祥的父亲。
作为文学艺术的概念,最为典型的是法国绘画大师威廉·阿道夫·布格罗(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的著名画作《祖国》(Motherland)
当然,政客们也不会放过这样光彩照人的崇高形象,二战期间,纳粹的Vaterland(父国)和苏联的“俄罗斯母亲”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原子弹作用,“为母亲/父亲而战”成了士兵们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动力。
为纪念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建的世界上最大的雕塑:《母亲的召唤》:
当然,红色中国也把“祖国”和“国家”甚至“政府”、“党派”混为一谈,老百姓要想爱母亲那样爱党爱国爱政府。
美国呢?面对日益威胁本土的恐怖主义,“homeland”也成为美式爱国主义的一块金字招牌。
于是,原本美好纯洁的“祖国”一词,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和政治斗争的手段。
极右说:祖国,你对得起你的孩子吗?
极左说:你怎么这样批评自己祖国,一个连母亲都不爱的人还配做人吗?
明明是政府和党派的事,硬要拉上“祖国”做幌子,岂有此理?我们最好不要用文学语言来讨论政治,否则就是一团糨糊。
可是,谬误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于是乎,分不清“祖国”、“国家”和“政府”是什么,到头来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懂了。
这不,眼下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6% 的港人认为自己点是“中国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国人”。请问这些要中国人滚回中国的“港人”,你的祖国是哪里?
“祖国”,是文学化的语言,是指温暖的家园,“国家”是行政概念,好比同一血缘的家族,“政府”是政治术语,好比被雇佣的管家。管家没有管理好家族事务,不应该成为我们诋毁家园的理由,而政客们拿“祖国”来忽悠民众则是可耻的行为。
至于某些甘心做殖民地臣民“民众”,就让他们享受一下脱离殖民之后才能享受的一点点言论自由吧。
这几天,网上流传一篇文章,题目叫《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署名周小平。这篇文章的基调是高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旗,控诉西方的腐朽没落和凶残罪恶,歌颂中国的文明进步繁荣和谐美好,谴责一些人士对中国问题的批评,要求人们认同现体制,否则就是辜负这个时代。
周文的特点是列举一大堆“事实”,然后充满情感地进行道德评价。尽管文章很长,但不是学术论文,没有理论探讨的价值和必要,我们可学习汉文帝的态度,“卑之无甚高论”,就结合事实对周文的道德评价进行一番道德再评价。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之讥,我在批评周小平先生的看法时,尽量充分地引用他的原文。
周文从1998年印尼排华暴行开始,他首先认定:“1998年,美国为了打造第二岛链从海上锁死中国,策动印尼人屠杀华人”,从而指认美国和台湾欺骗华人留在印尼,美国发放枪支支持印尼暴徒,言外之意是美国和台湾联合导演了,至少是幕后怂恿了这场暴行。这其实没有任何根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倒是清楚地记得,就是在三十年前,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推行输出革命战略,导致印尼反共军事政变成功后,将大批华人当作共产党员屠杀。到了九十年代末,苏哈托军事政权为转移经济危机,怂恿种族仇恨,导致1998年的大屠杀。当时美国和台湾的态度根本不像周文所说的那样。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台湾政府多次“紧急指派专机”飞往印尼疏散受难者,亦启动五架国军C-130运输机于国内待命,此外海军舰队抵达峇里岛海域随时准备扩大“武力撤侨”。美国政府则认定此次事件是种族歧视;联邦政府批准部分华人的“避难请求”,并接受了这批华人居留。《纽约时报》率先大量报道了排华暴行,才使得此事在全球各地广为传播。
周文列举印尼排华惨不忍睹的暴行(如将大棒捅入华人妇女的生殖器),然后将这些暴行归咎于美国人和台湾人,试图营造一种对美国和台湾的仇恨情绪,但这种出于虚构的栽赃显然极不可取。
他气度非凡地要求人们“能望远的人才能登高,生活需要我们抬起头来做人,而不是鼠目寸光地只盯着一处脏脏”,并把中国比作一个身上有“脚皮、鼻屎、大便、细菌以及病毒、口痰、淋巴、胰腺液”的“美女”,谁要是清除这个“迫害人的美女”,他“绝不会袖手旁观”,因为他是个男人——“原因很简单:我若坐视不管,那还算是男人吗?”
周先生将中国比作一位美人,将自己描绘成捍卫美人的英雄。对这段话,我分两个层面来评论。其一,周文对这个美人的问题显然是在刻意地轻描淡写,这个美人就是点“脚皮、鼻屎”的问题吗?谁能说一个贪腐遍地、特权横行、贫富悬殊、大权独揽的“美人”只是一个“脚皮、鼻屎”的问题?应该是得了肺气肿、肝硬化、甚至恶性肿瘤了吧?
其二,有人指出这个美人的问题,被周文斥为是要“清除这个“‘迫害人的美女’”(“迫害”一词从何而来,不详),这又回到一个简单道理,指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要“清除”它呢?就以生病的美人为例,指出这个美人得了严重的病症,建议她及时对症治疗,是爱护她呢,还是说她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流脓之所,美如乳酪,是爱护她呢?
中国这个美人,确实屡被糟蹋。糟蹋她的,并不是为她瞧病治病的人士,而是那些“英雄救美”的权贵财阀既得利益者。
“中国有腐败,有坏人,有变态,有潜规则。我告诉你,全世界都一样。中国有几十万城管,粗暴执法的也就是那么一小部分而已。而且这总比在美国或者欧洲根本不准你随便摆摊,你敢无证摆摊就被工会暴打一顿要好一些吧?”
周文对所有针砭时弊者都加以谴责,模式不外中国的问题都是局部的、小小的,逻辑不外中国有的问题,外国都有,甚至比中国都严重。
首先说说腐败。没错,腐败全世界都有,但是请问周先生,您真的好意思拿美国的腐败,日本的腐败、英国德国法国的腐败,和中国的腐败同日而语吗?我们知道,英国一个内阁部长,出差用公车顺便办了点私事,就被迫辞职;日本几个公务员出差花冒了几千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几百元)就被炒了鱿鱼。这和我们的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腐败能够同日而语?
再拿粗暴执法来说,第一,在我们国家,很多执法者并非粗暴执法,而是粗暴违法,一桩桩、一件件骇目惊心,难道一句“一小部分”就能解脱违法执法者的罪愆?就能抹去执法队伍的污点?在您看来是“一小部分”,在受害的公民看来就是全部生计甚至身家性命,怎容如此狡辩?你列举外国发生的粗暴执法,言外之意,是不是他们都有,我们有也无妨?我所知道的是美国工会拼命维护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工人的利益,但富士康那么多跳楼的,农民工那么多被欠薪的,我没看到工会出过一次面,那么多妇女甚至幼女被强暴,我也没看到妇联出来说句话。你还好意思指责美国的工会!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有六亿人走向了小康。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村娃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的新青年。这种规模的沧桑巨变就已知的人类历史而言,绝无仅有。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优秀,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和种族更优秀,那请问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仰?”
这段话混淆了很多根本的是非。掩盖了很多历史的事实。首先,“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有六亿人走向了小康”这个囫囵吞枣的提法尽管十分符合官方宣传的基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中国进步的真正原因,掩盖了中国社会经历的惨痛教训和付出的巨大代价。当代中国的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地球人都知道,那是怎样一个时代。从49年说起吧!掠夺式土改、批清宫秘史、批武训传、知识分子自虐性检讨、三反五反镇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强行合作化、反右运动、疯狂大跃进、大饥荒、人民公社、反彭德怀、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冤杀多少人?饿死多少人?整死多少人?到了文革末期毛的晚年,政治专制独裁,经济面临崩溃,文化一片沙漠。这样一个时代,您不但好意思只字不提,还好意思将它和改革时代捧到一起同唱赞歌!
改革才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改革才使中国发生了沧桑巨变。改革恰好是颠覆毛时代的旧体制才取得了辉煌成就。您故意混淆毛时代和改革时代的政治体制,同以“优秀”赞颂,请问,九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很“优秀”?文革和改革都很“优秀”?闭关锁国和对外开放都很“优秀”?家庭联产承包和人民公社都很“优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都很“优秀”?
由于搞经改不搞政改,由于利益集团权贵财阀的阻碍,改革时代的中国出现了很多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因此,我们不应忙着信仰体制,而是应该尽快改革体制,解决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愈演愈烈的问题。这个看法自然要被周先生扣上卖国、反民族的帽子,但是帽子时代毕竟过去了,这倒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可惜要求我们不要辜负时代的周先生却视而不见。
至于“民族和种族”更优秀,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种族优越论”,我们一直在反对这种邪恶理论,希望周先生不要陷中华民族于邪恶。
“是谁让你们一边嘲笑金三胖世袭,一边又对美国总统老子走了儿子上,儿子下台了老婆上的事实视而不见的?”
这段话显然对金三胖的世袭被谴责愤愤不平,周文举证美国也是这样。美国既然都这样,为什么偏偏谴责金三胖?看来周先生对专制独裁情有独钟。但是这段话却暴露了惊人的无知。美国的“老子走了儿子上,儿子下台了老婆上”和北朝鲜(专题)的金家军事法西斯独裁世袭怎么能同日而语?美国不管谁上、怎么上都得经过选民这一关啊!老布什是不是选的?小布什是不是选的?日本也有政治世家,但不管你玩多少猫腻,都得经过选民这一关,选民最后说了算。但金胖子是谁选的?你也可以说是选的,是他老爸选的!
周文的一个不敢令人恭维的很下作的也是惯用的手法是制造一些明显荒唐的看法安在他们指责的对象头上,然后煞有介事地抨击对象荒唐。例如:“你说中国有杀人犯,那请问怎样才没有杀人犯?”
没有任何人苛求中国杜绝杀人犯,这种质问完全是无的放矢,为矢造的,其实很无聊。
“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圣经上说:““魔鬼永远都是以天使的面孔出现在世间。”圣贤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今这社会,一百个人里,难以找出三个人支持政府,大多数人都沦为了公知的信徒——末日审判时,只有罗德一家三口得到救赎,不是因为他们和城中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一样,而恰恰因为他们是俗流当中少见的例外”
这段话很悲壮。周小平先生大概认为自己是入地狱的“佛”,是少数掌握真理的“圣贤”,是末日审判时得到救赎的罗德。他指责的对象自然是以天使的面孔出现在世间的魔鬼。
首先,周小平先生不必那么悲观,已经“七不讲”了,非常趁您的心意,形势怎么可能那么严峻,您根本就不用下地狱了,不过我要提醒周小平先生,末日审判尚未到来!文明总要向野蛮算总账!
第二,公知从来没有反对政府,公知反对的是政府官员的贪腐无能、特权泛滥、失职渎职、行政不作为、上万亿三公消费,……
第三,从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准看,只要不是违法地暴力地颠覆政府,批评政府、反对政府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相反,一个只能对政府拍马屁涂脂抹粉歌功颂德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的国度,肯定没有一个正常的政府。
问题还是回到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态度问题。周文像所有宣扬狭隘民族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的文章一样,将唱赞歌理解为爱国,将指出问题理解为包藏祸心,用他的话讲,就是辜负这个时代。因此,从对日渐严重的环境污染的批评到对官吏专横跋扈的批评,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到对假冒伪劣的鞭挞,周文都无一例外地大加讽刺和抨击,都举出国外的例证说外国比我们严重得多。但他仍绕不过那个魔圈:欧美那么差,一切都比我们差得远,为什么他那样热爱的政府官员全都把孩子老婆往美国送?
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唱赞歌爱国的很多都是在祸国,痛切地指出它的问题的,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所谓“爱之深,责之切”。
编织一些以偏概全的事实,选择一些无代表性的案例,将欧美妖魔化,以欧美诸国历史上的劣迹否定其现代文明,煽动“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阶级斗争情绪,鼓噪冷战,n次祭起狭隘民族主义的破旗,刚吃了几天饱饭又操起清末遗老遗少的衣钵:外国没有的,我们有;外国有的,我们早就有了。周文以中国的高科技成就来论证这个观点。可惜的是,不管你怎样夸耀苹果百分之百都在中国生产,钱还是让苹果赚了大头;不管你如何自吹自擂,我们就没有一个诺贝尔科学奖。
“端午节,风和日丽,我坐在通州某小区的花园长椅上一直想着这些事。在夏日的微风中,在北京的蓝天下,我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草坪上散步的老人以及孩子,真切地希望这一切能够永恒”
我也希望这一切都能永恒,但这一切恰好是告别了毛时代的改革开放之功,是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被周先生百般诅咒的西方体制模式的成果。为了使这一切真的永恒,我们还必须不畏周先生这一类讽刺抨击鞭挞,坚持不懈地针砭时弊,批判社会,坚持不懈地把改革进行到底。要知道,“北京的蓝天下”,越来越成为奢望,川流不息的车辆,有多少在公车私用?要知道,还有很多老人再为养老发愁,还有很多孩子在为上学发愁。83岁了还在捡破烂的老人没有心情在草坪上散步,西南溜着索道上学的孩子们,只能在滔滔江水上颤栗。
我们之所以要做公知,之所以不断发出批评的声音,就是为了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能在花园长椅上从容,而不是大部分人流着臭汗,供养小部分人在花园长椅上胡思乱想。
最后要指出的是,周文对人家客观评价西方科技水平,指出自己的不足出言不逊,骂人家“说得好像他自己,他爹妈都不是中国人一样”,这就很不厚道了,有点流氓骂街了。
本来,周文好像情辞恳切地摆出讲理的姿态,这一句话就漏了馅。当然,你和孔丹的“”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愿意费些笔墨和先生商榷商榷。
周小平先生,请不要歪曲这个时代,歪曲这个时代,才是辜负这个时代。
别人不必代表港人发言。
其实地域间的价值、习惯不同,互相看不惯,或是利益冲突,各国皆有,问题是如何合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