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得他自小便对历史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年仅7岁的他,就能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司马光做官后,仍然没有丢弃读书的习惯,特别是对历代史书更是潜心钻研。在查阅史籍的过程中,他发现浩翰的史籍,查找起来非常不方便,于是他便萌生了编写一本通史的想法,这样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皆能尽收眼底。
司马光像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私下开始了《通鉴》的编写工作。这本书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雏形。《通鉴》共八卷,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把他写好的《通鉴》呈给了英宗皇帝,立时博得了英宗的赞赏,下诏要司马光设置书局,增加人员,专门从事史书的编纂工作。由此,《通鉴》的编写从地下转为了公开。有了皇上的支持,司马光精神抖擞,马上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由刘颁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览,并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神宗即位后,对司马光和他主持编写的《通鉴》更是格外赞赏,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同时,神宗还为司马光提供了查阅资料的便利条件,不仅允许他借阅“集贤”、“昭文”、“史馆”三大书库的所有书籍,而且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及秘阁”的藏书。更为难得的是,神宗还将自己私藏的二千四百余卷书献了出来,供司马光参考。司马光如获至宝,反复参阅这些珍贵的藏书,除此之外,司马光还浏览了大量的野史、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等资料,共222种,计三千多万字。
神宗的直接参与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司马光不负众望,以严谨的学风主持编写着这部煌煌巨著。为了保证编纂的进度,司马光为自己规定,每三天修改一卷。那时候,一卷史稿约有四丈长,也就是说,平均一天就要修改一丈多。如果因为有事耽误了,事后也一定要补上。司马光白天抓紧一切时间工作,晚上也很少休息。每天晚上司马光总是让老仆人先睡,自己则点上蜡烛工作到深夜,小睡一会儿,天一蒙蒙亮就又起身继续工作。
司马光在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他修改过的书稿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据说,书法家黄庭坚曾看过其中的几百卷,惊讶地发现这些书稿竟然全部是用工笔楷书写成的,其中一个草字也没有。司马光的治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19年的岁月悄然流过,三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终于脱稿修成。此时的司马光也已是66岁的老人了。19年间,长期过度地伏案工作,使他心血耗尽,视力衰退,牙齿脱落,面容憔悴,过早地衰老了。更为遗憾的是,司马光未及等到《资治通鉴》出版,便与世长辞了。司马光死后,哲宗下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在他的家乡为他立了一块高达9米的巨大墓碑。碑额刻有哲宗的亲笔题写的“忠清粹德之碑”字样,大文学家苏东坡为其撰写了碑文。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末年(公元959年),共记载了12代,贯穿了1362年治乱兴衰的历史。司马光把这1362年的史实,按照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依次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全书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同时还涉及到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其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来警示后人。特别是对君主如何为仁、作了具体的解说。故而,《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都争相阅读。《资治通鉴》与司马迁著的《史记》共同成为两部辉煌的历史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