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出身魏晋以来崇尚家门礼法的土族和非土族以进士出身崇尚文词诗赋的朝廷大臣间不同社会层次之间因政见不同引起的派系斗争。牛党的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是进士科出身的代表,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士族的代表,自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前后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历史上称为牛李党争。
唐元和三年(808年)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顾忌,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请求重用。宰相李吉甫大为不满,泣诉于宪宗,于是主考官遭贬,牛僧孺等长期充当藩镇幕僚,久不调用。这场科案揭开了牛李两党斗争的序幕。
元和一朝,两党的斗争围绕对藩镇叛乱所持的态度问题展开。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主张武力平叛,另一派以李逢吉为代表,抱着息事宁人的安抚妥协态度。宪宗倚重主战派,所以,李吉甫等人成为扫平节镇的股肱之臣。元和初年,剑南刘辟反,宪宗主张平叛,计未决时,李吉甫密赞其谋并为之献策。吉甫料到镇海节度使李錡必反,向宪宗提议讨伐。平定李錡后,吉甫因功先后被封为赞皇县侯和赵国公。在他为相之时,一年多的时间内将四十八个方镇中的三十六镇调换了藩帅,有效地抑制了藩镇力量的扩展。元和七年(812年)魏博田季安卒,夫人元氏擅立怀谏为节度副大使。淮西节帅吴少阳死后,其子元济请袭父职,对两镇的镇帅自立,李吉甫都坚决反对。与李党对强藩镇所采取的无情打击的明朗态度相反,当裴度讨伐吴元济时,李逢吉就虑其成功而加以阻止,但元和一朝对藩镇的一系列胜利无疑决定了李吉甫,裴度等人的当权。
元和一朝还只是两派斗争的酝酿时期,派系间私利的性质尚不明显,后来成为两党代表人物的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都还在朝外为官,对朝政影响不大。
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缺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譔等及第。段文昌向穆宗上奏言礼部贡举不公,依“关节”录取,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亦称段文昌所言属实。穆宗遣人复试,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为此,钱徽、李宗闵、杨汝士均被贬官,李、杨等大为忿恨。从此,德裕与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交替进退。
对藩镇态度的不同,依然是两党的分歧所在。大和五年(831年)幽州军逐帅李载义,文宗问计,牛僧孺当时为宰相,认为不足为虑,只须安抚,不主张征讨。而李德裕则在会昌年间协助武宗平定了泽潞刘稹,其间审时度势,选用将帅、军中书诏等都取决于他一人。
在对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的问题上,李党力主收复失地,李德裕当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吐蕃的维州副使悉怛谋于大和五年(831年)率众来降,李德裕收复了维州城。牛僧孺身为宰相,出于意气之争,反对收复,德裕被迫放弃维州,悉怛谋等被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
在对待科举取士的态度上,李党针对“关节”、“温卷”、“呈榜”等流弊提出一些改革科举制的主张。文宗时,李德裕建议,进士应测试论议,不测试诗赋。传说他得到白居易的诗文后都置之不理,家中不存致《文选》,认为是崇尚浮华、不实际,那些善于吟风异月的人并不一定就有济世之才,而从论议中才能发现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和才能。出身士族的郑覃拥护李德裕的主张,他最崇尚儒经,《开成石经》就是经他建议刻成的。李德裕还反对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而自谓“门生”,聚集参谒,以及曲江之宴等。会昌时期,进士及第后的仪注曾一度被李德裕废止,至大中时才恢复。与此相反,牛党则重视科举到把持科举,利用科举进行营私舞弊。杨虞卿把持权柄时,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缺,升沉取舍,出其唇吻。
在吏员设置上,李党主张精减机构,载汰冗官。李吉甫针以元朝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的现象提出“吏员可省者省之”的建议,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省内外官共计八百余人,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李德裕也使武宗在会昌四年(844年)裁汰了数以千计的官吏,减少了不必要的俸初开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牛党则主张广辟仕途,扩充吏员。在对佛教的态度上,李德裕主张反对佛教和寺院经济,在他秉政时期,促成了武宗的会昌灭佛、牛党的主张则恰好相反。
牛党在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宣宗即位以后进入了全盛时期,大中元年(847年)宣布恢复进士的放榜后的宴集,一反会昌之政。在会昌五年所废的佛寺如僧者能营葺者,任其发展,官府不得禁止。从此,僧尼之弊,又恢复了以前的面貌。李党的人员纷纷遭到斥逐,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后死于贬所。牛党的令狐绹、崔铉相继做宰相,牛僧孺、李宗闵被召还朝,朝廷上形成了牛党专权的形势。至此,牛李两党的斗争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