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博览 4

唐诗的鼎盛

　　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登基时，唐朝的经济、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突出表现在户口增加、物价降低和商业发达。唐太宗贞观初年全国户口不满300万，到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据户部奏，有76009565户，一百年间增加一倍还多。粮食便宜到“东都洛阳斗米十五钱”，青、齐等州郡才三钱，一匹绢200钱。此时海内富足，“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杜甫《忆昔》其二，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唐代的商业经济也相当活跃，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益州、敦煌等都是国内外著名的贸易都市。长安的王元宝、郭万金、杨崇义是当时的商业巨子，他们以财富为基础，企图参予政权，“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期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使皇帝不得不下诏禁止官吏与商人来往。加上唐高祖、太宗以至武则天的开边活动，到开元时代，唐朝疆域十分广大，东、南到海，西到咸海，北到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东北到外兴安岭以北和鄂霍茨克海，西南到云南、广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最先进的国家是亚洲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中心。南有波斯、大食、天竺开来的商船，东有日本派遣的僧俗使节和留学生，中亚细亚的乐工、艺人也从丝绸之路涌向中国。处于这种环境，仕宦人家和普通平民接受新事物比过去丰富，眼光和胸襟更为扩大，他们不满于既成的现实而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追求新事物，渴望干更大的事业。一般人家从很小就培养子弟，让他们积累知识以求上进。王维9岁就会写文章，15岁就留下《题友人云母障子》和《过秦皇墓》。李白5岁通六甲，10岁观百家，15岁学剑，19岁就带着作品在半路上拜谒益州大都督府史苏颋。苏颋是当时散文名家，他见了李白诗文，大加赞赏，对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要与相如比肩也。”杜甫7岁开始作诗，9岁已写满一大口袋书法大字。而且他们的作品也已超出了初唐“四杰”的清新，情感跃跃欲试的境界，呈示出盛唐独有的庞大气象，如王维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以及杜甫的《雕赋》、《天狗赋》等作品都有一种恢宏浩壮的气魄。

　　唐中叶时道教和佛教兴盛，庄园制进一步发展，为游侠、游仙、隐逸和山水田园诗提供了条件。唐朝皇帝认定老子是始祖，提倡道教。高宗时就追尊他为玄元皇帝。玄宗更好道教，登基不久就下诏让东、西二京及各州必置玄元皇帝庙，把《道德经》和《庄子》同儒家经典一起列为士子必读之书。天宝三年（744）又将天下林立的玄元庙改为紫极宫。他的两个妹妹（西宁和玉真公主）和宰相李林甫的女儿，都以贵族身份出家当道士。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高如贵等著名道士都受到皇帝的优待。这样，不仅使许多官僚士大夫崇道并与教徒关系密切，而且许多人干脆出家修道。佛教到唐朝也深入士庶人家。唐中宗曾“令普寂（大照禅师）代神秀（禅宗北宗首领）统其法众”。王维的家庭佛教气氛非常浓厚。他母亲是普寂的弟子，“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三十余年不懈怡。王维自幼受佛教思想熏陶。他名维，字摩诘，合起来就是佛经中一位有名居士的名字。随着唐朝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土地兼并慢慢发展，逐渐促成庄园制盛行。唐代庄园有官庄、皇庄、官僚、地主庄园和道观、佛寺庄园。庄园除庄宅及田地以外，还有果园、菜园、碾硙、车坊等，另有佃客和手工业者为庄园主生产生活必须品，一个庄园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庄园制的发展，使政治上没有找到出路，或厌倦于官场的知识分子过隐居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他们住在庄园里待价而沽，政治行情看好就出仕，否则就高卧，以创造更大的名声。一次，司马承祯被召至皇宫，返回山寺时，卢藏用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祯不紧不慢地说：“以我之见，仕宦之捷径耳。”点破了许多文人隐居的真实意图。卢藏用召拜左拾遗，郑普思征为秘书监，叶静能成为国子祭酒，都是以隐居取得的。精神上的好道好佛以及庄园制的物质保障，使盛唐时代的山水田园诗极为繁胜。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崛起并形成繁荣局面，成为唐诗鼎盛的一个方面。李白的许多游仙诗、游侠诗，也是这样产生的。好道、好佛不仅使人向往山水、田园，而且还可以使他们暂时解下人格面具，放浪形骸，抚慰官场失意所带来的痛苦。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被称为“饮中八仙”，都是在这种风气下大胆地以酒浇愁，并写下作品的，甚至连杜甫这样每饭不忘君的人，也敢于吟出“儒冠多误身”的诗句。

　　开边政策与国内战争，激发了文人名士的报国热情，也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内蕴，雄豪阔大的边塞诗和触目惊心的战争诗，成为盛唐诗歌中另一股滚滚洪涛。唐玄宗利用多年积赞下的财富“大攘四夷”，战争烽火随时高举。文人名士有的投入疆场效力，有的对战争大加评论，使边塞诗和战争诗百花齐放。直接投入疆场效力的有岑参、高适等人。天宝八年（749年）岑参被高仙芝推荐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安西节度幕府掌书记。他从长安向西，过金城（半州）入河西走廓，越燕支山，经凉、甘、肃、瓜诸州，抵敦煌，再西出阳关，经罗布泊北行到达西州吐鲁番，又经过银山碛、铁门关、抵安西都护治所龟兹（库车）。他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丈夫三十不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军队中，他留下许多诗作。他的《白雪歌》、《走马川行》、《轮台歌》成为盛唐边塞诗的绝唱。高适则随哥舒翰在陇右节度使府服务，又随其收复黄河九曲地区。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他还协同哥舒翰守卫过潼关。高适也有许多慷慨激昂的边塞诗。虽然没有打过仗但对战争横加评论的有李白、王维、杜甫等人。仅以天宝年间为叙述：天宝六年（747年）玄宗命高仙芝率万人越葱岭至特勒满川击吐蕃，命王忠嗣以数万人强攻石堡城。李白写下《战城南》，痛斥朝廷穷兵黩武，把士卒当蝼蚁的行为。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以63000人死亡的代价，攻下仅有数百人守卫的石堡城，被封为御史大夫，李白又愤恨地谴责他“西屠古堡取紫袍”。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南诏，大败，死六万人；高仙芝征大食，大败，三万人全部死亡；安禄山征契丹，大败，六万人全军覆没。天宝十一年（752）朝廷又征大兵北击契丹、南攻南诏，但“人闻云南多瘴，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便派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子。对此，李白写下《古风》之三十四，杜甫写下《兵车行》以谴责，高适却以《李云南征蛮诗》对这场战争大加赞美，歌颂备至。天宝十二年（753年）五月，哥舒翰大败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是时中国强励，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垒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被李白批评过的哥舒翰在这又受到高适和王维的表扬。高适写下《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王维写下《送高判官赴河西序》，把哥舒翰描写得雄姿武威，独步当时。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叛军半年内就攻进首都长安，玄宗连给百官的招呼都来不及打，就匆匆逃到四川。在此次战乱中，杜甫又完成了《悲青坂》、《悲陈陶》、《三吏》、《三别》等一系列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上述边塞诗和战争评论诗，有的苍凉悲壮，有的雄豪奔放，有的满含怨气，有的暗隐心事，它们组成威武的军事进行曲，给鼎盛的唐诗注入强烈的阳刚之气，使盛唐诗坛呈现为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