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博览 4

好头颈，谁当斫之

　　大业十二年（616）四月，隋炀帝在三次征伐高丽失败后，心情十分压抑。再加上洛阳以北地区义军四起，弄得隋炀帝整日心神不安，此时此刻，江都的美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第三次踏上了前往江都之路。

　　隋炀帝离开洛阳，躲入了江都这个温柔乡。但天下的形势却不会因为隋炀帝的不闻不问而安定。此时，不仅河北地区义军迭起，江淮义军也直逼江都。同时，李渊等勋贵大臣也趁机起兵，攻占了都城长安，并迎立杨广的孙子十三岁的杨侑（you）为皇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

　　身在江都的隋炀帝整日陶醉于美女烈酒之中，他命令江都通守王世充在江淮地区挑选美女送到宫中，终日与嫔妃们饮酒作乐，荒淫日甚。在内心深处，隋炀帝也预料到天下纷乱无法收拾，他早已无心北归，只希望能在这种醉生梦死中度过余年。然而，靠这样过日子毕竟是掩耳盗铃，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豪强起兵愈演愈烈，隋炀帝怎么会不知道，对于自己的命运，其实他十分清醒。一天，他边照镜子，边对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意思是说，这样一颗漂亮的脑袋、会是谁来砍它呢？皇后闻言大惊，问他为什么会忽然说出这样的话。炀帝苦笑着说：“贵贱苦乐，都是互相更迭的，就算有那么一天，也无所谓的。”他还预备了毒药带在身边，准备在危急时服用。

　　朝中有个叫宇文述的，很善于察言观色，迎合拍马。在跟随出巡时，经常用奇珍异宝讨炀帝的欢心，这样，自己的官位、富贵也就安枕无忧了。宇文述有两个儿子，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这两个人都是狂妄不法之徒，他们见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便与禁卫军首领司马德戡密议废掉隋炀帝。

　　杨广像由于江都周围已经动荡不已，粮食渐渐吃完，从行的禁卫军多是关中人，因久住他乡，人人思归，而隋炀帝又有意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更是绝了士兵的还家之望，这样不时有兵将逃亡，斩杀多人也止不住。于是司马德戡等人便借机散布谣言，说炀帝准备用毒酒尽杀关中人，只留南人在身边。禁卫军闻之大为惊骇，互相转告。司马德戡趁机召集众人，兵士惊惧惶恐之下都愿听从号令。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十目的晚上，司马德戡率禁卫军数万人发动兵变。睡梦中的炀帝惊觉有变，慌忙召集卫士、却无一人应答，他只好脱下黄袍换上一般官服逃入西阁。结果还是被一个美人出卖，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入，炀帝隔着窗子问：“你想杀我吗？”行达说：“臣不敢，只是将士思归，我是来请您和我们一起回长安的。”炀帝这才战战兢兢地走出了西阁。兵士逼迫炀帝乘马入朝堂慰劳百官，兵士挟刃牵缰而出。反叛兵士见到皇帝已在掌握之中，立时欢呼雀跃。原本胆战心惊的宇文化及见此场面，顿时精神振奋，提高嗓门说道：“你们让他出来干什么，杀掉算了！”于是炀帝又被带回了寝殿。

　　此时的隋炀帝仍然执迷不悟，竟反问道：“我有什么罪，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一个叫马文举的人说：“陛下抛弃宗庙，巡游无度，对外不断征讨，对内极尽奢淫，重用奸臣，远贤拒谏，致使多少壮士死在战场，多少妇孺冻饿而亡，百姓流离，盗贼遍地，怎能说无罪呢？”这时，炀帝十二岁的儿子杨杲（gao）吓得大哭，被叛兵一刀杀死。炀帝自知难免一死，便欲服毒自尽。但此时事起仓促，左右四处逃散，炀帝一时间也无法找到毒药。马文举等人又不肯给他毒酒，炀帝想自己去取，却被令狐行达强行按在了椅子上。炀帝只得解下了自己的腰带交给行达，行达随即用腰带勒死了炀帝。萧皇后与宫人拆掉床板，制成棺材，把杨广、杨杲父子两人的尸体埋于西院流珠堂。

　　隋朝历经两代帝王即宣告灭亡，有趣的是隋文帝杨坚当初夺取的是北周宇文氏的帝位，诸杀了其皇室一族，最后自己的儿子又被宇文氏的人所杀，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小圆圈。不过帝位没有再传回去，而是到了李姓那一边，历史由此推进到了唐朝。

　　隋文帝改制

　　隋文帝在开始掌握北周政权的时候，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在这样励精图治的情况下，为了整顿制度，开创规模，存政治、绎济方面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巩固和发展新建立的隋政权。

　　首先改革行政制度，以加强朝廷的权力。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废除了北周时代从《周官》抄袭来的那一套古老的制度，命苏威等综合汉魏以来历朝的官制，制定新的制度。在朝廷分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光渌、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左右卫、左右领军等十二府。朝廷的五省中，秘书省职掌较闲，内侍省全是宦官，并不重要。政权所寄，全在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尚书省事无不总领，是一个执行各种政令的机构。置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统领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六部。六部各设尚书一人，分统三十六侍郞，执行部务。门下省置纳言二人。内史省置内史令二人。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三省六部制度便从此确立起来了。

　　在地方，隋初沿袭前代的州、郡、县三级制。但当时南北各地均置侨州、郡、县，“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因而造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形。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杨尚希等的建议，废除郡级机构，并省州县，裁减冗官。不仅节省了国家开支，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对于地方各级官吏，统由尚书省的吏部负责选任，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这样就使“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在整顿吏治方面，隋文帝“妙简良能，出为牧宰”。擢“仁明著称”的广汉太守柳俭为蓬州刺史，以“奉国尽心”的驾部侍郎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擢“治术尤异”的临颍令刘旷为莒州剌史，“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任“达于从政”的房恭懿为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文帝还经常遣使考察地方官吏，褒奖良能，惩处贪污。治书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贪污不称职的长吏二百余人。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对官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检举了一千多人、隋文帝都把他们发配到岭南去了。文帝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下令“诸州县佐史（《高祖纪》作‘吏’）三年一代，继任者不得重居之”。这些措施对澄清吏治，减轻人民痛苦，起了一定的作用。

　　开皇初年、隋文帝力矫北周末年“用法深重”、“诛杀无度”的弊政，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修订刑律。裴政为主要修订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讨论折衷，制定新律。废除了前代的枭首、轘裂及鞭刑，还废除了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杖桄等讯囚酷法。民有枉屈，县若不理，可以逐级上诉至朝廷，凡属死罪，都应上报朝廷，“三奏而后决”，以昭慎重。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刑部的奏报，认为犯罪人数还很多，乃囚刑律太严。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徙杖等罪一千多条，从此“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当然，隋律的职能仍旧是镇压劳动人民，而且相当残酷；但它终究废除了前代许多“苛惨之法”，而且标榜“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立法原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魏、周以来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因为“府兵制初建立时，在主观上是要以军民分治的形式维持种族予盾，以部曲制度的形式维持部落组织”，所以起初兵士都是鲜卑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制度也就逐渐发生变化。北周武帝时，“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开始打破了兵制上的民族界限，但仍然“兵农各籍”。开皇十年，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于是府兵“始一寓之于农”。这不仅使府兵制的民族意义完全消失，并使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对选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岁时，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而在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隋文帝的新政富有开创性，经唐朝发扬光大后，融入了中国封建政治的血脉之中。尤其是科举制度，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变迁发展，一直延续到清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个层面。这也成为隋文帝新政中最大的闪光点。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选举制度，它创立于隋，完备于唐，是继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选举制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门阀世族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这一矛盾使之围绕选举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庶族地主为了加强中央对于选官的控制权力，冲破门阀世族的垄断，踏上仕途，在曹丕称帝以后，由吏部尚书陈群主持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即九品宫人法，作为新的选举制度。在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对门阀世族的确有一定的限制。但在曹魏后期，特别是西晋以后，九品中正制逐渐被门阀世族所把持。到了东晋，门阀制度发展到高峰，门阀世族世代为宫，几乎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几乎都由他们占据，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到东晋后期，世族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对门阀世族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多寒士掌机要；梁朝时发生的侯景之乱；北朝末年相继爆发的边地六镇、关陇、河北等地的抗暴斗争，都沉重打击了门阀世族势力。在这种形势下，北朝开始了对选举制度的改革。西魏、北周时，中央朝廷掌握的选举权力日益增大，这对于吸收有才干的人才到封建政权中来，从而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它为科举制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隋朝统一全国后，继承和发展了西魏、北周的政策，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举官吏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的吏部。隋炀帝时创置了进士科，由此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

　　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举制度。

　　考生的来源有两种：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生徒是指朝廷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其中国子学收高级官员（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员（七品以上）之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律学、书学、算学，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中央六学统属于国子监。朝廷设的学校还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和东宫的崇文馆，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员之子。在地方上，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生徒的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就是要求生徒熟记经文，考帖经；讲，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口试，要求生徒通经义，教师问其若干条经义，生徒则按条答复。学生考试合格后，便可以参加朝廷由尚书省的吏部（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举行的科举考试。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也就是那些没有上过学，通过自学成才的人，他们可以向所在州县报考，经考试及格，由乡贡到尚书省，参加吏部考试。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而且在不同的时期，科目的设置也不尽相同。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予、道举、制举、武举等。科举经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最初以秀才科为最高，但由于很快即被废止，所以在当时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许多名臣多是这两科出身。而在这两科中，又以进士科最为人推崇，而且也最难考，百人中仅取一二人，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后代沿袭科举制，实际上沿袭的就是进士科。唐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改易变动非常的频繁，其基本的规律是从较为简单到复杂严密，由不断变动到渐趋稳定，从不完善到日趋完善，逐渐形成为一种固定的且行之有效的选举制度。

　　唐代国家一级的科举考试称为省试，起初由尚书省的吏部掌管。唐高祖武德年间，由吏部的考功司长官考功郎中具体主持，唐太宗时改由其副长官考功员外郎主持，唐玄宗开元年间改由礼部主持。武则天还开创了殿试的先例，但与后世省试之外皇帝另行殿试的做法仍有区别，而且唐朝的殿试并不常有，到后代才真正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

　　省试的时候，考生们需自带水、炭、脂炬、餐具等，等候胥吏点名，方可依次进入贡院。考场内部都用荆席围隔，考生坐在廊下答题。试卷一般不糊名，日暮后烧尽两三支木烛，考生就必须要交卷了。考生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不会的题目，就在考卷上写“对未审”三字。考官批阅试卷时，对于回答正确的就批写一个“通”字，对于答错或未回答的问题，就批写一个“不”字。

　　唐代被举送参加省试的人，可称为“举人”，而应进士科考试的人，可以泛称“秀才”，这些称呼后世仍然沿用，但意义却同唐朝完全不同了。凡省试落第的考生，可以入国子监学习，准备再考。省试被录取称“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宫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这些得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去举行宴会，称为“探花宴”，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在其登第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进士们还要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称“题名会”，又大宴于曲江亭上，谓之“曲江会”。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仪式活动，以显示其荣宠。

　　至此，科举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考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官，合格后才能授予官职。

　　唐代的科举制在隋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充实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科举制度，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建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一直被后世所沿袭，直到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才被正式废除，其间共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中，共计约产生了七百多名状元、近十一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者极少。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