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朝的四个朝代中,有两个朝代同是萧氏所建,一个是萧道成建立的齐,另一个是萧衍建立的梁,所以历史上又把这两个朝代称为萧齐和萧梁。翻开萧氏的家谱,原来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是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他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是文武全才,被当时的名流所推崇。竟陵王萧子良曾经开西邸,招揽文学之士,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文士经常来往,号称“竟陵八友”。萧衍可算得是南朝的一位文人皇帝,虽然后来他以军功起家,夺取了萧齐天下,但他对文学的爱好却是日久弥坚。称帝后,他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没有忘记读书,常常手不释卷,彻夜苦读,这样的皇帝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萧衍的诗写得十分精彩,流传到今天的有80多首诗歌。早在萧衍与沈约、谢朓等人交往之时,他的诗赋才华就已被文士们所熟知。称帝后,萧衍又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在萧衍的带动下,群臣也纷纷吟诗联句,从而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梁武帝由于勤学刻苦,萧衍一生在学术方面的建树颇丰,犹以经学、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在经学方面,萧衍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200余卷。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1000余卷,8019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萧衍主持编纂T600卷的《通史》,并为之作序。遗憾的是,这些书到现在已经失传了。
萧衍在音乐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创作出了许多新的乐曲。还曾研制出四个准音器,称为“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作了十二笛与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我国传统乐器的表现力。
萧衍的棋艺也非常高超。在称帝前,常常和人对弈到深夜。称帝后,兴趣依然不减,许多官员都是他的棋友。棋下到尽兴之时,连谁是君谁是臣都抛到脑后去了。
此外,他对绘画也有浓厚的兴趣,对当时的名画家张僧繇推崇备至。
在萧衍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的最高峰。
萧衍以卓越的文才闻名于世,但他最突出的事迹还是对佛教的极度崇尚。
萧衍自幼受的是传统的儒学教育,但成人后开始接触并信奉道教,称帝后也没有放弃道教信仰。萧衍与当时的著名道士陶弘景关系密切,每当他遇到军国大事需要裁断,经常派人到山中去找陶弘景请教,从而使陶弘景有了“山中宰相”的称号。但是,晚年的萧衍又开始舍道归佛,崇尚佛教到了极致。
为了履行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萧衍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亲身受佛戒,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为了贯彻他的素食主张,萧衍撰写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并将吃荤的僧徒依法治罪。同时,萧衍自己也身体力行,坚决素食。更有甚者,萧衍曾丢弃皇帝的身份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甘愿为寺奴,每次都是群臣花费亿万钱财才把他赎回来。
萧衍曾花费巨资广造寺院,著名的佛寺有同泰寺、光宅寺、智度寺等,还在寺中建铸佛像,如光宅寺的无量寿佛和弥勒铜佛像,还有同泰寺的十方银像等,并给予寺庙大量的土地和资财。
萧衍在佛学方面的造诣很深,他经常到寺院为僧众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中大通元年(公元529)九月,萧衍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竟有僧俗共五万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萧衍在《般若经》、《涅盘经》、《法华经》等方面的研究上,颇有心得。主要的佛教著述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三慧经讲疏》、《制旨大涅盘经讲疏》、《大品注解》、《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等,还撰有《立神明成佛性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宝亮法师制涅义疏序》、《述三教诗》等佛学文章。
在佛教理论方面,萧衍将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盘佛性相结合,提出了真神佛性论,主张“神明成佛”,即认为人的精神和灵魂是成佛的原因。萧衍还提出了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由此可见,三教不仅是可以会通的,而且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萧衍的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萧衍还大力支持佛经的翻译事业,曾优待外国僧人僧伽婆罗、曼陀罗、真谛等人进行译经工作。同时,萧衍还与一些知名的国内僧人关系密切,对他们十分器重。还曾组织僧人编纂佛教著作,极大推动了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
在萧衍的大力推动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造就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佛教胜景。
萧衍做了48年的皇帝,是南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在他的帝王生涯中,前期勤于治国,锐意革新,废除了宋齐的典签制度,增大了诸王权力。调和寒人与士族的关系,命徐勉修订《百家谱》以甄别士族。既以寒人掌机要,又重用士族。制九流常选,又立国学,招五馆生,不限门第立集雅馆、士林馆,选拔人才。这些措施曾一度推动了南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他晚年一心佞佛,荒疏政事,造成国家财政严重匮乏,百姓负担沉重。又引狼入室,招致侯景之乱,自己落得个饿死台城的悲惨结局,也使南朝的经济文化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