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博览 4

党锢之祸

　　后汉党锢之祸，原本起于势利小人依附权势，互相攻讦抨击而致。东汉桓帝、灵帝年间，皇帝荒淫奢侈，不理朝政，而把朝廷大权委以宦官，宦官肆虐，士子羞与为伍，因此天下匹夫激愤，处士横议，遂就激扬名声，互相讥评，品评公卿，裁量执政，狠直之风，自是而始。但矫正枉曲，却不能得中，反致太过，比如范滂、张俭之辈，本清心疾恶如仇，最终却陷于党祸，也正是这个道理。

　　开始，汉桓帝为蠡吾侯时，曾受学于甘陵（今河北清河县）的周福，汉桓帝即位后，即任周福为尚书。这时同郡河南尹房植当朝临政非常有名，于是乡人就编出歌谣说：“天下制定大改方针的是房伯武（房植），而因做过皇帝老师而获尚书印的是周仲进（周福）。”二家宾客，遂互相讥讽揣测，各树朋徒，嫌隙渐生，因此甘陵就有南部北部之分，而党人之议也就从此开始。不过这时大多为好事之徒为之，对于大局没有多大的干扰。后来汝南太守宗资任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也委任岑晊为功曹，问以政事，于是二郡又流传着：“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孝（岑晊）弘农成瑨但坐啸。”（这二句话的意思是宗资、成瑨任用贤人而自己为官清闲，没事可干。）这些流言传入太学，太学诸生三万多人，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太学中有传语说：“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法（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还有渤海的公族进阶，抉风魏齐卿，都不怕危难而直言深论，不避强暴、豪绅。因此自公卿以下，没有不怕他们贬论的，于是争相与其结交。这种意气之争与权力之争相混杂，居首善之区，而承之以好结交之贵游，务虚名清淡之游士，致牵一而至百，影响扩大。

　　这时河内有个张成，善于看风水、卜卦，他算出会有大赦，遂教儿子杀人。李膺为河内尹，督促把凶犯逮捕，果然逢宥赦而获免。这使李膺更加义愤填膺，竟置赦令而不顾杀了凶手。张成报复李膺，先使用占卜伎俩沟通宦官，汉桓帝对其占卜行为也颇为斥责。宦官让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告李膺等豢养太学游士，与诸郡生徒结交，相互驱驰，共为朋党，诽谤、讥讽朝廷，惑乱人心，风俗。为此天子震怒，颁布诏令到各郡县，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天下人对党人共同疾愤，李膺遂被逮捕，并牵连到陈寔等二百多人，有的逃跑在外，都被悬赏捉拿。逮捕党人的捕吏四出，相望于道。到第二年，尚书霍諝、城门校尉窦武连名上书为请，桓帝才稍解其意，把这些党人全部赦免回归田里，但禁锢终身。朝廷仍然留有党人的姓名。

　　从此以后正直之气被贬斥，奸邪之枉炽结，海内望风之流，遂互相标旁吹捧，指天下之名士作为自己的称号。最上为“三君”，次为“八俊”，依次为“八顾”、“八及”、“八厨”，就像古时的“八元”、“八凯”之类的一样。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为世人所宗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即有才能有名望的人，并敢于反对宦官。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即德行较高的人且能以德教人。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即能引导人又受人敬仰的人。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廚。廚者即能用财救人的人。

　　开始，山阳太守翟超，请张俭为东产督邮，这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今山东金乡县西南），残暴百姓，为非作歹。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亲的罪恶，请求把他们处以死刑，于是张俭与侯览结下了怨仇。侯览有个同乡叫朱并，此人平素邪佞奸诈，张俭对他非常鄙视，因而也对张俭怀恨在心，遂承侯览之意上书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各自有自己的称号，共为朋党，图谋推翻朝廷政权。张俭、檀彬、褚风、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刘祗、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盘、疏耽、薛敦、宋希、唐龙、赢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坛盟誓，结为朋党，以张俭为魁首。汉灵帝下诏直接逮捕张俭等人。大长秋曹节因此讥讽有司奏捕前党。所以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大尉范滂等百余人，皆死于狱中。其他的已经死的则不论，逃跑没被抓获的就得以幸免。自此各个之间更加相为嫌隙，相互陷害、打击、报复而滥入党中。州郡又承御旨，甚至有的人与此事毫无瓜葛，也遭到祸害。牵连致死，徙（犯者妻子徙边）、废、禁者达六七百人。这一年是建宁二年（169年）。

　　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辩解，言激意切。灵帝阅奏后大怒，即刻诏司隶、益州、逮捕曹鸾，用槛车押送槐里（今陕西兴平县东南）斩首。随又诏各州郡，更加严密地监查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官职的免官禁锢，株连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光和二年（179年），上禄（今甘肃成县西南）长和海，上书灵帝，对株连五服提出异议，他说：“依礼，从祖兄弟，既不同居，又不同财，恩义已轻，五服中已属于最远的服亲。而现在党人之祸，连及五服，这既悖于典训，也不符合常法。”灵帝阅览上书而顿然醒悟，于是下诏凡因党锢自从祖以下都可以不受牵连，牵连的范围缩小。

　　中平元年（184年），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又上书灵帝说：“党锢之祸时积已久，人情多有怨愤。如果久不赦宥，轻者与张角（黄巾军的领袖）合谋，为害之大，悔之无救。”灵帝对有如此恶果也深感恐惧，就大赦党人，当事人有被杀而牵连家属判徙者，全部让归原籍。案牵及被拘押的党人，品类并不完全相同，有通经之士（如刘淑）；有游侠之徒，（如何甬）；有挺身徇节者（如李膺、巴肃、范滂）；亦有逃跑躲避而牵连他人的（张俭，又如成瑨、张牧、杀张泛及其宗族宾客二百多人，成瑨被惩下狱致死，岑瑨张牧自顾逃奔他乡，隐姓埋名）；也有本来无意和所谓的党人交结，但却因偶尔邂逅相遇仍不能幸免的（如夏馥平素不与时宦结交，却特以声名为中官新惮，遂与范滂、张俭等同等被诬陷，实属无辜）；也有本来是党人魁首，但因为处世圆滑，巧言善辩反而得以脱然无累者（如郭林宗，传言其虽善人伦，但不去说危言而致陷困境，所以宦官擅政却不能伤及。及党事起，知名人士，大多被害，惟有郭林宗及汝南袁闳得以幸免）；更有与党事毫无关系的人，只是想依附名贵以为荣者却依在牵连在案的（如皇甫规，传说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很多被牵逮捕。皇甫规虽为名将，但素来名声不高。虽自己以西州豪杰自居，依然很不得志。于是就上书皇帝：“臣曾推荐前大司农张奂，是附党。还有过去臣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为臣辩护，所以臣也是附党之一，臣请愿被治罪”）。诸如此类，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这些人激于意气，所做所为难免过当，任之以官亦不足以为治。况且又互相标榜、吹捧，本属恶习。而当时之士，之所以趋之若骛，一是为了立名扬声；再者因为汉代选举，崇尚声华，而合党连群，实可终南之捷径。但党锢之祸主要是因为桓、灵帝信任宦官，杀戮士子，累及无辜，前后经历了二十多年，也更是桓、灵自为虐政的恶果。之后，黄巾起义迅及蔓延、勃蓬发展，而东汉朝廷纲纪败坏，法制废弛，濒临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