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联手作家席勒
1794年7月下旬的一天，歌德应邀前往耶拿出席自然研究会的会议。这次会议本身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却揭开了歌德一生中极为重大的一幕。
这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歌德的旁边坐着一个后来成为他生死之交的新朋友，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并开始了影响德国文学史的伟大友谊，这个人就是席勒。
弗里德里希·席勒比歌德小10岁，出生在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小镇马尔巴哈。席勒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后来到部队当军医。席勒幼年接受一名善良的牧师的耐心教育，后来进入拉丁语学校读书，学习始终名列前茅。13岁，席勒进了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办的军事学校。该校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被人称为“奴隶养成所”。
1779年12月，歌德陪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去瑞士时，途经斯图加特，顺道访问了这所“卡尔学校”。席勒站在队列里欢迎他们。两年后，就是这个席勒写出了充满“狂飙突进”运动精神的剧本《强盗》，在曼海姆上演后，引起巨大反响。再过两年，他的又一部剧作《阴谋与爱情》问世，再次轰动德国剧坛。
由于他的作品包含明显的政治观点，受到了当局迫害。无处藏身的席勒不得不到处流浪。1787年，这位“狂飙突进”的剧作家来到了魏玛。
这年8月28日，歌德的一帮朋友，聚集在歌德的家中，为不在场的歌德祝贺生日，席勒也被他们邀请来了。席勒坐在一张靠边的桌子前，眼望着桌上的高脚酒杯出神。他来魏玛以后，听到许多有关歌德的事情，他自言自语地说：“歌德这个人真走运，童年很幸福，又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枢密顾问官，在文学上也有名气，真令人羡慕。他的才华和智慧未必比我高，他为什么得来那么容易？而我却要永远与自己的命运作斗争。他只比我大10岁，我却远不如他。”
第二年，歌德从意大利回到魏玛。席勒渴望立即见到歌德，并托人转达他对歌德的最良好祝愿。席勒等了近两个月，歌德仍未接见他，他感到十分困惑。
在9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歌德在郊外的别墅里，请了许多朋友来聚会，也请了席勒。由于人多，歌德只随便地与席勒讲了几句话。席勒盼望着有一天能和歌德就文学艺术问题长谈。但从这以后很久，席勒仍不见歌德召见自己。
席勒失望地给朋友写信说：“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和他的观念根本不同。同他相处常常会使我不快，他对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很矜持，我相信他是个非常自私的人，我对他的感情是一种爱与憎的奇异的混合。”
席勒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有靠写稿度日，他将自己的窘迫情形写信告诉给歌德，并顺便寄上了自己的诗歌《欢乐颂》。他在信中说：
歌德先生，请您帮助我介绍一份工作，我将会非常感谢。
歌德看完席勒的诗，觉得席勒的确很有才华，他一边看信，一边想：“我一定要帮助他。”
可是，什么工作才合适席勒呢？歌德想来想去，决定推荐他到耶拿大学任教。他认为，这样席勒便可以利用课余的时间进行创作了。
1789年元旦，席勒被聘为耶拿大学客座历史教授，担任哲学、宗教、艺术和风俗史的讲师。
5月26日晚，席勒去上了第一堂课。他授课的教室座无虚席，480名听众超过了全校学生总人数的一半。
席勒在耶拿一年多的教学中受到了学生的崇敬，并与贵族小姐夏洛特·冯·伦格费尔德结了婚。但他想要得到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他还想在这里继续施展自己的才华。
席勒在耶拿大学组织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文学评论小组，并以评论家的身份写文章。
这时，一位有影响的大出版商科塔发现席勒有从事杂志编辑和组织工作的巨大能力，建议与席勒合办一个文艺杂志。由席勒主办，他负责经济，席勒愉快地答应了。
这个刊物名叫《时代女神》，它以席勒的声望和高稿酬吸引了许多大作家。新刊物一出版就获得社会上的好评。席勒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决心把当时有名的赫尔德尔、歌德和康德请来。他以“无限尊敬他们的团体”的名义，分别给3个人发了邀请信。
在这个时候，歌德正为不能写出新的剧本而着急，他立即回信表示乐意同这些可尊敬的人们结成联盟。一个月以后，歌德与席勒在耶拿大自然爱好者协会见面了。
虽然这已经不是歌德和席勒的第一次见面了，但此时的席勒作为《时代女神》的主办人，已让歌德对他刮目相看。
然而，两人刚一见面就唇枪舌剑地战斗起来。这是因为两人的哲学观点不同。席勒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认为真理来自主观的思考，与经验毫无关系；而歌德是一个固执的经验主义者，他认为一切真理都来自经验，不是来自由主观思考得来的思想。
会后，歌德陪席勒回住处，两人继续谈话。歌德兴致勃勃地给席勒讲植物变态的本质，还画出象征性的原始植物的图形。
席勒听着看着思考着，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当歌德指出：“这种变态的本质来自经验，并且完全被经验所证明”时，席勒却摇着头说：“不对，这不是经验，而是由主观思考出来的思想。”
歌德一下子愣住了，感到很尴尬，他立即发现了他和席勒的分歧点，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
还是歌德善于应对，他说：“我有理念，但我不知道它，却又能用眼睛看到，这倒使我十分高兴！”
席勒也不想把同歌德的关系弄僵。他反问一句：“难道会存在一种与理念相适应的经验？因为理念的特点就在于它永远也不会和经验相符合。”
在这第一次坦诚相见之后，他们形成了一个磁石的两极，虽然异质，但相互吸引，而不是相互排斥。歌德对他的朋友说：“席勒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凡是靠近他的人，都摆脱不了他的控制。”
过了一个星期，他们俩在耶拿再次长谈，不过这次谈的是艺术理论问题，他们发现，两人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主要思想却惊人的一致。
这一年的8月23日，席勒给歌德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简直是一篇学术论文。他开始分析了歌德的天才、他的创作方法和精神发展的过程。他声称，他对于歌德的了解甚过歌德本人。他在信里肯定了歌德的从个别到一般的创作方法，认为歌德是直观的天才，而自己则属于哲学家、推理人物之列。他也说到自己的缺点：“我缺少客体、形体，思想上抽象的推论太多了。”
在信的结尾，席勒邀请歌德为自己主持的新杂志撰写稿件，并指出，如果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两人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
歌德正好在生日前夕收到了席勒的信，便回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说席勒的信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歌德在信中明确地表示：“我们双方彼此清楚了我们目前达到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更能不间断地共同合作。”他还热情地邀请席勒到魏玛做客。
席勒从耶拿赶往魏玛，住在歌德家中，和歌德朝夕砥砺，共同切磋了14天，双方弥合了分歧，拟订了一个繁荣民族文化的合作计划。计划包括：创建《时代女神》刊物，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登载文学作品、组织作家队伍、培养后代新人的阵地和场所。两人约定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通信。
从此，在德国文学史上开始了歌德和席勒密切合作的新时代。德国文学进入古典文学时期。这个“世界的角落”，弹丸之邦的魏玛，成了德国古典文学运动的中心。
1795年5月，《时代女神》第一期出版了，歌德的《罗马哀歌》、《德意志流亡者谈话录》、《文学上的无短裤党》，席勒的美学著作《美育书简》、《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等都发表在这本期刊上。
同时在刊物上撰稿的还有费希特、洪堡、施勒格尔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德国伟大的文化名人。
但这时的德国文学潮流充满了庸俗鄙陋的市民习气，读者们喜爱的是伊弗兰德等人的通俗小说，他们对文学的一番高论和严肃文学作品不感兴趣。
《时代女神》杂志只能在小范围发行，这使歌德和席勒大失所望。《罗马哀歌》还遭到非议，说诗里有些下流话，连赫尔德尔也不主张发表它。
歌德愤世嫉俗，早就想对德国的鄙陋状态、德国文艺界的昏庸和愚昧发起进攻和回击。因为他辛辛苦苦写出的8卷本《歌德著作集》印了4000册，订购者寥寥，仅售出了626册，这使歌德大为感慨。
同年12月23日，歌德写信给席勒，建议采用古罗马诗人玛迪亚利斯·瓦勒里乌斯用的二行诗体《赠辞》，发起一场论战，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赠辞》是一种讽刺短诗，多则几行，少仅两行，诗体适合于警句、格言、讽刺、训诫。两天后，歌德就把试作的12首这样的讽刺短诗寄给了席勒。席勒随即复信赞成。于是，两个诗人你一首，我一首，有时甚至两人讨论，共同创作，分不出是谁作的。他们把这些诗分赠他们的对手，诗句尖酸刻薄，针砭时弊。被触痛者大有人在。在短时间内，他俩共写了近千首警句诗。
这些《赠辞》发表在1796年10月席勒编辑的《诗神年鉴》上，文学史家把这一年称做“赠诗年”。
从这一年起，席勒开始了《华伦斯坦》三部曲的写作，而歌德则着手重新创作《浮士德》，并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赫尔曼和窦绿苔》等作品。歌德又一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歌德完成了自《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以来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是歌德以1777年至1785年间写的小说稿《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为基础，加以改编和扩充写成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一个商人儿子威廉·迈斯特加入一个巡回演出剧团，并通过剧团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反映18世纪末德国戏剧界的繁荣状况。
歌德后来完成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在内容上比《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要广阔得多，意义也要深刻得多。这部著作属于德国文学中的所谓发展小说，其实也就是教育小说。故事讲述威廉·迈斯特出生于富商家庭，本性善良正直，从小怀有提高与完善自身的受教育思想。处在新时代中的他，为认识自己和世界而接受教育，大胆实践，增加生活阅历，经受生活的磨炼，并通过对戏剧艺术的追求和对个人情感的培养，排除了爱情、友情等各方面的种种困扰，最终体会到了生活的意义，达到了他所追求的个人思想境界。
在这部小说中，歌德贯彻了他的务实的人生哲学，即人们应在社会实践中追求理想，威廉便是在实践中追求人生的意义，而不是在书本或冥想中追求的一个典型。
歌德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这部作品，全靠席勒对他的督促和激励，他把这部稿子完成后第一个拿给席勒看，席勒愉快地称赞此作品是歌德的又一次突破。
遗憾的是这篇小说发表后，社会反响平淡，并没有像歌德当年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引起读者的轰动。
幸好，歌德在这同一年还完成了史诗《赫尔曼和窦绿苔》，这部作品终于使歌德再次赢得读者的青睐。
《赫尔曼和窦绿苔》是一首以爱情为线索的叙事诗，取材于1734年出版的一本书名为《从萨尔茨堡被逐的路德派教徒流亡全史》的历史书。歌德从该书中改编了一个小故事，写成了共2000多行、用六音步诗体的长诗，他把故事背景换成了法国大革命。故事情节很简单：法国军队打败普奥联军后，进驻莱茵河地区。难民纷纷从河西岸逃到河东岸。
金狮旅店店主及其妻子救助难民，店主儿子赫尔曼爱上了难民中一个美女窦绿苔。而她早已与另一男子订婚。但未婚夫去法国参加大革命不幸阵亡。
赫尔曼的父母嫌贫爱富，不肯同意儿子娶一个流浪的贫穷女子。牧师建议将女子带来看看。赫尔曼的父母一见这女子长得如花似玉，稳重端庄，暗中欢喜，立即改变初衷。这时的窦绿苔原以为赫尔曼是叫她来做女佣的，听了之后深感意外。其实她也早爱上了赫尔曼，当赫尔曼上前拥抱她时，她拿出了一个装有200杜卡托的钱袋作为嫁妆。赫尔曼一家更加欢喜。这部田园诗以皆大欢喜的场面结束。
这部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了宁静的田园牧歌风味的作品，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歌德的保守思想和对法国革命的冷淡态度。他在书中把法国革命所带来的生活动荡和小市民的庸俗平静生活作了对比，歌德肯定并赞美后者，刻画了实质上庸俗的小市民生活，对革命带来的动荡则表示厌恶。
这是歌德与席勒订交后写成的唯一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席勒称它为“我们整个当代艺术高峰”的叙事诗。
这年年底，歌德去耶拿席勒家商议第二年的合作计划，两人看到了《诗神年鉴》刊登《赠辞》引起社会的良好反应。该刊出版后被抢购一空，不得不再版。同时，《赠辞》发表后，反对他们的人受到讽刺，很不甘心，纷纷写文章攻击他们。
歌德受到攻击反而有了更大的写作热情，他告诉席勒说：“赠辞》只是一个冒险的开始，我们以后必须致力于伟大的、有价值的创作，创造一些高尚的、善良的人物形象和社会现象，使我们的敌人感到羞愧。”
席勒非常支持歌德的主张，他们决定每人写一批谣曲，作为1797年在杂志上刊登的新内容。
谣曲是德国独特的诗歌形式。它源于民间，是将抒情与叙事结合在一起，可长可短，形式灵活多变，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诗体，以前歌德写过《野蔷薇》、《塞森海姆之歌》等诗，早已成竹在胸，一旦决定，便手到拈来。几天之后，歌德便向席勒交卷。席勒肚子里也有的是故事，他们便你一首、我一首地竞相作诗，歌德写了《掘宝者》、《魔术师的门路》、《神与舞女》、《科林斯的未婚妻》等，席勒发表了《潜水者》、《手套》、《伊件科斯的鹤》等著名诗篇。
由于他们创作了这么多谣曲，1797年被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的“谣曲年”。
这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歌德的旁边坐着一个后来成为他生死之交的新朋友，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并开始了影响德国文学史的伟大友谊，这个人就是席勒。
弗里德里希·席勒比歌德小10岁，出生在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小镇马尔巴哈。席勒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后来到部队当军医。席勒幼年接受一名善良的牧师的耐心教育，后来进入拉丁语学校读书，学习始终名列前茅。13岁，席勒进了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办的军事学校。该校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被人称为“奴隶养成所”。
1779年12月，歌德陪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去瑞士时，途经斯图加特，顺道访问了这所“卡尔学校”。席勒站在队列里欢迎他们。两年后，就是这个席勒写出了充满“狂飙突进”运动精神的剧本《强盗》，在曼海姆上演后，引起巨大反响。再过两年，他的又一部剧作《阴谋与爱情》问世，再次轰动德国剧坛。
由于他的作品包含明显的政治观点，受到了当局迫害。无处藏身的席勒不得不到处流浪。1787年，这位“狂飙突进”的剧作家来到了魏玛。
这年8月28日，歌德的一帮朋友，聚集在歌德的家中，为不在场的歌德祝贺生日，席勒也被他们邀请来了。席勒坐在一张靠边的桌子前，眼望着桌上的高脚酒杯出神。他来魏玛以后，听到许多有关歌德的事情，他自言自语地说：“歌德这个人真走运，童年很幸福，又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枢密顾问官，在文学上也有名气，真令人羡慕。他的才华和智慧未必比我高，他为什么得来那么容易？而我却要永远与自己的命运作斗争。他只比我大10岁，我却远不如他。”
第二年，歌德从意大利回到魏玛。席勒渴望立即见到歌德，并托人转达他对歌德的最良好祝愿。席勒等了近两个月，歌德仍未接见他，他感到十分困惑。
在9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歌德在郊外的别墅里，请了许多朋友来聚会，也请了席勒。由于人多，歌德只随便地与席勒讲了几句话。席勒盼望着有一天能和歌德就文学艺术问题长谈。但从这以后很久，席勒仍不见歌德召见自己。
席勒失望地给朋友写信说：“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和他的观念根本不同。同他相处常常会使我不快，他对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很矜持，我相信他是个非常自私的人，我对他的感情是一种爱与憎的奇异的混合。”
席勒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有靠写稿度日，他将自己的窘迫情形写信告诉给歌德，并顺便寄上了自己的诗歌《欢乐颂》。他在信中说：
歌德先生，请您帮助我介绍一份工作，我将会非常感谢。
歌德看完席勒的诗，觉得席勒的确很有才华，他一边看信，一边想：“我一定要帮助他。”
可是，什么工作才合适席勒呢？歌德想来想去，决定推荐他到耶拿大学任教。他认为，这样席勒便可以利用课余的时间进行创作了。
1789年元旦，席勒被聘为耶拿大学客座历史教授，担任哲学、宗教、艺术和风俗史的讲师。
5月26日晚，席勒去上了第一堂课。他授课的教室座无虚席，480名听众超过了全校学生总人数的一半。
席勒在耶拿一年多的教学中受到了学生的崇敬，并与贵族小姐夏洛特·冯·伦格费尔德结了婚。但他想要得到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他还想在这里继续施展自己的才华。
席勒在耶拿大学组织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文学评论小组，并以评论家的身份写文章。
这时，一位有影响的大出版商科塔发现席勒有从事杂志编辑和组织工作的巨大能力，建议与席勒合办一个文艺杂志。由席勒主办，他负责经济，席勒愉快地答应了。
这个刊物名叫《时代女神》，它以席勒的声望和高稿酬吸引了许多大作家。新刊物一出版就获得社会上的好评。席勒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决心把当时有名的赫尔德尔、歌德和康德请来。他以“无限尊敬他们的团体”的名义，分别给3个人发了邀请信。
在这个时候，歌德正为不能写出新的剧本而着急，他立即回信表示乐意同这些可尊敬的人们结成联盟。一个月以后，歌德与席勒在耶拿大自然爱好者协会见面了。
虽然这已经不是歌德和席勒的第一次见面了，但此时的席勒作为《时代女神》的主办人，已让歌德对他刮目相看。
然而，两人刚一见面就唇枪舌剑地战斗起来。这是因为两人的哲学观点不同。席勒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认为真理来自主观的思考，与经验毫无关系；而歌德是一个固执的经验主义者，他认为一切真理都来自经验，不是来自由主观思考得来的思想。
会后，歌德陪席勒回住处，两人继续谈话。歌德兴致勃勃地给席勒讲植物变态的本质，还画出象征性的原始植物的图形。
席勒听着看着思考着，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当歌德指出：“这种变态的本质来自经验，并且完全被经验所证明”时，席勒却摇着头说：“不对，这不是经验，而是由主观思考出来的思想。”
歌德一下子愣住了，感到很尴尬，他立即发现了他和席勒的分歧点，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
还是歌德善于应对，他说：“我有理念，但我不知道它，却又能用眼睛看到，这倒使我十分高兴！”
席勒也不想把同歌德的关系弄僵。他反问一句：“难道会存在一种与理念相适应的经验？因为理念的特点就在于它永远也不会和经验相符合。”
在这第一次坦诚相见之后，他们形成了一个磁石的两极，虽然异质，但相互吸引，而不是相互排斥。歌德对他的朋友说：“席勒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凡是靠近他的人，都摆脱不了他的控制。”
过了一个星期，他们俩在耶拿再次长谈，不过这次谈的是艺术理论问题，他们发现，两人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主要思想却惊人的一致。
这一年的8月23日，席勒给歌德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简直是一篇学术论文。他开始分析了歌德的天才、他的创作方法和精神发展的过程。他声称，他对于歌德的了解甚过歌德本人。他在信里肯定了歌德的从个别到一般的创作方法，认为歌德是直观的天才，而自己则属于哲学家、推理人物之列。他也说到自己的缺点：“我缺少客体、形体，思想上抽象的推论太多了。”
在信的结尾，席勒邀请歌德为自己主持的新杂志撰写稿件，并指出，如果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两人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
歌德正好在生日前夕收到了席勒的信，便回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说席勒的信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歌德在信中明确地表示：“我们双方彼此清楚了我们目前达到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更能不间断地共同合作。”他还热情地邀请席勒到魏玛做客。
席勒从耶拿赶往魏玛，住在歌德家中，和歌德朝夕砥砺，共同切磋了14天，双方弥合了分歧，拟订了一个繁荣民族文化的合作计划。计划包括：创建《时代女神》刊物，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登载文学作品、组织作家队伍、培养后代新人的阵地和场所。两人约定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通信。
从此，在德国文学史上开始了歌德和席勒密切合作的新时代。德国文学进入古典文学时期。这个“世界的角落”，弹丸之邦的魏玛，成了德国古典文学运动的中心。
1795年5月，《时代女神》第一期出版了，歌德的《罗马哀歌》、《德意志流亡者谈话录》、《文学上的无短裤党》，席勒的美学著作《美育书简》、《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等都发表在这本期刊上。
同时在刊物上撰稿的还有费希特、洪堡、施勒格尔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德国伟大的文化名人。
但这时的德国文学潮流充满了庸俗鄙陋的市民习气，读者们喜爱的是伊弗兰德等人的通俗小说，他们对文学的一番高论和严肃文学作品不感兴趣。
《时代女神》杂志只能在小范围发行，这使歌德和席勒大失所望。《罗马哀歌》还遭到非议，说诗里有些下流话，连赫尔德尔也不主张发表它。
歌德愤世嫉俗，早就想对德国的鄙陋状态、德国文艺界的昏庸和愚昧发起进攻和回击。因为他辛辛苦苦写出的8卷本《歌德著作集》印了4000册，订购者寥寥，仅售出了626册，这使歌德大为感慨。
同年12月23日，歌德写信给席勒，建议采用古罗马诗人玛迪亚利斯·瓦勒里乌斯用的二行诗体《赠辞》，发起一场论战，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赠辞》是一种讽刺短诗，多则几行，少仅两行，诗体适合于警句、格言、讽刺、训诫。两天后，歌德就把试作的12首这样的讽刺短诗寄给了席勒。席勒随即复信赞成。于是，两个诗人你一首，我一首，有时甚至两人讨论，共同创作，分不出是谁作的。他们把这些诗分赠他们的对手，诗句尖酸刻薄，针砭时弊。被触痛者大有人在。在短时间内，他俩共写了近千首警句诗。
这些《赠辞》发表在1796年10月席勒编辑的《诗神年鉴》上，文学史家把这一年称做“赠诗年”。
从这一年起，席勒开始了《华伦斯坦》三部曲的写作，而歌德则着手重新创作《浮士德》，并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赫尔曼和窦绿苔》等作品。歌德又一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歌德完成了自《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以来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是歌德以1777年至1785年间写的小说稿《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为基础，加以改编和扩充写成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一个商人儿子威廉·迈斯特加入一个巡回演出剧团，并通过剧团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反映18世纪末德国戏剧界的繁荣状况。
歌德后来完成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在内容上比《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要广阔得多，意义也要深刻得多。这部著作属于德国文学中的所谓发展小说，其实也就是教育小说。故事讲述威廉·迈斯特出生于富商家庭，本性善良正直，从小怀有提高与完善自身的受教育思想。处在新时代中的他，为认识自己和世界而接受教育，大胆实践，增加生活阅历，经受生活的磨炼，并通过对戏剧艺术的追求和对个人情感的培养，排除了爱情、友情等各方面的种种困扰，最终体会到了生活的意义，达到了他所追求的个人思想境界。
在这部小说中，歌德贯彻了他的务实的人生哲学，即人们应在社会实践中追求理想，威廉便是在实践中追求人生的意义，而不是在书本或冥想中追求的一个典型。
歌德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这部作品，全靠席勒对他的督促和激励，他把这部稿子完成后第一个拿给席勒看，席勒愉快地称赞此作品是歌德的又一次突破。
遗憾的是这篇小说发表后，社会反响平淡，并没有像歌德当年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引起读者的轰动。
幸好，歌德在这同一年还完成了史诗《赫尔曼和窦绿苔》，这部作品终于使歌德再次赢得读者的青睐。
《赫尔曼和窦绿苔》是一首以爱情为线索的叙事诗，取材于1734年出版的一本书名为《从萨尔茨堡被逐的路德派教徒流亡全史》的历史书。歌德从该书中改编了一个小故事，写成了共2000多行、用六音步诗体的长诗，他把故事背景换成了法国大革命。故事情节很简单：法国军队打败普奥联军后，进驻莱茵河地区。难民纷纷从河西岸逃到河东岸。
金狮旅店店主及其妻子救助难民，店主儿子赫尔曼爱上了难民中一个美女窦绿苔。而她早已与另一男子订婚。但未婚夫去法国参加大革命不幸阵亡。
赫尔曼的父母嫌贫爱富，不肯同意儿子娶一个流浪的贫穷女子。牧师建议将女子带来看看。赫尔曼的父母一见这女子长得如花似玉，稳重端庄，暗中欢喜，立即改变初衷。这时的窦绿苔原以为赫尔曼是叫她来做女佣的，听了之后深感意外。其实她也早爱上了赫尔曼，当赫尔曼上前拥抱她时，她拿出了一个装有200杜卡托的钱袋作为嫁妆。赫尔曼一家更加欢喜。这部田园诗以皆大欢喜的场面结束。
这部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了宁静的田园牧歌风味的作品，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歌德的保守思想和对法国革命的冷淡态度。他在书中把法国革命所带来的生活动荡和小市民的庸俗平静生活作了对比，歌德肯定并赞美后者，刻画了实质上庸俗的小市民生活，对革命带来的动荡则表示厌恶。
这是歌德与席勒订交后写成的唯一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席勒称它为“我们整个当代艺术高峰”的叙事诗。
这年年底，歌德去耶拿席勒家商议第二年的合作计划，两人看到了《诗神年鉴》刊登《赠辞》引起社会的良好反应。该刊出版后被抢购一空，不得不再版。同时，《赠辞》发表后，反对他们的人受到讽刺，很不甘心，纷纷写文章攻击他们。
歌德受到攻击反而有了更大的写作热情，他告诉席勒说：“赠辞》只是一个冒险的开始，我们以后必须致力于伟大的、有价值的创作，创造一些高尚的、善良的人物形象和社会现象，使我们的敌人感到羞愧。”
席勒非常支持歌德的主张，他们决定每人写一批谣曲，作为1797年在杂志上刊登的新内容。
谣曲是德国独特的诗歌形式。它源于民间，是将抒情与叙事结合在一起，可长可短，形式灵活多变，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诗体，以前歌德写过《野蔷薇》、《塞森海姆之歌》等诗，早已成竹在胸，一旦决定，便手到拈来。几天之后，歌德便向席勒交卷。席勒肚子里也有的是故事，他们便你一首、我一首地竞相作诗，歌德写了《掘宝者》、《魔术师的门路》、《神与舞女》、《科林斯的未婚妻》等，席勒发表了《潜水者》、《手套》、《伊件科斯的鹤》等著名诗篇。
由于他们创作了这么多谣曲，1797年被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的“谣曲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