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病休期间的探索
当歌德重新回到莱比锡的时候，大家发现，他精神振奋、容光焕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对创作的热情更高了。不仅如此，他每天还去参加业余戏剧演出，苦练绘画本领，就这样过了两个月，歌德突然病倒了。
一天夜里，他剧烈地咳血，脖子的左边也突然长出了一个肿瘤。他以为自己得了肺病而来到医院，医生们的诊断却相互矛盾。这使歌德一连几个星期都卧床不起。
其实，歌德的这次病倒不是偶然的，早在他离家上学前，他的心情就一直很忧郁，去莱比锡的途中胸部又受了伤，而后来的一次坠马经历更使他胸痛加重。再加上病倒前，爱情上的打击，饮食的不当，整天地伏案写作，以及洗冷水浴、受风寒等一系列的因素，终于使他的身体被摧垮了。
歌德卧病在床，幸好有奥塞尔教授的女儿弗里德里卡照顾他，给他不少安慰，使他的心情不至于太忧伤，也使他不至于太绝望。
时光荏苒，不久，歌德满19岁了。这一天，他拖着病体，登上邮车回到了家乡。
本来想培养儿子成就一番事业的父亲，站在楼梯上见到儿子拖着病体回来，不免大失所望。母亲见到儿子生病，瘦得不像人样，既伤心，又心疼。
最欢迎歌德回来的，是他的妹妹科纳里娅，她认为在家庭中唯一能和自己说到一起的就是哥哥。
自从歌德离家上学，父亲卡斯帕尔先生把自己好为人师的癖性全部施展到女儿身上。繁重的学习和功课压得科纳里娅喘不过气来，正常的社交和娱乐都被取消，她很自然地怨恨起自己的父亲，现在，自己思念的哥哥回到了家中，科纳里娅自然欣喜不已。
在她的眼里，哥哥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物，科纳里娅很崇拜他，她精心地照料哥哥，使歌德的身体渐渐康复。
原来，歌德得的并不是肺病，只是严重的咽喉炎。歌德静静待在自己的阁楼上养病，他经常穿着睡衣，坐在房间里看书，整理自己在莱比锡期间的作品。
在这期间，歌德开始用化名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是，他还是一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远还没有恢复。不久，他的咽喉炎还没有完全好，却被又一种病魔击倒了。
这一次，他患的是严重的肠胃病、消化系统故障，医院的医生对此束手无策，歌德以为这一次自己是死定了。
在这危险的关头，焦急万分的母亲逼着医生拿出他的万灵药来。原来，这位内科医生信奉炼丹术，秘密自制了一些药品，谁也不公开提起这些药，因为根据法兰克福的法律，医生自制的药品是不合法的。有一种助消化的药粉，他不那么保密，但是还有一种重要的药剂，那是医生准备在病人极其危险的时候才应用的，而且也只给那些相信他的人服用。不过，还没有人看见过或体验过它的功效。
歌德的母亲伊丽莎白不愿意看到儿子年纪轻轻的就死去，她几乎要跪下来乞求这位医生：“求求你，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我们！”
医生也很难过，他看了看卡斯帕尔先生。卡斯帕尔先生这时也恳求他：“医生，不管您用什么办法，请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我们不会让您承担什么责任的。”
医生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在深夜赶回家里，拿来一小瓶结晶体的干药，用水溶化后，让歌德吞下去。
本来，这是歌德父母对儿子病急乱投医的办法，没想到，歌德的病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歌德的母亲除了做家务和关心孩子们之外，还把一些时间花在与女伴们探讨宗教信仰上，这样一来，歌德家便常常出现一群信仰宗教的女士们。歌德在家中养病，常和她们接触，其中有个叫冯·克莱顿贝格的女士最吸引歌德。
克莱顿贝格女士和歌德的妈妈年纪差不多，可她却一直没有结婚。她穿着整洁，举止优雅，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却很喜欢歌德这个病弱的青年，认为他是一个需要关心的孩子。
她每次来歌德家，都要和歌德谈论一番。她把自己对于痛苦的体验说给歌德听：“病痛是我们身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它，那么健康就不能引起我们的喜悦。”
歌德觉得她的话很耐人寻味，就常常和她说话。因为病痛，再加上这些年来的感受，歌德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他告诉克莱顿贝格：“我觉得上帝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善良和正义，他总是伤害尊敬他的人。”
克莱顿贝格是基督教的虔信派教徒，对上帝十分虔诚，听歌德这样谈论上帝，简直吓了一跳。不过，她马上用温和的声调说：“如果你觉得别人对你不公正，而使你恼怒的话，恢复心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检讨你自己的错误。”
听了克莱顿贝格的话，虽然歌德并不同意她的观点，可当他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又突然想起克莱顿贝格的话，并遵照她说的去检讨自己的行为，果然，歌德觉得自己的情绪好了很多。
克莱顿贝格还介绍歌德看虔信派教徒弗里特·阿诺德的《教会和异教徒史》，这本书提到了平民的原始基督教，给了歌德很大启发。《教会和异教徒史》让歌德明白了阻碍人们挣脱官方宗教信仰是多么矫揉造作，多么虚伪，也明白了国王为什么要求宣传教条，为什么要严厉惩处异教徒了。自此以后，歌德决意和神职人员教给他的一切决裂。
平凡的克莱顿贝格成了不平凡的歌德的思想引导者，最直接的影响是歌德在莱比锡期间养成的不安的心绪在其鼓励和安慰下慢慢消除。
但肉体的苦痛还是令歌德夜不能寐，他翻来覆去，思考艰深的宗教问题，他想：“上帝在创造圣子和圣灵的同时，一定同时创造出了魔鬼，魔鬼是反对上帝的第一个叛逆。”
“可是，这个魔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歌德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为此构思出了诗歌中的一些新的形象，他用普罗米修斯这个叛逆者来代替背弃上帝的魔鬼。
可以说，“魔鬼创世说”成了歌德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前奏，同时和别人对叛逆者形象的描述相反，歌德特别强调上帝与人之间的冲突，因而对于人与叛逆者的同一性的肯定就包含了积极自主和自我负责的行为，这是他从普罗米修斯颂歌直至浮士德诗歌的主要特征。
因此，创世说首先对歌德美学观点的形成起着很大的作用，后者第一次认真地推动他去掌握那伟大的人类形象，而这形象的本质结果也就决定了他的诗歌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
虽然死亡的阴影还笼罩在歌德的病榻之上，但此时的歌德已不甘忍受死亡的摆布了，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并重新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对创作的热情更高了。不仅如此，他每天还去参加业余戏剧演出，苦练绘画本领，就这样过了两个月，歌德突然病倒了。
一天夜里，他剧烈地咳血，脖子的左边也突然长出了一个肿瘤。他以为自己得了肺病而来到医院，医生们的诊断却相互矛盾。这使歌德一连几个星期都卧床不起。
其实，歌德的这次病倒不是偶然的，早在他离家上学前，他的心情就一直很忧郁，去莱比锡的途中胸部又受了伤，而后来的一次坠马经历更使他胸痛加重。再加上病倒前，爱情上的打击，饮食的不当，整天地伏案写作，以及洗冷水浴、受风寒等一系列的因素，终于使他的身体被摧垮了。
歌德卧病在床，幸好有奥塞尔教授的女儿弗里德里卡照顾他，给他不少安慰，使他的心情不至于太忧伤，也使他不至于太绝望。
时光荏苒，不久，歌德满19岁了。这一天，他拖着病体，登上邮车回到了家乡。
本来想培养儿子成就一番事业的父亲，站在楼梯上见到儿子拖着病体回来，不免大失所望。母亲见到儿子生病，瘦得不像人样，既伤心，又心疼。
最欢迎歌德回来的，是他的妹妹科纳里娅，她认为在家庭中唯一能和自己说到一起的就是哥哥。
自从歌德离家上学，父亲卡斯帕尔先生把自己好为人师的癖性全部施展到女儿身上。繁重的学习和功课压得科纳里娅喘不过气来，正常的社交和娱乐都被取消，她很自然地怨恨起自己的父亲，现在，自己思念的哥哥回到了家中，科纳里娅自然欣喜不已。
在她的眼里，哥哥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物，科纳里娅很崇拜他，她精心地照料哥哥，使歌德的身体渐渐康复。
原来，歌德得的并不是肺病，只是严重的咽喉炎。歌德静静待在自己的阁楼上养病，他经常穿着睡衣，坐在房间里看书，整理自己在莱比锡期间的作品。
在这期间，歌德开始用化名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是，他还是一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远还没有恢复。不久，他的咽喉炎还没有完全好，却被又一种病魔击倒了。
这一次，他患的是严重的肠胃病、消化系统故障，医院的医生对此束手无策，歌德以为这一次自己是死定了。
在这危险的关头，焦急万分的母亲逼着医生拿出他的万灵药来。原来，这位内科医生信奉炼丹术，秘密自制了一些药品，谁也不公开提起这些药，因为根据法兰克福的法律，医生自制的药品是不合法的。有一种助消化的药粉，他不那么保密，但是还有一种重要的药剂，那是医生准备在病人极其危险的时候才应用的，而且也只给那些相信他的人服用。不过，还没有人看见过或体验过它的功效。
歌德的母亲伊丽莎白不愿意看到儿子年纪轻轻的就死去，她几乎要跪下来乞求这位医生：“求求你，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我们！”
医生也很难过，他看了看卡斯帕尔先生。卡斯帕尔先生这时也恳求他：“医生，不管您用什么办法，请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我们不会让您承担什么责任的。”
医生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在深夜赶回家里，拿来一小瓶结晶体的干药，用水溶化后，让歌德吞下去。
本来，这是歌德父母对儿子病急乱投医的办法，没想到，歌德的病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歌德的母亲除了做家务和关心孩子们之外，还把一些时间花在与女伴们探讨宗教信仰上，这样一来，歌德家便常常出现一群信仰宗教的女士们。歌德在家中养病，常和她们接触，其中有个叫冯·克莱顿贝格的女士最吸引歌德。
克莱顿贝格女士和歌德的妈妈年纪差不多，可她却一直没有结婚。她穿着整洁，举止优雅，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却很喜欢歌德这个病弱的青年，认为他是一个需要关心的孩子。
她每次来歌德家，都要和歌德谈论一番。她把自己对于痛苦的体验说给歌德听：“病痛是我们身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它，那么健康就不能引起我们的喜悦。”
歌德觉得她的话很耐人寻味，就常常和她说话。因为病痛，再加上这些年来的感受，歌德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他告诉克莱顿贝格：“我觉得上帝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善良和正义，他总是伤害尊敬他的人。”
克莱顿贝格是基督教的虔信派教徒，对上帝十分虔诚，听歌德这样谈论上帝，简直吓了一跳。不过，她马上用温和的声调说：“如果你觉得别人对你不公正，而使你恼怒的话，恢复心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检讨你自己的错误。”
听了克莱顿贝格的话，虽然歌德并不同意她的观点，可当他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又突然想起克莱顿贝格的话，并遵照她说的去检讨自己的行为，果然，歌德觉得自己的情绪好了很多。
克莱顿贝格还介绍歌德看虔信派教徒弗里特·阿诺德的《教会和异教徒史》，这本书提到了平民的原始基督教，给了歌德很大启发。《教会和异教徒史》让歌德明白了阻碍人们挣脱官方宗教信仰是多么矫揉造作，多么虚伪，也明白了国王为什么要求宣传教条，为什么要严厉惩处异教徒了。自此以后，歌德决意和神职人员教给他的一切决裂。
平凡的克莱顿贝格成了不平凡的歌德的思想引导者，最直接的影响是歌德在莱比锡期间养成的不安的心绪在其鼓励和安慰下慢慢消除。
但肉体的苦痛还是令歌德夜不能寐，他翻来覆去，思考艰深的宗教问题，他想：“上帝在创造圣子和圣灵的同时，一定同时创造出了魔鬼，魔鬼是反对上帝的第一个叛逆。”
“可是，这个魔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歌德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为此构思出了诗歌中的一些新的形象，他用普罗米修斯这个叛逆者来代替背弃上帝的魔鬼。
可以说，“魔鬼创世说”成了歌德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前奏，同时和别人对叛逆者形象的描述相反，歌德特别强调上帝与人之间的冲突，因而对于人与叛逆者的同一性的肯定就包含了积极自主和自我负责的行为，这是他从普罗米修斯颂歌直至浮士德诗歌的主要特征。
因此，创世说首先对歌德美学观点的形成起着很大的作用，后者第一次认真地推动他去掌握那伟大的人类形象，而这形象的本质结果也就决定了他的诗歌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
虽然死亡的阴影还笼罩在歌德的病榻之上，但此时的歌德已不甘忍受死亡的摆布了，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并重新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